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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中介”:简政放权的“绊脚石”当拿掉

2015年01月27日 10:19

 

【事件介绍】

 

国务院将整治“红顶中介”李克强狠批:暗度陈仓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进一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会议强调,继续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取消全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整治“红顶中介”,加快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着力铲除滋生腐败土壤。要始终坚持对腐败“零容忍”,不论何人,只要有贪腐,都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早在2014年12月19日,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国务院近日召开的一次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要严防以“红顶中介”替代行政收费的现象。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红顶中介”们蚕食着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

什么是“红顶中介”?

红顶中介,是一种常见的腐败现象,指政府官员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蚕食着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以服务费、会费、协作费、咨询费的名义 “分红”,要么以高房租、超额水电费等享受向主管部门 “进贡”,更有甚者,直接将资金划转至主管部门或者所属事业单位,极大地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红顶,又名红顶子,借指高官。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要严防以“红顶中介”替代行政收费的现象。“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 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红顶中介”们蚕食着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

1、有些中介机构、社会团体与个别部门不脱钩,或者明脱暗不脱,有些中介机构的出资人就是行政部门或者其工作人员;也有一些中介机构的出资人和法人代表虽 在形式上与政府部门不相关,但是背后“操盘者”却是行政部门或其工作人员。这是典型的打着政府的旗号,建设的却是部门或者领导干部的“小金库”。

2、还有一种操作手法就是个别部门借着公权力的“鞭子”,搞起了“体外经济循环”。由于一些部门掌握着行政审批前期资格选拔权、审计、鉴定、评估、参评选拔、注册或公证等职权,便与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做起了“地下交易”。

3、有些中介机构或者社会团体依托行政职能,在年检或者其他审批事项中,搭车收费;有的直接将本属于行政部门的职能 转化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个别部门挥舞着权力大棒,指挥企业或个人到指定或变相指定的中介机构接受有偿服务,为个别公司垄断市场撑腰助威,然后,再与中介机 构进行暗箱分成。

4、分成方式更是花样百出:中介结构和社会团体要么以服务费、会费、协作费、咨询费的名义“分红”,要么以高房租、超额水电费等享受向主管部门“进贡”,要么以高息集资、投资分红的形式与主管部门结成利益共同体,更有甚者,直接将资金划转至主管部门或者所属事业单位。 5、个别部门把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当作单位“捞外快”的自留地,把自身应当承担的费用转由其管理的中介机构承担或者在中介机构报销费用;有些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中介机构领取加班费、补贴、福利等等。

 

“红顶中介”出现的根源在哪里?

政府放权,中介发威

第三方事项有增无减,行政审批之外又筑起高门槛

提起前段时间去税务局办理年审的经历,刘女士仍是气不打一处来。

刘女士是湖南某地一家大型连锁酒店分店的店长,“一开始,税务局要求总部提供所有的票据。但是总部在外地,那么多的材料根本没法寄过来。后来,税务局又要求做财务报表,并且给我们指定了一家会计事务所,不在这个事务所做报表的话,年审就不给通过。”在付出了1万多元的代价后,刘女士总算通过了税务局的年审。

在湖北一家房地产企业工作的王先生,也有类似的遭遇:以前很多在政府部门办理的项目,现在都得去研究院所、检测机构甚至行业协会办理了,“跑一个项目,政府部门审批用不了多长时间,大部分时间都被中介机构评估、专家会审等环节占去了。”

刘女士、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案。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在2013年一项针对企业家的调研中发现,随着简政放权的不断深入,行政审批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评估、鉴证、意见书、技术性检查等第三方中介事项却有增无减,在行政审批之外又拦起了一个高高的门槛。

2014年6月份,审计署的一份审计报告指出,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近30亿元。

国务院近日召开的一次常务会议也直指一些地方存在的“红顶中介”现象。在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我去一些地方考察时看到,政务大厅里面的收费都取消了,但大厅隔一条马路就是一家咨询服务的中介公司,里面还坐着几个‘大盖帽’,要办事的民众,都要来这里先走一趟,这不是‘暗度陈仓’吗?!”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社会上流传的这一说法,也道出了一些“红顶中介”参与和助推违规行为的种种乱象。

“许多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凭借着与政府和企业打交道的便利,成为个别政府部门权力寻租的通道:他们的负责人就是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还有些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与个别政府部门结成利益共同体,政府部门指定或变相指定中介机构进行不合理的服务收费,然后与中介机构搞 ‘利益分成’。”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唐杰表示。

“‘红顶中介’有这么几类,一类是指由政府转型过来具有审批权的组织,他们过去就是政府部门,后来变成了协会;一类是捆绑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协会,主管部门有一部分职能隐藏或者直接委派给这类协会;还有一类机构,政府主管部门领导退休下来以后,在里面任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说。

 

“指定”背后有玄机

“强制服务”扰乱市场秩序,伤害政府公信力

近年来,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各地政府大力减少审批事项。然而,在一些地方,“改革红利”却让中介机构截留,企业主不但未能享受到改革成果,背上的负担反而更加沉重。“红顶中介”正在蚕食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

刘女士对记者抱怨:“1万多元额外的费用,平白增加了我们酒店运营的成本,也伤害了我们对政府的信任。试想,税务局辖区里的企业不知道有多少家,每一家要是都有这样的遭遇的话,这得是多大一笔钱啊!”

2014年4月份,有媒体报道,长沙建筑业协会建筑施工设备租赁分会向企业收保证金,企业不交钱登记就不能经营。此外,该协会还规定,未取得行业确认证书的建筑施工设备租赁企业,禁止在长沙承接该项业务,被戏称为“最牛行业协会”。该协会依托主管单位的权力,强制服务,强行收费,破坏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红顶中介’的存在会扰乱市场秩序,比如,地方上有一些协会对企业征收会费,如果不交的话,就不给企业年审。没了年审,企业怎么能经营?”许正中认为,社会中介成了政府的延伸、二政府,和政府部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会极大地增加企业运营的成本,并滋生腐败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2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中介组织贪污贿赂犯罪达923人,分布于工程建设、执法司法、金融信贷、土地矿产、财政税收、国有企业等行业,涉案领域十分广泛。

唐杰表示,“红顶中介”的危害在于,一方面,企业办理相关业务的经济负担没有实质性减轻,政府为企业减负添力的改革目标受阻,甚至还可能增加企业其他“包袱”,例如在不得不“被中介”的情况下涉嫌行贿。另一方面,企业与政府通过“红顶中介”互动的过程,无疑会给企业带来错误的导向,长此以往,企业会普遍滋生“走偏门”的思维。

“‘红顶中介’现象大量存在,实际上反映了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走后门’已经出现组织化、制度化的倾向,这极大地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唐杰说。

“红顶中介”应该怎么管?

把中介服务“晒”出来

政府、中介须脱钩,斩断灰色利益链

如何摘掉中介的“红顶”,还其市场化机构的本来面目?

为了规范中介市场,压缩行政权力寻租空间,广东省惠州市日前成立了“中介超市”:凡是政府投资项目在行政审批环节中需要中介机构服务的,除需公开招投标或项目有特殊要求外,一律采取摇珠的方式选择中介机构。而对于社会投资项目,项目业主也可以在“中介超市”中自行挑选中介服务机构,或委托采取摇珠方式进行选择。有了“中介超市”,选择中介的所有流程都在阳光下运作。

“可不可以开一个网上办事大厅,所有和中介相关的服务都在网上晒出来,所有的步骤都能够在网上完成,这样就没人能动得了手脚了。”刘女士认为,网络时代,政府部门完全可以借用科技力量,使相关事项更加透明。“程序公开了,我们企业办个证、缴费,也都心服口服。”

 

许正中认为,消除“红顶中介”现象,首要任务是将所有协会、中介机构与主管部门脱钩。“协会、中介的性质应是行业自律组织,它的受益人应该是会员,而不是过去所在的部门或者部委。此外,所有退休的干部,不允许在任何协会担任职务,以斩断灰色的利益输送过程。”

唐杰认为,治理“红顶中介”问题,首先,要继续以建设法治型政府为导向,进一步放权、限权、分权,逐渐形成相应的制度体系,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目前需要前置审批的行业进行梳理和分类,除涉及国家安全等问题的一些行业以外,原则上应取消企业登记的前置审批,不仅要深化目前的‘先证后照’向‘先照后证’改革,还应该取消一部分行业的市场准入审批。”其次,要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建立以机会公平、权利公平为核心价值的企业服务保障体系。”再次,在降低中介行业企业准入门槛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加强监管,例如运用大数据的思维和信息技术手段,进一步完善问题发现机制。“最后还要综合运用奖励、税费减免、购买服务等,引导中介机构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唐杰说。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严防以“红顶中介”替代行政收费的现象。实施普遍性降费,关键要让政策落实到位,让千千万万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真正得到实惠。

“是否还有‘红顶中介’存在,是检验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有没有‘真放权’的标尺。老百姓都在看着,不能含糊。”许正中说。

“红顶中介”可以休矣

公务员禁在中介兼职,是关心群众利益、惠及民生的又一举措。政府部门、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与所有中介机构脱钩,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将更加规范,灰色利益链条将被利剑斩断。

公务员禁在中介兼职,彰显出党和政府打造合格公务员队伍的良苦用心。此举既有利于公务员聚焦主业、重塑现象,又有利于整个队伍廉洁之风的形成。这其实也是对所有公务员的正告:在其位当谋其政,任其职应尽其责,“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

在行政部门和中介机构“官商勾搭”之下,“雁过拔毛”、利益输送几乎成了常态。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戴着“红帽子”的“官中介”有之,强制“经营”、搭车收费、从中分“一杯羹”,行政职能成为有偿服务者有之;利用手中的公有资源、把“为民”的宗旨扔在一边,以“中介”之名谋取私人利益者,亦有之。

公务员在中介兼职,是简政放权的“绊脚石”。这一歪风,让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遭到践踏,伤了党和政府形象,冷了群众的心肠。无论从“起点”、“过程”,还是“机会”来看,公务员在中介兼职都毫无公平可言。在“你方唱罢我登台”的背后,不外乎是一个“利”字在作祟。

“红顶中介”可以休矣!严防以“红顶中介”替代行政收费的现象,把党政机关、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作为重点限制的对象,目的是避免公务人员化公权为私利,防止因权力寻租而滋生腐败,并非是不允许中介机构的存在。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将进一步规范中介服务,普通群众也将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任职于党政机关、跻身于公务员队伍,理当克尽其“勤”、“廉”、“实”的本分,学习前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怎么能忍心向群众的“口袋”下手呢?

 

【启示与思考】

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整治“红顶中介”,将成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点。14日召开的国务院党组会议,清晰地传递了这一信息,要求大幅减少投资项目前置审批、取消全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加快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着力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这是坊间对于“红顶中介”的形象刻画。而“红顶中介”的应运而生,往往有着不可告人的“使命”:在政府不断下放权力、减少审批、降低收费的时候,一些与此类部门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机构,动起了歪脑筋,打着“中立”“第三方”的幌子,把相应的“权力”暗度陈仓地承包了下来,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制造出依然带有垄断色彩的“隐形审批权”,继续折腾企业与老百姓:钱照掏,路照跑,甚至掏得更多、跑得更久。前年有一项调研显示,“原来在政府部门200元能办的事,到了指定中介机构,2万元都办不了。”

“红顶中介”显然与简政放权的改革初衷背道而驰,其实质是傍权力获利暗度陈仓。它会让百姓钱没少花、路没少跑,事情却照样难办。这样,改革红利被截留,政府形象受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亦受伤。

“红顶中介”是简政放权的“绊脚石”,需要继续以建设法治型政府为导向,进一步放权、限权、分权,切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与中介组织之间的利益链,去其“官印”,消弭行政审批“灰色地带”。特别是,要逐渐形成相应的机制,真正管住“多余的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政府回归服务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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