毛泽东与遵义会议上的“四个最”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因遵义会议而彪炳史册，遵义会议因毛泽东而光耀千秋。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情缘。

毛泽东最先提议“搞个扩大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挺进遵义。1935年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里。晚上，周恩来赶了过来，查看他们的宿营地，向他们通报遵义及周围的敌情、民情和社会情况以及红军的部署安排。同时，周恩来还带来一些中革军委二局侦听电台截获的敌人电报抄件，并就军委纵队在遵义的活动日程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此行更为重要的事项，是来找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定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范围及可能的组织调整方案。

看到周恩来一脸的疲惫，王稼祥关切地说：“恩来同志，你可不能累垮呀！”

毛泽东鼓励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见周恩来行色匆匆，张闻天打断了毛泽东的话题：“抓紧时间，商议正事吧，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也打断张闻天的话：“我看这次会议应该扩大范围，除了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把军委的负责同志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请来参加，他们处在斗争第一线，应该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问周恩来：“你说是不是？”

周恩来看了看张闻天、王稼祥，回答道：“我看可以吧。然后他又问张闻天：“你的意思呢？”

张闻天说：“不一定都来嘛，来几个就行，还是以政治局成员为主。”

毛泽东接着说：“那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的同志能来几个就几个，根据实际情况定。”

上述情况，据毛泽东身边秘书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20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也作过类似的回顾：

“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正如毛泽东回顾中所说，在毛泽东的首先提议和张闻天、王稼祥的附议支持，以及周恩来的共同努力下，博古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确定于1935年1月15日正式召开。除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

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后，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遵义会议）主要的报告”。

毛泽东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上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从而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同时，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他还指出中革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

李德也曾回忆，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为了用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军思想，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大会师后，毛泽东即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讲演的内容即是他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最先透露遵义会议相关情况

遵义会议后，由于敌人已逼近遵义，红军即向赤水地域移师北上。1935年1月29日，当红1军团第1师准备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时，毛泽东派红军总司令部一名参谋找来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等人，和他们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毛泽东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毛泽东说，1师及其他不少部队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行！没有问题！”李聚奎回答。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泽东又问李聚奎1师还有多少人。

李聚奎答有3000多人。毛泽东认为3000多人编一个团又太多了一点。由于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来到扎西，红1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师级编制未变。

这是李聚奎等人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情况，他们听了毛泽东的传达都非常高兴，印象特别深刻。李聚奎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

李聚奎等回到部队后，立即向师里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十分高兴，一致表示要按毛泽东讲的办。

遵义会议后，由于军情紧急，来不及传达会议精神。中革军委曾用电报或个别告诉方法先向团级以上干部打招呼，让基层指挥员了解遵义会议情况。据目前有史记载的，毛泽东向红1师干部打招呼，是最先向团级以上干部透露遵义会议的相关情况。

责任编辑：周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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