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如何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今天就领导干部如何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谈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学习产权理论，把握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点

什么是产权？广义的产权和广义的所有权是一致的，它的内容包括了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中央的文件一向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定义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

什么样的产权结构和制度决定了什么样的社会类型和性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其中国有经济为主导，各种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一种所有制结构。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到公认，就是美国出版的《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解释什么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的，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经济运行方式是市场占主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占主导，结合起来就叫市场社会主义。当然还有英国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观，瑞典社民党的市场社会主义观，他们解释的社会主义只是福利多一点、计划稍微多一点，并不包含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在财产关系上必须是公有制占主导。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是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在我们的《宪法》里，都明确肯定这个基本经济制度。

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的提法首先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出现的，以后又在其他文件中也使用过，三中全会文件突出地做了一些阐述。从宏观来讲，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都是混合经济，但关键是哪种所有制占主体，如果是公有制占主体，那就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如果是私有制占主体，就是资本主义混合经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早就讲过，我们要发展混合经济。但是他讲的混合经济仍然是私有制为主体的，当然他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而新自由主义就是私有制不仅要占主体，而且是越多越好。

对混合所有制的发展不能做片面的理解。根据中央文件、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我们应当是既有非公经济控股公有经济的混合所有制，也有公有资本控股特别是国有资本控股、非公经济参与的混合所有制。如果要确保《党章》、《宪法》以及三中全会中明确的一些基本经济制度，那么在宏观层面、在全国层面，或者在绝大部分省市里面，都应当是贯彻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经济。但现在有些地区和部门，有些学者主张主要发展非公经济控股的混合经济，如果全国范围内大部分地区和部门都这样做，那么在整个社会宏观层面上就难以确保公有制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

我们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201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3月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又明确指出，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企改革变成某些人侵吞国有资产、谋取暴利的机会。类似的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的会议上也说过。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和政策没有问题，关键是要细化政策。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时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的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

 

过去，有些中高级干部认为国有企业和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没有关系，以为只要共产党领导就行，经济完全可以实行私有化或者说民营化、非公有化，这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也不符合数百年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俄罗斯在改革中有后来担任代总理的盖达尔，以及当时相当于我们国资委主任的丘拜斯，这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在改革前他们就要搞非国有化，改革后他们公开说搞私有化、搞民营化主要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但苏东剧变以后，苏联共产党下台以后他们就说了真话。他们说，当初我们要搞非国有化、要搞民营化、私有化，为经济效益是次要的，主要是让共产党不可能再上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整个经济都是由私人来掌握，那么实际上私人就必然掌握整个媒体，这些媒体都妖魔化共产党，妖魔化共产党的领袖，妖魔化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样公民就会受到舆论的影响。我也问过美国共产党的负责人，他们的经济纲领和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但他们在数十年内都很难掌权，选民也很少。这就说明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强调了国有经济、公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中坚支柱，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下面的经济基础中占主要的地位。这就纠正了有些学者和官员认为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没有关系这样一个长期流行的错误观点。我们在理论上要认识到产权或者叫所有制的极端重要性，在改革实践中要进一步把握在发展混合所有制中的重点和非重点。

关于集体经济。在农村方面，要重视落实邓小平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改革中多次强调的两次飞跃，就是说社会主义农村和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就是从人民公社到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同时又包含集体层经营的双层经营制度。第二次飞跃就是要从这个制度转变为集体经济。小平说，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集体化，但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要用行政措施硬搞，愿意搞的不要去阻止，不愿意的也不要“拉郎配”。

二、学习分配理论，解决财产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按照经济学原理，分配关系是由产权关系决定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马克思说，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当时和现在社会上某些流行的错误观点一样，认为资本主义或私有制的生产方式是好的，是分配方式不好。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里面再三讲到，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决定的。这一点很多人就忘了，只是在分配上面兜圈子，没有认识到生产领域才是最本质的，而生产领域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产权关系。公有制为主体，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可以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如果是私有制为主体的，那就是按资分配为主体。所以，我们国家和党的文件都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这样的分配制度很重要，因为按劳分配的差距相对比按资分配要小得多，既不会产生平均主义，又不会产生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

为什么党的十八大文件要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八项基本要求之一？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共同富裕？为什么小平同志在上世纪90年代多次强调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有5句话、36个字，有的学者只强调3句话，把中间2句话给省略了，只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而不提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不要公有制的，因为社会主义本质的5句话、36个字里面并没有公有制。这是断章取义。邓小平反复讲到社会主义有两个根本原则：第一是公有制占主体；第二是共同富裕，或者说不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本质的5句话似乎是没有公有制，但在邓小平的知识结构里、在他的原则里面消灭剥削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共产党宣言》讲的消灭私有制是一样的，只不过初级阶段我们还不是一下子消灭私有制，还要适当保留私有制，用小平的话就是让它起补充、辅助的作用。党的十五大提到的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再重要也不能成为主体、成为主导，否则社会经济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逐步规范国企收入分配秩序，《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获通过。国企高管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近来年备受质疑。很多问题是一些不良政策导致的，有些政策措施是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制定的。所以，我们要贯彻小平同志多次讲过的有错就赶快改的精神，不能把人民群众对某些不良的改革措施的质疑叫做反改革。

不同分配方式说到底也就是两类基本分配方式，要么是按劳，要么是按资。有人要问，按技术分配属于什么分配啊？假定你在一个企业里面发明了一项新技术，企业奖励我50万、100万，我认为这是属于按劳分配范围。如果你把这50万或者100万折合成技术股放在企业里面，企业盈利了以后按股得到分红，这就属于按资分配了。按经营才能分配也是如此，如果你是担任副总经理或者担任一定的经营部门经理的职务，你有经营才能，这个分配属于按劳分配，如果你是有股权的，这一部分属于按资分配。

 

我们在改革中就是要继续完善推进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这里涉及到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西方经济学、社会学有一个错误的理论，就是认为经济公平和经济效率是反向替代关系。比如说，在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写的《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把四个内涵不完全相同的定义完全等同。他把平等等于公平。这个倒也算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等于。接着，他又把公平和平等等于均等，这就有问题了。因为西方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讲的均等是用收入的两个指标来衡量的。一个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0.2为比较平均；0.3还在合理的范围内，是可以容忍的；达到0.4就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应当加以调整了。另一个指标就是把家庭收入分成五个等分，看20%最穷的家庭收入和20%最富的家庭收入倍数，在10倍以下为比较合理，10倍以上相对就不合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我要指出，这两个收入的指标可以说明一定问题，但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为什么要五等分呢，而不选十等分、二十等分呢？因为这是作者作为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局限性，因为他知道发达国家城乡差距较小，所以当他取五等分的时候，倍数关系比较小。比如，美国大体上是十三四倍，发展中国家经济是二元经济，甚至于三元经济，城乡差别非常大，所以我们中国现在以五等分来看大概在十七八倍，超过了美国。而我们的基尼系数现在也高于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他就可以忽悠全世界，为什么说他是“忽悠”？因为他把前三个概念等同了，公平等于平等、等于均等，均等又是由这两个指标来衡量。这两个指标我们都超过了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说我们的两极分化比他们严重。

我在1996年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写文章指出，西方经济学、社会学是偷换了概念。假定说平等是大体上等于公平的话，公平决不等于他们所说的收入的两个指标，而且也不等于平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实践者发展者，从来没有说过按劳分配是平均主义，但西方学者、政治家歪曲马克思主义，有时候把按劳分配、说成是平均主义。我国改革前将近30年，是计划型的按劳分配，是带有一定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这个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要转化成以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比如分配方式有区别，比如招收职工双向选择，在双向选择的时候可以进行工资收入福利的谈判，采取了企业有自主分配权力、政府制定指导线等做法，这些做法都是市场型按劳分配，而且是货币化程度相对比较高，这和计划经济也是有区别的。所以，公平和效率是同方向变动，是互相促进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越公平越有效率。

从党的文件来看变化。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公平与效率。一年以后，《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又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到十六大之前，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贫富分化已经较大，应该放弃这个说法。当时十六大报告起草小组，多数人没有接受这个观点，所以仍然写了效率优先。但是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就再也不提效率优先了。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习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都强调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再分配中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样一个表述实际上通过否定之否定，又采取了十四大报告的“兼顾说”，而且在初次分配是兼顾，到再分配就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了，实际上就带有公平优先的精神了。这个提法对财产和收入分配体制进一步的改革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的。

三、学习经济调节理论，正确理解市场调节作用

经济调节，也就是调节资源、调节供求、调节利益关系，这个调节在任何社会里面都存在。这个调节是让市场机制去调节，还是由政府来调节，就显示出不同的经济格局。

所谓市场调节，就是通过价格竞争和供求等机制的共同作用来调节商品和资源的供求，引导经济资源在社会各方面流动，使经济利益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相应的分配，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健康发展。这里面最主要的有三大机制：第一，价格机制，通过价格来调节。第二，各类经济主体之间有竞争，优胜劣汰。计划经济时工厂里面有都一句口号，叫“比、学、赶、帮、超”，那个叫劳动竞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在一定方面特别在公有制内部可以保留“比、学、赶、帮、超”的精神。但是从基本面、主要面来说，是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就是优胜企业重点不是帮助落后企业，而是通过占领市场来排挤一些落后的企业，这带有一定的竞争性或者残酷性，当然其中也有互利的合作博弈，但总的来说是优胜劣汰的。第三，供求机制。如果某个领域能赚钱、赚得更多，那么生产要素，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劳动力，就流向了那个领域。此外，还有货币供给机制，货币发行的流动机制等。这些机制加起来发生合力，共同作用于整个经济资源的配置。

由市场调节经济，有一定的优越性，可以把它概括成五点。第一，微观经济均衡功能。市场引导自主决策的个体的生产经营行为紧跟现实需求的变化，从而能调节微观层面供求关系及其平衡。第二，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因为供不应求或者供大于求发出信号，资源迅速流入或迅速撤出这个部门，从短期来说市场信号很有作用，可以调节资源的短期配置。第三，市场信号传递功能。价格的传递、质量的传递、经营人才的传递、竞争强弱的传递、科技状况的传递、经营管理能力的传递，各类企业大家互相摸情况，了解行情，特别是同行业和整个宏观经济信息，做出决策。第四，科学技术创新功能。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引导生产经营者改进生产资料、提高科技水平和商品质量，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提高。第五，局部利益驱动功能。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考虑局部利益来组织生产经营，这样就有局部利益驱动的功能，在一定情况下有利于科技创新，有利于改进生产经营管理，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经济这五大功能强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们从经济学原理看，市场调节功能也有弱点，也有五点。第一，容易偏离社会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比如说个体企业不可能因为社会失业率过高而不解雇他们不需要的员工，他们需要多少就录用多少员工。第二，调节的领域还是受限制的。市场调节不可能把所有的产业部门、经济部门都调节好，比如说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水、电、煤等领域，如果完全采用市场调节，效果就不理想。在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某些领域，比如说教育、卫生、环境保护、文化保护、基础研究、国防经济等等，完全靠市场去调节，就会出问题。第三，容易导致贫富分化。第四，产业协调难度增大。完全交给市场来调节，政府不发挥作用，调节的时间就长，产业结构的升级合理化就有难度，尤其对那些资本投入周期长、具有战略性的产业、一些基础性的产业，只靠市场调节就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第五，现实交易成本有时候会较大。因为市场的信息有时候是透明的，有的是半透明，有的是不透明，并不能完全准确、及时地知道同行的外企业或整个行业或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信息，决策成本比较高。

所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调控经济”有积极意义，但后来资本主义实践的发展也证明市场并不完全好用，尤其是1825年的英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经济危机，1857年世界主要国家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上世纪30年代的整个资本主义大危机，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以及各类大大小小的危机都表明单纯靠看不见的手调节，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难以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起，在经济学上就出现了凯恩斯经济学主张的国家调节（或者国家干预）。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采取新政，这个新政和凯恩斯经济学是吻合的，都是要加强国家对整个经济的干预，这就是适当的发展国有经济。私人不投资，国家来投资。还有，适当增加穷人收入，促进消费，推动生产发展。凯恩斯主义认为，贫富差距不能过大，以及某些地方需要增强一定的计划性、规划性。这样就出现了资产阶级左翼政党、中左翼政党，如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瑞典社民党，采用凯恩斯主义，这使得此后尽管也频频发生经济危机，但没有出现类似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相对较快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体的私有经济性质没有变，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到1974年左右又爆发了一次滞胀。滞胀的出现使得凯恩斯主义部分破产。

凯恩斯主义破产，新自由主义趁虚而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看中了新凯恩斯主义，就是要恢复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一是主张经济完全市场化，叫唯市场化或者叫非调控化，认为政府就像守夜人，只要管管穷人的吃饭、管管国家安全就可以了，别的通通交给市场，不要干预经济，出现危机也不要紧，总有一天会走出危机的。二是私有化，认为私有化程度越深越好。三是经济完全自由化。要维护美国和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经济秩序，要维持发达国家控制的经济霸权等，反对发展中国家改变某些国际规则、国际惯例以及更加兼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要求。四是福利个人化。反对福利政策、福利国家、福利措施，要个人拿出更多的钱，自己来解决福利问题。本来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应当是政府和社会更多的来承担福利问题，但是新自由主义倒了过来。

那么政府调节的功能强点是什么呢？广义的政府调节是包括国家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调节，在我国大陆也包括了各级政府和各级人大的调节，所以广义的政府调节等于国家调节，如果是狭义的政府调节就不包括人大系统的调节了。我们这里讲的政府都是指广义的政府调节，所谓政府调节就是政府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劝导等手段调节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目标。所谓政府调节，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宏观层面，就是政府调节。首先一个变量就是就业，现在政府每年控制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左右，当然如果更低一点最好。其次，还有物价。物价上涨我们希望不要超过4%。再比如说社会总供给、总需求要均衡，比如说国际收支要平衡，比如说涉及到大的国际形势，我们要不要采取某些措施，如企业要走出去，那么政府部门配套要跟上。所以宏观层面政府有很多事要做，三中全会的文件里面也提出要健全宏观调控系统。

第二，中观层面，关键在于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学也是一门学科，区域经济学也是一门学科。他们一是要平衡，这个平衡不是静止的平衡，而是动态平衡。平衡发展也要有非均衡发展，但是差距不能过大，我们开发西部、扶植中部、振兴东北等，实际上都是区域政策。当前我们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解决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这样一个严重问题。改革以来，我们规划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中西部、东北部等区域经济，包括最近两年总书记非常强调的“带路”经济，长江带、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这就使得中央和地方要共同进行积极的调控，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要关注的调节内容。

第三，微观层面。政府是不是什么都不管呢？也不是，微观方面从经济学角度叫国家规制、政府规制。这是从日本方面引进的。规制是在微观领域制定一些条例、一些法规来加以调节。所以，规制也可以叫监管、管理等，指的是各级政府的一种管理。现在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高效性不能完全建立在市场主体的自觉和自律的基础上，政府调节因为有其公正性和权威性，所以能够更好地规制经济主体的合法和诚信经营。比如说通过准入制度、惩罚制度、黑名单制度等经济和管理手段，来维护市场秩序。其中，事先、事中、事后的监管视情况不同而各司其责、缺一不可。

 

所以，政府调节在中观、宏观、微观上是有一些功能强点的，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一样也存在失灵现象。第一，政府调节可能有偏好和不当，就是政府调节因为要靠官员来调节，而各级干部可能有偏好，如果没有经过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的话，就可能偏离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比如对GDP的过分偏好，会导致盲目投资、过度招商引资，忽视民生、忽视生态建设等。第二，政府调节程序有时候会出现不妥。这个决策程序如果出现非民主化，或者措施延迟化，容易导致代价增大化。所以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依法决策、民主决策，而科学决策实际上是这两种决策的一个结果，尽管科学决策有其独立的内容。第三，政府调节的配套性有时候不足。第四，政府调节的某些动力不足。所以政府调节也可能存在四大缺陷，这些缺陷就需要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以及机构过于臃肿、过度审批等。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对于上述问题要辩证处理，既不能错位、越位，当然也不能缺位，这就是说政府调节要科学、民主、依法，才能做到高效。

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和互补作用。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两个更”：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有些人只讲一个更——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第一，不能将全面深化改革看作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简单对立，二者不是对立的、此消彼涨的关系，实际上二者完全可以是互补的关系。第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的基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三，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作用，是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全会专门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做了阐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可以包括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的治理，其中经济方面的治理是基础。经济治理实际上也就是说，市场要发挥好一定的决定性关系，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发挥好作用，也离不开市场的作用，所以双重调节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和日本的市场化程度一样，关键不是要大幅度提高市场化的程度，而是要提高市场化已有程度的质量和效益。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现在中国政府作用太小、市场作用太大，中国现在贫富差距太大，对私人资本的有些收入也不收税，这是不对的。另外，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也曾经写文章提醒中国应当在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不要走极端，不要过分偏向哪一方面，应该走中间路线，应该把市场作用共同发展好。所以，量多量少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和政府还没有各就其位，错位、越位和不到位的现象并存。这就说明政府有关部门需要更有作为，其作为需要更有效果，而不是简单、盲目地缩小政府作用。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在政府调节和治理的范围、领域、力度和强度上必然要略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市场在一般经济资源，特别是在短期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只有让政府在保护市场经济、服务市场经济、监督市场经济中间放得更开、管得更好，才能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得到又好又快提升。

四、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导型的全方位开放制度

经济开放是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制度的第四个重要方面，因为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内在的要求是国民经济实行内外开放，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优势互补和推动经济发展。开放与保护也是一对矛盾，也是存在正效应和负效应的，可以分成适度型和过度型两种类型。

发达国家和开放收益显著的国家，往往在经济开放之前或开放之时中都十分注重自主创新、自立发展和经济安全，突出开放的整体效益和长远效益以及开放的国民福利问题。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我们现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盈、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所以，这种自主开放是把力量放在本国身上，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导型的一种全方位的开放制度，这种新的开放制度要求处理好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引进智力同高效利用本国的资本、智力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关系。

 

冷静面对当前国内外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要注意什么？

第一，注意中资大量过剩的问题。要适当控制对外资的依存度，要选商选资，强调引资的质量，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否则就会出现西方经济学讲的引进外国资本而挤出本国资本的效应。  

第二，构建创新型国家，应逐步适度降低对外国技术的依存度，积极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日本和美国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只有5%，中国原来是50%，主要是高新技术依赖进口，现在我们要逐步降低依存度。虽然很多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总部设在中国，但他们主要是廉价利用中国的科技人才进行科技创新。所以，过去以市场换技术，尤其是想换高新技术、高端技术的战略实际上是不太成功的。

第三，面对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能源相对不足，要适当降低对外国资源、能源的依存度，积极提升我国配置资源、能源的总体效率。以前，我们把稀土卖给西方国家，现在不想卖了，人家还联合起来到世贸组织打官司，结果中国败诉。日本、美国这些发达国家本土的稀土不开发，一二十年来一直在买我国的稀土，我们想适当减少出口，他们还说我们违反世贸组织规定。小平曾经说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但是有关部门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把稀土、煤炭等资源完全交给市场去定价，结果在资源配置上面吃了大亏。日本把从中国进口的煤炭都埋在近海里不用，做为战略储备。

第四，面对出口导向经济的某些弊端，要适当控制外贸依存度，积极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外贸主要还是强调质量、档次、高科技含量。

第五，面对美国滥用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要适当降低外汇储备。外汇储备不是越多越好，最近我们感觉到储备太多也是一个难题，要积极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

在对外开放方面要有一个经济新常态，要有一个创新开放模式。总的来说，要在巩固和完善自主开放、双向开放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开放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统筹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国家权益和民生实惠，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持续健康发展。

讲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凌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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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4/1101/79760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