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党员领导干部的“雅好”也要监管好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贪腐高官纷纷落马。这些落马高官贪腐的原因，许多与他们的“雅好”相关，“雅好”就是业余爱好，它已成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受贿的 “新宠”。要树立反腐倡廉之风，必须大力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雅好”的监管。

正确认识敬业守职与业余爱好的关系

一是敬业守职与业余爱好并不都是矛盾的。中国历来就有“玩物丧志”之说，也不乏“玩物丧志”的例证。在21世纪的今天，要求所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只一门心思干工作，不许有任何与工作无关的业余爱好，既不近人情，也没有必要，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党员领导干部的业余爱好，大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传统文化成果大多是健康有益的，传承发展传统文化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大有益处。党员领导干部可以有正当的爱好、有“雅好”，不能简单地把他们正当的爱好一概视为“玩物丧志”而加以否定。党员领导干部有高雅的业余爱好并非坏事，但要妥善处理精神追求与个人业余爱好的关系，切实把握好度，如艺术品收藏，既不能为了满足个人的业余爱好，采取非法手段获取之而触犯党纪国法，也不能影响工作和学习。二是把有益的健康的业余爱好与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业余爱好区别开来。一般说来，只要是对工作、事业、生活、学习和身心健康有好处的业余爱好，都是有益的健康的。反之，则是无益的有害的。从近些年落马高官收受“雅贿”的诸多案例看，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形式已经发生了新变化，这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精神追求的严重扭曲和堕落不无关系，值得高度警惕和严加防范。三是要把握好敬业守职与业余爱好的关系。把敬业守职与业余爱好本末倒置，工作时间里所思所想所做大都是如何搞好业余爱好，而置工作、事业于不顾，甚至堕入“玩物丧志”的深渊不能自拔。这种超越限度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也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

把党员领导干部业余爱好纳入监管之列

一是把反“雅贿”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业余爱好监管的重点。近年查处的各类贪官，大多有这样那样的业余爱好，从玉石到瓷器，从字画到古董，各类珍奇古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们的受贿清单里。如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总额近八成为玉石，其中一次收受的和田玉就价值350万元，收受“雅贿”涉案金额之大，触目惊心。二是党员领导干部对自己的业余爱好要加强自律。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担任重要职位的党员领导干部，最好不要宣扬自己的收藏爱好，防止投机钻营者投自己所好。三是党员领导干部受赠礼物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规纪律。中国素有“礼尚往来”的传统，党员领导干部在日常生活、工作交往、对外交往和待人接物方面，难免要赠送或受赠各种各样的礼物。 《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规定，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如无法拒绝，应当一律登记、交公，违者将受到纪律处分。党员领导干部在受赠礼物时，绝不能超越党纪国法的限度，谁超越了这个限度，谁就应该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对于超越党纪国法限度，又碍于国际关系、民族和宗教关系等而无法婉拒的礼物，受赠人应及时将礼物送交有关部门登记、交公，绝不允许隐匿不报、据为己有。

应健全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

一是对“雅贿”品的价值评估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一些贪腐官员爱好的往往并非是艺术品本身，而是看中其收受途径隐蔽、变现手法多样、“出事”易于推责等 “优点”，高雅旗号下遮挡的是低劣的权钱勾兑。由于珍奇古玩艺术品难辨真伪，一些落马官员往往辩称“以为是赝品”。对此，反腐部门在实践中，对“雅贿”品的价值评估应严格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简言之，不管收受“雅贿”者收受的是哪种形式的财物，只要形成其非法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证据链，就应认定为受贿。惟其如此，才不给收受“雅贿”者以可乘之机。二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增强可控性和操作性。 “雅贿”也是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腐败。不能仅从终端、微观层面加大打击，否则这种贪腐行为只会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防不胜防，而应强化制度反腐，科学地配置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预防和治理腐败。从我国现有规定看，主要问题是很多地方执法不严格，这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有直接关联，如法律法规本身比较模糊，缺少价值限额等。针对“雅贿”的隐蔽性和多样性，党员领导干部在财产申报时应增加专门的项目如收藏品，发现瞒报及时追究。三是要采取必要手段解决“雅贿”取证难的问题。有些贪官借助艺术品拍卖来“光明正大”变现“雅贿”的手法很多，如围标“赝品高价拍”、“真品低价拍”，而且不开发票、收据，手法隐蔽，很难取证。对此，应采取相关方同责处罚的办法，这样，既能防堵“雅贿”漏洞，又利于查处取证。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社科信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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