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企撤离 不必过分紧张

 

【事件介绍】

“外企撤离中国”调查：非普遍现象 未大规模撤资

近日，有媒体报道“外资企业从中国大规模撤离”，一时间，舆论陷入所谓“外企逃离中国”焦虑。但本网驻外记者调查及国内外权威机构公布的相关数据，皆释放出相反信息：外企撤离中国非普遍现象。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月，全国吸收外资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66家，同比增长31.8%；合同外资金额332.1亿美元，同比增长126.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9.2亿美元，同比增长29.4%。

中国依旧强劲的外资吸引力在联合国贸发组织公布的报告中也得到印证。1月底，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指出中国2014年吸收外资规模同比增长1.7%（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外资流入量首次成为全球第一。

外商投资企业未大规模撤资

2月16日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介绍，2015年1月，高端制造业领域外商投资活跃。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03.3%，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合同外资和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19.5%和48.8%。

对于外资企业加速撤离中国的质疑，商务部的观点是，近年来受到我国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以及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不善等因素的影响，有少数跨国公司对其在中国的业务进行调整，包括关停个别工厂。

这个说法从日本松下电器中国官网发布的一则消息中得到证实。记者了解到，1月30日，松下通知将终结山东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事业，称在超薄型电视机价格竞争愈发激烈的过程中，本公司作出了“难以继续自行生产”的经营判断。

商务部同时认为，跨国公司在实施全球化战略过程中，经常采取兼并重组等措施，对其全球业务调整和布局，“这属于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并且总体数量有限。目前还没有出现外商投资企业大规模撤资的情况。”

媒体报道有关个别日本家电企业计划撤离生产线的报道，据本网记者了解非普遍现象。相反，有些日本企业还计划新迁生产线到中国。比如，松下集团最近向媒体证实，已经决定将松下福岛LUMIX数码相机的部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厦门，今年5月份完成。

“日企对华投资有进有出，并没有出现日资企业全面退出的情况。”沈丹阳说，据1月最新数据，日本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增长3.5%，合同外资大幅度增长46.9%，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增长3.2%。“整体上日企对华投资呈增长趋势，而不是相反。”

韩国企业，如三星和乐天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目前并无撤离中国计划。

数据显示，2014年，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总体保持稳定。其中，韩国和英国对华投资增长较快。2015年1月，除新加坡、台湾省和美国对华实际投资有所下降外，香港、韩国、德国、英国、瑞典、沙特阿拉伯实际投资增长显著。

分析人士认为，虽有一些外企关停中国生产线，但不必对其负面后果过分夸大。一方面，这些企业撤离中国的生产能力多数是低端制造，也是中国下一步需要调整的产业；另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在这些领域已完全有能力与这些企业抗衡。在盈利空间和市场竞争力下降的情况下，外企及早作策略调整，也反映了其灵活的经营策略。

服务业成为吸收外资新增长点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对外资的引入和使用。发展初始，外资大量进入制造业。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外资在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的优势逐步丧失。2012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比重显著下降，服务业利用外资强劲增长。

据悉，近年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推进了一系列有关服务业开放、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工作。例如，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七个省市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的试点工作，放开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等相关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等等。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吸收外资的结构已由以往以制造业为主转变成以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上升，达到55.4%，高出制造业22个百分点，成为吸收外资新增长点。2015年1月数据则显示，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已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的66%。

“从外资的行业分布看，2014年中国服务业外资流入增长较快，其中分销服务业、运输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较大。”联合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

中美商会最新发布的中国《2015 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也对服务型企业的增长机会给予了积极评价。报告指出，随着中国致力于经济改革和可持续发展，企业需适应中国商业环境不断演变的挑战。相较于资源和工业企业，服务型企业对增长机会持更乐观的态度。

“三分之一的美国企业从本地设计、开发或定制产品和服务中获得的收入占到了他们在中国业务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报告指出，考虑到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国内消费的上升，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进一步的城镇化所释放的积极信号，商会的会员企业仍看好中国市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随着中国制造业自身的发展，外商在华制造业的优势逐步丧失，退出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转向对技术要求较高的服务业是外资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

对于服务业未来吸引外资的潜力，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1月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中国服务业领域面临着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大门开，小门不开”，准入门槛偏高等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积极稳妥来扩大开放。从以往的经验看，适度扩大开放、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先进服务理念，将有利于扩大服务的供给，激发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活力。”

 

在华外资企业将迎来“白银时代”

对于引资的未来形势，沈丹阳在2月1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引资竞争日趋激烈，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给我国今年吸收外资工作确实带来一些困难和挑战，考虑到我们较强的引资综合竞争力，这个基本面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数据显示，2014全年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稳中有进。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7%，连续23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

“预计2015年全国吸收外资规模还将保持稳定。无论如何，我们对中国吸收外资在全球名列前茅还是充满信心的。”沈丹阳指出，一方面，中国发展潜力巨大，基础设施完备，产业配套能力强，综合竞争力仍有优势。另一方面，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

沈丹阳表示，新的一年，我们会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促进投资环境透明化和便利化。将修订并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幅度缩减外商投资的准入限制。将推动相关部门提高依法行政和执法水平，对外商投资企业同等保护、公平执法。还将及时了解和回应外商对外资环境的关切，维护投资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在2014—2016年最具前景的东道国经济体里，中国仍位居首位。”沈丹阳介绍。

中美商会发布的《2015 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也对继续对华投资展现出信心。报告指出，尽管在中国开展业务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但超过60%的企业仍将中国视为全球三大投资重点之一，外资企业将继续调整在华运营以适应环境。他们认为，向全新经济模式的转变虽然艰难但最终定会成功，外资企业也将获得更为公平的待遇。

高速的经济增长，低成本的投入，较低的市场竞争等这些不可复制的有利条件长期以来支撑了外资企业在华的“黄金时代”。2014年9月，在《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4／2015》的发布会上，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展开，在华外资企业将迎来一个长期且可持续的“白银时代”。

“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能够达到6%－7%，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仍然能保证无限的商机，”伍德克展望，“对欧盟商会来说，这意味着一个现代创新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全新发展时期。”

 

外企撤离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外企撤离潮引发了中国社会各界担忧，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当口，外企撤离对中国经济确实带来不利影响：一方面，中小微企业不景气，就业压力本来较大，而外企撤离无疑推高了国内失业率。另一方面，目前财税增长创历史新低，而外企撤离无疑又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此外，外企撤离也会在国际上带来负面影响，使一些外企误以为中国有意驱赶，给后期外资进入中国带来影响。

然而笔者认为，从长远看，外企撤离中国并非坏事。首先，它给中国家电等制造业留下足够空间，在短期内失去了强有力竞争对手，为国内制造业带来更多市场机遇。因为地缘关系增加运费和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需缴关税，外企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必然造成价格上涨，竞争力会有所下降。

其次，外企撤离后，一部分高精尖技术、管理人才进入中国制造企业，为中国企业技术更新和改造输送了合格人才，为生产高精尖产品蓄积了能量。同时，先进管理技术和管理理念也会对中资企业带来很大触动甚至是革命，将对推进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外企撤离主要为劳动力密集和低成本低端家电制造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既可解围中国制造业用工不足，也可减少环境污染。微软诺基亚、松下等国际知名企业撤离中国的生产能力绝大多数都是低端制造，也是中国下一步需要调整的产业，对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具有一定作用。

第四，对中国政府提了醒。一方面，各级政府到了该静下心来为中国制造业做点实事的时候了。应将精力从扶持房地产、政府各类政绩形象工程中解脱出来，下决心挤掉经济泡沫，防止虚拟经济膨胀，才能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当下，应出台更多优惠扶持政策和激励政策，确保税收、贷款利率、财政补贴等优惠财税政策进一步到位，让中国制造业走出经营困境，无疑具有唤醒中小微制造业复苏作用。另一方面，外企撤离也向中国企业昭示，在劳动力成本日益高企大环境下，要生存发展，再也不能走传统制造业老路，应加快推进技术更新和改进，让技术革命永不停歇，才能不断降低生产成品，提高产品竞争力，使生产经营立于不败之地。

第五，外企撤离，可让中国政府进行系列深层经济政策思考，推出更利于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战略决策和规划，比如对计生政策、对产业规划、对企业走出去等重大经济战略进行重新定位。如适当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提供较为充足劳动力、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对产业重新规划布局，要求制造企业向世界高精尖看齐，发展相关产业紧跟世界科技潮流和把握世界消费趋势，确保制造产业时代性和先进性。同时，鼓励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企业走出去，从而扩大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占有份额，为中国制造业参与世界竞争、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红利和分散经济风险奠定基础。

此外，尤须指出的是，外企撤离更能迫使中国政府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虽然外企撤离有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以及外企产业效益下滑等多种因素，但与这些年中国高房价、高物价、高污染等造成生活成本提高、影响正常生活有一定关系，尤其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服务意识淡薄，投资兴业审批手续繁杂，这些都让企业和投资者难以长期承受。加之，被质疑为选择性反垄断等执法行为，都成为外资撤离中国的原因。因而，目前在住房、物价、环境治理等方面加大力度，改善生活环境；并进一步加大行政审批精简和下放力度，提高行政办事效率、监管效能，改善经济活动环境，才能再次增强中国吸引外资能力，为欧美等制造强国企业的高端产品进入中国创造条件。

 

别对外企撤离中国大惊小怪

这样的说法久了，媒体也有了正式的报道，据媒体报道，春节前夕，日本知名钟表企业西铁城在华生产基地——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宣布清算解散，千余名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限期离厂。与此同时，微软则计划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和北京工厂，并加速将生产设备运往越南工厂。微软在东莞和北京两地的关厂，将总共裁员9000人。同时，有媒体列举其他一些知名外资企业，如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则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

这样一来，似乎更印证了此前的传言，可不，这些撤离企业的名单都在列，事实胜于雄辩，我即使想辩论，也无法辩。

但是透过外企撤离中国的现象，你才会看到其本质，而非是局部，或者说是盲人摸象角度去认识外企撤离中国。

事实上，春节前后是有一些外企撤离了中国，这个事实没有经过正常的渠道报道后，通过微信或者其他自媒体进行了传播，并且传播的环境失真，让一些人再添油加醋，对中国经济是一种唱衰。不过，细细看，认真观察后发现，这些外企的撤离也是正常的经济转型，既是战略上的，也是战术上的，更不是外企单方面的，而且也是中国经济的选择方面的，并非是中国经济的环境不好，也不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不强，或者说是中国劳动力红利太低，劳动力成本的加大促使了外企的撤离。

我们看经济，不仅仅看到的是一个企业，而且是一个地方，看到的应该是全部，并非是局部。据商务部消息，201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且对外和吸收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单笔合同额较去年上升14%。又据联合国贸发会的数据，受到全球经济疲软，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风险等影响，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2013年下降8%，降至约1.26万亿美元。但是，中国去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约为1280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约3%，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第一大流入国。同时近日的《人民日报》报道称，中国制造业PMI初值出乎市场预期反弹，继前两个月均低于荣枯线50后首次回升至50上方，创四个月新高。2月中国制造业PMI初值为50.1，预期49.5，1月终值为49.7。除了PMI初值创四个月新高，分项指数中产出指数由1月的50.3升至五个月来最高的50.8。与1月相比，2月新订单和新出口订单加快增长，就业指数加速回落，投入和产出价格下滑速度放缓。优于预期的汇丰中国制造业PMI数据公布后，澳元对美元汇率急涨，一度走高至0.7882，创两个月新高。

这充分说明，中国经济是向好的，而外企的撤离也是正常的。只是有些人将其夸大其词，或者说扩大了外企的作用，没有真正理解经济的要义，事实上，一定的外企的流出，更是为更好的外企的流入，如果大家这样想，就没有大惊小怪，更不为怪了，反而这样的流出流入是对中国经济的向好。

说白了，这是一种不正常，或者说是歪曲了的经济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观，就在春节期间国人抢日货，似乎日本的马桶就比中国的好，对此，一些专家也发声说，日本的产品安全、环保、质量好，而且价格便宜，真是这样吗？那么有人买日本的大米300元一公斤也便宜吗？就安全吗，没有转基因吗？这是一种典型的舍近求远，更是盲目的购买风，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思想。

就在我们身边来说，我们的朋友也是不断净化的，我们的合作伙伴也是不断更新的，朋友圈里一些不能交的去了，但结识了新朋友。合作伙伴里旧的去了，新的来了，肯定是选择的结果。

这才是正常的经济规律，那么外企的撤离是正常的经济转型，也是正常的经济规律，如果大家对此习以为常了，就不会对外企的撤离大惊小怪了，将其会看作是一种正常的经济运行，不仅仅是外企选择了撤离，也是我们自己选择了放弃，这才是全面的认识，不会给外企撤离黄袍加身，更不会给中国经济来个衣衫褴褛。

 

外企撤离可为整饬发展环境提供镜鉴

以中国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而论，上述报道所指称的世界知名企业的某个中国工厂或分支撤离中国——即使是同时撤离，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客观环境中，市场再大、产业规模再大，相关主体也必须见微知著，对亚马逊森林中一只蝴蝶煽动翅膀的可能后果未雨绸缪。这就是说，相关机构应该从此波跨国企业撤离中国的行动中，检视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以为整饬环境提供镜鉴。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亚洲金融风暴始，外资企业成规模地撤离中国已有几个波次。从前几波撤离的企业看，那些到中国淘金的外资中小企业，由于技术和资金的比较优势丧失而出走中国的行动，基本上契合了中国本土产业梯度转移的进程，因此不仅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震荡和阻滞，反而在相当程度上润滑了梯度转移的节点。并且，也正是在这些中小外企“腾地”的过程中，技术储备、资金供给和市场地位都占优势的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地挤进了中国，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一部分。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用工成本低廉、环境排放标准宽松、产业政策和税收有所优惠的地方转移，是资本逐利本性所决定的。因此，上述微软关闭其兼并的诺基亚工厂，将用工规模比较大的产业转移至越南，实际上不失为领先中国经济更高一级梯度转移之举。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相关政策以及本土企业尚未为此一梯度转移做好准备，那么，由跨国企业“先知”资本带领撤离所形成的错时和错位，就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

当然，所谓经济的梯度转移，是一个有撤离有进入，有转走有移来的过程。如果只有走没有来，或者伴随大规模撤离的只有零星个别进入，那么，这个现象所折射的经济景气度就令人堪忧。在此，跨国企业撤离的另一个看点，则是观察那些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的跨国企业，在撤离中国工厂分支时，是否把研发机构一并裁撤或移走。如果跨国企业将其在中国的研发机构裁撤，或停止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那么，这种撤离行动就会加速中国产业的“空心化”而难用产业的梯度转移来概括。值得关注的是，最近两年跨国企业间的并购整合，导致其在中国的一些重要研发机构被裁撤。这其中既包括原摩托罗拉和原诺基亚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也包括因缩编以致其研发能力日趋下降的研发机构，如思科、IBM、Adobe、索尼等。这样的信号更应引起警觉。

如今中国市场规模、经济规模已足以抗衡外企和跨国企业进入中国所形成的冲力，相应地，当然也可以抗衡其撤离所带来的吸力。但是，从一般意义上看，一个为外资制造业所背离的环境，除了梯度转移因素外，是否就适合更高梯度产业的存续，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启示与思考】

从客观现实看，一些外资企业撤离是不能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种表现。中国经济新常态表现在，经济增速转向中高速而不是维持高速，十几年来鼓励粗放式出口和财政信贷货币大投放式增长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了，出口和大投资盛宴已经不在。出现的是，劳动力成本上涨，环境环保成本增加，资源能源价格走高，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消失，等等。使得习惯于十几年来旧常态的外企很难适应新常态了。随之带来的是各项成本增加，企业经营困难，利润下降等状况。迫使其要么倒闭停产，要么搬迁到其他地区或者搬回国内。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招商引资”在很多人的心中已被潜移默化为一种下意识的“政治正确”。也因此，与之相反相对的“外资撤离”，就会自然而然地引发一种莫名的“心理恐慌”。甚至在某些地方，“外资撤离”是被视为要担负一定政治责任的经济风险，而不是以理性的经济视角去透视那些企业行为背后的经济规律，然后因势利导。

实际上，“外资撤离中国”的传说，10多年前就有，甚至每隔几年就会有。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经济从未被动摇过根本。这表明，无论外资是否真正“撤离”过，中国经济的基础与结构迄今已足够稳固，不可能风一吹就倒，大可以吃下一颗“定心丸”。

外资撤离中国还只是个别现象，并不代表中国的投资环境发生变化；从国际产业再转移角度来看，现阶段的部分外资撤离更多表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进入到新的阶段。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写道：“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而借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今国际投资在中国的进与出似乎也有几分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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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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