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连芳：关于加强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思考

 

                      靳连芳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大家上午好，特别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我们基层的同志来交流关于《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命题。共产党特别重视党的建设，从近年来更能感觉到这样一种中央的指向。但是对于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度还是十分有限的。

今天的课怎么上？我特别喜欢冯友兰先生的一句话。冯友兰在讲到哲学问题的时候认为有两种，一种是照着讲。所谓照着讲，就是照本宣科的讲，介绍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这是照着讲。除了照着讲，还有一个接着讲，就是除了介绍别人的东西，还得把自己的一些感悟讲进去，传达给受众者。受这个启发，今天咱们的课怎么上，我也按照这样的思路，一方面照着讲，照着咱们中央的精神、照着北京市的精神来讲。同时，我还整理了与非公企业相关的内容，在课程中跟大家一起回顾、梳理，这是照着讲。另一方面，所谓接着讲，就是我把接触到的实际工作当中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最终要落实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和非公企业这样的一个关系。

其实，讲到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大家觉得这个不是新的概念。对于“服务”的概念，在座的老同志应该不陌生。我记忆中的“服务”这个概念最早产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当时让我们背“老三篇”的时候，“老三篇”第一篇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为一个名叫张思德的普通战士写的，他烧炭的时候因炭窑倒塌牺牲了。但是他牺牲之后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毛泽东就为张思德的这个事写了一篇《为人民服务》。我印象当中，还能背下这一段,“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其实那时候，我知道了共产党和它的军队得为人民服务，也就是那个时候已经产生了“服务”的概念。后来，“服务”对我们的要求是更如雷贯耳的，是不间断的。我记得建国前后的那一段时期，毛泽东对这些方面强调得特别多，强调我们党就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能三心二意地去为人民服务。讲到为人民不能脱离群众的时候，我记得看过这样一篇材料。当时我们的中央到了北京，曾经到了颐和园的时候，当时中央社会部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把颐和园的群众都清场了。当时我们毛泽东同志讲，“你傻呀你？你把水都淘干了，鱼还不死了？”所以我就印象当中，就是各种信息都在向我们传达着，你只要是共产党，你只要是人民的军队，你就得为人民服务。所以“服务”这个概念，对我们一点不陌生，特别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说记忆非常深刻。

但是大家想想，虽然这个不陌生，可是作为“服务型党组织”这个概念提出来，还真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十七大的时候已经提出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四个作用，就是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到了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共产党90周年的大会讲话当中，把这个思想进一步地明确，“要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和基层干部的基本职责”。2012年的十八大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概念。也就是今天我们围绕的主题，其实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来就是十八大会议上，就是“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十八大之后，各种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报告中就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做了一定的宣讲和研究。2013年6月的全国组工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提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以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统领，推动基层方方面面的工作。接着中央在2014年5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全面地部署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工作的意义、主要内容以及一系列包括机制、方式、方法、组织保证等，做了顶层设计。。

所以，我围绕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跟诸位沟通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对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意义的认识，换句话讲就是重要性的认识；第二个就是基层党组织服务什么；第三个是怎么服务的问题。其实这三个问题，应该说第一个要回答一个为什么的问题，第二个要回答干什么的问题，第三个要回答怎么干的问题。

一、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

我觉得大家对“服务”的概念已经非常熟悉，但是从“服务”到现在提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不仅是表述的变化、概念的变化，其实它确实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那么怎么看待中央现在非常鲜明地提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概念，而且非常强化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当前中央提“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到底要干点什么？我想是不是可以以下几个视角来理解它的重要性。

第一，实现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精神和工作部署的需要。十八大之后，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其中有几个非常重大的会议，那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但是我想请大家注意，就是作为我们基层要抓住“三个全面”。一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很多的学者反复地讲，从建设到建成，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非常重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这一代领导人部署了到2020年要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和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几步走的第一步是相吻合的，我们国家第一步是什么？叫做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第二步是什么？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就是在2049年时候基本实现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系列的部署，基本上都定位在了2020年。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是归纳了2020年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那接着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把握一个什么主题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握的一个主题思想是什么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果我用图形来表示的话，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体现这代领导人的部署。2020年，我们要达到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顶点。“三角形”的一个边（斜面）为全面深化改革。通过改革那些不适应的方面，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的社会。那么这个“三角形”的另一个边（斜面）是什么呢？是全面依法治国。如果说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力支撑，那么全面依法治国它就是保障支撑。就是这三者架起了十八大到2020年，这代领导人的部署。进而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贯彻这样的一套精神之间，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什么关系。习近平在讲到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精神的时候说，十八大精神是总源头，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是姊妹篇。这两个会议是对十八大精神的具体化。许其亮在部队系统的学习四中全会精神的会议的讲话当中，他谈到说：“实际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领导人都用姊妹篇，或者用车的两个轮子、鸟的两个翅膀，来讲这两个斜面之间的关系，但是好像还是形象化的表示，它们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王岐山有一段话，他说：“四中全会是对三中全会战略部署的深化，体现了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在某种程度上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是一种破，要破除那些妨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机制和体制的障碍；全面依法治国是一种立，但是大家不要对应地去理解它，好像破多少，立多少。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不是一种对应的关系，全面依法治国只是一种指向。通过这个深化改革我破除了一系列不适应的方面，包括经济、政治，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党的建设。依法治国昭示大家以后要按规矩办事，破了不是没规矩，而是更要按规矩办事，按法律办事。在规矩和法律的轨道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所以十八大以来，这几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表现出来重点我们要抓住，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但这些和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回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上，深化改革是一种动力支撑，那它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句话说得特别绕口，其实网民有一种说法说，如果说到邓小平的话，人们马上想到了“发展是硬道理”；谈到江泽民就想起了“三个代表”；谈到胡锦涛人们就想起了“科学发展观”；谈到习近平想什么呢？“中国梦”，但还应该有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很多同志听过三中全会的辅导，其中特别讲到了管理到治理，又是一个字的变化。但是这个字的差别，有很多的学者专门进行了研究，就是说从管理到治理到底有一些什么内在的变化，或者基本含义的变化。我看了一篇文章跟各位沟通一下。一个就是主体的变化。管理的主体是相对单一的，是党和政府。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那也就是说除了党和政府，还有企业、社会组织等等，大家都是治理的主体，大家的身份是平等的，这是主体的变化。从“管”到“治”，运行机制的变化，“管”的运行机制强调的是从上到下的运行机制。那“治”呢，除了有从上至下的运行机制，还应该有从下到上的的运行机制。从方式方法上来看，过去的管理更加强调的是一种权力的影响力、一种行政的影响力、一种组织的影响力。但是治理除了有这些，同时还应该强化一种法治的意识、一种规则的意识、一种协商的意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治理的主体，大家身份是平等的。所以有些事，我们可以参与协商。从过去的“管”到现在的“治”，它不仅仅是一个字的变化，实际上内容有很大的调整。就是说我们将要建立的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将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自然影响国家层面，包括党的建设，你一定需要在执政的理念上、执政的机制、体制、方法，甚至一些内容上，都要做相应的调整。这种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本身就对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挑战性的问题，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一种转变。

 

再来看全面依法治国的问题，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体系是首次提出来的。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已经宣布我们初步建成了法律体系。法律体系是文本上体现的，那么现在提出了法治体系，换句话就是要进入实施的阶段。王岐山在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他讲了一段话。他讲到全面依法治国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依法治国从根本上讲是对党自身提出的要求。承诺高，期盼更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旗帜一旦举起来，党就必须提高依法执政水平，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当时我看完这句话，对我的冲击力非常大，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党自身的要求。现在你必须要走依法的这样一个程序，你要解决“四个善于”的问题，通过法律的手段把你的意识上升为国家的意识；通过法的手段，推荐干部得以重任的问题，等等。实际上是对我们党自己的约束。

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无论是全面依法治国，都是对我们党自身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在这样的一种要求下，我们党自身就需要从理念、机制、体制上，从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方方面面都要适应这种要求进行相应地调整。在这样一种全党思想都要进行相应调整情况下，作为我们基层提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我们要以“服务”为定位来调整我们基层推进党的建设，包括思路、机制、体制、方式、方法一系列的问题。以“服务”为定位调整我们自身和我们中央的整体的部署应该是一致的。全党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框架下，党自身要进行调整，作为基层将以“服务”定位进行自身的一系列的调整，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为什么在当前提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它实际上是实现十八大以来党的一系列精神和工作部署的需求。

第二，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定位和功能的要求。作为执政党要实现自己的执政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基本上是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对国家政权以及相匹配的资源的调配和使用；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社会各种关系的整合，通过这种执政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执政目标。那就需要我们好好分析下，我们党的组织是分三级：中央、地方和基层，能够掌控执政资源的应该集中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而我们基层党组织最大的资源是什么？就是我们直接面对群众，我们要通过我们党组织的形象，来使老百姓和党员来认同党，我们并不是通过对国家政权资源的这种调配来实现你的执政的目标的。所以，基层党组织的最大的资源优势就是你生活在老百姓当中，你直接面对老百姓，你实际上起到一个嫁接中央地方与老百姓之间的这样一种桥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共产党是个执政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依靠着行政权力，依靠着组织资源来传达党的各种主张，实际上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所以，本来共产党应有的“服务”应该是共产党拥有的最大的资源。你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党有什么？我们确实一无所有，但是当时你一号召老百姓，你一号召那些战士就能跟你冲上去，为什么？我们建国初期，虽然我们刚成为执政的党，但是我们当时基层的动员力也是非常强的。可是为什么共产党执政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我们自身的这种资源优势在现实当中似乎受到了一种挑战呢？这原因是非常多的，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恰恰把自己优势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弱化了。我们强化了什么？我们强化了一种权力的意识、一种权威的意识、一种行政的意识、一种组织的手段。所以，在现代这个情况下，我们强化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就是让我们正确地认识基层党组织最大的资源是什么，如何来发挥资源。党章对于各种组织是有不同的定位，但是无论你定位什么，都得去服务老百姓。所以，服务型党组织这个意见提出来，就是要寓领导和管理于服务之中，就是要通过服务老百姓来体现你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其实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命题，也是我们光荣传统。但是长此以往，我们这个传统确实弱化了。现在的情况就是找回基层党组织真正的优势所在，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

第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需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是这一代领导人提出来的，但是这一代领导人非常强化这个思想。执政党对腐败的零容忍，“既打老虎也拍苍蝇”的现实的举措，让人们体会到“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决心。2014年10月8号，习近平总结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他接着讲的是什么？是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做了八项硬性地规定。据有关的学者说，在那个讲话当中，“严”这个字出现了98次。实际上就是要我们进一步把群众路线教育实现活动成果要巩固下来，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实际上这是在高压态势之下取得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解决了不敢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不能、不愿的问题。他讲，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之后是不是“水过地皮湿”，是不是“四风”问题“涛声依旧”。所以他布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八项任务”。但是接着大家注意到，2014年11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当时在福建工作考察的时候还讲到了，贯彻中央“三个全面”。但是12月份的时候，到江苏视察的时候，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四个全面”，那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我刚才讲到中央一系列精神的时候，我当时只讲了“三个全面”，因为这个问题我想单提出来讲，实际上应该叫做“四个全面”。习近平在12月份，刚从江苏考察回来就讲到了，我们要抓“四个全面”。要使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一代领导人不仅仅以他的实践，而且以他的理论，以他的决心向国人展示了，共产党要管自己，而且要管到底，这个决心是不动摇的。

为什么这样去管党治党？而且这个管的力度是非常得大，我们这十八大以来，在反腐这个问题上，这代领导人出现了五个前所未有，包括反腐的力度前所未有，纪律要求之高前所未有，纪律要求的层面要求之高前所未有，打击的力度前所未有等一系列的问题。习近平到咱们庆丰包子铺去吃包子，出现了一个“主席套餐”，吃的东西也被老百姓引申到了反腐层面上。习近平确实要向国人、全党昭示了这样一个思想。但是管党治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它的指向是什么？是不是管成和老百姓脱离得非常远？是严格地遵守法律、法规，但是什么也不干吗？是制造一个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清白无暇的党吗？不是这样的。管你、治你最终是让你别脱离老百姓，因为你是从老百姓当中产生的，你离开了老百姓是寸步难行的。所以，管、治不是管得笔杆条直了，而是让你要和那些脱离群众的人决裂，你要脚踏实地地为老百姓去服务，这是管党治党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说，以老百姓来衡量你能不能永远存在下去，能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实现自己的执政使命。所以在这样的一种高压态势下，我们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提出服务，你就是要以服务为“杠杆”，以服务为“标尺”，来约束我们基层党组织。也就是说您要做点什么、想点什么、干点什么都要以服务百姓为“标尺”，以此保持我们基层党组织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不矛盾的，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在当前把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服务的内涵明确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它不仅仅是一个提法的变化，它实际上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我们站在这样的高度，这样的全局的角度来理解，基层服务型党组织这种要求、指向和要落实的任务。当然这一块是比较宏观的，就是我自己想到的，和诸位做一下沟通，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二、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主要任务

第二个，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服务什么？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是我们党的工作大局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到底服务点什么？如果我们简化讲就是“五服务”。对这“五服务”的后“四服务”，我们在座都非常熟悉，“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刘云山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表的这个文章当中，增加了一个“服务改革”。

我们实际上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服务点什么，简单的讲“五服务”：“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这个“五服务”，我们怎么来理解它？在《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当中给“五服务”做了细化的要求。

 

第一，   服务改革。

基层一定要服务改革，但是现实当中我们会有疑问，改革好像是一种顶层设计，因为它会牵扯到机制、体制很多的问题。三中全会许多决策也是改革的顶层设计，那和我们基层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大家看在《意见》当中对部署基层在服务改革方面，我们至少应该有三方面的工作需要做的。

第一点，宣传改革，凝聚共识。怎么去宣传改革？这是我们基层需要回答的问题。我想到这样一个具体的事情，说北京每天的生活垃圾多少吨？1.84万吨。如果用25吨的大卡车要把这些生活垃圾装起来的话，排队可以围着三环路转一圈。而且北京的人口在不断地增加，流动人口这么大量，生活垃圾的增长非常快。怎么处理这个生活垃圾的问题，显然是个非常挑战性的问题。国外一般是用焚烧的办法，它用高科技焚烧，焚烧之后的体积非常小，而且可以用它来作为电能或者其他能源。但是我们自身的这种能量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大部分采取填埋的办法，填埋造成的结果是，你占用的土地特别大，而且你污染环境，污染地下水源。但是呢，如果要是向国外的高科技焚烧靠拢的话，有一个前提是你得进行垃圾分类。但是你让所有老百姓进行垃圾分类，这个事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事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宣传的问题。如果把这些情况都告诉老百姓，相对来说，对垃圾分类的接受程度恐怕就会更理性一些。包括咱们前些日子公交车票调整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这么调整？当时征求意见的时候骂声一片，说你什么都不长，就这么点福利，你又给涨价了。但是他不知道北京财政在这方面的支出，2013年达到了200.1亿元，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方面支出大了，其他的支出就小了。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可是这个事你怎么去宣传它呢？你如果光说车票涨价，老百姓肯定就不高兴。通过这个事我就想，像车票涨价还算大的事，因为毕竟牵扯到每个人的利益。像垃圾处理这个问题，看似离我们挺远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宣传这些问题。宣传改革、凝聚共识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我们基层去动动脑子，你应该触摸他、关注他的一种利益关注点，也就是说找到他的一种利益有关点，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宣传它，就能跟你形成共鸣。我为什么是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起“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革命胜利了最后又失败了，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最初的时候，那时候那么多先驱者们为人民的事业浴血奋战，不惜牺牲生命，但是当时的媒体是怎么报道的，说老百姓对先驱者的革命如若“隔岸观火”。我就通过这个事，包括最近发生的事，我就想怎么宣传改革的问题，因为咱们基层最大的优势就是便于做思想工作。包括我们非公企业，出资人他的关注点在哪？我们非公企业的一些职工、党员的关注点也在哪？和我们的改革对接到底在哪？首先我们自己想清楚这些问题，宣传改革才能接地气，才能引起呼应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服务改革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服务改革、凝结共识的问题。

第二点，本单位、本行业的改革怎么去宣传？大家知道，我们经济发展的压力变大，对于非公企业的压力可能更大了。现在经济发展出现了这种情况，可能一方面对我们有有利的，你比如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另一方面，整个经济发展的的态势，对中小企业的压力有所增加的，因为你“块头小”，受到的影响会更大。那怎么来使企业发展，怎么使企业转型、升级。我们老说党的工作一定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企业要从实际出发，有为才能有位。我有这样一个体会，我前些日子到一个酒店，这个酒店资产是国有的，但是请外国人管理的。虽然是国有资产，但是外国人管理的，所以人家经营什么、怎么经营是人家的事，就这个事该怎么对接？当时金融危机之后对这些大饭店压力特别大，这个酒店当时党和工会、共青团就组织职工为酒店发展献计献策，当时管理者特别高兴，因为很多人提出了意见，比如咱们怎么节能的问题，怎么建设绿色客房的问题，比方咱们怎么放低身段，原来只接官方的会议，现在咱们是不是接点什么像婚庆方面的单子，而且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吸引客户。管理者特别受感动，因为管理者也在困惑怎么摆脱困境。所以我就想这个事，我们怎么帮助企业能够适时地调整，向哪些方面去调整，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担负着责任。

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自身如何改革。非公领域是一个新的领域，是不是所有的理念都已经适用了我们这个工作环境，就是我们很多同志都是从体制内跳到体制外的？大家无论从理念上、从方式方法上更多的习惯于过去的一种传统方法、传统理念。我觉得现在应该研究非公领域党的建设的规律问题，自身发展有哪些规律？对我们党的建设提出哪些问题？我们怎么融入到中心工作当中去？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出资人、党员和职工群众的共同认同？我们怎么组织党的活动？怎么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其实确实难，但是更难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体制内的一种固化的东西，现在跳到非公领域，是很难调整过来的。包括企业融入到属地，融入到社区，帮助社会的公益活动。反过来，社会的公益活动对于他外部小环境的创造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它是互利共赢的。

因此，我觉得，服务改革服务什么？服务改革、凝聚共识，如何推进本单位、本企业、本行业改革的问题，以及我们自身调整党的建设一系列的理念、方式方法的问题，这是关于服务改革。

第二，服务发展。

大家注意到“新常态”这个词，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习近平上河南提了这个词。其实这是国外的经济学家先使用的。后来习近平在民主党派人士座谈的时候再一次讲“新常态”的问题。当时讲“新常态”是针对经济问题讲的，但是现在在社会上已经泛化了，方方面面都讲“新常态”。比如刘云山讲“要使管党治党、从严治党成为‘新常态’。”“新常态”这个词已经行行业业引用。但是我想请大家注意，“新常态”最早是源于经济的问题。什么叫新常态？我看了一些文章，有的文章是这样解释新常态的问题的：实际上这个‘新常态’的问题是‘三期叠加’。第一，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第二，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第三，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学者研究认为“三期叠加”意味着我们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改革开放后，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叫做快速发展，但是现在你必须要有一个放缓思想准备。而且特别大家注意到，刚刚结束的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讲到，在中国的农业连续11年连增，农民连续11年连增收，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发生变化在什么呢？我们现在农业的这种可持续发展遇到了两个大的“天花板”，一个叫生产成本的上升，再一个就是财政补贴的压力。两个“天花板”已经制约我们。还有两个“紧箍咒”，哪两个呢？环境和资源。我国的人均的耕地的占有量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三分之一，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我在人民日报看到了一个新闻发言人讲到，由于水的缺少，长期超量开采地下水，地下水已经造成了一个漏斗区。就是说我们过去的这种快速发展，已经遇到了很大的瓶颈，用“新常态”表示就是大家应该要做好这种思想准备，你应该接受这种“新常态”。李克强说，“我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有关方面反复测算，都认为要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经济增长。我们之所以要稳增长，说到底就是为了保就业。”我们保持年均增长7%的速度，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人思想准备及不上欲望的增长，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渡过这样的时期，怎么做出调整，我觉得我们党组织当然担负着责无旁贷的责任。我刚才讲了酒店的问题，实际上我接触北京市的一个社会组织，他当时采取一个措施，组织了所辖的福建籍在京的商人到北京郊区去考察，去寻找项目，签订了很多的项目，党组织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说这个服务发展的问题确实要面对很多困难。

 第三，服务民生。

2003年“非典”爆发之后，我们对于“服务民生”的概念明确提了出来，而且思想、理论在不断地深化。换句话说，共产党执政这么多年，不是我们不为人民服务，而是我们是否把民生的问题切实地列入党的工作重要议事日程上，好像泛化的多、具体化的少。我们当时缺乏这种的概念，就是也要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非典”这个事对我们刺激特别大。因为老百姓遇到非典对他们而言是突发事件，眼巴巴的希望执政党、政府出手。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没有这种应变的能力，不是我们不想干，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干，我们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虽然我们撤销了几个高官，但是你解决不了“非典”问题。所以大家注意到，民生的概念、社会建设就逐渐提出来。在这样的一种思想指导下，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产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满足于人们更多的需求的产物，是政策的一种产物。所以应该说，中央做的工作力度是非常大的，尽其力去做了。但是应该看到我们欠的账太多了，既有欠账的问题，也有发展起来遇到的新的问题。小平同志讲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那么怎么来服务民生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努力，但是另一方面离老百姓的需求的提升是特别远的。所以有一句话“人在饥饿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吃饱饭以后会生出无数烦恼”。大家体会是不是这样的道理，老百姓希望他的需求你都要去满足。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处于这样的调整时机，但是人的欲望并不因为你的调整降低了，网上调侃非常多。所以怎么服务民生问题？其实民生的问题恰恰在我们基层当中反映出来，比如说我们非公企业到底遇到了哪些问题。我觉得如何服务好民生，至少我们应该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作用，这个我觉得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更是一种社会层面的问题。

第四，服务群众。

其实我觉得服务群众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群众的主体现在多元化。过去群众主体非常单一，50年代叫“两个阶级、一个阶层”，但是现在群众多元化、多样化，所以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群众，比如咱们非公企业出资人的年龄，我记得改革开放那时候都是年龄稍大的，现在很多都是留学回来的“海归”。出资人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非公企业职工的队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都是年轻人，他们在这一个方面视野非常开阔。

我们该怎么服务群众？像耐心说服、典型示范这都是传统的做法，但是最近非常强调民主协商，习近平讲“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因为我现在在研究区域化党建问题，区域化党建里讲到街道、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但是领导核心作用不等于身份是领导，在协商的群体当中也是平等的，大家协商怎么推进区域发展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当然包括法治。

 

第五，服务党员。

这应该是我们始终的主题，如果党员没有积极性，党的队伍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但是怎么服务党员？我上次到东城的一个社区，有人给我讲：“2008年举办奥运的时候，党员要做社会公益活动，他们要派10名志愿者去巡逻，其中有一个人是第11名，巡逻的人里面没有他，但他就找到社区，他说第8个人身体不好，我可以替他去。”当时我去搞调研，我说还有这样的好同志，就是主动要求做志愿者。还有到农村里很多党员是无职的，但是可以给他设岗，就是你可以管理，可以了解情况，能够帮助解决协调的你就帮助协调，维护这个地区的稳定。这个农村的党员特有积极性，为什么呢？在村口贴着责任图，他的家门口还贴着他是这个片区的负责人。我还问了一下，你有给人家物质奖励吗？说一年30块钱书报费。从中我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荣誉感和价值感都是希望被唤醒的，而且也是可以被唤醒的。我们怎么发挥党员的作用？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同志对公益事业的热情特别高，而且真是尽心尽力地去想把事情要做好，包括在座很多同志，大家这么辛苦做事，是对自己价值的一种实现，如果我们再能做出一些突破性的，你就会觉得对得住自己。我就想怎么调动党员的问题？，就是使他有一种归属感、光荣感、责任感，增加他一种内在的动力，而不仅仅是外在的一种压力。就是说你应该让党员有义务，但是也应该让他有权利；你应该让他有责任，也应该让他有温暖；你让他有奉献，也应该有荣誉，要把这几者结合起来。

但是说来说去我们到底服务什么，我觉得我们要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要解决服务的着力点问题。服务的对象当然是老百姓，但是我觉得你提供服务，你一定不能要把群众作为服务的对象，而是把群众作为服务的主体（我还没找准这个词）。换句话说，你不要把群众作为你服务的道具。因为很多的基层反映说我们领导今年年底要做十件利民大事，但是那十件当中几乎没有跟我们有关的。比如说打造仿古一条街，从入口一看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是楼里的电线、污水管道老化等问题却少有人问津。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服务的主体是百姓。而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强烈的问题是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所以说你不能仅仅是把他当做一种道具来服务。我们应该按照百姓的意愿和需求提供服务，而不是按照我们领导的需求去服务，不是按照我们总结去服务。

第二个，服务的永久性、持续性问题，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双向的“服务”。因为“服务”要求我们奉献，要求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要牺牲个人利益。但是如果你总是希望别人为你服务，你不能为他提供相应的服务，你觉得这个服务能够长久吗？我接触很多的社区，我们社区的同志跟我说：“为什么一些小型企业好沟通，因为小型企业职工不多，有一些小问题便于解决。同时，小型企业也会马上就表示，如果你们的社区出了他们力所能及问题，我们帮也能帮忙解决。”所以“服务”是一种双向的。为什么现在北京那么多大的中央单位、市属大单位，他资源用于服务我们的地区该多好。但是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可以不需要你，他拥有资源比你要多。所以我们怎么提供双向服务的机制？需要一种菜单式的，大家各自需求是什么，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加强地区间的沟通，这也是我们选择的重要的途径。

当然，服务的战略性，不是仅仅像以往做点好人好事之后就慢慢淡薄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共产党实现执政使命的角度考虑问题，要使他常态化，积极性、主动性会更强。

非公经济组织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非公经济组织的定位跟社会组织不一样，叫发挥“两个作用”：在企业职工群众当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当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表述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一定要把握的。但是企业要保证它的方向，不要走偏差的，不要搞这种违法乱纪、坑蒙拐骗的事，虽然我们没有决策权，但是一定要通过我们党的影响力发挥作用。我们的组织体系是按照中央的要求，“采取单独组建、区域联建、行业统建等方式建立党组织，加快推进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探索建立网络党组织，通过QQ群、微博客、微信等开展党的活动，拓宽党建工作网络阵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向区域伸展触角，这个应该引起注意。实际上你只要在这个区域，对区域发展就都有责任。在服务功能上，《意见》当中重申了这个关于非公企业的两个作用的问题。

三支骨干队伍，一个是党支部书记队伍，一个是党务工作者队伍，还有一个党员队伍。作为书记队伍，特别提出“四者”的要求：做学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和本组织决议的组织者；做承担急难险重任、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推动者；做凝聚服务党员和职工群众、维护企业和谐稳定的践行者；做推进基层党建创新、增强生机活力的引领者。

三、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方法措施

从宏观的角度我提出了“六个要”，简单地、分别地跟诸位做一下沟通。

解决“总开关”的问题。这是对我们全党各级党的工作者、党的干部的要求，因为现实这个问题遭到非常厉害挑战。其实这个问题似乎是挺宏观的。共产党一路走来，最早靠的什么？他真是靠主义的支撑。张学良曾经说，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因为它有一种主义的支撑，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士兵被包围，没有吃的，可是他们还在一块，被打散了，他们还回来。当然了，他的领导是共产党啊，那是共产党成功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我们问问自己，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什么情况下都跟你走？如果换成我们，还不早就把兵都带没了？所以张学良他有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它有主义的支撑”，这种主义是发自内心的。如果说建国证明共产党能打仗，建国以来证明我们能搞建设，但是现在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这种内外的压力下，在这么多的挑战下，我们能不能把党开创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换句话更具体地讲，你对这代领导真所从事的这样一个事业，到底有没有信心。理想信念是总开关，如果总开关不稳的问题不解决的话，跑冒滴漏、越轨出界等事情就难免会发生。你如果有了这样一种信念，你就可以应对一切挑战。

要有一种担当的意识。在2013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特别强调了理想信念和敢于担当这两条，认为这是当前干部队伍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习近平谈到敢于担当，其实表明你的一个境界问题、一个勇气问题、一个格调的问题，你有多大的担当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那担当什么？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习近平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谈到，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如果我们党软了、散了、垮了，其他的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在这之前提出来，很多人觉得抓党建特空。所以他谈到，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他特别提到了“三个是不是”：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和从严治党责任。请大家注意到，最近刚刚结束的全国组织部长工作会议上，刘云山就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五个从严”的问题，包括“要坚持思想教育从严、干部管理从严、作风要求从严、组织建设从严、制度执行从严这‘五个从严’。”全面治党要从这些方面体现出来，而且书记述职述党建，党建如果抓不好的话，就要追究你的失职的责任。应该说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当然操作性也会越来越落实的。

 

要有真诚的服务意识。共产党是靠着老百姓起家的，在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但是恰恰我们现在遇到了这样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服务百姓，如果没这样的一种意识，没这样一种真情的话，你这个服务型党组织就是一个摆设，就是一个话题。我为什么这样讲，刚才讲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是44年写的，老百姓信他，信他就会落实。国民党胡宗南1947年占领延安的时候，当时他也仿效共产党，居然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处”，和共产党的名字一样，而且他的服务内容是什么，确实从老百姓的事做起，比如你没有文化，我帮你书写家书，老百姓遇到困难我给你送温暖，而且你参加我的这个活动我还给你点物质，比如给你点布和米。延安的老百姓确实来，但是照样骂他，因为他缺乏一种真情，不是说形式上有了就行了，怎么样把我们服务真正落实在实际，实际上是一种真情。古人说,“将心比心胜过佛心”，要以群众之心为心，换位思考才能真正地服务群众。

适销对路的服务内容。总之，方式、形式、感情都得有，您还得有内容。我觉得我们在非公企业上应该打造三个“共同体”：目标共同体，就是你的党建工作怎么融入到企业的管理发展当中；价值共同体，就是打造良好企业文化，围绕主体发展来抓创建、抓党建；命运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双赢。我刚才说的酒店，最后各方面非常好，党旗飘扬，酒店扬帆。我觉得在这方面，总之怎么把两者对接好，形成一种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发展。当然前提是在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下。

另外，对企业出资人的教育引导。我觉得除了我们多个部门联动、多层次定期培训以外，还要鼓励出资人支持非公企业的。企业我们一般都当时表彰党内的党务工作者。石景山除了表彰这个，比如出资人本身就是党的负责人的也表彰，热心党的工作事业的也列了一项。这个只是一种做法，我觉得我们可以吸收这方面经验，也得有一种激励的需求。

行政帮助企业出资人解决实际问题的长效机制。在监督上，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意识。引导领导企业承担相对的社会责任。协调各方利益，保护多数职工权益，发挥党员模范身体力行，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除了内容我觉得还应该适销对路的方式，防止出现“新方法不会用、老方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情况。在说话方面叫，跟新群体说不进去，跟老同志说话被顶了回去。所以我们不光遇到了体制、机制、理念、内容的问题，还遇到了方式的挑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非公企业应该坚持“四个结合”：促进经济发展与党建工作紧密结合，加强宣传引导工作与培育企业文化的结合，加强思想政治观与加强企业管理的结合，以及培养入党积极分子与教育经济管理能手的结合。

当然我觉得在具体工作当中，我们应该学会沟通，增进理解；学会协调，凝聚力量；学会创新，与时俱进。我们参与不干预，协调不定调，引导不领导。

特别是鉴于我们现在的形式下，中央要求“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全面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要有法律意识，遇事我首先得想是不是违法的，再去找相关法律条文，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我们在历史上受到很多的教训。

建立良好的服务机制。在非公企业当中，如何维护职工的利益？实际上出资人和企业、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冲突的。这种情况，因为公会可以直接做工人的代表出现，但是党组织好像又不能做代表，党、工会、共青团工作一体化的问题是我们要考虑的。

基层组织党的负责人，岗位不是靠学问就能招架的住，而是要靠人生经验、要靠人格魅力。特别是在咱们非公企业，一个新的领域，在我们还有“本领恐慌”的情况下，我觉得除了用人格的感染力凝聚这个企业，实际上我们还有摸索的任务，就是在这样的企业怎么推进党的工作的问题。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覃磊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112/7965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