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伟业开生面 健笔谱新篇

 

有了主心骨才能凝聚人心

邢贲思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处在关键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也已进入深水区，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矛盾多样化的情况下，价值观认同、文化选择也出现了很大差别，越是这样，越需要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只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才会有正确的方向，才有主心骨，才能起到引领社会、凝聚人心的作用。

祝《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在新的一年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求是》杂志原总编辑、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誉院长）

观大局、察大势、谋大事

高尚全

过去一年是落实党的深化改革各项措施的全面深化改革元年。成绩令人振奋，未来令人鼓舞！

一年来，改革高潮迭起、激情澎湃，最高领导人亲自挂帅，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围绕总目标谋篇布局,观大局、察大势、谋大事,始终牢牢把握正确方向,驾驭和引领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航程。

一年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连续召开了九次会议，从整体布局到重点推进，从经济体制到司法体制，从民生领域到军事领域，从分解落实到督促检查，推动开局之年改革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三中全会之后推进改革的又一个高潮，四中全会《决定》与三中全会《决定》形成了姊妹篇，中国的改革步入了双轮驱动的高速推进阶段。

一年来，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经济复苏缓慢这样不利的大环境，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冷静应对，既不过度刺激，又积极作为，确保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的区间，成功达到了7.4%的增长目标，为继续全面深化改革营造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展望新的一年，中国的改革面临更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有更大的信心，因为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中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贯彻和落实这四个全面将是新的一年里推进改革的重中之重，能否准确理解和落实“四个全面”这个治国理政的核心方略，将是改革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三阳开泰，春回大地。我相信，坚定的改革决心和睿智的改革方略必将促使已经取得了30多年辉煌的中国改革事业在新的一年继续取得更大的进步。在羊年到来之际，衷心祝愿改革事业一日千里！祝愿中华儿女福泽绵长！祝愿中华民族光耀万邦！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清醒看待古代权大于法传统

王曾瑜

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一些党员、干部根本不知道有法律存在，大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这种现象不改变，依法治国就难以真正落实。我感觉，要解决这一问题，需从理论和实践多个角度着手。就学界来说，一些学者对人治和法治的概念似乎有些模糊,其关键只怕在于对中华专制主义的本质没有看透,对于专制条件下人治的必然性缺乏清醒估计。权大于法的后果是权必乱法、法必阿贵。

人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史,对法律条文的变迁,下了许多功夫,当然是必要的、可贵的。但是,更重要的方面似乎还是司法实践。然而在人治条件下,司法腐败不可能不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的中心问题。笔者过去对司法腐败问题认识不足,注意不够。近年来方才予以关注,这实为中华古史中的重大问题。

我认为,研究、反省和批判中国古代权大于法的主流政治传统,不仅对于研究和理解古史,对于建设当代民主和法治社会,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华民族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沿着民主和法治的轨道,方能走向光辉的未来。

《理论周刊》向我邀约谈新年寄语，于是写了上面的话，希望《理论周刊》在新的一年里能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成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

陈瑛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产生和发展的文化，是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文化。新中国建立以来，在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全面继承和发扬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里，高歌猛进，虽然有过几次“左”的干扰，特别是“文革”的破坏，仍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忠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人才。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需。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在清理文化和理论战线上大是大非的基础上，总结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认真学习我们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既有成果，学习和发扬前辈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战斗精神，有理有据地回击各种谬论，在斗争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全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真正继承者，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就要继续汲取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汲取世界上各国人民的优秀文化。当然这种汲取必须像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奋斗中，随时发现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解决问题，总结人民群众的宝贵经验，科学地加工制作，将之上升到真善美的文化成果和科学理论，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爱《北京日报》，特别是她的理论版。盼望她能够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取得新的成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名誉会长）

核心价值观要当真

俞可平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12个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继承和发扬了“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借鉴和吸收了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时代精华，对外是国家形象和国家软实力的依托，对内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这12个核心价值观不是美丽的词藻，而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它们既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又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幸福快乐。不把它们当真，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就会坍塌。

当前，举国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活动，不仅报刊著作、广播电视和课堂讲坛在大讲特讲核心价值观，而且农村城镇的大街小巷也随处可见这些核心价值观的标语口号。这非常有必要，只有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才能让这些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当然重要，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这就是实践和行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的价值，最终在于行动和实践。

做比说不是重要一点点，而是重要千万倍！一打标语，不如一件实事；万篇言说，不如一项制度。其一，每一个核心价值观都应当有具体的行动方案，最终都应当落实到社会实践和公民行为上。其二，党和政府要带头践行，只有通过政府诚信才能促进社会诚信，只有通过党内民主才能带动社会民主，也只有通过从严治党才能带动依法治国。其三，每个公民都不能置身事外，但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起表率作用。要求别人做到的，领导干部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下级实行的，上级首先要实行。其四，每一个核心价值观都很重要，不能顾此失彼。不能要了“富强”，丢了“公平”；要了“法治”丢了“民主”；要了“自由”丢了“平等”。其五，践行核心价值观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政治的进步是最深刻的社会进步，它将人类文明的成果以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定。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都属于基本政治价值，在12个核心价值观中占有半壁江山，可见政治价值之重要。宣传和教育固然重要，但实践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途径还是制度建设。

在践行这12个核心价值观方面，任何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气象和新的面貌，最终都将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兴旺。让我们认真对待核心价值观，把每一个核心价值观都当真，这也是我在新春里的热切期望。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全社会一起来“讲卫生”

李德顺

强力反腐，是我们2014年的亮点，也是2015年的期待。

反腐可比作除虱子——除掉寄生在国家社会肌体上的害虫（包括“苍蝇”级的，也包括“老虎”级的）。捉了这些害虫，就能大得人心，大快人心。

说起虱子，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还记得小时候的情景，那时饱受跳蚤虱子的肆虐是常事。连古语中也有“扪虱而谈”的所谓佳话，可见虱子的泛滥在历史上曾经是一种常态。而如今，这个场面已经基本消失了。

那么，虱子是怎样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的？这里启发我们思考的，就是一个怎样打造理想化“新常态”的问题。回顾一下这方面的历史，可以肯定地回答：有虱子当然要捉，但虱子的消失，并不是靠人们一个一个地把它们“捉”光的。而我们知道，根本的除虱过程，是通过普遍地改变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水平，特别是营造了“讲卫生”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实现的。

既然如此，那么也可以说，要把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的“零容忍”，变成一种常态化的机制和效果，最根本的还是要全社会一起来“讲卫生”，即实施新的社会治理来改善我们的政治生活方式、日常生活条件、人际关系状态，清除我们生活环境中那些藏污纳垢、滋生腐败的土壤。这个从制度上、精神上到行动上都来普遍地“讲卫生”的过程，其实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法治”的过程。

应该说，这个过程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谁都不能置身其外。就像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讲起卫生来，才能享有最终除虱的成果一样。全国人民都有参与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权利和责任，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担当。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制度优势

张维为

记得2013年12月我在北京参加21世纪理事会会议，当时美国时事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对我提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你们说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但为什么除了中国以外的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采用了西方制度？”对此，我回答说：“过去20年里，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越了其他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背后是中国的制度比较成功，所以我们是制度自信，我们欢迎政治制度的竞争，包括和美国政治制度的竞争。”

中国崛起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们有必要向国人，向世界清楚地解释中国的政治制度，并自信地回应任何对中国制度的质疑。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关键。这个制度一直在不断地进行微调，以适应各种新的挑战。这个制度的成功体现在许多方面，特别体现在“政治、社会、资本三种力量实现了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

美国人喜欢吹嘘它的政治制度如何好，尤其是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度，但这个制度的问题不仅体现在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先生所说的“否决政治”，即两个主要政党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全体美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之上，否决对方的主张和政策，使美国应该进行的改革寸步难行，而且还在于“三权分立”本质上仅仅是一种局限在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安排，在政治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已经可以左右美国的许多制度安排。

一个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能够确保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从中国的制度安排来看，中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大致保持了一种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关键原因，也是中国大多数人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一种超越。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我们将越来越会看到，这种政治制度安排上对西方制度的超越将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全球意义。采用这样一种分析框架，我们也可以研究和评判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国际比较，我们可以更好地找到制度自信，可以进一步丰富世界的政治制度文明，可以更有力地影响世界政治格局未来的发展和走向。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应制定体系完整的人格权法

王利明

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民事权利主要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两大部分，后者分为物权与债权，它们均独立成编，人身权主要是以人格权为主，却未单独成编，其规则或规定在主体制度中，或散见于侵权责任制度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体系失调的缺陷。可以说，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反映其“重物轻人”的不合理性。要消除这一缺陷，人格权即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这也符合人格权保护在现代民法中的发展趋势。

在人格权法中，还要完善具体人格权制度。在此方面，除了进一步规定并完善民法通则所确认的生命健康权、名誉权、肖像权、姓名和名称权、婚姻自主权等人格权之外，还应当重点规定三种权利。

一是隐私权。两大法系都已经将隐私权作为基本的民事权利加以规定，甚至上升为一种宪法上的权利加以保护。我国民法通则虽然在法律上第一次建立了人身权制度，但并没有规定隐私权。这是立法的一大缺陷。

二是个人信息权。在信息社会和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已成为个人重要的权利，且是个人享有的一项人权。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权的意义在于，在信息化时代旨在保护个人对其信息的控制，扩大其对信息的利用，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

三是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博客、微博的发展，使信息传播进入了全新的时代。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6.32亿网民，其中手机网民5.27亿。如此众多的网民，在促进社会发展、传递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利用网络披露他人隐私、毁损他人名誉等行为也是大量存在的。因此，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中对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作出特别的保护性规定。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筑牢法治篱笆遏制权力越线

叶小文

2014年，法治无疑受到很大关注。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布好局，破好题，全面展开，取得决胜，必须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坚持改革方向、问题导向，直面法治建设领域突出问题，回应人民群众期待。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现实生活中，以下现象和行为皆有之：不懂法、不尊法，以身试法、知法犯法；搞变通、打折扣，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随大溜、存侥幸，视法律为儿戏，藐视、践踏法律。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么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惟行而不返”。对执法领域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问题，老百姓深恶痛绝，政府必须下大力气解决。

2015年，要继续依法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让政府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要加强和改进政府立法，健全政府依法决策机制，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坚持立改废释并举，推动重点领域立法，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决策和立法紧密衔接。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梳理各部门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实现决策、执行、结果公开透明，增强政府公信力。

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源自法授。各级政府及工作人员都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用法治引领改革发展破障闯关、推动民生改善和社会公正。必须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筑牢法治“篱笆”、遏制权力“越线”。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理论自信基于好的治理

杨光斌

不管秉承何种观念的人，大概都不会质疑中国道路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中国，基于现实基础的道路自信，对很多人而言并不成问题。但是，在理论上到底怎么看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则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种是流行多年的西方中心主义，认为中国道路是过渡性的，以后必然走向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即西式民主。持这种观念的人在现实中并不是个别人。另一种看法是中国中心论，即中国道路所塑造的中国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具有推广价值。到目前为止，这种认识更多是基于历史认识和现实感知，还没有形成深厚的、让人认同的体系化理论。

这样，前一种路径是拿别人的理论来对照中国，因而对中国道路和成就必然不具有理论上的自觉，更谈不上自信，与理论自信渐行渐远。后一种路径则因为缺少理论上的穿透力，不能对中国道路给予理论上的解释力，好的食材做不出好的菜品，同样做不到理论自信，但更趋向于理论自信。

把对中国的道路自信转化为更多的理论自信，这应该是新一年、乃至若干年内对理论工作者的重大挑战。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不言自明，理论自信基于好的治理，因此，反腐政治、公正社会建设依然要坚持，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是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

其次，既要了解百姓需要什么样的观念，也要将与百姓生活攸关的观念理论化。《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很耐人寻味，多数人居然“要平等不要自由，要民主不要法治”，而自由和法治不正是保护每个百姓的最重要的制度吗？中国人所需要的社会价值似乎更宏大、更理想主义，而将保护自己的、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价值排在最后甚至踢出选项，如法治。这是不是需要反省我们的舆论引导工作？

再次，加强比较研究和拓展社会科学的知识来源。中国人的观念在西学东渐中形成，了解最多的是来自西方的书本知识，对世界的理解更多的也是限于发达国家。这种知识结构无疑会让很多人张冠李戴，以西方的观念来关照中国，以西方的现实来比照中国。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即把中国与可比的发展中大国（比如印度、孟加拉国等）进行广泛比较，将会有助于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形成。要知道，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转型为西式民主或宪政民主了，但结果更好了吗？不是更好，而是陷于党争的泥淖之中而难以自拔。

一句话，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会自发形成，是必须把时间精力花在正确轨道上去做的结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佘小莉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217/8029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