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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经济新常态:怎么看与怎么办

2015年01月12日 14:54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阐述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与特征,很深刻也很全面。从中可以看出,“新常态”是一个与“旧常态”有系统性区别的整体状态,因而有人用“系统切换”来描述旧常态到新常态的转换。当然,各地因为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比如安徽适应新常态的具体做法,相比苏浙沪等发达地区肯定有区别。但可以肯定,安徽不可能置身事外,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发展思路和心态要作整体性调整,在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过程中甚至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一、历史、辩证地认识旧常态,从主客观统一上认识新常态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史无前例的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不仅外国人想不到、看不懂,也超出我们自己的预料。旧常态作为我国经济较长时期的常态,我们不能单从贬义的角度去认识。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高速度,和计划时代所犯的严重错误有实质性区别。高速增长作为中国经济曾经的一种常态,之所以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地持续了30多年,是因为我们在很低的起点上,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大前提下,由渐进和持续的改革开放、人口红利释放、高储蓄率、有利的国际环境、巨大的后发优势、特殊的“三维市场体制”共同支撑,才有了超乎预料的结果。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本身是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经济发展的成果,使中国发生了几千年没有过的大变革,迅速从“前现代社会”进入了现代性社会,国家的地位、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现“中国梦”有了雄厚基础。

应该说,旧常态也有负面的东西。有一个时期改革滞后,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力度和方式失之简单,导致一个时期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大量累积,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综合症越来越突出。在旧常态下,速度下不来,全面推进改革尤其是涉及 “自我革命”性质的改革难度就特别大。但应当看到,问题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旧常态赖以延续的客观条件没有消失,系统解决问题的决心就不容易下。可见,办法和决心往往是被倒逼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旧常态是中国通过渐进改革推进现代化曾经经历的一种状态,从正面和负面两个方面为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所谓的机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挑战转换过来的。正确应对挑战,旧常态积累的问题就转化为机遇。政府大力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加大反腐败力度,就是从一个重要方面抓住这样的机遇。反之,挑战和压力就会更大。

客观地看,潜在增长率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到改革发展的方方面面,意味着中国经济总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指出的是,新常态事实上包含了客观趋势和主观努力两方面。如果没有主观上的恰当应对,体制障碍和旧常态下的思维惯性依然如故,单纯速度的下降并非必然带来结构和动力的优化,挑战也不一定能转变为机遇。所以,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认识和应对新常态,客观趋势是基础,主观努力和正确应对是关键。现在,增长速度已经趋缓,这是一种压力。面对压力,破除旧的体制障碍,扭转旧常态下的思维惯性,显得特别重要。

 

二、适应新常态的主攻方向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决定中,最突出的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市场,一个是治理。市场是指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治理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包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市场和治理两个方面密切相关,发挥市场作用离不开治理的现代化,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市场制度现代化,特别是政府介入市场、治理市场方式和能力的现代化。

市场活力和动力的核心是什么?我们知道,现代意义的市场社会,人的经济活动客观上要围绕资本价值增殖进行。原因是,市场企业是建立在“资本的基本形式”之上的组织。无论国有、民营、大中小微企业,所运用的资本如果不能实现价值增殖,就失去生存的基础。创新也离不开市场企业围绕价值增殖的极大努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深层次上也是资本投资与盈利的环境与能力问题。在整个市场大形态中,不同发展阶段都有陷阱,既有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也有高收入陷阱。由于市场化的基础是资本化,不管是哪个阶段出现的增长陷阱,其实都与资本盈利条件和能力有关。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多数企业能够在变化的环境中按照资本价值增殖的要求正常运转,投资的边际报酬保持适当水平,社会经济就能保持增长态势。反之,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企业能力下降,社会经济就会出现停滞,落入陷阱。可见,对于市场社会来说,经济增长是常态,不增长就会遇到困难,这是资本形式决定现代社会经济组织的必然结果。中国从人均水平和追赶式发展的实际出发,致力于稳中求进,是根据现实国情提出的。新常态下稳增长,更重要的是看多数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活力,看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看吸纳就业的能力。

我国在渐进的市场化改革中形成一种政府、企业、个人“三维市场体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和企业一起充当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且其作用往往比市场企业更大更强。政府不仅直接拉动GDP增长,也为资本企业投资盈利创造特殊环境和条件,这是中国追赶式发展比当年日本、韩国的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更长、速度更高的重要原因。这种“三维体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离不开当时客观条件的支持。但必须看到,不少企业靠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优惠来盈利和发展,不利于企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还有居民消费占比过低,最终都会限制经济增长。所以,新常态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旧常态下激励投资发展的许多措施在新常态下往往不再适用。新常态下做大做强市场企业这个主发动机,关键是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政府在加强有效监管的同时大幅度减少各种干预和干扰。我国的市场制度虽然初步建立起来了,但毕竟时间太短,资本企业和资本市场作为现代性经济组织还有许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市场组织和市场制度的“社会技术”含量还有待提高。这是提升企业活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社会总资本的范围扩大了,单个资本和社会总资本的关系更加复杂了。在新常态下,如何在总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创新发展能力,变得至关重要。至于资本的内在矛盾,需要通过创新的治理,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克服。

在新常态下,安徽像全国一样,要以新的心态和方式谋发展。安徽的发展水平,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目前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未来一个时期,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市场企业的能力和发展前景上。应当更好地掌握运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创造宽松有序的投资发展环境,根据安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招商引资,借助优胜劣汰、集群发展、创新发展等市场固有的机制,保持安徽本地企业和外来投资企业旺盛的活力。对于具有传统优势而目前由于速度放缓陷入困难的企业,要鼓励他们通过市场手段解困,比如有的大型国企跨省投资、搞“范围经济”,兼并重组等等。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112/79619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