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岛“关闭潮”折射弃婴救助制度缺失

 

【事件介绍】

 

多地婴儿岛不堪重负现关闭潮，有人专门坐火车“扔”婴儿

婴儿安全岛从一度让公众感觉热火朝天，到现在悄无声息、自我噤声，其试点工作看似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婴儿安全岛静默，弃婴失去了一条救助渠道，他们的生命安全保障应该得到更多重视。相关专家表示，目前的情况表明，我国对于残缺婴儿的保障机制建设方面仍有很多缺失，亟待完善。

婴儿安全岛难以承受之重

截至目前，全国共开设了32个婴儿安全岛，接收了千余名弃婴。然而在试点工作开展的一年多时间里，各地的婴儿安全岛都是举步维艰，2014年3月，广州儿童福利院不堪重负，在开放婴儿安全岛50天，接收了262个孩子之后，成为第一个宣布暂停试点的城市。

随后，济南等地也关闭或暂停了婴儿安全岛。与此同时，许多此前表态要在2014年内展开安全岛试点的城市，最终也未能实现承诺。父母隐私保护、弃婴的安全和责任、长期救助需要多部门联动等是这些地区“临阵退缩”的主要原因。

据厦门福利院统计，婴儿安全岛启用以后，婴儿数量以每天1.2倍的速度增长，因为安全岛上的弃婴来源逐渐扩大，在周边省市婴儿安全岛关闭的情况下，弃婴大量向厦门涌入。厦门福利院在相关设施承担重负的情况下，采用一系列措施对进入的弃婴进行筛选。

同时媒体的关注也让各地福利院压力倍增，位于济南儿童福利院的婴儿安全岛的标识也被悄悄拆除，工作人员说不希望成为焦点。部分试点城市的民政部门也表示不希望再被继续关注，因为每次媒体公开报道后，婴儿安全岛的弃婴数量都会增多，考验着原本就不堪重负的承载力。

继续“开岛”困难多

婴儿安全岛的相继关闭，使人们真正意识到社会救助体系的漏洞。“关闭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在逃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建设更多的安全岛，投入更多资金对这些有问题小孩的家庭予以关注。”网民“The world”表示。

一些城市婴儿岛的关闭，意味着目前还在“咬牙”坚持的婴儿安全岛面临更大的压力，甚至有家长开车、坐火车，不远万里把孩子送过来，希望政府能够给予他们更好的照料。

目前，仍在维持的南京市福利院安全岛，承受能力已经接近极限，面对每天前来的一些父母，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劝导，让他们考虑不要遗弃孩子。就在2015年的元旦假期，工作人员还劝退了三对希望把智障孩子留在这里的父母。收与不收，已成为摆在福利院面前的一道难题。

收，意味着要对弃婴负责，但福利院的人手、床位、资金都不足，难以提供细致的照料，对其他孩子来说也存在隐患。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院长朱洪说：“正常情况下，这些弃婴刚到福利院，需要隔离观察45天，防止一些传染性疾病在孩子之间传播。”

福利院的隔离室仅有40张床位，许多孩子不得不两个人挤一张床，有些孩子观察期尚未到，但考虑床位不足、害怕被新收弃婴感染，也只能提前将孩子转移出来。

不收，这些婴儿可能面临更悲惨的命运，甚至会让一个家庭陷入贫困和痛苦之中。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的统计表明，目前接收的弃婴中99%是有严重出生缺陷或患有重大疾病的婴儿，从成功劝阻弃婴的多个案例来看，几乎都是来自于南京以外的地区，其中约80%是来自于外省，从衣着、打扮来看，来自农村的居多。

其中有一名自称在南京打工的男子，抱着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婴儿步行来到安全岛，准备遗弃孩子，但被闻讯赶来的工作人员劝阻。从弃婴岛出来，男子又在附近区域逗留了半个多小时，最终在一所小旅馆住下。记者问他今后准备如何安置孩子，沉默许久的他终是一声叹息:“听天由命!”

 

如何给残缺生命更多希望?

无论是关闭停建，抑或是“咬牙”坚持，婴儿安全岛所经历的故事，折射出当前社会对出生缺陷儿童及其家庭救助工作的不足，关闭婴儿岛后，从表面上看民政机构的压力会有所缓解，但弃婴问题依然存在。

婴儿安全岛设立后也曾引发争议，部分观点认为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弃婴行为。但有专家表示，弃婴“增多”其实是一种假象，只是使之前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弃婴更加集中。加大资金投入，增加更多的婴儿安全岛才能分散个别机构的压力。目前婴儿安全岛的关闭，不代表弃婴的数量减少，而可能恰恰与之相反，会有更多的弃婴因此失去生命。

南昌民政部门表示，设立婴儿安全岛本意是畅通弃婴救助通道，维护弃婴的生命权益，这是一件好事，但是现在的试点过程中一些问题确实一时难以解决。有关专家认为，试点的成功和失败，都会有一定的经验可供总结。首先应对婴儿安全岛试点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找出问题，研究解决办法。此外，国家还应尽快出台针对重大疾病婴幼儿的抚养、医疗救治等社会保障制度，补短补缺建机制。

据公开资料显示，许多国家都在实行对残疾婴幼儿、重大疾病婴幼儿的家庭抚养的政府全额补助的制度。浙江省社科院社会所所长杨建华表示，没有一个家长想主动遗弃自己的孩子，抛弃孩子是在沉重的经济和生活压力下无奈的选择，“在生命的问题上，不能只算经济账，做好社会托底的保障工作，给予残缺生命足够的关爱，才能为他们构建温暖安全的屏障。”

婴儿岛不应承载过多期望

2011年6月1日，首个“婴儿安全岛”在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落成揭牌，随后，各地兴起“婴儿安全岛”的试点。2013年7月26日，民政部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

2014年3月16日，在试点不足50天之后，广州市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官方称主要原因是短时间内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了福利院承受的极限。随后，各地出现暂停试点工作的情况。

不到三年的时间，“婴儿安全岛”便走完了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有人唏嘘，政府为何不给残缺生命更多的希望？更有人不满，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难道就养不起这几个娃娃？

的确，婴儿安全岛这个收养弃婴的福利场所，体现了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是制度人性化的体现。

然而，笔者想要表达的是，作为一个的辅助救助机构，在其承担本身责任的同时不应承担过度的期望。囿于制度、观念、理念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婴儿安全岛的存在与否并不能完全体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于遗弃儿童的关爱水准。

我国《刑法》第261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在法律的层面，对于遗弃行为，能够承担责任的主体限于依法负有抚养义务的人，这种抚养义务的存在是建立在亲属关系或者事实的身份关系之上，这就表明，机构并不存在刑法上承认的抚养关系，在对子女的照顾上，家庭承担着第一位的责任。

因此，从法律上而言，国家认可的抚养儿童的责任主体是基于亲属关系存在的，而并非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机构，比如“婴儿安全岛”。

 

在观念上，其实更不难理解。在社会生活中，真正能够体现互相帮助、互相救助，而且能让人产生持久的依赖是建立在身份关系之上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而并非社会机构。

然而，在现实中，特别是对社会生活中的弱者而言，存在着抚养义务失衡化的观念：他们往往将社会救助与福利机构作为责任的主要承担着。从本质上而言，婴儿安全岛，此类机构的成立是为了避免处于弱势的婴幼儿受到二次伤害；在第一时间承担抚养教育义务的，其实是父母。

当然，不得不提起的一个现实问题根据报道，现实中，很多人选择将子女“遗弃”在安全岛，也并非是放弃自己的责任，而是万般无奈之下的一种选择：高昂的医药费。根据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的粗略统计，全国各地目前设立的婴儿安全岛接收的弃婴，99%是病残儿童。

但是，婴儿安全岛并非救助孩子的“最后的稻草”，“安全婴儿岛”不是医院，它不能提供必要的医疗设施和医疗服务。不少家长选择将绝望寄托在婴儿安全岛，其实是冒着巨大的道德风险的。

或许，这也是社会救助不健全的一个体现。当面对巨大的风险，将婴幼儿至于不确定的关注之中，在人性上，也是备受煎熬。然而，现实却别无他法，只能试一试。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习俗。虽然不少国家的“婴儿安全岛”运行良好，但要明白，任何一项制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存在，在他们的背后，都由若干的系统支撑着，来自社会的，更来自家庭的。

虽然“婴儿安全岛”暂停开放，但对婴幼儿的关爱，并不能暂停。制度上的“不合脚”需要停下来休整一下，但是关爱的大门并不能关闭，在社会制度不周延的情况下，真正的关爱者——父母，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婴儿安全岛”关闭，弃婴该去哪儿

实际上，“婴儿安全岛”从一开始出现就是赞誉与争议并存，赞誉者认为这是政府人性化服务的体现，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与呵护；而质疑者却认为这一举措客观上诱使更多人产生弃婴的想法和行为。而且从各地“婴儿安全岛”设立之后的统计数据来看，好像是支持质疑者观点的，因为设立“婴儿安全岛”的城市接收到的弃婴数量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增加。

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弃婴并不是因为“婴儿安全岛”的出现而增加了，只是因为“婴儿安全岛”的出现而变得更加集中了。如果没有“婴儿安全岛”，这些弃婴将和以往一样，被丢弃在垃圾桶、公园角落甚至是荒郊野外任其自生自灭。但是只要他们的呼吸没有停止，生命仍旧存在，政府和社会就有对他们进行救助、医疗，延续他们生命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正是民政部门设立“婴儿安全岛”的最大初衷所在。

然而，随着接收的弃婴数量越来越多，严重超过了儿童福利院等机构的接收能力，导致“婴儿安全岛”相继被关闭。关闭“婴儿安全岛”没有问题，问题是关闭以后弃婴该去哪儿？他们势必会被重新放到城市的各种角落，或者在啼哭中被人发现，或者是在病痛中走向死亡，没有了“婴儿安全岛”，他们不但没有安全，甚至会失去生命。同时我们也不能只是一味地责怪福利院等福利机构，如果接收的弃婴严重“超编”，导致他们不能得到很好照顾、治疗与抚养，那么他们在福利院的生存环境就会恶化，健康和生命同样面临威胁，也就失去了设置“婴儿安全岛”接收他们的意义。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以下几条路可走。首先是从法律制度上加大对新婚夫妇婚检，对孕妇产检的力度，不但要以法律和制度为婚检、产检提供更多的保障，而且要通过宣传引导促进公众在理念上的改变，进而主动进行婚检、产检，只有这样才能降低缺陷婴儿的出生率，既避免一个家庭因为缺陷婴儿陷入困境，也避免弃婴数量的增加。

但婚检和产检并不能完全避免缺陷婴儿的出生，因此第二点就是要加大政府救助的力度，其中就包括增加财政投入，扩大各地儿童福利机构的规模，增聘更多护理人员，增加其接收弃婴的能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因为不堪重负而关闭“弃婴安全岛”。

最后一点是政府和社会要为有缺陷病重儿童的家庭编织一张严密的社会保障网，有了严密保障制度托底，才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弃婴问题。

 

【启示与思考】

事实上不管是开设婴儿安全岛，还是关闭婴儿安全岛，究其根源是我国缺乏系统化的弃婴救助制度。按照我国现行的弃婴救助制度，只有各地福利院附带救助弃婴，但弃婴数量过多，根本救不过来。

可是，才起步不久，就出现了“关闭潮”，是因为经济压力和管理压力太大，“甚至有家长开车、坐火车不远万里，把孩子送过来”，这个说法有道理，也有说服力。可无论如何，当我们将这个充满了进步意义、人性意义、生命价值的先进做法，因为“经济困窘”，一下子就否定了，就意味着，观念进步、公共关怀等，在和财政支持的博弈中，还是“败”下阵来。

换言之，虽然我们口口声声将生命救助喊得非常响，虽然我们都知道应该承担起对无人救助婴儿的公共关怀，且口头上说说，“标榜”一下，还是不错的，甚至还能给城市的公共形象加分，但真要拿出货真价实、掷地有声的公共财政，托起公共救助的“底”，仍有政府不愿承担。特别是在有些城市根本没有开设“婴儿岛”的情况下，让自己的公共财政为其他地区无人救助的孩子“埋单”，有的政府会觉得心里不平衡。有了这种不够坚定的“救助意志”、徘徊观望的“救助心态”，出现“关闭潮”也就不稀罕了。——公共救助的情绪化、短板化，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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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202/80101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