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是一场灵魂救赎行动

不管是对官员、执政党还是中华民族，当下习近平主导的反腐都属于灵魂救赎行动，其意义早就超出反腐本身。

历代中国官场鲜有不得“官场病”。这个“官场病”是由官本位文化扭曲和异化权力而来，即把当官的价值推到至高无上。当官成了价值中枢，会让为官者获得阶段性的肤浅的荣耀和快乐，同时伴生精神重负和心理痛苦，因为升官的压力如影随形。更为可怕的是，当官本身成为价值和目的后，便不会有人通过服务社会实现价值，同时派生官场角逐愈演愈烈，无所不用其极。到这时，官员的独立人格逐步丧失，没有了独立人格，精神境界每况愈下，道德底线一再突破。这就是中国官场从来都没有真正遏制住官场腐败的重要原因。

面对“大老虎”周永康、徐才厚，很多人对他们贪欲无度表示不理解——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这样的疑问其实是对人性与权力的不理解。所有掌握公权力者都追求权力效用最大化，在政治生态良好，价值体系端正，制度健全的情况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官员价值实现的途径，为政清廉可期。当价值系统紊乱，制度存在漏洞，人性与权力中的恶就会膨胀，卖官买官就会成为潜规则，甚至是显规则，这时的官场必呈现群体堕落。

原本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与革命性，在一定阶段或状态下解决了封建社会延续下来的痼疾，但由于没能深入探究政治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的方法途径，没有建立起新型的现代政治文明基础上的政治伦理规则，结果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发生变化后，软肋暴露出来。比如利益过度向官员倾斜，等级利益差异巨大，职务上升到一定程度，几乎就拥有一切，甚至惠及子孙。因此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官欲和贪欲。为什么全国出现4万多副处以上超配，出现正部级副部长、副厅级县委书记这些“中国特色”？皆为权力异化所致，官位重于做事的观念和价值评价体系作祟。

“官场病”影响着官员群体，也影响着社会大众。因为官风影响民风，特别是我国的制度特点是资源高度集中于政府，当官员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分配权力后，官场的规则和病灶就传染到民众之中，于是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追求也缺少相应的精神空间与高度，更多人不理解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优雅的生活品质，而是沉湎于功利和感官刺激难以自拔。比如，人民群众都痛恨权力腐败，这种痛恨未必源自公平正义，而是因为利益分配失衡。很多人更希望自己或自己的亲人有机会攫取权力，以享受权力而来的快乐。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化创造力弱，原创性成果不多，难以繁荣起来的人文原因所在。

正是上述问题让我们更深刻理解，反腐对官员、执政党乃至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只有反腐才能消除腐败土壤，改变官场生态和官员的价值追求。因为有了中央的反腐高压，也便有了有力社会监督，官员必敬畏权力，权力边界也逐渐形成，当官不再是一切，权力不能过度张扬，更不能滥用，这时的价值观念也就发生改变。当“权力成为一种负担”的时候，当官就是一种社会或职业分工。当人们都看淡当官，官员因此卸载、解脱，社会大众也因此解脱，灵魂得到救赎。可以断言，当新风尚形成，就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人文品质更新之日，也是中华民族腾飞之日。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有腐必反零容忍的实际行动必将载入光辉的史册。

反腐该推进到何种程度以成境界和风尚？形象地说，当官员知道自己工资单上的数字是多少，进商场买东西开始关心价格，就如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退休后进小店买牛奶，回家后向丈夫抱怨：“牛奶又涨价了！”这时，我们的政府就进入廉政时代，官员就有了生活质感。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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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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