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把握好三个统一

 

刘春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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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都知道，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个命题是在党的十六大期间提出的。早在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还专门围绕这个主题做了一个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当时简称为《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那么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为什么提出了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个重大命题呢？应该说这是我们理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出发点，也是一个落脚点，而且现在从中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今天，已经是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有大量的新的问题产生和出现，这就要求我们紧密结合我们发展的现实，针对问题和任务来深化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研究。

所以我下面准备分三个大的问题，我们来围绕这个中心做一点梳理。

一、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

首先第一个大问题，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也就是我们主要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什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它有什么背景？我们是针对哪些问题？在执政能力上有哪些不足从而把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个课题凸显出来的呢？在这个标题下，我们探讨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看什么是执政能力？广义的看，我们这里讲的执政能力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员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能力往往也是本事、本领。所以我们看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系统的、宏观的领导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整合性的能力。这个对于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发挥执政功能，实现执政目标是保障和手段，所以它的地位很重要。

我们下面就来看最近这十多年，我们党特别强调执政能力建设。从提出到今天不断地深化和扩展这个课题，肯定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之下提出的。尤其从党的十七大以后，执政能力的建设更清晰了。现在党的建设的主线，从表述上看就两个：一个是先进性建设，一个是执政能力建设。这就是我们现在党建的主线。

（一）命题和任务提出的背景

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命题和这个任务提出和不断拓展的大背景、大环境，也就是背景和动因是什么。下面我列了五个方面，我们从这五个角度来切入，认识和把握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论据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与使命完成的需要。简称目标与使命。

展开说就是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因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肩负的目标和使命的必然要求，这是第一点。就当前来讲，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这个在十八大，这个问题在党的十八大表述的非常清楚，那就是我们要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这就是重大目标，这就是目标，这就是使命，这就是你要追求的那个前景，就是两个100年的目标。

所以我们看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特别是涉及到治党、治国、治政、治军的大问题的时候，都要先点出这两个目标的大背景。这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简单地讲，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时候，要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一个目标，现在可谓非常地艰巨和迫切。为什么？因为满打满算就剩个六七年的工夫，现在都2015年了。到了2021年，什么叫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应该实现什么？到时候是有标准，要验收的。就这六七年的工夫可以看到使命之迫切和艰巨。现在社会发展多少的欠账还没补上，各种社会矛盾急需要加大力度，这是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到2021年往后，再往后数28年，到2049年那个时候是什么年份？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2021年是建党，2049年是建国，到那个时候，党的十八大讲的非常清楚，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咱们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这是头八个字，叫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句话，作为中国人怎么理解，这句话似乎平淡了点。我们自己的理解是什么？到20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强国，这是它的真实涵义。现在往后数，满打满算三十多年，要分两步走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这是一个艰巨的历史重任，你不得不去面对，不得不去奋斗，不得不去完成。所以2012年的11月29号那天，十八大刚结束没有几天，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习总书记的带领下去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就在参观的过程中，总书记发表讲话，就把这十八大提出来的两个百年目标又高度凝结为一句话，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中国梦的具体涵义就是通过两步走，最终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标志是什么？你得到2049年成为一个大强国。

可以说这使命之艰巨，任务之繁重，不容我们有任何的轻视和侥幸，需要高度对待。所以艰巨的使命之下，党的十八大结束了以后，中央就做出了重大选择。什么选择？11月29号习总书记带队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下一周，到2012年11月4号中央就推出了八项规定。八项规定干什么？这就是前面有宏伟的使命、艰巨的任务，按照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建政的传统，毛泽东当年说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所以说两个百年目标已经明确了，艰巨的历史重任在召唤着我们。那么你靠什么保证？靠什么完成？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就该抓队伍、抓干部、抓纪律了。

八项规定干什么？抓作风、抓队伍、抓干部、抓班子。如果班子和队伍不能够抓出过硬的作风来，这支队伍稀稀拉拉，摇摇晃晃，甚至跌跌撞撞，那宏伟的历史使命、两个百年目标能实现吗？不可能，没法保障。所以两个百年目标，要严整的队伍、优良的作风，这本来就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作风过硬，那不就是能力强嘛，作风过硬能力强，大家都严格执行纪律。不正之风得到有效的遏制，这不就等于我们整个大团队的能力提升了吗？我们看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之后也同时重视执政能力建设，尤其是解决执政能力建设中的基础工程作风建设。主要的考量首先是目标与使命。这是第一。

论据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中国的改革现在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样的概念就突出表示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急需要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发展的新阶段。而我们知道，攻坚期和深水区相对于什么来讲。这两个概念，一个是时间概念，一个是空间概念。时间概念，攻坚。这是个战役名词。我们知道战争，不能一上来就是攻坚，肯定一开始是准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第二你才进入到外围战，分兵突击，各个歼灭，先扫外围，先把好打的弄了。最后该解决的都解决完了，这个时候举全军之力开始攻击中央大堡垒，这就到攻坚期了。为什么做这个描述？那是因为解决准备阶段和外围战斗能力能等同于攻坚吗？不行。就跟我们军事上讲的，能打赢一次战役，难道一定能够打好一场战争吗？这是两个概念，为什么？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是有区别的。

现在更加强调攻坚的统筹谋划，更加强调各个方面、各个组成部分的互联协调，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一个非常好的概念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概念的提出，就表示着我们在执政能力建设上新的内涵的增加，为什么过去不提？因为过去的执政任务是外围战，分兵各个击破就完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攻坚了。中国的改革从推进的方式上讲，就是八个大字：先易后难、由浅入深。这就是中国的改革。从规律上看，中国的改革真是按照常识推进的，先易后难，现在后难是什么意思？攻坚。

深水区讲的就是由浅入深，过去咱们改革是浅水区。浅水区有没有风险？当然有了。因为你身处浅水，你是可以承受的。为什么？呛一口水，沉下去了，脚一蹬又上来了。现在深水区了，突然之间深不可测，何处有暗礁，哪里有急流，你也不知道。深水区环境和任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把我们的能力建设置于首位或者中心位置。当然是。所以说执政能力的重要性的凸显，是因为我们今天就到了应该提升能力的新阶段。打攻坚战，不提升能力行吗？还用过去的游击队思维，打得了正规战吗？现在深水区了，还按过去浅水区的那个方法往前挪，是不管用了。所以我们说提高宏观到微观上的执政能力，是应对完成改革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这是第二个论据。

论据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

国家治理创新这个命题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我们深化改革的目标锁定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现在时间又过了一年多，现在叫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的核心不就是执政能力吗？什么叫国家治理能力？在中国来讲，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要提高国家治理能力，问题的焦点、主要矛盾是不是要首先解决执政党的能力建设问题。所以去年1月份，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研讨班讲话的标题就是“善于运用制度来治理国家和社会，提高我们自身的执政能力”。

党的执政能力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中心，如果不能够提高，整个国家治理能力也难以提高。所以说现在摆在我们执政能力面前的是怎么样做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创新这一篇大文章，这就是对执政能力的挑战，尤其是现在碰到的都是新问题。新问题用老方法无法应对，而新方法，说白了也不一定就那么熟练，怎么办？不得学习嘛。所以这是第三我们论据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要求，要求提高执政能力。

 

论据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正经受考验和挑战。

要有效的应对这个考验和挑战，就必须体征你的素质和能力。素质和能力不提升，考验和挑战能够应对吗？所以第四个就是应对考验与挑战，必然提出来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十八大为什么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立刻抓作风、抓纪律，抓得狠、抓得严，那很大程度上是要应对考验、防范危险的需要。从这儿提出来的。

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共产党现在正在经历，这个事情是现在进行时，考验是四大考验，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的危险是四种危险，这是党十八大提出的。然后十八大到今天两年多，我们根本就无法统计出习总书记反反复复讲这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讲了多少次。可见应对这个考验和挑战现在是一个关键的任务。

首先我们看这四大考验：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这四大考验，我们形象的形容，就相当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四个方面的大冲击、大挑战。而且这四个方面的考验和冲击又相互交织彼此整合，形成巨大的压力。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有效应对，能不能克服。是在这个巨大的冲击下摇摇晃晃倒下了呢？还是能够站得稳、行得直，有效应对这个大的压力。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在这四大考验和冲击下，“刷刷”倒了，已经倒了。这个事很现实。首先咱们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后果？很大程度上，因为你整体的思想准备、能力储备的建设不足，因为每个考验它出现的时候都是新挑战。

这四大考验出现的年份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说了是现在进行时。但是它们从出现的年份上看是不一样的。执政的考验是1949年出现，因为那一年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变化？简而言之，就是在1949年由于战争的胜利革命党变为了执政党。执政党是什么意思？执政党是执掌政权、权力，过去闹革命就是造反，整个国家机器不在手里，大量的公共资源也不归你用，所以什么都没有。只有什么？艰苦奋斗。但是1949年胜利了，建设新的政权，国家权力归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我们各级部门、各级干部手里有权了，这可就是重大变化了。

当年面临这个即将到来的重大变革，最早意识到这是一次挑战的是谁？毛泽东。他在1949年的3月份就抓紧时间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这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就是对全党进行告诫提醒。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他说“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革命胜利之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苦。所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作风”。第一个务必。什么叫谦虚谨慎？就是说立再大功劳，都得低调，说白了就是别翘尾巴，别伸手跟组织、跟党要这要那。

第二个“务必”是什么？“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大家想，群众路线教育一直到今天还是反“四风”，“四风”的第三、第四就是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当年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事了，掌权的团队多多少少是有这个风险的。过去说不好听的，你不在台上，也没有那个条件，只能艰苦奋斗。后来上台当了执政党了，多多少少有点条件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提醒了，有条件也不能腐败。本来夺取政权是为了什么？为了给民族，给国家翻身解放，本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提醒了。

1949年初夏的时候，整个中央进北京，当年毛泽东在路上就跟人说，我们进京是赶考。

而且一定要考好，千万不能学李自成。他考虑到当革命党是够格的。这里回答一个问题，实际上他提出的是我们革命党是合格的，否则天下打不下来。毛泽东思考这个事，就是当革命党合格。但是当执政党是不是也合格呢？这个能力得高度重视。那个时候就把执政能力提出来了。

李自成是经过艰苦奋斗打进了北京。打进北京以后，结果一进来以后队伍失控了，那些立下赫赫战功的就开始胡作非为，结果最后激起了兵变，现在回头看就是吴三桂激起的兵变。本来吴三桂投降了，把大明的旗帜放下来升上大顺了。结果就因为他在北京，把吴三桂的老爹吴襄给抓了。吴襄就是原来宁远的总兵，吴三桂是总兵二代，他爹推他儿子当，手下的关东铁骑六万人，人家都投降了，都归顺了，结果把人家爹抓起来干吗？要钱，不给够往死里打，打得血淋淋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件事，这就是刘宗敏，当然这个是传说了，刘宗敏把吴三桂的小老婆陈圆圆给抢走了。本来人家是到北京的路上，走到玉田县又折回去了。这就反了，反了以后，李自成带着大军和刘宗敏去征伐，双方就在现在山海关底下打起仗来了。打起来吴三桂一看不行了，赶紧找多尔衮吧，这是我们满族兄弟，我们满族兄弟早在那儿等着呢，就想跟你们打。打得差不多了，多尔衮带着十来万人出来解决战斗。与其说多尔衮厉害，不如说李自成胡闹。这个历史是说执政的考验到来的时候，有很多人没有经受住的而倒了。共产党今天又处在这个历史关口。怎么通过坚定的立场、过硬的本事战胜这个考验？我们整个中共建党建政，正因为有主席的提醒，锻炼了我们治国、治党、治军的能力，这相对平稳，这才没出现大的起伏和波澜。

建国初期执政的大考一来，不管组织怎么提醒，仍然是有一批干部倒下。这是改革开放的考验，这又是一次大考。这个考试的根本问题是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后搞计划经济是个能手，有那个本事，但是现在发展换轨道了，换轨了，由过去的计划经济转轨转到新的体制。这就发生了转轨转型，社会变革了。所以说对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发展和新出现的问题的挑战，能不能应对，这不就是新的考验吗？因为过去搞计划经济，那个熟了，那现在新的改革环境下，不那么熟练了。

改革开放后就发生了体制机制大转轨、利益结构大转型。于是就有一批干部在这个转轨转型中经受不住考验倒下了。直到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转轨转型，改革就是体制机制大转轨，它必然引发特定的震动，引发利益结构的调整。在这种震动和颠簸中，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坚守住党性和纪律呢？不一定。所以说党怎么治理这个事，这不是能力问题吗？这个任务一直到今天仍然在发生，这个考验就是改革开放。

1992年第三大考验不期而至，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于是市场经济来了。这回这个大考更厉害了，市场经济那就是排山倒海的大浪，一直到今天大家想，市场经济新闻标题都叫市场经济大潮，大潮干吗？大潮会拍死人，要人命的，又一批干部倒下了。为什么市场经济对我们形成考验？我们继续锻炼应对市场经济考验的能力，那是因为市场经济跟过去的计划经济完全不同。比如说市场经济是交易经济、货币法则。交易的经济、货币的规则会不会渗透入党内？这个问题不用探索吧，会的，而且进来了。

另外，市场经济是多元主体经济，这跟过去计划经济下是巨大不同，过去计划经济下主体成分很简单，就是清一色的国家的，市场经济一来，叫做多样化多元的主体，这下复杂了。这里面有可能有的人力图通过作弊，使一些违法乱纪的手段获取额外利益，当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手段是什么？收买官员。所以市场经济一来，马上我们中国最近20年出现了非常大的社会毒瘤和政治毒瘤，就是官商勾结，这就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官商勾结。

远的不说，从十八大之后，小个的不说，就说大个的，抓了60多了。90%的官员都有对应的商人，有名有姓，而且都形成了配对。只要抓一个商人，两个月之内肯定有领导被抓，为什么？到了他得招。2013年山西几个富商、巨商一抓，台上那些人就开始打鼓了，果不其然，2014年就抓领导。这倒不错，勾来勾去都进去了，马上过年了，在里面过吧。而且官商勾结的一些情节远远超出了我们善良人的想象。这个市场对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冲击。

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像周永康。周永康也官商勾结，但是你看跟谁勾结？跟自己的儿子，勾结成本很低。他这个宝贝儿子干吗？一不是我们党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二也不是央企高管，说白了就是个个体户。但是这个个体户得挣钱，老爹有权，所以这父子俩其乐融融，人家那也叫“天伦之乐”。关着门坐在沙发上就勾结完了。别人想收买个周永康，送钱那不知道怎么送呢，这个需要送吗？儿子跟爹本来就天然的共同体。成本如此之低的官商勾结，可是获利巨大。

大家想这样的事，这样的财路如果摆在习总书记面前那不把肺都气炸了，这么干不是胡闹嘛，中国共产党里面能容忍这个吗？令计划不也是嘛，官商勾结跟谁勾结？自己兄弟，令完成就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公司的老总，曾经包装了10家，有人说是12家的上市公司。为什么中国的股市这么乱了，洗钱的市场嘛，亲哥俩勾结。我别的就不举了，这种情节远远超出了善良人对官商勾结理解的那个想象。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最大的冲击就是这个。我刚才用了一个词，社会毒瘤和政治毒瘤，这个瘤子割掉了吗？正在割，没有割完。大家知道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跟市场经济基本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对你造成了哪些冲击和伤害，到今天真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当然市场经济必须搞，而且现在市场经济的这个范围，包括它的规则、作用越来越高了。但是你同时要思考它对党的建设，对党风、政风，包括对我们军队造成的冲击。要没有市场经济，能有谷俊山吗？要没有市场经济的话，400万亩地也没有用，整不出钱来。现在搞市场经济了，价高者得，可以做交易，谷俊山就做这个文章。最早告发他的是一个境外的商人，好像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按理说军队的高干跟香港人扯什么，都是因为市场经济绑在一起的，我记得应该是台湾人。所以说我们既要发挥好市场经济的优势，又要回避和克服市场经济那些缺陷对我们的冲击，就需要提高你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最后一个外部环境的考验，是什么时候？2000年。因为2000年前后我们中国加入了WTO。我前面也说了，一下子进入了全球化，全球化深不可测，哪里是暗礁，何处是急流，都不知道。我们党的建设立刻面临严峻的新挑战。大家可以想一想，从2000年到今天，短短的十四五年发生多少稀奇古怪的事，这要不是有外部环境考验，能出现这些事吗？

我举个例子，去年国家专门拨一笔预算，让公安部干什么？追逃和追脏。追逃，那些人都是什么时候逃的？他不是七八十年代逃的，都是加入全球化之后。为什么？方便了。包括我们现在的反贪，已经不是以国界为单位、以边界为区隔了，那是全球的。在APEC期间， 这些成员国在北京签订了《北京宣言》。《北京宣言》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些签订的国家，任何一个成员有人把赃物转到另外一些人那儿，你得有义务给人还回来。任何一个成员的人逃到其他国家，你得有义务配合给他抓回去。大家想想，这不就是在全球化底下出的事嘛。

2005年，一个高级干部高严突发之间人间蒸发了，到现在也没有回来，这个过去你能想象吗？一个中央委员，正部级干部，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底成立，就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干部人间蒸发的事。咱们知道张国焘当年逃跑，那人家还留了个条，说我去看朋友，组织上别着急，结果逃跑了。好歹人家留个条，高严连个条都没有留，连个邮件也没有就人间蒸发了。这就是国门打开，内外互通，方便出入，人流物流，新现象。据说最近把他的踪迹找着了，在澳大利亚了，这就好办了，迟早给他抓回来。按照习总书记这个阵势，这个气魄，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可以给你抓回来。这是四大考验。

四大考验映衬出我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转换中凸显出来的能力不足。因为每一次考验都是新任务、新冲击。新任务、新冲击面前就凸显了过去的能力短板。党的十八大又提出来四种威胁，什么意思？我们中国共产党自身这四种考验是外在的压力和冲击，你要有效应对冲击，抵御这个压力，你就得锻炼自己的体质。十八大给咱们党做了个检测，发现了四大危险。   

第一，精神懈怠危险。第二，能力不足危险。第三，脱离群众危险。第四，消极腐败危险。所以说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不计其数地讲到防范四种危险。这四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现实中存在的软肋、短板呢？是的，而且很突出。

精神懈怠问题主要出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尤其是一些有成就、有政绩，甚至有声望的干部，越是这样的干部越容易出现精神懈怠。小成即满，小富即安。我有资本了，我可以躺在这个上面睡大觉了。结果精神头就松懈了，干劲不足了，冲劲也不够了，党性也滑坡了，纪律也放松了，那不就该出事了嘛。所以精神懈怠的后果非常可怕。我们现在确实有一批这样的干部。

十八大之后抓的这些人，其中有的人纯粹是因为精神懈怠滑下去了。比如苏荣，苏荣当过我的领导，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当了一年半。他一出事，我觉得挺意外的。我觉得不能吧。但是后来仔细一看，我的理解多多少少是精神懈怠。为什么？他从中央党校到江西当一把手，就在那儿犯的事，最后一站了，再往哪儿弄也就这样了，于是自我要求降低了。再加上他这个老婆，按照她的逻辑就是再不捞就没有机会了，得抓紧时间。结果就捅了娄子，被人举报了。像苏荣这样的人就是精神没懈怠，以前他把老婆、孩子摁住了，态度非常强硬，他们不敢。到江西他懈怠了，周围的人就感受到了，可是这些人捅了娄子，最后不是还得苏荣这个书记来处理吗？问题是他能把老婆五花大绑交出去吗？咱们中国人从古到今大义灭亲的事很少有人去干，很难的，基本上做不到，你说男的能把女的绑起来？包括薄熙来，关键时刻突然说老婆杀人了，他把老婆绑起来交出去？那只能保。人是生来就有缺陷和弱点的动物，这就是人的本性。

第二，能力不足。能力不足就是新环境、新情况、新挑战下，我们已经暴露了多处的能力短板。前面描述的攻坚期和深水区都是新挑战。我们过去在外围战的时候习惯于游击战，现在到了攻坚期是大规模的整体战，是不是已经适应了这个要求？所以说这个能力不足的短板是多方面的。

至于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脱离群众是作风问题。这就是群众路线教育要求联系群众。消极腐败那就是犯罪了。所以说正因为有这四大考验和防范四大危险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后，抓纪律、抓作风、抓廉政、抓反贪，抓的狠，抓的硬。用习总书记的话说，“我们的出发点、落脚点都在这里”。什么意思？都是从应对四大考验、防范四种危险考虑的。这是加强能力建设是应对考验和挑战的需要。

论据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对古今中外教训的总结。

古今中外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领导集团由于长期执政而放松，甚至责任感下降，自我要求下降，最后导致危机问题难以处理，甚至丢权下台。这个例子可是比比皆是，这就是教训。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做了《决定》，《决定》里讲的特别好，说“我们要善于总结世界上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这是四中全会讲的。而且四中全会还有好几句话，说得很到位。包括习总书记多次讲的，“你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句话可是有很多的内容，过去你能力强，你坐天下了，如果说自己骄傲自满，居功自傲，最后能力下降，谁能想到你的后果。这是四中全会《决定》讲的。后来在2013年6月18号，习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动员大会上他又把四中全会那句话完完整整的在“6.18讲话”里讲了，就是刚才我说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为什么？因为这样反面的教训太多了。

所谓古今中外，我们就简单说执政能力下降导致的后果。我们举两个例子，清朝这个统治特别有意思，前半段可以说励精图治，那是世界上的大强国，那还了得，康熙带着军队见谁打谁，见谁灭谁，那会儿多厉害啊。不仅是国内，像到康熙中后期的时候，在黑龙江流域，愣把俄罗斯人给打出去了。你想想那是什么样一种气魄，什么样一种胆略。大家看清朝的历史，前半段特别来劲，甭管怎么样，满族兄弟很有本事。但是到了晚清，那特别憋屈，根本原因在哪儿？如果找能力的话，会看出康、雍、乾，包括前面的顺治帝福临，少年天子，这四个皇帝都是能力高强，就是执政能力强，不服不行。

1894年中山先生在夏威夷成立了兴中会，就认为这个朝廷不行了，中华民族在你们手里没有什么好结果了，所以说成立了兴中会。去年我看《北青报》有一个学者讲到曾国藩，曾国藩从政20年他没有见过皇帝，尤其是这几个亲王，他不知道这些人长什么样。后来剿灭太平天国以后，到北京这才见了几次面，见了面以后他特别失望，骨子里头觉得这些人不行。他的谋臣姓赵，头几年就跟他说大清国的气数就50年，50年必亡。这句话说对了，果然50年倒了。他当时还不信，后来到北京，从江南大营回来见了皇帝，包括奕䜣这些人以后，他觉得看来就是这样了。当然他说我也看不着了，因为没几年他也死了。能力不行了，已经没有那个气魄了，气魄非常重要，胆识这都是能力。中国这点事不说了。既然有外国，我再说点外国的事。

大家知道咱们的邻国印尼。印尼的苏哈托是怎么倒的台？腐败。1965年9月30号，苏哈托发动9.30政变，到了80年代，因为他是独裁统治，没有监督和制约，结果治国不行搞腐败行。腐败到什么地步？他有个老婆，有个外号，外号叫什么？这个人连老外都知道，《新闻周刊》都写了，他老婆被人称作“十夫人”。但我们要注意，不是说他有10个老婆，这女的排行老十，不是这样的。咱们知道伊斯兰教顶多四个，但是人家也就这一个，但是为什么有此外号呢？你看《新闻周刊》直接把他老婆叫“madam ten”，最后它这个执政党的专业集团，搞到排排队分果果，利益切割，大家各把一头，就这么腐败。他这个老婆一看有利可图，结果全印尼都有一个公开秘密，你办事不得找他嘛，言不二价，童叟无欺，什么规则呢？你来找我办不成不要钱，办成了就把你这个生意额度的10%留下给我，“十夫人”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佣金的好处费。办什么进出口、特许行业、国家垄断的那些部门，别人进不去，她能够进去。所以她帮你办，最后办成了，一亿美金的量你得拿出1000万来孝敬她。否则下次不干活了。

大家想想，这个国家一把手的老婆就这么干，那还了得。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风暴，巨大的经济危机突然冲击在印尼身上，于是一场经济危机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危机。为什么？对他不满了，于是把他推翻了，什么叫丢权下台？这就是，印尼就这样。别的例子我就不举了。

古今中外教训的总结，要求执政集团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样才能应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发展需要，包括突发事件。我们知道一个突发事件葬送一个执政集团的例子很多。

（二）执政能力上存在的问题

前面我花了不短的时间是讲这个背景，就是我们理解为什么要加强执政，我们从五个方面。第一个大问题的下面，我们简单谈一谈我们现在执政能力上存在的问题。

第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

第二，一些领导干部、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的本领不大。党的执政能力最后会分解和具体体现为一个一个干部的能力。干部本身能力不行的话，汇聚起来也是低素质。

第三，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的问题比较突出。哪些作风呢？比如说形式主义，工作漂浮，花架子，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些年我们形式主义的风确实是越刮越猛，幸亏十八大之后来了八项规定，习总书记狠杀这种不正之风。我们知道不正之风本身就是能力不高的表现。

第四，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党的组织覆盖面待扩大，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是讲的党员。

第五，党风、政风不正以及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这就讲到作风和廉政的问题。作风和廉政，它一是瓦解你的执政能力，因为不正之风易搞腐败，都会把一个执政团队，一个党，一个集团的正能量的东西给你侵蚀和腐蚀掉。好事干十件，结果最后出现一个腐败，最后人们对前面的十件好事儿都不承认，这个打击太大了。十八大之后，习总为什么这么大的力度，急风骤雨，大刀阔斧，如果没有一点震慑，不能用一种强大的力量给以纠正和阻击的话，任由发展下去，那已经不是简单的能力问题了。

这是我们今天谈的关于重大意义，我们中间特别谈了一个背景和动因。第二个就是问题。

 

二、加强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

加强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按照执政能力的功能分类，主要是五个方面。

第一，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这是第一个能力。现在对我们挑战最大的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未知数太多，而且现在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又空前的提升。比如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特别讲市场机制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特点，我们是不是都摸熟了，都掌握了呢？还没有。所以说我们现在所谓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也只是入门、起步的那个水平。像我们现在各种社会矛盾、经济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很多都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特定现象。可是对这些新的问题还不能用行政命令去解决，因为行政命令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说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同时，又把市场经济好的那一块也伤害了，那最终等于问题没有解决又引发了新的矛盾和危机。你怎么办？过去可以说二十多年前我们没有面临这个问题，现在可不同了。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这讲的就是民主法治的能力，包括依法治国。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就是锁定在依法治国上。我们现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个方面有机统一，协调互动，可以说缺一不可。可是在实践中怎么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就要更多反映民意，吸纳和概括尊重民意。加强党的领导，更多的是要在决策，包括管理上突出和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和功能。这二者是什么关系？既要重视吸纳民意，尊重民意，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大方向还要按照民意来。但是同时又要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和功能，这二者在实践中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摩擦。所以说这就是民主法治、民主政治的能力要提高。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这个是文化建设。文化是有形和无形的文明成果的整合和总结，最后形成一个文化的传统和文化的环境。

在2013年8月19号习总书记讲话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怎么发展？文化体制得往前探索，得改革，文化事业包括市场经济里面文化那一块，那个短板得加强。所以说这块的能力确确实实我们也凸显不足。

大家知道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既强又富，富就是有钱，强确实是厉害。咱们实事求是讲，有几个人见过美国什么样子。就算人民和人民交往了，但是毕竟是少数人。老百姓了解美国通过什么了解美国？文化产品。我们注意，美国的文化部门是小单位，宣传部就更没有了。美国文化部门、体育部门基本上是个小单位，甚至有时候在某级政府还没有，结果文化、体育整的最厉害，这怎么回事？这不值得我们研究吗？

我们知道现在产业升级换代，你会发现美国在率先加大文化产品在市场经济产业中的比重中已经先走了一步。每年光好莱坞给创造的价值有多少？我们中国要挣点外汇，那都是得卖球鞋、卖衬衫，当然现在政府主推高铁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形成，现在还是陪着干，什么时候见效那不好说。老美卖什么？老美卖电视、卖电视剧。连韩国，我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事没有？韩国这么一个小国，一天到晚打开电视都是韩剧，说真的，人家韩国的文化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了。但是你得承认，人家经营这个就是比咱强。

将来民族和国力的竞争最终都是在文化上。中华文化在人类历史过去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中，我们作为大强国，2700多年。可是你说现在中国有什么？你是发明的坦克还是发明的军舰？什么也没有，就是这个文化力。一直到今天，韩国人不是说去中国化嘛，最后发现问题不好办了，怎么回事呢？他们古代的典籍，历史记载看不懂，为什么？因为当年我们中国的先人，那么大的影响，都让你用中文记事。所以说对另外一个民族的影响不是枪炮，首先都是文化的征服，这叫真正的大国、强国。我们的先人，中华文化，包括从古至今，治国治政，文化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第三，文化的能力。去年习总书记访问坦桑尼亚的时候，结果有人给他汇报说坦桑尼亚黄金时段老百姓打开电视机都看的是中国的电视剧。这个消息给习总高兴坏了，因为他明白。如果底下人给他汇报说坦桑尼亚家家户户用的是咱们的电饭煲，他无所谓。一听说看的是电视剧，他知道中国人的影响进来了，用电饭煲，那是其次。当然一问看什么呢？说看的是《媳妇的美好时代》。

第四、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个能力有针对性。转型社会、和谐社会构建，由于利益调整群体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利益差距现在非常地明显。怎么协调？怎么解决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怎么疏导？这个社会危机怎么舒缓？这就是考验我们和谐社会。

 第五，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我为什么展开了说？因为所谓的几大能力都在那里面了。咱们四大考验第四个就是外部环境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最后演化为我们的能力，不就是第五个能力。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全球化绝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还有文化、政治、军事、国防这都是全新的视野、全新的考验，怎么应对？怎么解决？这是大问题。

三、认识和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问题

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三个大问题。第三个大问题，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和把握的几个问题。

第一，三个有机统一。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个问题解决的好，说明你治国、治政、治党能力高。这三个因素统一的不好就会出现巨大的磕磕绊绊和局限。这三个要素是这样，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要党的领导。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因为中国《宪法》写的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句话什么意思？人民主权。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三个要素各自展开都好说，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们的相互互动。所以这就构成了大问题。

好在我们对于三个统一的认识不断深化。比如说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就有突破。什么时候突破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讲到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讲的非常清楚，“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句话是老话，不是新话。关键是下面这句，“党的领导也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个就是很大的突破。那党的领导本身依靠不依靠法治？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本身需不需要受到法治巨大的约束和规范？我们历来比较含糊。但是这次四中全会《决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思考往上再追溯的话，就是三个有机统一的问题。三个怎么有机统一？既要接受党的领导，也要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在依法治国中坚持党的领导。但是这个党领导的落实和发挥效力，这个功能的发挥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所以把这三个要素有机统一、整合在一起，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在实践中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

在这三个有机统一的命题下，过去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党大还是法大？这样的问题，这就成问题了。因为党大和法大，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相互衡量、比较的问题。党和法根本也不是一个大小的关系。但是有的人既然提出来，到底党大还是法大？是服从党还是服从法？这里面是有一些特殊内涵的，可是这符合我们十八届四中全会，包括三个有机统一的本意吗？当然不符合。因为这样的问题，最致命的缺陷问题是什么？把党的领导和法治对立了起来，这是它的要害之所在。而党的领导和法治是对立的吗？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提是错的。党的领导和法治它不是对立的，是有统一的，所以二者也不存在你要生硬的比较谁大谁小的问题，甚至人为的制造党和法的矛盾来。如果有人成心做这个文章的话，那是为了使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到这个时候，那也不是党的领导了，那变成什么了？变成某个领导或者某几个人的滥用权力了。好的领导能说凌驾到法律之上吗？而且党的四中全会讲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这个地位更高了，首先是宪法，如果按照那个逻辑再往下说的话，是不是还要问党大还是宪法大？我们知道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党章》讲的非常清楚，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已经讲的非常清楚了。所以说刻意的制造党和法的矛盾，而且潜意识里面把二者对立起来，甚至还要凌驾于法之上，这个思路是错误的。这不符合从党的十二大新《党章》，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这是第一。

 第二，正确处理好领导与执政的关系。我们既然要领导加强执政能力，就不能回避领导的问题，而且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也是互换的。为什么今天从头到尾讲执政能力？因为现在最规范的提法就是执政能力。但是执政能力常也体现为领导能力。所以说在这儿我们来看，我们现在之所以讲的是执政能力，根本上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如果还简简单单地说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领导的党，那不能准确地体现出它的执政地位来。为什么？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革命领导的党，那会儿就是领导的党。所以说可见更准确的描述党的地位。但是客观上，我们也必须看出政治领导和执政有联系。首先不是个领导的党能执政吗？所以领导是执政的前提，而执政是党的领导地位在国家政权活动中的必然体现。之所以执政因为有领导地位。倒过来站在执政这边，执政是领导地位和领导的职能在国家政权管理活动具环节上的体现。

但是在具体的形式和手段上，领导和执政不完全重叠，有一定的差异。第一个共同范围，执政更多讲的是对国家政权对党、政、公共政策的领导。包对我们军队，党对军队的领导，广义的都是执政的范围。但是领导，很多领导的范围跟这个执政也是交叉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时期就奠定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比如说领导军队，你现在属于执政的一部分，但是从根上不也是领导嘛，你领导政府，当年边区政府那不也在党的领导下嘛。所以我们现在说执政可能是更加突出对政权机构的领导。而领导的范围更广，事业单位、学校、社团、全社会，那都是领导。手段方式、问责形式、成本约束、监督制约方面都有一些差异。

 

现在我们看有这么一个概念叫执政成本，这个国外也很通用的，但是你很少见到有领导成本的概念。这说明二者还真是有区别。为什么执政讲成本？因为执政更多的是运用公共权力、调动公共资源去实现或者说争取某个目标，而且执政更多花的是财政和纳税人的钱，这里有一个核算的问题。这个就是咱们平常讲的，建设一个国家也跟我们过小日子一样的，当家就得算账。所以执政是有成本约束问题的，是要执政成本的。投入多大精力，花费多少时间，经济建设取得了什么成效，这个要算账的，这个是执政。但是为什么很少领导讲领导成本？尤其是政治领导，比如中国共产党革命，顶多说无数革命先烈贡献自己的生命，这个事不能按照成本核算来衡量。因为领导的范围更广，领导达到的目标很多，也是难以量化的。所以说在领导这方面的成本约束、成本核算，它就不像执政那么突出。执政是要讲成本核算的，而领导牵扯到的事情更多，更复杂，很难用简单的成本核算来评估和衡量。

当然这也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带来另外一个倾向，咱们现在很多事，这个不能算经济账，这个事要算政治账，这个话有时候对，有时候我看也是扩大使用了。因为有时候就得算经济账的时候，他说这个话的借口是干吗？是转移和遮掩一部分人的责任，算政治账吧，政治账似乎就是不算账。但是咱们实事求是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确实政治也很难算经济账。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不能无限的把不能算经济账只能算政治账扩大到所有方面。

这个成本约束，包括中国革命，就是刚才我说的，为什么在中国革命过程当中很难算账，也没有人算这个账，很难算。像我们打仗军事，战争这个事最终只有一个标准，胜还是败，当然打平手也有多重解释，如果强弱之间交手，如果打平了，对弱国来讲就是胜利。只有胜和败的情况下就没法算账了，为什么？我节约了多少军火，节约多少弹药，人没死那么多，但是最后没有打胜，那有什么意义。可是倒过来讲，死了很多人，消耗了多少军火，但是最后我就拿下了，我胜利了，这就是百分之百的胜利。所以说这个账，讲到军事不能简单地算经济账。而当年中国革命主要是军事斗争，那能算账吗？可是执政了，干什么事你都说不能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那也不对。因为执政以后要向全国人负责，这些柴米油盐怎么用的，这些税收上来，不透明，不监督，也不审计，任由一些个别单位用一句话说只能算政治账就都对付过去了，这也不行。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执政，执政就得算账，所以说在这儿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是第二不能混同。

 第三，执政能力建设贵在制度体制机制建设。这也是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特别强调的。尤其是十八大之后的反贪、作风建设，充满了亮点。为什么？因为力度空前。咱们前面讲的大刀阔斧、急风骤雨。但是习总书记十八大之后的这些讲话，在党的建设，尤其是作风建设上，多次讲话最后的落脚点都是制度和机制。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因为执政能力最后它不是讲的个人能力，它讲的是团队，讲的是这支队伍，而这支队伍，用前两天他接见县委书记讲的，就是规矩。所谓规矩就是要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办事，有序运行，建立起我们各个单位、各个部门的良性互动来，这就叫制度化。通过制度来体现整个执政集团的工作效率，这不就等于执政能力提升。所谓执政能力建设在实践中一定要体现在制度体制机制上。习总书记前天接见县委书记班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就是规矩。我们理解规矩就是党规、党法、国家法律法规。

我们现在就针对我们现在的问题，执政能力突出体现在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是有制度而缺乏机制，有体制而手段不足，有原则要求而没有严格责任。现在这是我们的大问题。为什么很多事到最后不了了之，就是因为有制度有原则也有标准，但是具体的体制包括追责，相对来讲薄弱、不到位。最后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就不了了之，不就是这个后果。光有原则要求，没有具体的贯彻措施，那不能叫你的能力高。所以说最近几年，包括我们党的建设、组织建设上不是一直提出一个概念叫执行力吗，是有道理的。执行力就是上面再有多少原则，多少大制度，最后要体现在每个小单元、每个岗位、每个局部的运作能力上。而这些尽管好多是属于前沿，属于末端，都是要按照特定的规则、规范才能运作的。这就提到了从制度、体制到机制措施的系列完备。这个体系是个系列。所以说最终执政能力建设贵在制度体制机制建设。这是第三。

第四，我们要正确把握三大执政之间的内在联系。执政能力建设，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来三大执政，这就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而这三大执政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经验。执政能力建设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因为这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科学执政要提高执政的科学性。那什么叫科学的要求？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执政有没有规律？有。执政是有规律可循的。过去说有权就有一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似乎都是人们的主观，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其实不然，执政是有规律的，违反规律就不行。包括咱们前面讲到的丢权下台。所以这就总结出科学执政来。

民主执政就是人民性，这个就是前面咱们讲的人民当家作，党这个组织也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人民，是代表人民组织和动员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群众路线理论本身就是民主理论，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民主理论，走群众路线那就是民主建党。所以必须体现民主执政是人民性，走群众路线。

第三，执法执政。这就是四中全会《决定》讲的。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不能在法律之外活动。1982年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讲的很清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这三者是什么关系？不能偏废，这需要研究。我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因为执政是执掌国家政权，而国家政权是什么？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来讲，历来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叫国家机器。执政党就是操作这个机器的主体。我再比喻的形象一点，如果我们把这个机器比喻为是一部汽车，汽车也是一部机器，汽车有司机，司机是谁？司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是什么？人民是这部汽车车主兼乘客，这就是人民和这个汽车的关系。党和汽车什么关系？党本身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承担着司机的责任是驾驶员。人民是坐在汽车上，但是同时又是车主。汽车的东家不是党，这个车的东家是人民不是党。在某种意义上，党也是个CEO，是首席执行官，它代表人民的意志开动这个汽车的。依法执政，法规是什么？如果这个汽车拉上的群众上了高速了，不得遵守交规嘛。这个依法执政合法就是遵守交规。

首先这三个特点，第一，科学执政，突出按照规律特点办事，要突出这个驾驶员的专业性。为什么让你当司机不让别人。大家知道，全世界的国家机器如果都比喻为一辆汽车的话，我们跟西方的最大差别是什么？最大差别是我们这辆汽车是一个驾驶员。美国两个潜在的驾驶员，共和党和民主党。车主兼乘客看你们谁家的好，你家四年，他家四年，当然它还有一个决定，连续驾驶不能超过八年，比较换人。说真的，中外的政治体制根本的差别就在这儿。英国两党执政，两个司机，两人都可以执政？谁开？老百姓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司机，而且这个司机的地位就决定了你应该比别的司机开得更好，这对党的建设、能力建设的标准是不是更高？就是这样。

在美国，两个司机，民主党开得不好还共和党。这就是为什么对共产党的标准应该是高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这就是为什么200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而且不能犯错。所以这个科学性讲的就是要按规律办事，人家之所以让你当司机，我知道开车得有专业资质，因为你有这个资质，所以你得把业务工作弄好，开车的技术得提高，得把握规律和特点。

这个时候人民性，得尊重民意。为什么？因为老百姓坐在车上，同时又是车主，不征求人家意见行吗？所以说总结汇聚民意、尊重民意，按照民意的大方向来办事是基本责任，不能违反。否则能叫共产党吗？能叫人民的党吗？所以说这个人民性体现在这儿。

合法性刚就是要遵守交规，开车不能乱来。什么地方路况复杂，什么地方转弯要减速，这是司机的责任。当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这个车散架了，司机摔出去了，都没了。但是这个车可以散架，司机可以被甩出去，人民是永远的，人民不会消亡。所以人家俄罗斯人民又组织了一辆车，这个车叫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又找了一个司机普京，开得也挺好。这也是有教训的。

为什么提出执政能力建设，这都是总结了长期执政老党、大党这些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所以我在这儿讲这三个特点，当然我的比喻不一定很恰当，但是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因为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都提出来要借鉴人民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执政能力包括了借鉴能力、学习能力。所以我们说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执政党应当具备的重要的政治能力。2014年是特别有意义的年份，为什么？因为再往前数100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最后是什么结果？真正的结果是世界上诞生了第一批共产党，而且由于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都不可能。大家知道吗？中国共产党怎么成立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中华民族是战胜国，结果到了巴黎和会，被当成了战败国了。这个消息传来在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深化最后就是中共的诞生。

现在100年过去了，谁也没有想到全世界日子过得最好的就是中共了。奥妙何在？其中一个，我们现在回头看，中国共产党是学习能力超强的一个组织，这个是所有的党都跟不上的。当年小平同志搞市场经济，别的共产党谁敢弄？现在回头看20多年了，学的也不错，当然有挑战和考验，那我们坚信能够克服。

所谓的借鉴就是学习他人的好经验。一个人的成长和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成长，这是必备的要素。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能力超强，其中一个就是学习他人的好经验。而我们也知道，任何国家的政治文明系统都很难在封闭和隔绝的状态下获得发展和生存。所以对于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不应该盲目排斥，应当积极借鉴有益成果，也就是通过别人的好经验，我经过分析选择，变成我自己的东西。就跟当年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也一样的，我们没有照搬，对我有用的就拿来，拿来我就能够超过你。这个借鉴人类政治文明也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绝不能盲目照搬，借鉴就是有选择的。盲目照搬、全盘西化，此路不通。因为在过去100多年中历来有两个极端，一个叫做全盘照搬。另外一个叫盲目排外，最典型的就是义和团，明摆着这条路不行。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既从实际出发，又吸纳各国的优良特点，是这么一个正确道路，这才是我们的选择。所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执政党的能力，不能忽视。

五大方面我就谈到这儿了。最后跟大家要说明的是，我谈的只是个人体会和学习的一些想法，不一定成熟，请大家批评和指正，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平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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