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新常态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探讨

编者话：天津社会科学院和市环渤海经济研究会近日举办了“新常态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高层研讨会”，来自北京、河北和天津的有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探讨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历史阶段和理论创新，新常态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时空维度、新常态和五大战略机遇叠加对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以及京津冀协同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都市圈城市体系与经济发展、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天津自贸区发展战略，还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一些不当倾向等亟待解决的议题。以下是重点发言的部分摘要内容，以飨读者。

一、新常态：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的新概括与新实践

李家祥（天津社科联原党组书记、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面对后世界金融危机时期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党中央做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概括并逐步予以深刻阐释，这是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的又一次创新。第一，体现了中国跨入新阶段的新需要。考察世界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可见，较成功实现目标的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日本、韩国等，一般都经历了三至四个阶段，即起飞阶段至高速增长阶段、中高速或中速阶段、中低速或较低速阶段。不同阶段反映了其后发优势发挥作用的情况，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主要途径也不同。中国近年来经济总量增速的下降和快速发展支撑条件的变化表明已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能否顺利走好这个阶段至关重要，因此以新常态来概括和分析我国的发展新阶段是客观使然，是具有前瞻性的体现。

第二，梳理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特征。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从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方面概括了三大特点。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又说明了九个阶段性特征，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角度剖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这些分析逐步系统化、专业化、具体化、科学化,论证了进入新阶段的依据。

第三，揭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内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说明了四个转向，即发展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为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四，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思路。可以归纳为：一个大逻辑：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三个要和八个更加注重，五个主要任务。这种顶层设计具有统领性、系统性、针对性和理论支撑,和意义、特征、内涵等分析一起构成了新的理论体系。这一发展中的特色经济理论将会指导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实践。

陈万钦（河北省政府研究室工贸处处长）：新常态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把握好时空维度。需要把区域发展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有机结合，把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有机结合，要重点把握和处理好七个方面问题：第一，把握缩小区域差距的时空维度。京津冀协同发展最难的是缩小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细分区域，分批缩小京津与河北整体差距，改革分灶吃饭财政体制和户籍制度附着的利益。第二，把握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时空维度。目前，京津冀地区处于从都市圈向城市群的过渡阶段，应不断完善京、津大都市圈发展需要的放射型轨道交通和城市间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设施，促进城市群之间分工与联系。第三，把握创新园区和产业园区的时空维度。统筹规划调整创新园区布局，构建研发方向相对分工的京津冀自主创新体系，规划建设一批创新创业平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区，发挥对京津冀地区发展的支撑作用。第四，把握服务业园区与工业园区的空间维度，统筹区域之间与城市内外的服务业园区布局、统筹区域工业园区与服务业园区布局。第五，把握京津冀产业转移的时空维度。在空间上引导企业向盈利能力更高的地方转移，在时间上按照赢利差异的大小逐步转移。第六，把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时空维度。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按照生态环保和循环发展要求，规划建设城市、产业和园区，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第七，把握消除贫困带、转移就业与生态建设的时空维度。促进贫困带青年转移就业，创新帮扶形式，将扶贫资金落实到农业扶贫、旅游扶贫、教育扶贫等具体项目上，发挥农村资金使用效益。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应落实好“优先”路径

王立国（天津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董微微（天津社科院城市经济所博士）：京津冀协同发展应率先落实“两个优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优先”，即“交通设施一体化优先考虑”和“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优先考虑”。从京津冀发展需求看，三地的交通设施总公里数和航线数量居全国前列，但是布局与结构并不合理。优先考虑解决京津冀三地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问题，需要在顶层设计层面关注并解决好两个问题，其一，首都功能疏解进程中交通格局的调整，强化并提升环首都城市的交通节点功能，疏解北京的过境交通需求，重新布局交通网络。其二，建议将北京第二机场建设与天津机场作为北京备用机场功能发挥统一考虑，在第二机场和天津机场之间建设专用轨道交通，使赴天津及东北的旅客可以不经过进京过程而顺利转到目的地。必要时，应同步规划、分步实施将保定与第二机场联通，让南下旅客可以不进入北京市区而直接南行，推动京津冀三地形成完善经济的交通网络。

三地要集中力量解决大气污染问题，除了顶层设计下的政府积极干预之外，需要建立好联防联控机制，并形成制度化安排，要做好恢复及建立生态廊道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应当在北京、天津、保定周边地区实行退耕还林和退耕还湖，建立环首都生态廊道”。退耕还林与退耕还湖工作比较复杂，要考虑人口迁移与产业调整等工作，需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当前需要防止新的生态环境恶化，特别要警惕借首都产业转移之际，继续将北京市的部分落后产业向三河、香河、大厂等地实行“过马路式转移”，造成北京出现新一轮的“水泥板式扩张”。坚持“两个优先”应当统筹解决主要节点城市定位、区域轨道交通网络规划与投资问题、生态补偿机制中的资金分担、耕地变性和用水指标问题、财政税收调整及改革等问题。

朱相宇（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京津冀都市圈城市体系规模结构需进一步优化。运用罗特卡模型对京津冀都市圈所包含的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承德等10个城市的等级规模结构分析发现：京津冀都市圈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不明显，并不是一般的“金字塔”型分布，城市规模分布比较分散，高位次的城市规模不够突出，城市群差序化格局需要进一步完善；从经济发展等级规模结构看，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经济差距较大，北京、天津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二元特征，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大于辐射效应；从第三产业发展的等级规模结构看，区域的第三产业分布较为集中，北京居于首位，其他城市第三产业与北京差距较大。基于上述判断，优化京津冀区域城市体系结构，一要积极实施产业结构差异化和城市功能互补战略，大力扶持京津冀都市圈内中小城市发展，逐步完善城市群差序化格局，鼓励河北省各城市培育要素市场，为承接北京、天津等核心城市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做准备。二要完善现代交通体系的建设和延伸，推进“一小时经济圈”建设，实现区域空间协调发展。三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使京津冀都市圈北联辽中南城市群，西延中原城市群，南接山东半岛城市群，谋求在区域合作的竞争地位；使京津冀都市圈成为环渤海大经济圈乃至更大区域的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应注意的三种倾向

高智（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第一，避免北京被以优化布局的名义进一步“极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通过区域发展布局的优化，打造新型城市群。但从目前看，要避免强调北京的核心地位，同时将京津、京秦、京石三条轴线作为发展主轴。这一布局难以打破原有的以北京为中心、忽视周边地区发展和区域开放发展的传统格局，进一步推动北京的“极化”。因此，应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京津冀地区发展的空间架构，打造京津保“三级核心区”，将“三轴”拓展为“六轴”，增加“秦曹津沧”、“曹唐承赤发展轴”和“沧衡石太发展轴”，形成网络化、开放型的区域发展格局。第二，避免河北被以功能重构的名义进一步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区域功能重构，但在重构区域功能、强化区域分工的名义下，河北的功能地位可能被人为地弱化。首先，京津是两个城市，河北是一个区域，将三者在一个平台上进行功能定位并不符合区域科学规范。其次，京津冀的产业梯度差是历史形成的，是现实而不是目标。其三，经过多年发展，河北在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已形成较好基础。因此，应以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进行区域、城市、产业功能定位，将更多的中高端功能和产业向京津周边的河北相关地区布局，提升河北的功能地位、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第三，避免首都非核心功能疏解被以各种理由迟滞。由于功能疏解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利益，有一部分人把个人利益嵌入国家战略，出现了“阶段论”、“条件论”、“成本论”、“风险论”等多种论调，以各种借口阻挠和迟滞功能疏解。京津冀的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等不得也拖不起，必须加快推进。

责任编辑：佘小莉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309/80491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