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冬生：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陈冬生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研究室主任、教授

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习总书记强调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因为在纪律中政治纪律起决定作用，起先导作用，起全局作用。对一个政党来讲，如果没有政治纪律，其他的细节约束都不能持久，也不能全面。

到处都是高压线，就是一根不带电，这是前几年民间流行的一个口头禅。讽刺有些政策，有些纪律形同虚设。为了制止、禁止公款消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百多个文件，据说有138个文件，但为什么就管不住一张嘴？因为它是号召性的，刚性不足，执行起来没有强制性，效果不佳。如果高压线不带电，那还是高压线吗？真正380伏的高压线谁都不敢摸，但如果说它不带电，谁都敢摸。

在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中，特别强调要使我们党的纪律，特别是党的政治纪律真正的成为高压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的二次会议上做了一个重要讲话，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而且第一条一句就强调，“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纪律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所以，从严治党，政治纪律要有新的加强；从严治党，工作作风要有新的气象；从严治党，反腐倡廉要有新的突破。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民心和人心。

必须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这里面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括起来就这么几句话：没有政治理想就不会有政治信仰，没有远大的政治信仰，就不会有统一、有效的政治纪律。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没有有效的政治纪律，我们的团结、统一就很难得到保障，所以我们必须强调政治纪律，要使政治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共产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是由组织的团结统一来巩固的，就是说政治纪律与组织纪律是天然不可分的。所以我们这一堂课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党的理想信仰与党的纪律；

第二，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与党的纪律；

第三，正确认识严明政治纪律的几个难点问题；

第四，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严明党的纪律，推进依法治国。

 

一、党的理想信仰与党的纪律

从一个案例开始，我们看过一个录像片，里面用大量的材料给我们展示了苏联共产党亡党的历史教训。为什么最后苏联的总书记自己失去了理想信仰，自己对共产党的伟大理想放弃了？甚至后来在土耳其公开说，他这一辈子就想推翻共产主义制度，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就说明他本身还在没当总书记之前就没有真正的理想信仰，特别是没有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当戈尔巴乔夫没有了理想信仰，并且他的理想信仰与共产党的理想信仰背道而驰的时候，就会给共产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到了高位的时候，党的纪律没约束他，那就说明党的政治纪律体系出了系统性的问题。当然有些人说这是美国和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的结果。但话又讲回来，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说苏联共产党自己的纪律建设搞的好，西方怎么能把它和平演变呢？真正的原因还是苏联共产党把自己搞垮了。其中理想信仰的问题与政治纪律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政治纪律，那么这个政党就是松散的，党的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政治纪律的基本要求就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在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上，严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组织和党员对中央已经做出的重大方针政策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必须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个人意见，但在得到答复、处理之前，都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绝不允许自行其是。意见可以提出，但组织不一定要把不同的意见作为组织的决定，哪怕意见提的正确，也要有一个服从和转化的过程。绝不允许自行其是，绝不允许自行公开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言论，以及采取与决议、决定相违背的行动。

包括有个人看法，不能在老百姓中去讲怪话，可以在讨论中，在党的组织会议上，研讨会议上提出个人观点。我们讲研究无禁区，但是讲课和宣传是有纪律的，就是内外是有别的，同样一句话在开民主生活会的时候，或者是学习研讨问题的时候可以提出个人观点，但是不能到社会上公开发表与中央文件相对立、相违背的意见，这就是内外有别的问题，这就是政治纪律。

为什么要有政治纪律？这涉及到一个党的权威问题。一个党首先要有权威，这个权威必须通过党中央来体现，通过全党来体现，所以严明政治纪律，维护党的权威是每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和纪律要求。当某个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贯没有信仰的时候，一贯不相信的时候，他执行起来，心里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必须把个人问题、个人信仰和政治信仰结合起来。要忠诚于党，就必须信仰党。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党的纪律才会自觉。忠诚于党是严明党的纪律、护党的权威的一个基本条件。没有信仰就没有忠诚，没有纪律也就没有权威。习近平总书记有句名言，叫做革命理想高于天。

什么人最有信仰？什么人最有纪律，最守纪律？首先是有信仰的人。信仰起什么作用？它起精神作用。精神作用就是发挥理想信仰的功能。打比喻你是有理想、有信仰的人，那么你自己做事是有定数的，不会是茫然的。而别人知道你属于有信仰的人，而且也知道你是信仰共产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人，那么别人就知道你会给别人一个理性的、确定性的预期。这就是理想信仰的功能。如果你有理想信仰，而且是信仰共产党的理想信仰，那么你在执行党的纪律的时候，就不觉得是一种痛苦，就觉得是一种自觉的习惯。当遵守纪律成了一种自觉习惯的时候，这个纪律自然而然就发生了正面的作用。

当然，信仰是各种各样的，有宗教的信仰、道德的信仰、科学理性的信仰，而我们这里讲理想信仰，讲的是政治信仰。我们共产党的信仰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所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一个人加入了党的组织，严格意义上就赋予了这个人的政治生命，因为这个人有了精神支柱，这个精神支柱就是理想信仰，于是这个人的行为就会受到约束，这个约束就是党纪的约束。所以，当一个人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叫做思想上入了党。当思想上、组织上都入了党之后就是协调一致的。如果思想上没有真正入党，没有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没有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个人只是组织上加入了党。思想上没有加入党只是形式上的党员，内心还不是真正的党员。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就不会心甘情愿的、自觉自愿的、习惯性的去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一旦遇到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很可能就会站在党的路线方针的对立面。所以，我们强调内在信仰和外在的纪律统一。

我们知道，不同的时期经有过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表现。新中国5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是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建立新中国，把社会搞的越来越好，让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特别崇拜西方的各种潮流、各种思想，结果对我们原来做的很多东西产生了怀疑，所以信仰就出现了危机。90年代我们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中期，对世界文明也采取了一些包容的做法，一些宗教也开始恢复了。到了21世纪，个人的信仰各不同，对我们党的主流的理想信仰有些人抱着不认同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理想信仰与纪律教育就要相结合。

什么是纪律？纪律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从广义上讲包括纪律、政策、法律、制度等。制度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社会秩序。社会要有秩序，就要有制度，为什么有制度才能有秩序呢？因为有了制度就可以减少社会的摩擦。党纪、国法、规章、制度、政策等等，包括民间的乡规、民俗、约都属于制度，这个制度有正式制度，有非正式制度，有纪律、有法律的不同的制度形式。它针对的对象、用的范围及效率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国法的效率、普遍性是最高的。所以党中央提出，我们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党纪跟国法有什么关系呢？严格讲党纪是管党的，国法是管国家的。党纪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起约束作用的，党纪的标准很高、很严格，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组织。那么你是先锋队，要求就要高。国法，国家的法律适用于一切老百姓，其中也包括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国法是一个大概念，它的适用范围是普遍性的。党纪治党，国法治国。当然，因为我国是一党长期执政，那么党纪和国法它有一个通道，它这个通道也就是中间有政策作为过渡，作为连贯。政策是法律的先导，先有政策，最后在政策成熟情况下，就可以把它上升为法律。

制度可以维持社会秩序，减少社会摩擦，减少不确定因素。所以，邓小平在1980年“8·18讲话”中，特别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它是根本性的、长期性的、稳定性的、全局性的，不以领导人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关注点的转移而转移，改变而改变，那么就说明这个制度它有它的特定内涵和外延，有特定的要求。制度不是现在才有，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制度，只不过古代的制度没有上升到普遍性、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的程度。

中国古代是君临天下，国家都是皇帝的，皇帝的话就是法律，所以古代最初就是用饬令，后来逐步演变为律令，后面再演变为律法。古代断案没有法律的时候，就是由掌权者来定夺，他说怎么判就怎么判。到后面过渡到有了制度，有了法律，有了礼仪，有了文字根据，就可以在全国普遍的推行，而且是用一个标准的模式来处理事情，对事不对人。于是就给社会带来了秩序，减少了社会摩擦和不确定性，就使人民的行为有一个预期。打比喻，老百姓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做到什么程度会得到什么结果。因为法律预先告诉你哪些是能做的，那些是不能做的，法律就是规定这个边界，制度就是规定这个边界，当这个制度上升到要国家暴力来强制的时候，它就可以上升为国家的法律。

我们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多做好事，这是一种道德要求。不能把所有的道德要求，提倡性的、鼓励性的都制定成法律，道德的问题必须用教育来解决。从个别性的约束，过渡到普遍性的约束，从个案公平过渡到社会公平正义，这样就带来了社会秩序，减少了社会摩擦，同时减少了社会不确定性，让人们的行为有了一个理性的预期，这样社会的秩序就越来越文明。所以，制度起这个作用。

纪律只对组织内成员起约束作用，纪律对组织外的人不起约束作用的，如果把一个农民抓起来，他不是党员，你抓起来就双规，那就闹笑话了。我们一党长期执政就必须去强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者是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所以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首先要树立理想信仰。

 

二、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与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的基本依据是什么？就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党的政治纪律是一切纪律的基石。学习党的章程，落实党的章程，执行党的章程才能真正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共同的理想信仰是以共同的价值观为基础的，而我们党章就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共同的理想信仰，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阶级属性、政治信仰、根本宗旨、政治目标、政治纲领构成了党章的具体内容。党的纪律、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都是党性和党风的根本保障。官员职位越高，责任越大，政治纪律要求就越严，因为政治纪律出了问题就是方向性的，就会影响整体。

为什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过程中我们特别强调政治纪律呢？西方的政治话语老强调自由呢？是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讲自由呢？我们是讲自由的，也讲纪律。自由与纪律，权利与义务是对称的。打个比喻，西方的政党现在已经演变成了选举工具，所以就把他比喻成选举政党，而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为了选举，更重要的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有信仰的政党，是以理想信仰为基础的政党。

为什么会形成东西方政党政治的不同差别？因为历史有一个路径依赖，不同的历史环境，政党政治演变的路径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文明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过来的，西方的政党政治跟我们的路径刚好是反的，西方是先有科学技术，然后有经济发展，最后有了政治民主，然后产生了政党。

打个比喻，西方是顺产，而我们东方大部分落后国家，原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搞政党政治就是剖腹产。西方的自然科学先发展了，产生了纺织机、电力、火车、现代工业。生产力提高后，他们就扩大海外的殖民地，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就发生战争，发生战争就要军费。当时的国王贵族，他们要钱必须找新兴的资产阶级，让那些有钱的人出钱。在外争夺殖民地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派军队保护自己的臣民在海外争夺殖民地的时候不吃亏，所以资本家们愿意交钱让国王建立军队，组织军队去保护他们在国外开拓殖民地。所以西方是科学技术发展了，生产力发展了，经济发展了，形成了现在的政党政治，因为他有了议会民主，议会里面分成几派，这几派最后就形成了党派。

东方刚好是反的。近代以来，很多国家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技术、科学技术不发展，经济落后，甚至主权都丧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西方的现代议会制度。东方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专制统治者不可能让别人成立政党来推翻朝廷，所以别人一建立政党，它就要予以消灭。东方由于没有民主，你要建立政党，必须是地下党。所以东方建立政党就是剖腹产，先建立政党，然后去闹革命，建立政权。在这个情况下，当时的地下组织就必须要有纪律约束，不然消息一透露，当时的反对者就会破坏你的党组织。所以，必须强调党的纪律。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按照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模式来建设共产党，同时又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农民国度，特别强调思想入党，在红军时期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他特别开创了一条新的建军路线，就是把支部建在连队上，党指挥枪。

我们知道党章里面有规定，以党的组织纪律来保障党的政治纪律。我们为什么强调纪律？为什么要入党宣誓？革命战争时期，首先就不能当叛徒，如果当了叛徒，共产党有打狗队，会灭了叛徒。所以，入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对共产党的纪律能不能够严守。现在我们进入了和平年代，还要不要坚持永不叛党？因为现在你说一句话，又不会死人，又不会抓去坐牢，不比战争年代说错一句话，把秘密泄露了就要死人的。所以有人就往往把这句话忽略了，实际上和平年代，对坚守党的纪律，永不叛党有了更宽的含义，比如，与党中央严格保持一致，反腐倡廉，维护党的形象，维护党的权威等等，这些都暗含着永远不叛党。作为普通党员，最重要的是通过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什么？因为组织纪律是最有操作性的，政治纪律在组织纪律的约束下、保障下，才能够真正得到严明。

民主集中制就是党的组织纪律，也是我们的政治运行规则。民主集中制不单单是讲民主，还要讲集中，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的保证性在哪里？是个服从。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我们如何践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就是要体现在政治上、思想上严格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严格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关键时刻要站得出来，危险时刻要豁的出去。

 

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很多种表现，像有些党员干部在报刊上、讲堂上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一样、不一致的东西。甚至对中央已经做出重大理论问题或历史结论的观点，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这就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有的公然歪曲党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和党的优良传统，散布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干部群众中，意识形态领域，造成恶劣影响，还有的党员干部对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这些都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这些问题会影响党的团结统一，会损害中央的权威，会阻碍政令畅通。这些问题不单单要从思想上解决，还要通过严明党的素质纪律来解决。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曾讲，现在，确有一些单位和一些人，党的意识淡漠了，党性原则不敢讲、讲得少了。有的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根本不当一回事；有的还专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甚至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不为党服务，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者不愿意甚至不敢坚持党性原则，岂非咄咄怪事？如果在坚持党性原则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明确观点和立场，那就是政治上不合格，就没有做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最起码的资格。

所以我们强调坚持党性，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的核心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这是大原则，绝不能动摇。

 

三、正确认识严明政治纪律的几个难点问题

第一个问题，纪律建设与权力配置的关系。任何一个制度后面就是权力，纪律是一种制度，它与权力的配置相关联。比如，我们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有五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基层组织与行政权力的距离远近是不一样的。权力最大的是街道、乡镇。党章第五章，第32条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农村和街道，党组织全面领导。而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不一样，国有企业的党组织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业务上不发挥中心作用，所以签合同不是党委书记的事，但在重大政策、方针、政治决策上党组织必须发挥政治核心作用，通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的生产开展经营工作。而非公有制中的党组织，主要是要引导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通过法律约束使它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的方向。

五种类型的基层党组织，它的权力大小是不一样的，那么纪律约束的对象也是有差别的。党的领导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做到三位一体，所以，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思想作风就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从管理这个角度来讲，既要强调职责、权力，还要强调奖惩、升降。

第二个问题，纪律建设与改革和利益调整有关。纪律是一种制度，制度后面就是权利，权利后面影响利益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一句话，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中国式的难题，制度天花板、利益固化形成了一些利益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我们现在要推行全面深化改革，国有企业要再改革，要推行混合所有制，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就是要进行利益再调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经历了三个时期，初期、中期和后期，初期改革是放权让利，国家把权力放下去，国有企业把是权力放下去，启动改革。那个时候有一个好处，容易改的先改，最初的改革是方方得利，皆大欢喜，这是第一阶段。所以，改革的阻力就少了，因为我们推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根据大家的承受能力，根据社会的承受能力和发展程度，从容易的改起，第一步选那些方方得利的改，大家都高兴。

进入改革中期，就是一方得利多，一方得利少，甚至不得利，所以改革中期就比改革初期难一些，当然也不是很难，为什么呢？不管怎么样，改革总会有人得利，其他人有些不得利，但也不会损失多少，那个时候改革的阻力还不是很大。

现在我们到新一波改革了，十八大以来我们有一个说法，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说到底就是现在改革进入到后期了，后期有一个特点，既不可能方方得利，也不可能没有任何人有损失，一部分得利，另一部分还不受损失，现在就是进入深水区，最难的就是改革改什么都会有人受到利益的冲突、损害、减少。难就难在这一点，利益格局已经逐步形成了，现在要改可能就会得罪某一个利益群体。所以，以前改革都是部门拿方案，每一个部门拿方案的时候都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然后把人家部门的利益尽量争取拿过来，管的越多，它的权力越大，利益就保护的越好。现在不可能这样改了，中央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而不是由部门来拿方案了，这就是站在全局的宏观角度来改，该得罪的就得得罪，总体上利益是增加的，通过改革获得利益红利。

所以，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不是说一改就什么都得利了，有些利益比原来还要少一些，但要保证总体改革的利益的最大化。改革就是利益的再调整。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讲的直一点就是要有担当，要不怕得罪人。全面改革，利益再调整就更需要政治纪律的约束，要顾全大局，不能因为一改革受到损害，就抵制改革。

 

比如，国有企业在这次改革过程中，也许利益不如原来来的快、来得大、来得多。这就要看改革是不是对全局有利，对国家有利，对未来发展有利，对整体有利。有利中央制定改革方针，就必须服从中央，包括做自我牺牲，没有一点牺牲精神，说服从纪律就是一句空话。    

第三个问题，纪律建设与作风建设的关系。实际上改革、调整，现在最难的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其实最难的是权力结构的调整。转变作风就是转变职能，转变职能实际上是转变调整权力结构，因为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出现了一些现象，什么现象呢？职能不分、党政不分、政社不分、政企不分，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的权力也不分，这出现了决策、指挥、管理、协调一锅烩、角色不清。在角色冲突中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如果仅仅是站在个人角度去看一个问题，很可能对有利的就执行，没有利的就会抵制，那么做出的决策和采取的措施与党中央就可能不会保持一致，实际上这就涉及了政治纪律问题。所谓政治纪律就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从全局看问题，个人要服从组织，少数要服从多数，下级要服从上级。

第四个问题，纪律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有关。什么人最守纪律？有理想信仰的人是遵守纪律的、自觉的。我们党的纪律，政治纪律是一个最大公约数，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问题制定的党的纪律，他体现党员的信仰和人民群众的共识重叠，最核心的从意识形态来讲，体现了多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价值取向。制度是一种约束，它就是秩序，这个约束隐含着一种价值取向。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三个层面把它的内容做了一个界定，国家层面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是自由、平等、公正、法制；个人层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们党的纪律是为我们党的核心价值体系服务的，特别是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起约束和价值导向的。所以我们的纪律建设要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结合起来。

 

第四，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严明党的纪律，推进依法治国

为什么党的纪律和依法治国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是执政党，而且是一党长期执政，严明党的纪律，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党首先要对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强调纪律，然后对国民才有可能强调法律。同时党员又是国民，你不但要遵守纪律，还得遵守法律。

新形势意味着新要求。我们在党战争年代是革命党、非执政党，现在我们执政了，要求就不一样了。执政以前我们是要打破一个旧世界，消灭反动统治，建立新的国家。现在我们要有执政思维，以前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主要是靠革命的手段，打土豪分田地，那么现在我们靠什么？靠制度，用制度来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党的纪律在这个时候就显得更加重要，党的纪律严明了，在这个基础上推行依法治国，就有根基了。当前世界有三大潮流，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这三个“化”对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有很大的冲击。如果我们没有严明的政治纪律，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浪潮推动下，很可能就会变得松散。

社会四大转型也是新形势的新特点，实际上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现代社会就是要文明化、现代化。它的特点就是要给人以理性的预期。首先，要按制度办事，要规范化、法制化。法制化是对国民而言的。在党内的法制化实际上就是要遵守党的纪律。所以，在这个转型期，党的纪律就更加重要，社会转型期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出现了转型综合症，合理的不一定合情，合情的不一定合法。而改革往往是改过去的制度，改不适应的旧法律，但是改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老的没有改掉，新的也没有制定出来，在这个过渡中，很可能就有空档，有些人就利用这个改革过程中的空档，钻法律和制度的空子。如果说全社会都这样，改革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就会越来越高，那么首先就需要我们执政党，要有严明的政治纪律，有了严明的政治纪律，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在改革过程中就会从党的利益出发，尽量堵塞那些漏洞，尽量不让人钻空子。

这个里面就还有一个意识形态建设，就是把意识形态工作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让党员执行党的纪律的时候变成自觉的行为。这就要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党情和民情。既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现在我们处在战略机遇期，但是周边的环境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酷。党纪只能适用于党内，国法要适用于所有的国人，包括党员，还要包括进入我们境内的外国人，他们虽然不是我们的公民，但是他进入了我们国内，也要遵守我们的国法。

政治纪律主要是治理政治层面的问题，也包括意识形态里面的政治问题，所以在这个转型期，在这个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真正要分析的不是简单的结论，而是问题。要找到问题的症结，特别是现在新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有人说这是我们执政党的心头之患，因为西方扬言，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共产党就有办法了。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要思想上、政治上严格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如果在舆论界，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政治纪律方面出现了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或者是没有被发现，就容易产生破窗效应。比如，有一栋房子，一个玻璃窗给你打了，如果说无意间打了，你马上把它用玻璃重新装起来，这个不是故意打的。如果说你的窗户打了没人管，人家觉得可能这里不需要窗户，既然这个窗户能打，我也可以打，你也可以打，周边的窗户都会给砸了，这就产生了破窗效应。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物的窗户，这个窗户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有可能受到某些暗示，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所以我们强调政治纪律，关键要找苗头，特别在思想理论界、舆论界，因为这个层面弹性比较大，影响面也比较大。有些政治谣言是不能容忍的，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脑袋要清醒，必须立场坚定，态度明确。

 

例如，薛蛮子事件。薛蛮子曾经就散布了不少网络谣言，不但影响了企业，还影响了政治方面的判断，使大家走向误区。这个家伙自己又不检点，最后被抓了。人民日报就讲过，严惩网络谣言，特别是网络政治谣言。严惩网络谣言是时候了，该抓了，网络谣言的危害很大，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国家形象，影响我们党的权威。所以，在这一块我们要坚持七条底线，一是构建安全网络环境，遵守法律法规的底线；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底线；三是国家利益的底线；四是公民合法权益的底线；五是社会公共秩序的底线；六是道德风尚的底线；七是信息真实性的底线。还要加一条共产党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党的理论工作者一定要与党中央严格保持一致。

应对网络舆论，网络舆情和群体危机事件，必须坚持党的政治纪律，怎么样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呢？正确的做法我觉得最可取的做法，就是边做边说，透明公正。比如，最近发生一些事情，让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也理解了，用不着瞎猜，用不着给机会让人家去说怪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同层次的政治主体，我们应该有不同政治纪律的底线约束。我们强调政治纪律，就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解决好，围绕谁、依靠谁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特别是要关注那些特殊性的知识分子，比如，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因为这些人对人民群众影响大。我们党把他们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真正维护了我们党的权威。那么我们遵守党的纪律，真的就落实到了行动上，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动摇，坚持团结稳定，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宣传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党员或领导干部，要有三大能力要求：是合理化履行职责及能力；二是合情化为民，对群众诚心；三是合法化自我保护，使家人安心。这三大能力强了之后，再去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我党的号召力就会强，效果就会好。

十八大以来我党特别强调反腐倡廉，反腐倡廉本身不是政治纪律的范畴，但它影响党的政治纪律的执行。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必须警钟长鸣。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必须破除三种不良习气，这三种不良习气就是市侩俗气、江湖义气、政客风气。如果这三种不良习气在党内横行起来，那么我们党的政治纪律就会形同虚设。在党内搞江湖义气，特别是在班子内搞江湖义气，党的政治纪律就没有办法得到执行。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必须执行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表现在世界观的合理化追求，人生观的合情化追求，价值观的合法化追求这三方面。那么要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实际上就是要明确边界，不能越位、不能错位、不能缺位，管该管的，放开不该管的，这样才能做到良性循环。

最后讲一个案例，多年以前，有一个拆迁案子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国务院专门为了这个拆迁案子开了一个会，就是讲执政方式要根据新的形势或发展阶段进行调整，当时这个拆迁案子错在哪里？错到该用法律手段的没有用法律手段。所以，导致了为民执政的尴尬，本来是好心，想把经济搞上去，结果直接跟群众发生冲突，而且不是用法律的手段，所以引起民怨，损害了党的形象。

所以，如何避免越位、缺位和错位，在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时候是一个问题，在党内严明的纪律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严格遵守中央的六个决不允许的准则，党员对于党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组织系统向上级直到中央提出，也可以保留，但必须在行动上服从，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决不允 许在群众中散布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反的意见，决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决不允许搞‘先斩后奏’、‘斩而不奏’。总之一句话，要形成三不机制，不敢、不能、不想的机制，所有的问题最终都与权力有关，所以关键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国家的权力要关进国家法律的笼子里，党的权力就要关进党的纪律的笼子里，用党章来约束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个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最终必须实现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权威的良性互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它包含着党的纪律这一块。现在执政党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是对执政党的要求，所以我们严格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遵守党的纪律，那么纪律本身也得现代化，也要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体系之中，然后才有可能通过惩戒机制，解决不敢腐败的问题；通过防范机制，解决不能腐败的问题；通过保障机制，解决不容易腐败的问题；通过教育机制解决不想腐败的问题。最后，一条主线、五位一体、五个重点、三大途径要形成一个党的治理结构的科学化、现代化的体系，然后与这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相配套。

党章、党性、党风是良性循环的。党性是看不见的，党章是看得见读得到，但是体验不到。党风是党章和党性的外在表现，是老百姓天天看得到的行为作风。所以，我们必须树三观、破三气、扫四风，要修性、要修品、要修行，最后才能达到修律。实际上，治党先就是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要使我们党的纪律对党员来说真正成为高压线。只有所有的党员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严格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确保全面升华改革取得成功，才能尽快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责任编辑：李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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