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海关窝案频发折射出“权力的失控”

 

【事件介绍】

深圳海关再现抱团腐败样本：收钱放行按岗分赃

这是一个犯下重案的深圳皇岗海关的科室——

收费放行：走私省内6000元／车，省外1万元／车；

按岗分赃：科长12%、值班副科长17%、查验关员15%；

设定标准：科室间互相参照，设定“好处费”分配比例；

交叉感染：腐败毒素在同事间交叉感染、前后任“代际”相传……

深圳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处物流监控六科8名关员涉嫌放纵走私一案，2月5日已在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开庭，庭审披露出这样令人吃惊的腐败案情：科室间、上下级、前后任，腐败毒素交叉感染，甚至建立起了腐败机制、分配标准。

更为严重的事实是，这一重案和去年曝出的深圳沙头角海关腐败窝案十分类似。海关履行把守国家经济大门的神圣职责，焉能成为腐败多发之地？这种“抱团腐败”模式务必铲除。

一起珍珠走私案牵出“六科”腐败黑幕

这起重案的查处缘起于两年多前一个查验指令——

2012年6月25日，深圳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处物流监控六科接到海关风险布控部门下发的一个查验指令：要求查验车牌号为粤ZGJ95港的货车。而正是这辆车涉嫌载着近百公斤的走私珍珠入境。

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该珍珠走私案查实案值2010万元，涉税732.5万元。检方指控，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处物流监控六科科长李国强等3名关员在接到查验此车指令后，存在违规操作和放纵走私的行为。

也正因这批珍珠放纵走私，使得物流监控六科3名关员被深圳海关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并“顺藤摸瓜”揭开了物流监控六科多名关员长期放纵走私的黑幕。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存在已久的物流监控六科的腐败黑幕被逐渐揭开，并牵出了另外5名关员。最终，物流监控六科8名关员，因涉嫌放纵走私，被检方提起公诉。

检方指控，李国强等其中7名关员共同受贿数额分别为125万元、125万元、20万元、19.4万元、11.2万元、10.4万元、7.8万元。

省内优惠，省外更贵：“收钱放行”成六科惯例

由于很多跨境物流公司存在货物申报不规范的情况，按照规定，海关查验到不规范的申报单需要退回给物流公司重新申报。为了提高物流“效率”，一些物流公司便与海关查验人员达成默契，制定出“按车收费、按岗分赃”的腐败规则。

检方指控，物流监控六科7名关员收受物流公司“好处费”，放行问题车辆。证据显示，物流监控六科自2011年10月就已开始收受“好处费”，一直持续到2014年3月案发之时。

物流监控六科科长李国强在庭上说：“快运装载货物比较杂乱，填单如果一一列举比较麻烦，快运公司想尽快通关，如果被查到(货物)与单子不符，打回去重新办理的话需要5天时间。打了招呼，我们就放了。”

科员黄延彬在庭上认罪并表示，根据李国强的指示，他作为联系人负责与4家物流公司联络。如果物流公司的货车被海关风险布控部门确定为查验车辆，物流公司会给其与李国强发短信，然后李国强将信息转发给当班的副科长和科员，直接放行涉嫌走私或违法的问题车辆。按照6000元(目的地为广东省内)或1万元／车(目的地为广东省外)的标准向物流公司收取“好处费”。

由于私放车辆需要多个环节“通力合作”，收下的这些“好处费”，科室便进行内部“统一分配”：科长12%、在转关查验台值班的副科长17%、不在转关查验台值班的副科长每人5%、负责查验的关员每人15%、联系人8%、留存科室经费8%。

留存科室经费作为“公账”由黄延彬保管，当他在2013年3月被调离物流六科时，“公账”上有10万元余额，移交给下一任“联系人”。

黄延彬在庭上说，“公账”一般用来科室聚餐、活动等花费，“但由于那段时间正好上面风声比较紧，很少出去花钱。就算科里面有聚餐，也是物流公司去安排的。”因此，较少动用到“公账”。

 

“科长轮岗”，腐败规则也“继承”

为了预防腐败，权力部门普遍实行轮岗制度。令人震惊的是，在物流监控六科科长、副科长、“联系人”的人事更替过程中，腐败链条却始终未断，而是“代际相传”，继任的物流监控六科的科长和副科长们把腐败规则也“继承”了下来。正因如此，因参与科室腐败黑幕而落马的7名关员中，有前后任的2名科长、3名副科长、2名科员。

张斌在庭上说，他调到物流监控六科担任副科长后，虽然没有人跟他提过“好处费”的事情，但他在工作中慢慢感觉到了物流公司给科里送了“好处费”，“但我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因为这种情况很普遍，我不想把自己边缘化，成为孤家寡人。”

李国强和黄延彬在庭上都供述，他们曾向其他科室请教过“好处费”分配经验，参照其他科室的分配标准确定了该科室的分配比例。面对公诉人的问题“其他科室也存在收好处费的情况吗”，李国强作出了肯定回答：“其他科室都存在。”然而，受审关员均未在庭上明确指出“其他科室”到底是哪些科室。公诉人与审判长也并未就此继续进行讯问。

务必重拳打破“抱团腐败”阵营

令人警惕的是，这个犯下重案的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六科，其“腐败模式”，与去年曝出的深圳沙头角海关腐败窝案很相似，都属同一科室、腐败“分工”明确。如何进一步完善轮岗交流制度，切断腐败“交叉感染”“代际相传”链条，成为当地海关反腐、防腐路上的一个重大挑战。

专家指出，要有效地遏制这种“抱团腐败”模式，必须要重拳打破现已形成的“团伙式”的腐败阵营。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张紧跟表示，深圳海关连发类似腐败窝案透露出日常监管中的软肋，如果基层查验科室达成一致“协议”，形成腐败利益共同体，将导致查验形同虚设。

他认为，在日常工作中加强上下级监督、平行监督、外部监督都是极为重要的。应当避免一个科室长期单独执法，并加大上级对查验情况的抽查力度。此外，还要进行信息公开，让公众监督，设立多种举报渠道让公众参与到监管的队伍中来。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徐松林认为，当前很多行业运行久了，都很难避免形成利益同谋，互相得利，有法不依，形成行业潜规则。因此，反腐深入要向这些行业“潜规则”动刀。

深圳海关关长王克光在近日召开的深圳海关反腐倡廉工作座谈会说：“深圳海关对反腐败，态度坚决，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袒护，绝不姑息，绝不养痈遗患。”

据介绍，深圳海关将在所有业务现场统一公开走私和廉政举报电话、业务投诉电话，收集外界对海关工作和海关关员的举报、投诉，确保有诉必接、有访必查、有果必复、有责必追。

在2月5日的庭审中，4名关员已出庭接受讯问，该案将择日继续审理。

腐败“潜规则”为何能代际相传

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六科腐败窝案的一大特点，是换人、换领导之后，“腐败规则”依旧传承的残酷现实。一茬一茬，前“腐”后继，大家都这么干，也就都没有自我约束，而腐败的情形也就会愈演愈烈，难以改变。这样的“代际相传”在令人震惊的同时，不免也有疑问，为什么那些严格的轮岗制度没能发挥作用？

一方面，与此前被曝光的沙头角海关腐败窝案一样，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六科在行贿受贿上，同样有一整套“严明”“科学”的管理办法。“收钱放行”已成惯例，而在内部赃款的分配上，也形成了“统一分配”的规则：科长12%、在转关查验台值班的副科长17%、不在转关查验台值班的副科长每人5%、负责查验的关员每人15%、联系人8%、留存科室经费8%。

这样，纳贿过程实现了全程联动，各个监管环节分工协作，同步行动，从而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相应地，也就极大降低了内部“反水”的可能性。即便出现换领导、人员换岗的情况，也一样可以沿袭既定的“分赃制度”，而不至于出现“有人跳出来”的情形。

另一方面，轮岗制度若不能与严格的监管制度结合起来，只能沦为华丽的摆设。比如，审计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举报受理制度等等，不应该继续沉睡，而是应该有效发挥作用。其实，即便“攻守同盟”再严密，也不可能密不透风，更不会遮住所有人的眼睛。海关走私涉及物流公司、海关机关乃至当地经济社会的诸多环节，若说能够实现全环节的封闭运行，显然是不可能的。最起码的一点是，一有走私物品进入，当地的市场就会有反应。监管部门能在多大程度上感觉到这种反应，有客观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主观原因。很多时候，不是能不能查，而是愿不愿意查的问题。

而皇岗海关的走私腐败已成蔓延之势，腐败潜规则不仅在同一科室“代际相传”，不同科室之间也存在腐败问题。庭审披露，被审关员供述，曾向其他科室请教过“好处费”分配经验。在这样的“常态”之下，当然只会出现最坏的结果，即大家都装聋作哑。

因此，面对腐败毒素代际相传、交叉感染的情形，必须以更严密的制度设计、更严格的监管体系破除“潜规则”。其一，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管，改变目前部门执法的封闭性，不仅要轮岗，更要将监管的触角延伸到通关的每一个环节，以打破“攻守同盟”。其二，还是要强力推进信息公开，拓宽举报渠道，真查、严查，而不只是做做形式、走走过场。

任何一个公权力部门，只要缺乏必要监管，甚至连基本的底线意识也不再有，注定会贪腐成风。海关负有把守国家经济大门的神圣职责，不能在腐败潜规则的驱使下，成为不设防的“门禁”。

 

打击海关抱团腐败，要突破惩治套路

腐败窝案通常都存在部门人员及岗位职责长期不变，上级监督制约机制早已失效但不为监督者所知，信息公开不足等特征。某种意义上，剖析这类腐败窝案，似乎都可以开出上述建议。事实上，包括海关、交通、建设等系统在内，腐败窝案发生后，有关部门都出台实行过有关举措——如果这些建议确实有效，腐败窝案应当越来越少，最起码，发生过窝案并经整改的地方或部门就不该再发窝案。但事实上，即如深圳海关，尽管历经反腐整改，却仍然曝出惊人腐败窝案。

这是因为，专家总结的几点原因及对应的建议，至少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一来，专家提出的“应避免一个科室长期单独执法”，这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固定岗位监管执法人员易遭腐蚀俘获的问题。如报道介绍，深圳海关在皇岗海关等隶属海关普遍实行轮岗制度，但腐败却渗透到轮岗的各科各组。很显然，除非轮岗的范围足够大，使得走私集团的俘获成本过高，否则在参与某些关键岗位轮岗的关员人数有限的情况下，实行轮岗只不过部分地增加了俘获成本。

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深圳海关因其业务量，关员人数已居全国直属海关首位，在皇岗海关这样的口岸隶属海关，各科的关员配置数量也远超其他海关、口岸。这也就是说，像深圳海关这样因关员人数较多尚有轮岗空间的海关，仍然不能通过轮岗来遏制关员被走私集团俘获的风险，其他海关的情况恐怕更加难以令人乐观。

更何况，轮岗还受海关业务门类限制，无法实行一些论者和专家所称的全员轮岗。海关的口岸监管、审单、加工贸易监管、缉私等各类业务有着高度专业性，一个海关关员从现有岗位轮岗调整到新的岗位特别是与现有岗位差异性较大的岗位，需要一定时间的适应磨合周期，才可能积累高效履职的技能、协作技巧、隐性知识。多个关员同时轮岗，关员之间、团队班组之间、科室之间的磨合也需要时间。近些年来，全国各地海关为支持地方外向型经济发展，监管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等业务快速增长，还需保障客货口岸的快速通关，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为了防范廉政风险而频繁轮岗，必将降低通关效率，显然是地方政府和海关上级部门所不能接受的，反过来，要保证通关效率，轮岗就必须控制在适宜程度，特别是要让业务能手、岗位专家留在最能发挥其特长和能力的岗位，而这又会造成廉政风险难以控制。

二来，专家所称的“加大上级对查验情况的抽查力度”，也存在较大局限性。包括各级各地海关，以及其他类似的政务单位，人力资源主要部署在业务一线，上级单位很难有足够的人力去参与对审单、查验等一线工作的抽查。

三来，海关系统是政府各部门中政务信息公开履行较为到位的单位，即在现有的政府信息公开框架下，较好的按照了法规和政策要求实现相关信息公开。这种情况下却仍然无法避免腐败高发。即便如专家所称，进一步向公众开放信息，但由于海关监管业务的高度专业性，放开一些信息，很难起到遏制、威慑腐败发生的显著作用。

其实，剖析包括海关系统在内的一些部门和地方，迄今仍然难以避免的腐败窝案，需要打破惯有的剖析改进思路，要摒弃那种窝案发生后试图通过频繁调岗、阶段性加强抽查来遏制廉政风险的整治套路。

打击、预防和遏制腐败特别是腐败窝案，仍需致力于关键、敏感岗位和流程的监控。要完善反腐反走私的监控网络，相关信息的采集收录要尽可能的实现全面化，各地各部门要引入大数据分析手段，加强对监控数据的整合分析，不断提高分析效率。这部分信息资源也要主动开放给地方纪检监察机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非涉密、非有关商业机密的监控信息还可定期提供给新闻媒体，以增强对“正在发生的腐败”的威慑性。

考虑到海关口岸监管部分岗位上，关员薪酬、职业晋升前景等现有和潜在收益，与接收走私集团贿赂俘获的巨大收益相比的严重不对称，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提高海关一线关员薪酬和廉洁奖金，并在该系统严格推行财产申报公开，让海关关员有可能做到不想贪、不愿贪、不敢贪。

【启示与思考】

皇岗海关“抱团腐败”模式令人震惊，从披露的案情看，整个科室均陷入腐败漩涡，且呈现代际相传的特征，说明该科室的腐败利益链条完整，关员彼此配合默契、分工明确、分配标准细致，每个人都从中获得相应的“好处费”，自然会保守秘密。而且，后来者虽然无人告知有“好处费”，但其凭借感觉和经验，就知道存在“好处费”，为了不被边缘化，亦主动参与其中。

深圳海关“抱团腐败”模式并非偶然出现，据涉案关员自己承认，其他科室也存在收好处费的情况，且非常普遍，他们还向其他科室请教过“好处费”分配经验，参照其他科室的分配标准确定了该科室的分配比例。显然，皇岗海关物流监控六科的“抱团腐败”是海关内部公开的“潜规则”，呈现出塌方式集体腐败。媒体报道显示，仅2014年，深圳海关已有23人落马。报道还显示，沙头角海关内部买官卖官盛行。

在这样严重的腐败窝案面前，需要反思，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在一些地方海关内部监督机制何以失灵。深圳海关监察室负责人反思沙头角案件时表示，“海关管理层级单一，权力过于集中”。由此可见，这跟海关特殊的垂直管理体制有关，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上级监管流程太长，有些时候可以说是鞭长莫及，而外部以及第三方的监督与制约难以真正介入，从而为一些地方的海关出现窝案创造了条件。

沙头角窝案得不到深入的省思，就必然再次出现其他窝案。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因循沿袭。相关报道中，专家提出应进一步完善轮岗交流制度，切断腐败链条。但是仅仅冀望于轮岗交流来防腐，正像去追问一些作为内部监督的海关监察部门一样，这很难防范腐败于万一。对此，皇岗海关一名涉案副科长供述，“因为这种（腐败）情况很普遍，我不想成为孤家寡人。”当一些地方腐败成为一种潜规则式文化，轮岗反腐就只能成为一个笑话。

如果说深圳海关频发的窝案现象，阐释了孙立平先生关于“权力的失控”的论断，表明得不到制约、未受到监督的权力，只能在扩张之中进一步走向失控，那么解决之道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或许，有关方面应该考虑，由地方纪检部门派驻专员，打破一些部门垂直管理体制的弊端。任何部门，都是因为被置于阳光之下，众目睽睽之中，严密的笼子之内，才可能减低腐败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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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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