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抗日杀奸团始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北平、天津已经危机四伏，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搞“华北自治”，企图吞噬华北。平津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青年学生纷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就是其中的一支。

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1937年冬，原天津青年救亡联合会成员李宝琦、李宝仁、郭兆和、沈栋、沈桢（女）、张澜生、阮荣照（女）等，约好友步丰基、陈晶然、王桂秋等人商量后，决定组建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直接打击日伪分子。 　　

为凝聚意志、鼓舞士气、加强纪律，“抗团”制定了团训，即：“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并规定新“团员”加入“抗团”时，要秘密宣誓，誓词为：“誓以至诚参加抗日杀奸团，服从指挥，积极工作，保守秘密，如有违犯，愿受最严厉的制裁。” 　　

“抗团”成员多为天津耀华中学、南开中学、汇文中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许多“团员”家境殷实、出身名门望族，如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孙女郑昆仑，国民党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书，民国元老熊希龄的外孙女冯健美，伪绥靖总署督办兼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的外甥冯运修，达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等。 　　

“抗团”成立后，在天津秘密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锄奸活动。如：火烧被日本人收买的“光陆”“国泰”两家电影院；爆破、烧毁与日伪勾结、倾销日货的天津中原公司；炸毁日军公共汽车，炸死、炸伤六七名日本兵；自制燃烧弹，火烧日军仓库；刺杀天津伪教育局局长陶尚铭，击瞎其一只眼睛；连开七枪毙杀天津伪商会会长王竹林；在天津大光明电影院，暗杀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等等。

“抗团”缘起天津，但从1937年冬成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解散，其所属组织、活动并不仅限于天津一地，先后涉及北平、上海、重庆、昆明、广州、长春、界首多地。本文重点介绍北平“抗团”鲜为人知的抗日锄奸历史。 　　

一、北平“抗团”的源起、组织及成员 　　

1938年暑假后，“抗团”一些成员考入大学，其中宋显勇、方圻、范旭、黎大展考入燕京大学。于是，他们建立了“抗团”燕京小组，宋显勇任小组长。“抗团”燕京小组最后发展到12人。虽然“抗团”燕京小组在组织系统上直属天津“抗团”，但活动地区主要在北平，而且和“北平”抗团曾配合行动，所以本文一并介绍。 　　

1939年春，孙大成、李振英、周庆涑、郑统万等另外一些“抗团”成员也先后到北平上学。依托在北平的“团员”，孙大成等骨干建立了北平抗日杀奸团。之后，北平“抗团”秘密在育英中学、贝满女中、志成中学等校发展“团员”，扩大队伍；还编辑小册子，教新团员了解日军编制、搜集情报、跟踪敌人、使用武器和制造燃烧弹等方面的知识。 　　

半年后的1939年9月，国民党军统天津站行动组特务裴级三（代号吉珊）叛变，军统华北区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同时，“抗团”也受到牵连，损失极大。为了躲避日伪当局的追捕，一些“抗团”成员从天津转移到北平，从而壮大了北平“抗团”的队伍。 　　

北平“抗团”负责人最初是孙大成，1939年7月后为北京大学工学院学生李振英。北平“抗团”下设调查组、行动组和交通组。调查组负责调查、了解日军头目及汉奸的行踪、行动规律，以及日伪当局的军事、经济情报等，主要成员有叶于良、纪树仁等；行动组负责暗杀日伪头目、实施爆破等任务，主要成员先后有李振英、冯运修、刘永康、叶于良、孟庆石等；交通组负责交通联络、传递情报、运送武器等，主要成员先后有王知勉、马普东、王肇杭等。各组成员并不十分固定，根据任务不断变化。不过，女“团员”大多从事交通、调查等工作。 　　

在外部，当时“抗团”燕京小组与北平“抗团”是两个平行的组织，同属天津“抗日杀奸团”领导，但彼此互不隶属。在内部，“团员”之间是上、下联系，禁止横向联系。为加强保密、严防破坏，“团员”之间联系都使用化名。 　　

1939年暑期，北平“抗团”遭受大破坏，几乎“全军覆没”。1942年，贵州息烽“抗团”暑期训练班结束后，“抗团”总部决定在安徽界首建立联络站，并派杨国栋、夏逸农前往北平，由杨国栋负责。由于他们离开学校已久，社会关系又少，无法开展“抗团”工作。不久，杨国栋等人前往上海。 　　

1945年春，“抗团”在界首又建立了“抗团”北平小组，林建任组长，组员有赵敏行、邹炳哲、王甦新。    

 

二、北平“抗团”主要抗日锄奸活动 　　

“抗团”燕京小组和北平“抗团”建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锄奸活动，主要如下： 　　

1.“抗团”燕京小组刺杀汉奸周作人，纽扣挡住了子弹 　　

北平沦陷后，周作人没有南下而是留在了北平。后来，他出任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学教授兼北大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会员等伪职。1938年冬，传出周作人将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职的消息，“抗团”认为周作人作为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出任伪职当汉奸影响太坏，决定派人刺杀他。“抗团”从天津派李如鹏、赵尔仁前来协助。 　　

在“抗团”燕京小组负责人宋显勇的主持下，1938年12月底，李如鹏、宋显勇、方圻从西单乘车前往八道湾胡同刺杀周作人，由于中途遇到伪警察盘查，行动被迫取消。 　　

宋显勇、范旭查清周作人住宅地形和门户情况后，宋显勇前往天津，向“抗团”汇报准备情况。恰巧同一天，李如鹏和赵尔仁再次来到北平。为了不延误时间，临时决定由范旭带路，立即行动。1939年1月1日上午，李如鹏、范旭、赵尔仁三人在苦雨斋二道院东屋客厅，开枪刺杀周作人。因子弹恰好打在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纽扣一方面减缓了子弹的冲击力，一方面改变了子弹的轨迹，结果周作人只擦伤表皮。 　　

2.川岛芳子戏院提前退场，刺杀计划功亏一篑 　　

1940年初，汉奸川岛芳子在新新大戏院做寿，北平“抗团”负责人李振英决定借机行动刺杀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清末肃亲王善耆的女儿，叫爱新觉罗·显玗。六七岁的时候，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改名川岛芳子。她长大成人后，成为一名为日军服务的间谍，经常女扮男装，号称男装丽人。她仗着日本宪兵队的势力，在北平耀武扬威、欺压百姓、为虎作伥。 　　

这天晚上，川岛芳子把戏院楼上的座位全包了，而楼下照常卖票。李振英、叶于良买票进入戏院后不久，川岛芳子着男式长袍马褂，在数十人前呼后拥下落坐正中座位。二三十分钟后，川岛芳子突然起身往外走。李振英、叶于良二人措手不及，赶忙往戏院门口跑。赶到门口，川岛芳子的汽车已经走远了，刺杀计划功亏一篑。 　　

3.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邹泉荪，阴差阳错其妻成了替死鬼 　　

邹泉荪是山东福山人，七七事变前任北平银行公会会长。北平沦陷后，他加入了江朝宗组织的北平维持会，后来担任伪北平商会会长，成了汉奸。北平“抗团”成立后，邹泉荪被列入锄奸名单，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1940年1月17日，孙大成路过北平西四一个丁字路口，发现邹泉荪的汽车就停在路旁。鉴于1938年9月在天津刺杀伪河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陶尚铭时，隔着汽车开枪没有击毙陶尚铭的教训，孙大成拉开车门，抬手朝车内就是一枪。只听一声女人尖叫，阴差阳错，邹泉荪的老婆成了替死鬼。 　　

4.刺杀北平伪工务局局长舒壮怀，子弹穿身却未毙命 　　

1938年1月，伪北平市工务局改称北平特别市公署工务局，局长舒壮怀就是一个为日本人进行市政建设服务的汉奸。1940年3月29日中午，北平西四牌楼西边辟才胡同29号大宅门前，舒壮怀乘坐专车由工务局返回公馆。李振英、刘永康、孟庆石三人迅速骑自行车从太常寺胡同南口出击，靠近舒壮怀的汽车后，李振英掏枪射击，子弹由舒壮怀的右肩膀射入从后脊背穿出。舒壮怀被送往协和医院，又捡回一条汉奸命。 　　

5.刺杀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击中面颊未死 　　

方宗鳌，字少峰，祖籍广东普宁，年轻时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山口县商业学校，后毕业于明治大学商科。归国后历任北平大学法学院、朝阳大学教授，中国大学教授及教务长，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七七事变后，方宗鳌出任伪北平大学法学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署长、伪议政委员会秘书长，成为令人唾骂的汉奸。汉奸汤尔和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时，由于有肺病，始终请假，就由伪署长方宗鳌代行职权。1940年7月3日，在北平“抗团”成员刘永康等人侦查的基础上，国民党军统行动二组成员在方宗鳌的汽车经过一个铁路道口被栅栏拦住的情况下，开枪击中其面颊。 　　

6.击毙伪《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 　　

吴菊痴本来是京城名票，与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交情不错，是个十足的文化人。日军占领北平后，他出任汉奸报纸《新民报》编辑局局长，成为文化汉奸。1940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3周年，日伪当局决定在中山公园召开“庆祝皇军圣战三周年”的庆祝会，大会由吴菊痴主办。得知这个消息，北平“抗团”决定刺杀这些卖国求荣的汉奸。李振英安排两个组，一个组由他和冯运修组成，负责制裁吴菊痴；另一个组由刘永康、叶于良组成，负责制裁另一个汉奸陈辋子。所谓的庆祝会结束后，吴菊痴、陈辋子又前往和平门外同和轩饭庄赴宴。21时30分左右，晚宴结束，吴菊痴乘黄包车返回位于石驸马大街的伪《新民报》馆。李振英、冯运修立即骑车尾随。行至南新华街土地祠门口时，冯运修乘刘王氏一家出丧混乱嘈杂之际，靠近连开两枪，吴菊痴在送往医院途中一命呜呼。由于担心日伪军警出动，李振英派王知勉通知刘永康、叶于良二人放弃行动、立即撤退，汉奸陈辋子意外捡了一条命。 　　

7.策划刺杀日军司令官，未实施即遭逮捕 　　

1940年7月底，李振英从河南弄来4颗球形手榴弹，交给叶于良保存，策划用手榴弹刺杀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俊。为此，叶于良搜集多田俊出行的资料，分析、总结其出行的规律，甚至在大街旁的胡同口实地观察汽车数量、种类、速度。但是，刺杀计划尚未实施，他们就被捕了。 　　

这些抗日锄奸壮举，鼓舞了北平市民抗日的士气，震慑了日伪当局尤其是卖国求荣的汉奸，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三、北平“抗团”遭受破坏、多人牺牲

北平“抗团”在抗日锄奸过程中，付出了极大代价，许多“抗团”成员被捕，甚至牺牲。 　　1940年8月上、中旬，日军在北平、天津同时进行针对“抗团”的大规模搜捕行动。日军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行动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避开“抗团”的情报网，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对“抗团”成员进行大逮捕。8月7日夜，日本宪兵队包围北平受璧胡同（今西四北四条）甲12号（老门牌）冯运修的家。在激烈抵抗后，冯运修身中数弹，8月8日夜牺牲在中央医院。与此同时，日本宪兵又逮捕了几十名“抗团”成员。 　　

9月24日，被捕的一部分“抗团”成员被解送到日军华北方面军多田部队军法部在北平炮局胡同的监狱。11月24日，日军军法部判决：李振英、刘永康、叶于良无期徒刑，孟庆时有期徒刑10年，周庆涑、王文诚、纪澍仁、曹绍蕙（女）有期徒刑5年，应绳厚、朱惠玲（女）有期徒刑3年，纪凤彩（女）、王知勉、李澄溪、马普东、张家铮、王肇杭有期徒刑1年。另有郑统万、郑昆仑（女）、乐倩文（女）、魏文昭（女）、魏文彦（女）、蒋淑英（女）、屠珍（女）、龚肈机、缪达等人被捕受酷刑审讯后，由家人贿赎获释。纪澍仁生病无药医治，惨死狱中，年仅18岁。李振英被折磨得患上严重精神分裂症。被判刑的“抗团”成员最晚直到1945年9月3日才重获自由。 　　

1944年，在北平建立“抗团”秘密据点的冯智光、董振宇、李重三被捕，后被送往日本当劳工，下落不明。1945年3月，北平“抗团”爆炸大华影院，王士敏当场牺牲。同年7月，北平“抗团”另一小组再炸影院时，因炸药失效没有成功，该小组的林建、赵敏行、邹炳哲、王甦新4人被捕。直到9月日本投降后，他们才被释放，其中王甦新因受刑过重，1946年病逝家中。 　　

抗战期间，北平“抗团”中牺牲5人，即冯运修、纪澍仁、王士敏、陈熊、王甦新；下落不明者3人，即冯智光、董振宇、李重三；折磨精神致残者1人，即李振英；此外，还有几十人被捕、入狱。 　　

四、北平“抗团”的终结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抗团”停止发展成员。1946年春，孙若愚、杨国栋回到重庆，大家一起研究“抗团”的去向，会议最终决定“抗团”解散，条件是：（1）以后不得有任何人以“抗团”的名义从事活动；（2）为了解决一些暂时找不到公职团员的生活，在北平暂发18人的工资，在上海暂发6人工资。至此，北平“抗团”停止活动，“团员”有的就学、有的工作、有的出国，除孙大成外，没有人参加国民党的特务组织。 　　

由于“抗团”与国民党军统的某些“瓜葛”，使当年参加“抗团”的人员日后倍受劫难。其实，“抗团”是青年学生自发组织的抗日杀奸团体，“抗团”团员沒有加入任何党派，也不隶属任何政府机构，不是“军统”的外围组织，只是在抗日杀奸过程中曾和军统有过一些合作。在今天看来，“抗团”的抗日杀奸活动，证明了抗日战争的全民性，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抗团”抗日杀奸是全民族抗日斗争的一部分，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责任编辑：覃磊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320/80663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