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参加者的回忆—毛泽东

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产生的。……第三次是王明路线，时间最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这条路线是共产国际制造的，当时，王明发展了李立三的错误，在军事、政治、组织等一系列问题上，坚持错误的冒险主义，结果把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只好两条腿走路。一万二干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丁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

(1961年6月21日同外宾的谈话)

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才开始批评这些错误，改变路线，领导机构才独立考虑自己的问题。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除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之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

(1963年4月17日同外宾的谈话)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厂，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沦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我们在十个年头之内—一从—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五月现在的七次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主要的成分，是四中全会选举的、五中全会选举的，不是六次大会选的；六次大会选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二十五个人里头，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会选的。我们和这样一个中央里面的这些同志一道共事；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的少了一点，乱子闹的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经验?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就是积极领导或拥护四中全会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部分人，出来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现在大家把这个帐挂在我身上。我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一一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1945年5月24日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为什么我们过去虽然犯了许多错误，把南方的根据地统统失掉，被迫举行一万二干五百公里的长征，但是没有被消灭掉，保存了一部分力量，继续搞革命，最后取得胜利呢?有两个方团的原因：一个是封建剥削．帝国主义剥削很厉害，这是客观原因，是经常存在的；另一个是主观原因，就是要是不克服一九三四年以前那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把革命引向失败的教条主义的话，我们的革命早就垮台了。经过遵义会议，我们改变了错误的路线；终于我们这些人从少数变成了多数，党没有发生分裂。张国焘搞分裂，另外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当时就有了两个中央委员会，但我们终于还是克服了张国焘路线。红军原来有三十万人，经过万里长征，剩下不到三万人，不足十分之一党员最初也有三十万左右，经过长征，只剩下几万。但是，这时我们不是更弱更是更强了，因为我们取得了经验教训，我们的路线比较正确了，我们总结厂一九二七年犯右倾机会主义遭受失败的经验，也总结了一九三四年前几年间三次“左”倾路线把革命引向挫折、不得不举得万里长征的经验。挫折，失败也有好的一面，教育了我们总结历史经验，

(1963年3月6日同外宾的谈话)

在长征路上，我们开始克服乇明“左”倾路线。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开会，但未完全解决问题。抗日初期又出现了王明路线，但这次是右的。以后我们用了三年半时间进行整风运动，研究党的历史，学习两条路线，终于说服了犯过错误的同志，然后才能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七次大会上，团结了全党。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些同志大多数改好了。只有王明，虽然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但是不承认错误，他现在住在莫斯科。

(1961年6月21日同外宾的谈话)

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已被清算，但没有彻底。凡是一个东西不搞彻底，就总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因此又出厂一些乱子。从六中全会到七大这个时期彻底地清算了。

(1945年5月24日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一年的，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化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1963年9月3日同外宾的谈话)

我们得到一条经验，任何一个党的纲领或文件只能由本国党来决定，不能由外国党决定。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吃过亏，我们为什么走了二万五千里，军队由三十万人变成二万五千人，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白区的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这就是由于王明路线。一九三—年我们党的四中全会决议，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起草的，并强加于我们，这个决议也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以后我们独立自主。在长征路上，我们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从那时起，即从一九三五年一月起到一九四五年的十年中，我们进行过整风，用说服的方法把全党团结起来。我们的军队又由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根据地的人口有一亿。

(1964年3月23日同外宾的谈话)

我们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本国现实情况的。这一点，我想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你们也是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你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结果，南方的根据地全部丢失，经过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剩下不到三万人。这是不根据本国情况。机械搬用别国经验的结果。以后，我们接受了教训。从一九三五年起，开始总结经验，在抗日战争初期又认真地总结了一次经验，制定出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总路线——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路线。有了总路线还要有一整套具体政策，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成功的。具体政策要经过实践才能使我们取得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没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是不能取得真正的经验的。

(1962年9月30日同外宾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85年第1期)

责任编辑：周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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