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未来30年，上海城市治理路径

 

编者按　日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发展研究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三分校联合举办“上海未来30年发展视野下的特大型城市治理”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围绕未来30年上海城市发展愿景、如何实现特大型城市的社会善治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现将部分与会者的发言予以摘登，希望引发更多思考。

探究城市治理的上海特点

王国平

去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要求上海的同志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对上海而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同时要深入调研治理体制问题，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面向2050年，上海特大城市的治理应当做好几方面准备工作：

第一，要把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一般规律、全球城市治理的一般规律及其有益经验，同上海的特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要在未来世界与中国长远大变革大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探讨上海未来30多年的战略思路，以及实现这种大变革大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第三，必须要有长远战略眼光和前瞻性。20年前，中央确立了上海“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战略目标定位，其中就有专家学者的智慧贡献；也是20年前，林毅夫等专家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科学分析了中国经济奇迹，正确预测了中国经济总量将赶上美国的时间；75年前，熊彼特提出了创新和经济发展周期理论；90年前，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了长周期理论。这些都说明长远战略眼光的重要性。

第四，要突破原有的体制机制框架和传统思维模式。未来30多年，可能将爆发新一轮科技革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工作生活等都将出现革命性变化，上海应把握住变革的机遇。未来上海全球城市的定位，不仅仅要借鉴纽约、伦敦等当今全球城市，而且要充分考虑到上海的特殊地位和前景。

第五，努力创新上海的治理。核心价值、根本制度、党政组织是上海治理的基础和根本保证。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主体多元、机制多元与整合、空间广泛与嵌合、实体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治理良性互动、上海与国内国际互动的现代治理体系，构建在治理技术维度上多样性、在治理核心上具有统领性、在治理方式和手段上多元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

 

推进社会善治体系的构建

鲍宗豪

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要推进社会善治体系的构建，应从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这两个层面进行。

一、现实社会要构建以公正为基础，制度、信任、共识三个维度的善治体系。

以“公平正义”为基石，从制度、信任、共识三个维度出发重建当代中国的社会善治体系。信任是社会制度得以良性运行的基础和纽带。共识则是信任的升华，是一个互信共享的意义系统，它凝结着一个社会的共同理想，反映了特定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追求，也是维持社会制度良性运转的粘合剂和精神支柱。在中国，社会善治体系的构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思潮。

二、网络虚拟社会要建构基于“镜像实践”与大数据分析的善治体系。

当今世界，网络社区、网络店铺、网络课堂等既是虚拟的，也都可看作是物质实体世界的镜像存在。当前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既要研究“社会”，又要研究“治理”，更要研究“镜像实践”与“大数据”。

一是要研究人们互动与交往过程中，不同人群在QQ、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上发送的各种图片、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背后的情感、兴趣、价值观；

二是要研究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导，在提供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各种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并将结构化的数据作纵横比较，从中发现政府社会治理的客观水平及其未来走势，以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进社会现代化。

三是要有针对当前网络虚拟社会善治的社会预警机制。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运行（控制、管理）的复杂性、艰难性，要求我们加强对社会（包括网络社会）变化发展的风险、安全的控制和预测分析，建立反应灵敏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和治理体系。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提升干部治市的综合能力

朱亮高

对于上海这样一座城市来说，实现干部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的关键所在。这既是一项重要战略考虑，也是党校和行政学院的责任使然。具体来看党校可从几方面发挥作用：

一、建大课堂，注重提升干部创新思维服务治市的能力。城市治理领域各级干部综合素养应具备“三新”，即思想理念的创新、固有知识的更新、实践本领的革新。应加强战略思维，运用整合理念，围绕干部思维模式的创新，办好大课堂，让城市治理相关行业领域的最新理念、思路、举措直接进课堂；整合高校系统、社科界等方面的力量，围绕超大城市治理视阈下的理论性、专业性问题，提升干部学员城市治理方面的专业素养；开展案例教学、现场教学，将课堂放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去，推动理论联系实际，促进干部学员理论学习及时转化为实际治理能力。

二、建大平台，注重提升干部成果转换服务一线的能力。要积极创新模式，运用聚焦理念，围绕科研成果转换服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搭好大平台。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际工作，让科研对接前沿、服务一线；应加强与理事单位密切沟通联系，紧贴行业发展重点、工作难点和群众关注热点，开展科研合作；应与高校系统建立战略合作联盟，畅通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渠道，让视野与思路接轨，让理念与举措融合，使科研合作平台整体升级；　要瞄准超大城市治理学术前沿和热点难点，开设专题报告、学术沙龙、课题研讨，激发科研活力、解决科研难题、转化科研成果。

三、建思想库，注重提升干部决策咨询服务全局的能力。应瞄准中心工作，运用发展理念，围绕城市治理决策咨询能力提升，建好思想库。应利用行政学院、研究机构等平台，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拓宽上海城市治理的国际视野、创新决策咨询的思路；以党校系统为依托，以理事单位、高校系统、研究机构为联盟，聚集城市治理人才，构建有力的决策咨询力量；应当围绕市委市府中心工作，紧贴城市治理的重点领域，利用多种平台、体系资源，以项目、需求和问题为导向，进行相关问题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探究，提升干部解决问题能力，逐步彰显党校思想库作用。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校委委员、第三分校校长）

 

上海社会治理形态的创新方向

唐文玉

未来30年，上海社会治理形态需要向三个方向进行创新：

一是从社会治理的主体层面来看，社会治理形态需要向“大社会”治理的方向创新。随着城市的发展变迁，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会不断地增强，社会将日益从国家当中释放出来，并不断自我扩张和增强。具体而言，需要日益突出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在适合和能够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事务领域，需要推动基层社区逐渐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社区向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社区转变，让社会组织逐渐充当社区治理的核心主体，社区居民委员会也需要不断突出其社会化的特征，日益建构出一种政府与社区居民委员会之间相对独立、平等而又密切合作的关系形态。

二是从社会治理的结构层面来看，社会治理形态需要向“扁平化”治理的方向创新。这包括两个方面：在国家权力体系内部，需要注重纵向权力的收缩和调适以及横向权力的扩张和增强，在“条”、“块”权力的配置上，需要更加注重“块”的权力的统筹配置；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需要注重国家权力的收缩和调适以及社会权力的扩张和增强，需要注重向社会组织和基层社区让渡公共权力，增强社会的自我运转和自我管理能力。

三是从社会治理的方式层面来看，社会治理形态需要向“法治化”、“民主化”治理的方向创新。向“法治化”治理方向创新，强调是政府要日益走向“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境界，社会则需要日益突出“法无禁止则可为”的自由度和限制度。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基层社区的关系以及社会内部之间的关系，需要日益注重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来予以规范、调节和协调。向“民主化”治理方向创新，强调的是需要日益注重建构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和常规化的平台，如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相互沟通、交流、对话和协商的制度化和常规化的平台等。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董洁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116/79676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