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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国有企业改革再定位 ——新常态下国有企业改革新思路(上篇)
2015年02月27日 13:39
许正中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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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国有企业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这是从全国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第二,新常态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再定位。新常态,我们近期可能也知道这个词,从2014年5月份习总书记提出,到现在是我们各项工作的重新谋划。我把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做一比较,在比较中给大家谈一谈。
一、中国国有企业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一)国有企业自身发生的变化
下面我就从第一部分,中国国有企业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来谈。近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国有企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它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削弱。国有企业叫“顶天立地”,民营企业叫“铺天盖地”。虽然国有企业在量上减少了,但是它在质和体量上单独地都是增加的。
第二,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的特性日益明显。过去特别是在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还没有完全分开,所以那时候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基本上是兄弟,或者说是左右手,现在这个关系没有了。
第三,政府对国有企业资金的调拨和利润的获取都在减弱。过去我们对国有企业征收工商统一税,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国有企业结束了“只生不死”的历史,也有倒闭的。
第四,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正在逐渐进行调整。
第五,国有企业由依赖政府注资转向借助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融资。
国有企业的职工逐步由单位人走向社会人,包括现在公务员也要马上从政府机构人转向社会人。现在这个社会一定要基于开放状态和流动状态来思考,不能通过单一的性质来思考。所以,单位人走向社会人,部门人走向社会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进步,这是很重要的。
(二)国有企业与民营经济的比较
我们看一下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历次对比,从2003年到2014年可以看到,首先,民营经济的数量是越来越多,国有企业基本上数量没有动。第二,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在不断减少,特别是2013年和2014年有一个陡降期,而民营经济的从业人员是逐渐提升的。
(1)就业水平
我们来看一下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就业、资产和营业的收入。工业企业中,民营经济的就业水平是提升的,现在占到81%。韩国这个国家值得大家关注,为什么?韩国是人类有史以来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跨越高等收入陷阱,同时社会进入良性循环的一个国家,这是很难得的。
(2)资产和收入
民营经济资产的比例在提升,收入比例也是稳步增加的。特别是从2009年以后,民营经济收入的比例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虽然这五年基本上都是“民退国进”的状态,但在这种状况下民营经济的进步也没有被阻挡。为什么这样说?我们都知道在过去民营经济要想做得好,它必然要“见好就卖”。卖给谁?卖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见好就买,见好就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格局。但是这个格局在十八大以后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3)平均资本回报率
我们看国有企业的平均资本回报率有多大?它实际只有民营经济的一半,从民营经济回报率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越来越理性化了。
(4)工业生产总值
1993年到2014年,国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工业生产总值比较中,民营经济迅速提升。过去的国有经济工业生产总值非常大,但是到1999年,特别是2003年以后,民营经济超过了国有经济,从此国有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小了。
(5)经营成本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营成本的对比上,整个国有经济受到财政补贴5600亿,但民营经济几乎没有受到补贴。
(6)真实信贷成本年利率
真实信贷成本年利率,国有经济是1.6%,民营经济是4.7%。我们现在国有银行的贷款基本上是贷给国有企业的。为什么?没有负担或者是没有道义上的谴责。所以我们看出来民营企业的真实信贷成本现在基本上达到国有企业的三倍。
(7)石油税费占油价比重
石油税费占油价比重上,国有经济只有2%,民营经济占到12.6%,民营经济的这个占比还是很大的。
(8)工业用地租赁成本
工业用地租赁成本,国有经济几乎没有,民营经济占3%。有效企业所得税,国有经济占10%,民营经济占到24%。
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市场经济是天然的平等派,现在是国有经济出现不平等这个问题了。国有经济的寻租势力大还是民营经济的寻租势力大?哪个更具有垄断地位?腐败的重要伤亡区是在国有经济还是民营经济?很多东西,从数字上看,和大家理解的不一样。为什么?是我们的理论出问题了还是现实出问题了?
我们的国有经济就单个来看,确确实实很伟大,膨胀很快。但是如果和民营经济,和国际相比,我们国有经济的实力是弱的。这跟中央进行重大的布局也是有一定关系的。而且国有经济和大企业相比,国有经济有的毛病,大企业一般都有。大企业的创新能力高还是创新能力低?大企业对创新推动往往是低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通过规模来进行经营。
(9)资产负债率
所以我们通过数据看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经营状况。资产负债率里面,从2001年到2014年,民营经济资产负债率从过去的60%左右降到现在的53%,是逐步降低的。而国有经济的资产负债率却普遍是增加的。
(10)流动负债的比率
就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比率(简称流动比率,用来衡量企业流动资产在短期债务到期以前,可以变为现金用于偿还负债的能力,流动比率越高,说明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越强)来看,我们国有经济也是比不过民营经济的。
(11)总资产周转率
总资产周转率(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同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是评价企业全部资产经营质量和利用效率的指标),民营经济现在已经是国有经济两倍多,要从量上来考虑。我国的增值税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里面算是比较高的一种。
各国的企业杠杆率(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风险与资产之比率,衡量企业负债风险,反应企业还款能力),中国达到139%,德国是49%,美国是72%,日本是99%。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以大企业为主的,它现在进入了高等收入陷阱,我把它叫做“日韩困境”。但是现在韩国已经跳出了高等收入陷阱,所以我们要从整体上来把握。
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国有经济里面有87个,民营经济有13个。中国前100强的企业大多都是国企,它们控制的主要是银行、电信、钢铁、交通、电力。
刚才来的时候,有一个同志问我,我们公用事业现在能不能民营化?我们看德国、法国跑的火车,是民营的还是公营的?我们知道开火车的是一个公司。飞机有没有民用的?我们都知道英国维珍航空就做的很好,人的创造力是很厉害的。但国有经济是大经济,它往往垄断的比较多。为什么国有经济喜欢垄断?主要是路径依赖。
诺斯研究说明,制度具有历史关系,新制度内在于旧制度,同时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改革是让人往城市来住还是往农村住?往城市住。但现在恰恰反对城市化的是城市人还是农村?谁对农村更留恋?农村人。城市人的生活现在都没有农村人的生活有归属感,这该怎么办?所以大家要再造乡村。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种“多方识别混乱状态”。像去年有一个全国政协委员提议,说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子弟不允许考大学。这么荒谬的提案他居然能够提出来,这个人怎么进入政协委员的?你说他很荒谬,但是他在舆论界的资质要比我高多了。这就叫“体认识别错误”。
我现在提出中国一定要搞战略主动,今天在国有企业布局里面也是要讲战略主动的。不能说现在有几个或单个国有企业做的好,就要把国有企业的东西全部进行推广。这是麻烦的事,一定要从概率论出发。
后来诺斯也发现,一个国家在制度建设中要充分注意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的影响。历史上,中国的文化和其他文化交融过没有?四大文明里头,我们和世界上其他三大文明是孤立发展的还是交融发展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是孤立发展的。一个孤立发展的文明不存在进步的状态。不信你去看汉朝墓里埋的东西和现在墓里埋的东西一样不一样?你仔细琢磨琢磨,人要站在历史的维度概率论地去看待问题,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有一个博士学生很激动地跑到我这儿来,他说老师我到西南博物院里面看到一把镰刀,是2000年前某个村的,和现在村里面用的镰刀一个样。我的学生就说,老师你看这个村的人太先进了,那个时候都会用铁镰刀了。我说,现在他们用的还是铁镰刀,和古代一个样,那么是他们村的人笨了还是古人先进了?这一定要弄明白。千万不要把停滞的东西都当成优秀的,这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必须要识别的。
中国在历史上存不存在战略主动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扩张型的国家还是一个保守防御型的国家?从古到今中国就是一部北方的弱势民族,对内地的先进民族不断征服的历史。是不是这样?但是谁这样去考虑过?颠覆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习总书记领导我们要搞战略主动,在北京郊区开了一个会叫APEC。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外电,会上习总书记右边坐的是奥巴马,左边坐的是彭丽媛,彭丽媛左边坐的普京。普京有一个动作,给彭丽媛搭披肩。外电都说了,俄罗斯在讨好中国。像这样的历史,古代有没有?我们过去有朝贡体系。
所以说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惯性,自己面临的选择与制约,我们都得明确,否则就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古到今是国有经济强大还是民营经济强大?从古到今,中国都是国有经济强大。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重点发展的是国有经济还是民营经济?虽然我今天讲的是国有经济的课,但是在整个战略定位上一定得明白,这是路径依赖的问题。
竞争力的差距只是表面上的原因。中国在经济效率、能源效率、自主创新、核心竞争力和环境保护方面与世界水平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我们消费的拉动、生产的增加、投资的拉动和金融的增长是很快的。我从工作到现在,我的工资增加一二百倍。
我们来看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面临的,在其他国家也有。我在跟美国休斯敦市的经济顾问探讨时发现,休斯顿的有些区就是典型的国有公营的经济形式。另外一方面,休斯敦的规划局长也在考虑,是公有公营,还是公有民营,还是推给社会?这个问题在民营经济为主的美国照样存在,美国也有很多国有的东西。我跟他探讨以后,我们都认为实际上国有和民营只是一种所有制形态,真正较量的是什么?效率。效率也就是生产力,这个很重要。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与路径依赖
我们下面讲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与路径依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35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其取得的成绩最重要的就是亏损的企业基本消失,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大量退出,垄断性国企的生存能力逐渐增强,国家政策性负担大量减少。失败的是什么?我们过去近5年来的改革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招法或者新的进展,基本上处在停滞状态。
刚才我在上课之前也跟一位领导交流了一下,他说我们北京市的国有企业还是要绝对控股。但是财政部和发改委推动的PPP模式(公私合作关系模式,鼓励私营企业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和政府不允许绝对控股,政府控制最多到99%。
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在国企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的同时,改革的动力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而且改革的方向似乎越来越偏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最大的本质是什么?最大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现在国有企业成为了造成社会不公、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的社会问题。习总书记这两年一下子让整个社会静下来了,那些浮土、浮躁逐渐降低了。
我们来看近期抓的“老虎”和拍的“苍蝇”,大部分是在国有企业系统还是民营企业系统?说明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的成绩了,确实给中国干了很多好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存在的问题。本届政府首个“落马”的正部级干部叫蒋洁敏。他贪污的多不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得仔细考虑考虑这里面很多的为什么。
国有企业的基本思路和做法,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缺陷越来越明显。总的来说,方向不明但决心大。什么叫决心大?就是换一个领导换一批人换一个做法。其次,简单问题复杂化,本来是一个产权的问题,结果我们给它赋予了很多意识形态的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不能动,结果在历次行动中,国有企业成了共和国的独生子。第三,具体问题抽象化,国有企业要撤股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第四,理论问题教条化,遇到问题先问马克思说了没有。有一本书叫《邓小平年谱》,还有一本书叫《陈云年谱》,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
看了《邓小平年谱》就知道路该往哪里走,同时要把《邓小平年谱》和习近平的《谈治国理政》放到一起看,这两本书都是很厚重的。在《邓小平年谱》上有一句很重要,很经典的话:马克思没有义务为他死后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发生的问题提供答案,列宁也没有这个义务。现在人类发展的一天相当于过去社会的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所以理论问题不能教条化。我们看习总书记执政以来,对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有很多。
我们上一次给习总书记提政策建议,他的批示那么长,最后12个字我跟大家共享一下“顺势而为,实时而动,用巧而行”,多经典啊。做战略研究,对国有企业的发展与改革,就得这样去做。要看我们现在的时局要求企业干什么,民营企业有效率,那能不能完全民营化?这需要理论的重大突破。
什么叫具体问题抽象化?明显是资源垄断、行政垄断导致的盈利,偏要套用市场竞争的逻辑来证明其政策的正确与英明。这就是政策的追认制,其结果是扶盈难扶亏,盈利部分由垄断国有企业“自肥”,亏损部分则由全国人民买单,以至于造成国有资产合法流失,腐败盛行。
什么叫理论问题教条化?把属于行政管理和准行政管理的工作强行套用到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中,造成企业分配制度的不公平和监守自盗,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人民群众对此怨声载道。
近期我到一个省会城市开会,有一个老板很激动地告诉我,说他创造了他们省的经济奇迹。我说什么奇迹?他说从他开始申请开饭店,到他能够开业,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说为什么是奇迹?他说这个过程一般都得一到两年。我铺了8米的煤气管,花了8万块钱,同时又掏出将近1万块钱给施工队让他们加速施工,过去这都是排队的,现在不排队。我一看,还不到手腕粗的管子8米就值8万?所以下一次的反腐重点在哪儿?小官大贪。
咱们自来水公司基本上都是亏损的,这是我们国家要保障的,民营经济不能干。一个是安全问题,一个是价位问题。结果近期抓住一个人,北戴河区的一个正科级干部兼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家里搜出资金上亿。我们的制度喂肥了谁?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最大的区别就是价格是由市场来定还是政府来定。我们的价格是政府定的还是市场定的?政府定的。这里头的思路、垄断、效率、公平问题必须得认真解决。经济问题要效率,社会问题要公平。
二、新常态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再定位
什么叫新常态?我从“4321”四个方面来说一说。
四个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全面从严治党。
三个转变: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什么是中国创造?过去我们是发展带动创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驱动发展。但创新驱动发展谈何容易?中国人在创造力方面是很弱的。我们上海的小学在综合素质测评比赛中,综合素质一,但是有两项全球排名最差,一项是创新素质能力,一项是动手能力。我带的博士把我气得要命,让他写的东西学会了,然后干事情就不会了。
二:“一带一路”
在空间上,习总书记在新常态下布局“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上布局国家的利益、国家的战略支点和支点的战略国。战略支点是国内的,支点的战略国是国际的。在时间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综合实力也从量变走向了质变,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一个中国梦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一定要记着,一个开放的国家,必然带来开放的公民。一个大国,它的国民都应该思考国际上的布局。新常态带着战略主动,战略主动就是万朝来贺,中国古代就是朝贡体系。国有企业要在中国体现战略主动里面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里面,最主要的,我反反复复来说就是效率和公平的问题。
(一)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的战略机遇
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竞争制胜有哪些法宝?这个你得明白。第一,创富机会的准确捕捉。第二,商业模式的及时创新。产业联盟、金融催化、国际网联。像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布局的时候,叫互联互通,国有企业应该解决这个问题。
透明高效,国有企业所有的财务报告应不应该向社会公布?应该。所有牵扯国家的,牵扯政府的,都应该向社会公布。2014年8月,国务院公布《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要求所有企业信息向社会公布 。
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咨询?这个人很有意思,既是一名宇航员,也是一名心外科医生,在中国不出名,但是他的病人很出名,他是乔布斯的主治大夫。他一年的收入,当一个教授,当一个医生,还办了一个小企业,他能拿到的工薪性收入大概是500万美元。我就问他,你将来不干医生了,老了以后干什么?他说我其他的都干过了,我没有干过总统,我想竞选一下美国总统。我说你要竞选美国总统,你必须得跟中国搞好关系,我没有见任何一个美国总统竞选前没有跟中国搞好关系就上去的。他说那行。不到半个月,他到了北京,给我打电话说,你不是说竞选总统要跟北京搞好关系嘛,我就跟五个参议员(美国议会的参议员)来中国了。
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他是一个国有军队医院的医生,但是他对自己的职业裁量权这么大,这也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的资源怎么去用?我们国有企业近期干的几件大事,像制造航母,修建高铁,建造“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特别是航空航天,我们的进步很快。在技术集成方面,中国虽然依靠了别人,但是我们在技术集成上的创新也取得了大量的进步。至少中国高铁是能够拿出去的品牌,所以高铁走出去也很重要,将来我们给莫斯科修个高铁,这也是有可能的。
国家电网引领创新,国家电网有强大的国家能源配置平台,是国家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能源发展方式进行转变,促进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当然我们讲实战化的时候它很厉害,北京市的电基本上没停过,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像北京这样享受电的也不是全国都有。所以说,我们这里面要推进服务的普遍化。
社会责任这一块,我们要在国有企业里面全面进行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不可能永续经营,只有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企业才能在自身发展中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企业社会责任绝不是咱们过去倡导的学雷锋、搞慈善,这是一个企业基本上在社会里面的一种标识。既是你自选动作,更是规定动作。比如企业的就业增长率,比如职业道德方面的要求,这都是很重要的。
2013年10月,中国石化发布首份非洲社会责任报告,截止到2002年底,中国石化在非洲15个国家开展运营,业务涵盖油气勘探开发、石油工程服务、地质开发、炼化投资和石油贸易等方面。目前中石化在非洲投资总额达220亿美元,2012年向非洲各国政府上缴税费达43亿美元,给各国政府提供了9000多个就业岗位。像我们以前投资苏丹,投资利比亚,我们几乎上千亿资金,血本无归。为什么?主要是没有对它的社会进行充分的评估。
万宝农民(科技)合作社这个企业很有意思,它一方面吸引中国的国有企业帮它经营;另一方面,它训练了5000个当地的农民,然后让他们变成职业农民。这就是社会责任的问题。
国有企业有新的机遇——新大国战略。大国战略,就是肯定得走出去。实际上很有意思,以国有公司或者国有许可公司进行经营,这不是中国的发明,也不是老牌帝国主义的发明,是最初帝国主义的发明。大周边战略,就是我们对周边将来的开垦和再开发。新能源战略就是核电。信息化战略,就是现在我们要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转向以网络经济为主的实体经济,过去的基础设施基本上不管用了。制造业都是大宗贸易,修路、铁路、飞机、火车,而现在是多元开放平台,将来我们的总公司基本上要经营多元开放平台。多元开放平台解决什么问题?解决公共实验室、公共检测平台,让它们成为既是公共的技术平台,也是创意平台,也是技能延伸的平台。
二十一世纪一切都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了。每一天都在重复非洲的瞪羚和狮子的故事,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狮子的第一件事是跑,不超过最慢的那个瞪羚,它就要饿死。瞪羚也要跑,要超过最快的狮子,否则它就没命。
世界银行很重要的一句话,用于物质资本生产的回报率只有10%左右。投资于金融产业的回报率是20%。投资于人力资本特别是在职人员的培训,它能回报1400%。
生产力战略。将来我们在战略市场上要催生生产力,这也是国有企业应该干的。国有企业不光是要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而是在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推动社会和政府提高生产力。政府有没有生产力?我认为人类社会不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它是多螺旋的。
(二)国有企业改革与主要思路
国有企业改革关键是它的再定位问题。为什么要办国有企业?如何让国有企业把正确的事做正确?如何做正确的事,责任在于政府,不在于执行层面的官员,更不在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比如说“地王”现象,我看到一件很怪的事,一个国有企业拍出了一个超过标准10倍的地标,是“地王”,最后没有办法开发。其实它是国有企业跟政府搞的双簧,政府说你今年内要成交,不成交的话罚你多少钱,成交的话罚你多少钱。到最后他宁愿接受罚款,也成交了,最后一算他还能够赚好多钱。事情不在于他们的非法或者不道德的交易,而在于什么?而在于政府看重的是通过这个留标或者是中标,把地价拖了10倍,一下子收了很多钱。像这样的事,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干的。
垄断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另辟蹊径。现阶段必须得由政府经营的,可以成立政府性公司。垄断行业必须得有政府垄断的企业,那就不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或者现代产权制度,它可以用模拟市场的方法进行运转。
按照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分析,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受其绝对报酬的影响,也受到其相对报酬的影响,实际相对性可能更决定幸福感。就是说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绝对收入,而且关心自己的相对收入,如果他发现自己的收入和他人的收入差距超过合理差距时,他就会产生不公平感,从而影响其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国有企业要着力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维护市场经济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现在中国共有115家央企,基本形成了资源性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垄断地位。表现为政府垄断利益、垄断权力,让国企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价格,从而获得垄断利润。所以垄断是计划经济最后也是最顽固的堡垒。
国有企业长子是干什么的?是来维护整个大家庭的稳定,还是对不同地位不同的人进行分配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游戏规则,有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产业。欧洲过去是长子继承制,长子去世以后是后面的人,没有规定过,但是该谁就是谁。这个很残酷,长子一去世,长嫂就该倒霉了。再反过来,这是中世纪留下来的,运行上千年以来,长子非正常死亡率在所有人群中是最高的。
国企用高利润实施高工资、高福利和老总高年薪制,引发了行业分配不公和腐败案件。这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民航经常晚点,民间银行创办难,油价、电价放不开,这些都是垄断体制。将国企拆分形成经营主体,实行市场化运营。比如说,我们知道铁路现在还是一个大公司,那能不能把铁路一分为几呢?将铁路建设公司和铁路运营公司分开,然后铁路建设公司也分成四五个,最后让政府购买,再搞个铁路维护,这是可以考虑的。
国有企业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很有意思,比如说高校去行政化,研究单位去行政化。结果有一个985高校的校长说,我到地方去怎么接待我?有件事对我触动很深,我有一年去美国,当时的美国财长接待的我。后来咱们财长去美国,人家却不接待,还说外交不对等。因为什么?我以为是我个人关系,后来见到这个人,我问他为什么当时不接待我们的财长?他说我跟他不对等。我说那你怎么接待我?他说我跟教授是商量的,官员谁都能干,教授不一定谁都能干。外国人对教授的尊重要远远比对官员尊重的多。
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基辛格,他是官员还是教授?他当官前是教授,当官以后想回去当教授,没门了。哈佛大学不要他了。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人现在是当官当腻了,最后当教授了,部长都当院长了。这是中国很怪的一个事。比如说我加入一个国家一级协会,今年给我增选为常务理事。结果他的领导跟我谈话,说你知道这个理事我给你争取来多难?我说一个理事有多难?后来一看,一共47个常务理事,44个竟然是副省级以上干部,剩下三个是学者。而且学者里面唯一不带官衔和行政级别的就我一个。大家想,这样的国家能好吗?那些官员怎么能够去搞学问呢?像基辛格当了官以后就不让再当教授了,因为讲不出东西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国有企业要去行政化。
还有一个是要解决国有企业独资和控股的问题。能不能实行产权多元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吸引民间资本到金融、铁路、电信等国有部门进行投资,吸引海外、南方资本到黑龙江国企投资。为什么今年提黑龙江这么厉害?黑龙江在2014年全国GDP增长最低,为什么?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太多了。东北都是这种现象,国有资本锁定社会资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股权多元化以后,民资和外资进入国企,也引来了发言权和管理权,改变国有独资控股这个局面。多元化以后,国有企业的国资应不应该控股或者绝对控股,这又是引发了一些新的治理模式的竞争。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了国有企业的规模红利。在未来的改革中,国有企业能不能创造制度红利,可能是关键。比如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的GDP增加的快不快?2001年到现在增加的多不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阿里巴巴是海外上市的,民营企业能用的方法我们国企能不能用?整个人类都很怪的,企业能用的方法政府用,民营企业个人用的方法企业用。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首先介绍了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的成绩。成绩是主导的。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导致我们国家逐渐市场化了。这个和前苏联的国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放任和不负责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叫北京共识,渐进式的。过去我们在世界上的经济发展中不是主流,现在看着是主流了,越来越是主流了。特别是一些世界机构把我们中国人请去当了老大以后,当了总干事以后,发现我们这些模式特别适合后发国家。什么模式呢?就是渐进模式,然后逐渐退出。因为国有企业到现在为止,我们下一步还是要退出竞争性领域。我们增加了我们的控制力、领航能力、战略布点能力。
第二,新常态下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再定位。新常态是习总书记对新时期发展的一个概括。我把它总结成4321,一个梦,一个是时空的转变(一个时间节点,一个空间节点),三个转变,四个全面,这样去解决它。我们国有企业将来可能在重大的国家战略、国家控制力、国家创新力这个方面,创新平台格局方面的建设。
责任编辑:李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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