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国有企业改革再创新的PPP模式 ——新常态下国有企业改革新思路（下篇）

 

许正中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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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讲两大问题。一是国有企业发展路径与战略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里面有很多种设计方案，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PPP模式，这也是中央做的一次重大决策。二是国有企业管理架构与治理模式再创新。

一、国有企业发展路径与战略的顶层设计

“新常态”看着离我们很远，但是实际上已经来临了。整个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将发生彻底改变，一切东西都在向小型化、个性化发展，甚至个人能替代企业，能替代政府进行资源配置。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国有企业要做什么？这个必须得去琢磨。过去国有企业是以“大”为首，现在世界上可不这么认为了。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2012年发布《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报告讲先进制造业革命，这跟咱们讲的制造业革命完全是两回事。

我去一个地方调研过，人家说如果你到一个企业看到了生产线，那这个企业已经死亡了。你看到它的员工超过100人，这个企业即将死亡。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公司团队化了，团队个人化了，这是很厉害的。

我到美国调研的时候，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校长是一位是华人，他说了很重要的一句话，说在21世纪一个好的工程师相当于一万个（一般的）工程师，“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怎么理解这样的事情？一方面，一个人能迅速地摧毁一个组织。另一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保证这个人的力量对一个公司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是正向的，而不是破坏性的。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设计我们的组织架构、我们的战略定位。

（一）国有企业可推广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模式

国有企业应该在推广PPP模式上大显身手。PPP模式，即公私合作关系模式，鼓励私营企业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一个P是Public（公共的），第二个P是Private（私人的），第三个P是Partnership（合作伙伴）。这3个P是最重要的，这3个P做好必然会带来5个P。第四个P是Program（工程项目），第五个是 Profit（利润），就是所有各方都要有利益，有的人把它（Profit）叫Professional（专业的）。

我建议今天要加两个P，加上Professional（专业化）和Program（工程化），个人也可以专业化，机构也可以专业化，Program就是一定要工程化。PPP模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一次变革，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又一次重大的变革，解决了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国有企业没有必要去控股的问题。PPP模式是上一世纪70年代爆发在英国的，90年代开始向世界各国传播。市场起决定作用以后，国家怎么来布局PPP模式？

习总书记说转变政府职能，我们第一要务是防止“塔西佗陷阱”。什么叫塔西佗陷阱？就是政府一定要守信。政府一旦不守信，无论说的真的还是假的，整个社会就都不相信了，社会就会塌陷，这叫塔西佗陷阱。是由罗马时期的一个叫塔西佗的哲学家发现的，这也是顺应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一次变革，更是推动常态化健康发展的一次变革。

什么是PPP模式？它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搞改革的时候引用PPP模式？

世界银行对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的定义是“私营部门和政府机构间就提供公共资产和公共服务签订的长期合作，而私营部门必须承担重大风险和管理责任”。这句话的定义明显对民营企业不公平。

亚洲开发银行对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的定义是“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其他服务，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实体之间可能建立的一系列合作伙伴关系”。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对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的定义是“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基于某个项目而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的形式。通过这种合作形式，合作各方可以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有利的结果。合作各方参与某个项目时，政府并不是把项目的责任全部转移给私营部门，而是由参与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

中国搞PPP模式，两个最大的失败案例都在北京。一个是鸟巢的修建，这是我国第一个采用PPP模式的公益性项目。另一个是五环路的修建。这两个案例的失败，是要我们吸取教训的。

PPP模式有四个很重要的特性。

第一，多样性。首先它是为满足政府政策目标而设计的。在PPP模式里面政府虽不绝对控股，但它是为满足政府政策目标而设计的，根据现有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资源来实现合作，PPP模式可以是无限放大的，它是一个杠杆性的作用。

第二，长期性。长期性是指一般一个PPP项目的时间至少为10年以上，最长可达40年到50年。像中国的领导往往管5年到10年，后官不认前官账，那这就麻烦了。所以，PPP模式主要是约束政府，防止的是“塔西佗陷阱”，作为公共采购和公共服务交付方式的补充。像过去我们说的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BT（建设-移交）模式等，都是PPP模式的一个翻版。在中国很有意思，中国每个模式到最后都有一个T，T是Transfer，比如说一个公司对公路经营了20年，到最后一定得移交给政府了。实际上不必，是政府收回来还是让该公司继续经营，还是让社会其他部门经营，这都要进行重新评价。

第三，复杂性。它的复杂性是什么？PPP模式可广泛适用于多个行业。为什么这次国有企业改革大家都赞同呢？因为整个经营性的国有企业可能都要撒手不管了，要不然的话分到中央肯定是一个负担。国有企业大部分都需要大量的投资资本，光靠政府拖不起来。

但在鼓励创新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以及在实现国家重大战略意图方面，这都是我们国家要管的。现在的PPP模式在全国的推行，像北京、上海、天津等越是发达的地方，越不愿意搞PPP，但是它们搞的成功性可能最大。西部的政府愿意搞，但是它却容易失败。举个例子，咱们在北京，一吨水才几块钱。我到甘肃庆阳一个县，农民买水要90块钱一吨，那是什么概念？像咱们北京还没有搞PPP模式的时候，咱们把地铁都锁死在2块钱，现在人家逼着要走出去的时候，它升价了。

第四，价格固定。PPP模式是基于产出的合同定价。这个定价基本上盈利率是3%到5%，而我们现在一般国有企业都要高很多。PPP模式以长期的安排为基础。私营部门资本风险与交付公共服务的绩效挂钩。我们看上海的地铁是用PPP模式做的，到现在为止，只要是德国人建的地铁，雨水很少有倒灌的。

我们来看投资，政府投资方、社会投资方、银行，然后形成特许公司，最后建设，然后A部分、B部分进行运营，先建设再运营，再移交。在中国无论是国家之间的合作，公营和公营企业的合作，还是民营和民营企业的合作，“打埋伏”是中国人最擅长的。

比如我们现在准备到国外购买一个小岛，这个怎么办？有人说让岛上所有的岛民都签一个合同，这样这个岛就卖给你了，这样行不行？不行。它的政府同不同意？把这事情给忘了。我说你弄错了，你首先要问政府同不同意，第二问居民，第三问利益相关方。利益相关方不同意，你这件事做不成。那个领导告诉我，说你弄的太复杂了，我问过人家总理，人家总理说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我都给你。三年以后，我的预料全都被证实了。他去了以后，人家政府把港一封不让走了。   

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我们的制度搞不过欧美，我们的随意性干不过非洲和拉美。拉美那是头天晚上跟你签的合同，第二天说不行，我昨天喝多了，我得需要重新改，这就麻烦了。公私合营，像partnership的伙伴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二）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在国有企业发挥的作用

第一，PPP体制机制和产业创新。充分发挥PPP的催化、激化和活化功能。公私合作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模式，它更是一种激励模式和制度安排。

第二，破解PPP与市场需求分裂的困境。对市场需求来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是第一个在水里面的先知道。哪一个在“水”里呀？是第二个P(Private)，不是第一个P(Public)。咱们中国第一个P(Public)太强大了，稍不留神就剩下这一个P了。美国是市场太强大，稍不留神后两个P就衍生出来，变成5P，加上professional和program，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破解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的困境。我们国家的财政资金基本上是“唐僧肉”。中国有句话叫“能要来钱是本领，能花出去钱是水平”。什么叫花出去？就是审计审不出来，那叫水平。你今天花了，后天把你审进去了，你不是倒霉嘛。财政马上要推行“后评估”，“后评估”是5到10年以后进行后评估，evaluation这个词就是我从国外引进来的，现在推动很快。

 

第四，建立PPP平台支撑下的成果社会共享机制。国有企业它的成果就是国有，顾名思义，国有就是公众所有，必须得向社会披露。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国家是干什么事都是圈个场，家里把门一关，你随便打孩子，现在这个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

第五，破解缺乏PPP的逆向激励难题。什么叫逆向激励？“唐僧肉”就是逆向激励。构建PPP模式激活政府资金的运营机制，这是它的作用。它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是提高政府采购和财政资产效用及管理质量。财政部发的文，基本上是存量资产的再盘活，做的前30个试点都是这样。协调区域PPP信息的共享，像财政部和发改委共同在深圳建立了PPP服务平台，也建立了研究院。我就直接兼任它的副理事长，然后再观摩它加快促进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第六，加强对科技成果及其政府财政资金的监督。PPP模式创新的关键技能有哪些？第一，机会导向。第二，创造性地整合资源。PPP模式具有无限性，整合也具有无限性。第三，顾客导向的价值创造。第四，超前行动。

PPP模式应用很广泛，我们在青岛就把中小学全部PPP化了，青岛的青西新区，过去政府投在义务教育里面的资产全沉淀了。现在成立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和一个投资公司，一个对资产进行管理，一个对整个资源进行调配。到最后这个学校变成了“小手拉大手”，白天是学生学，晚上是成人们来学，到周末也有人用。它建了很漂亮的体育场，过去都没有人用，现在将整个社会资源盘活了，这是很重要的。

创新与变革，像将来国有企业就是领导变革，但是我们大量的企业在跟随方式上很成熟，要转变很难。

二、国有企业管理架构与治理模式的再创新

（一）深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产权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实际上产权制度也是一个人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比如个人的名誉权，是不是一个产权制度？个人的名誉权有没有经济价值？过去我们不觉得，人怎么能够被拆分成经济价值呢？但是它恰恰带来了很多很多经济方面的价值。

我们改革开放的思路是什么？过去在农村是包产到户。到城市里同样用这种方法，一包到底。第一个试验的是当时北京市的石景山钢铁厂，后来叫首都钢铁公司。当时用的就是承包制，但是有人贪污太多，后来就不用这种方式了。再后来是引进股份制，但是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革以后，由于中国的非市场化的股份制导致现在股份公司里面非常复杂。在一个企业里面，是大股东说了算？还是实际控制人说了算？还是法定代表人说了算？本来应该是谁出资最多谁派工资，但是实际运行不是这样的。

我也经常当独立董事，后来到企业里了解才发现，有的企业法人代表说了不算，董事长说了不算，最大的股东说了不算，控股股东说了不算，实际控制人也说了不算，谁说了算？“隐形人”说了算。很怪的一个现象。可能这样的复杂程度只有中国有。

我还了解一个企业，非常怪的一个现象，这个企业里面所有各方面都是被一个团伙控制住，这就是典型的实际控制。什么叫隐形控制？比如说这个人现在还是市委书记，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公司是他的，表面账也查不出来，这就叫隐形人。现在随着反腐败的深入开展，这些人都要浮出水面了。

我们近期抓了一个市委书记，他说我没有贪污，我只是写书法，到另外一个省去搞书法展。他和另一个省的书记是交互的，你去我这里，我去你那里，然后让他本地的企业家都到那里去拍卖。这算不算贪污？这只是表面上是市场化。

产权现在已经衍生出20多种表现形式，比如货币形态、知识产权形态、荣誉权形态等无形资产的形态，这都是产权。

深化产权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这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民营经济都应该解决的。中国最聪明的人可能叫黄光裕，这个人住着监狱，但是他的经济利益没有受损害。最滑稽的一个人或者最华丽转身的人叫褚时健，他现在赚的钱比他过去贪污的钱多多了，还不如早点市场化，把自己个人的管理才能和运营才能发挥到淋漓尽致。

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产权结构的多元化，产权多元化可以为解决国有独资企业一元产权安排所固有的政企不分的问题提供可能性和现实性。

现代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治理和管理，治理架构由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组成。管理很简单，就是管控。现代经济学的公司治理是指在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如何规范股东、董事会、管理层三者之间的关系。最容易成为实际控制人的是谁？是管理层。最容易越权的是谁？是董事会。最容易流标的或者最容易被重组的是谁？是股东。这三者通过制衡和协调，减少代理的成本，规避风险，提高效率，以实现股东权益极大化的目标。

当时北京市鸟巢的PPP模式是什么？当时北京市政府承诺30年不要分红，那民营企业肯定不干，30年不分红，我来你这干什么？民营企业是追逐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所以最后导致“鸟巢”的PPP模式刚过了“蜜月期”就“离婚”，半路散伙。

什么是公司管理？第一部分是总部的管理，总部有三个职能：制定战略、协调内部资源配置、推动交易和交换。没有交易就没有管理，没有交换就没有人生。第二部分管理是下属生产经营单位，其职能是在规定的资源和市场约束下，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利润极大化。

近期我们在开发一个推演图，在纸上进行推演。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每年在纸上写下任务，然后将拿出来的问题都在这个推演图上体验。将来和企业收益挂钩，进行指标化管理。这个推演图方法我们已经在两三个单位进行试用，效果非常明显，我们把这个叫“分子推演模式”。我们将来准备把这个方法推到政府，使政府更好地依法治国。

（二）国有企业治理模式再创新需要解决的问题

1.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定位问题

国有企业中党组织的定位，是大家争论比较多的。国有企业不姓公，还有企业姓公吗？现在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都认识到了建立党组织的好处，摩托罗拉是最早自己成立党组织的，但是它的结构跟我们不一样，摩托罗拉党组织是放在人力资源部，它是从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角度出发的。

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调动力量非常强，是不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到下面去当挂职副县长，搞扶贫，把孟加拉扶贫模式导入中国，到近期我们也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海南，海南“三社帮一村”这个模式效率非常高。

现在行政学院定位是什么？国家智库。我国国家智库在为中央做出政策建议的过程中，我的批示率基本上是最高的。我去了远远超过32个国家去调研，这个战略布局很重要。在党组织里面，党的领导就是给我们使命感、担子，这很重要。特别对一些决定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命脉的公司，我认为我们党更不应该放弃。这个时候得有一批像习总书记说的有担当、有底线思维、有能力、还要不谋利的人。

过去讲我们的政治领导核心和我们经济的领导核心，这两心重合，这是最成功的。但是我们现在又说了不允许搞团团伙伙。中国文化很有意思的，稍不留神就区别不开团团伙伙和团队精神，本来是打造团队精神，到最后变成了团伙精神。这是我们存在的问题，这里面要注意这些方面。

国有企业的党组织要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依法行使职权。

第二件事，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这是保证职工的利益，保证双方的利益。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国有企业党组织两大任务：第一，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的中心任务开展党的工作。第二，从严治党，积极有效地搞自身建设。当然我们现在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工作内容有失偏颇，有的党委书记一激动就把业务当成党，我也去观摩过几个机构，搞的民主生活会和业务会根本区别不开。把业务带到政治市场，把政治市场带到党组织这里来，那不是一回事。在一些研究机构里，让他说成绩，我今年搞了多少课题，写了多少篇文章，那是党组织吗？不是的。我发展了多少党员，我纯洁了多少队伍，我挖出了几个蛀虫，我做出了多少贡献，这些是。还有，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不力。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情况？你自己的业务水平得上去，得科学化，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得平衡。

党组织要要处理好与四个方面的关系。首先是与董事会的关系，在董事会里是参与者，不能代替董事会。其次是与经理层的关系，也就是管理层，是监督者。第三是在企业内部利益中，党组织是协调者。最后，在企业内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中，党组织是领导者和凝聚者，对工会就是凝聚者，对青妇（青年团、妇联）就是领导者。党组织的角色一定是要变的。

所以党的建设，在国有企业里不仅不能削弱，还要加强。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其他领域里面推行党组织建设，要注意四个方向：把握方向、推动发展、营造和谐、加强自身建设。这是讲的第一个就是党的问题。

 

2.现代企业管理和治理的问题

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深刻明确现代企业管理和治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第一，在治理结构上重叠、复杂，不能够相互制衡。在治理功能上，董事会和管理层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制衡不力，效率受损。

第二，我们的管理到今天为止还是依赖于要素的投入和规模的扩张，没有放在要素的深度开发上。实际上到最后一个企业的真正资源就剩一个，叫“人”。为什么？整个人类的整个产业的发展的动力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叫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现在叫三大驱动轮：技术、技能、创意。无论是技术、技能还是创意，它的依附体都是个人。

中国有一说，我们现在高端人才不就业，低端技工也短缺。中国的高端人才失能，低端人才失技。每年大学毕业生有七百万人，这七百万人没有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反而成为社会财富的负担了。他们只会找工作，不会创工作。在技术上举一个例子，现在全国总工会有一个副主席叫许振超，他提出了“振超效率”，完成了从一名普通的码头工人到一名“桥吊专家”的转变。

第三，组织架构中链条过长，权力配置过度分权，总部资源配置协调内部交易的权威不够。一说分权，大家一下子跑了，一说集权，死了。权力一集就死，一分就乱。这个死结中国人很难处理好。处理最好的这个人叫杰克·韦尔奇，GE（通用电气）的老总。他通过培养一个企业大学的模式来处理集权和分权的问题，我近期把企业大学这种模式和这个专业导入中国来，已经在清华和北大进行了研究。2014年，经亚洲企业大学联盟创始人普瑞姆·库玛同意，把亚洲企业大学联合会秘书处从印尼搬到中国，我们就开发它的管理模式，中国人缺手段，都是人身依附型的，不是制度依附型的。什么叫制度依附型？我在英国两年，我们那个学院没有开过职工大会，我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也没有开过，那就是制度依附型的。

第四，资源配置上存在横向无关产品多元化的问题，在价值链管理中存在大而全的状况。企业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管的配置、定价、考评过度依赖组织方式，排斥市场方式。市场已经开放了，对职业经理人直接聘用就行了。反过来说，21世纪不是培养的世纪，是选择的世纪。

第五，企业内部争夺有限资源和寻租行为腐蚀了企业制度和程序，这是我们国有企业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定义企业的本质和边界是什么？它主要是交易费用，要交易费用内部化。我们过去把企业叫黑箱，实际上黑箱通过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智慧工程这样的技术，可以迅速地透明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企业的临界点在于什么？在于它们的交易费用的界线。

威廉姆斯认为交易特征决定交易结构，交易结构决定企业的结构。企业结构不是由产品促进的，是交易结构。交易结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搞的公共设施里面，道路的交易结构。城市道路和国道、省道的交易方式是不一样的。城市道路的主要收益在于地价的拉动，你没有土地收益权，没有周边的开发权，你修道路修一条赔一条，因为它的收益不一样。但是我把周边的溢出来就可以了，北京市所有修的城市道路都是溢出价格。

威廉姆斯认为任何交易要关注三个重要的交易特征：第一，交易发生的频繁性。像修城市道路，它的交易发生就一次。像水、电、气这是单主体、多方交易。第二，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要确定了，它就不叫交易了。市场是交换的，交换什么？互通有无。交易什么？交易主要是寻找价格。第三，资产的专用性。专有属性，越专有它的价值越高，它的归属性越强。

三星大家都很熟悉，可能很多人都认为三星最重要的市场是电子产品，但是错了。它还有一个品牌叫来美安，搞建筑的。世界上前10大建筑或者是最高的建筑，要么是它设计的，要么就是它组织施工的总承包商。我们不是说哪个型号就必然具有竞争性，而是每个型号适合不同的交易模式。不同的交易模式呼唤不同的组织模式。

诺斯这个人很厉害，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通过制度设计来促进生产性努力，减少分配性努力。为什么在中国都想去当官？因为一当官就啥都有了，特别是政府官员，不仅配置下属的情感资源，还配置更多的社会资源。所以生产性努力多了，蛋糕就做大了。分配性努力多了，蛋糕就切大了。这两个努力，一个是做蛋糕，一个是分蛋糕，我们在制度安排上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制度这么重要？全世界制度产业相当于8万亿美元，但是绝大部分被一个国家垄断走了。为什么又是美国呢？2014年中国的GDP，中国政府公布的是10万亿美元，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和WB（世界银行）大部分认为我们是17万亿美元还多。人家评估你17万亿，你自己评估你10万亿，为什么差距这么大？这证明中国人对财富观的理解和整个人类之间还有70%的差距。

去年，我从北走到南，我发现从广东黄埔、深圳港到咱们北方沿海的港口，没有一个港口的吞吐量降低的。但是我们国家的进出口总额是降低的还是提高的？为什么？这就是结构性政策。去年拉的铁矿石多了，拉的石油多了，结果这两个都降价了。我们出口什么？基本上美国的东西都是中国生产的。我们在整个世界上的贸易额也在增加，去年是6%，算增加少的。但是即使这么少，我们跟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总额度、总份额都是增加的。

所以我们要解决生产性努力还是分配性努力？在国际上，我们在制度设计方面一定要增加分配性的努力。但是在国内我们要增加生产性的努力。

我们很多国有企业都直接把管理软件放过来，然后功能网格化、目标数字化、报酬货币化。就是这三招把所有的东西解决的清清楚楚。过几年该升上去就升上去，该降下来的就降下来了，这样就增加生产性分配了。

不完全契约理论，就是事前无法在合同中穷尽合同执行所有的可能结果，由此产生交易费用的代替。这个里面，交易费用，这几个理论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也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组织方式。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不匹配，企业外信息和企业内信息不匹配，然后交易费用过高。

国有大型企业股权制改造，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是分类改革。那些必须得管控的，且政府通过政策杠杆和行政没法调度的，这样的行业还应该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存在，同时政府要进行直接管控。第二，股权结构的编排，重新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第三，法人治理结构要创新，要科学。股权分置改革要到位，存续企业要收编，母子公司关系实际是分子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分公司就是子公司的派出机构，子公司有独立性，这样可以。还有，国有资本预算要合理，这在将来也是很大的一个方面。

建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我们北京市有一个企业，叫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它的总裁关建中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说我能不能把这个评级做成我们未来的国家战略。国家下一步的战略就是信用战略，国有企业将来也得纳入信用管理。建立以产权为基础、企业为约束、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社会信用本身在评级的过程中也能够进行交易，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是人均业绩。

3.银监会发挥作用存在的问题

我们的监事会几乎是聋子的耳朵，是摆设。在监事会上我们看，美国通过了《萨班斯法案》，这是针对安然丑闻出来以后通过的，其首要的目标是确保公司披露的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安然是造假帐的，结果美国一个经济学家来中国了，通过调研发现中国好多企业都做假帐。他回去写了本书，说中国经济马上要崩盘。这说明这个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特色，这就像开车一样，美国所有的车都往前开，开的速度比中国快多了，但是突然一个安然变道了，其他的人根本没有看，都往前撞。他没有想到中国每一个企业都是安然。所以说转型期也有转型期的张力和好处。

如何发挥监事会的作用？我们在借鉴美国的做法以后，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第一，要求所有的企业设立会计监督委员会，专门监督审计业务。第二，加强对外部审计人员的监督。审计业务和咨询业务要分开。第三，加强董事会中审计委员会建设，规定必须有一名财务专家，其必须具有雇佣、解雇和监督独立审计人员的权力。就是这个财务专家本身有这个权力。第四，规定CEO、CFO做假帐一经发现，处以500万美元的罚款，得到20年徒刑的惩罚。

昨天我们和一个金融专家在一起座谈的时候，他拒绝了好几个从开始就有问题的上市公司。他说了很重要的话，我们国家很怪的，用更大的问题来掩盖过去的小问题，用犯更大的错误来证明过去犯的错误很小，是成绩。

4.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问题

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互补关系的实现路径，这里面有好多种。我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的一句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主要提供的是私人产品，国有经济提供的是公共产品，但是在如何提供公共产品的时候，民营经济或者叫资本方要比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高得多。但是这个人是目前世界上活着的最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最强调政府职能的人。这里头有政府出售、政府协议、合同承包与租赁、特许经营、政府补助与平担和股份制改造等多种方式。

政府社会责任有六条：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社会的公平、创造人类的良知、完善财富的分配、弘扬企业的责任、加强舆论的监督。一个企业，一个社会，它的活力来自于什么？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的地位。所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地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看着这么简单，他都认为是重大的课题。政府拿哪些、控哪些、放哪些，然后用政策调配哪些，用杠杆调配哪些，这些东西我们都得需要思考。

 

最后给大家说一下，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民营经济，或者是通过国有经济撬动的整个社会资源和国家战略，它的目标就一条，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解放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解放，首先解放的是思想。第二，解放社会生产力。第三，解放社会活力。其中社会活力是一个新表述。不是像现在这样国有企业把周边的资源全锁定了，全垄断了，它不是的，它是由控制型变成了激励型。这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两个方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提问：什么是混合所有制？

许正中：混合所有制，我今天实际讲的也是混合所有制的内化。混合所有制最核心的是股权多元化，外在的是什么？它表现为不同的方案。实际上你想，当国有经济在产权多元化的时候，它还占据着单一百分之百，到外面就完全的国有控股了。但是中间通过PPP模式可以撬动整个社会资源。这三个，一个是外在表现，一个是内核，但是我认为这三个都是混合所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不是这样？

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我今天举的几个美国的国有公司，它照样能够干的很好。但是所有中国的错误发生在哪儿？所有的问题都绝对化、经验化、扩大化，要吃饭都去吃某一种，那肯定发生经济危机。所以市场经济它一定是个多元的，包括文化都应该是多元的。还有什么问题？

提问：现在的PPP模式和原有的政府采购的各种法规、条文，它们之间还有必然的联系吗？或者说还是受它的制约吗？

许正中：肯定得受制约啊。但是我们这是一个新东西，政府购买协定，中国没有参加。很怪的一个现象，不仅中国没有参加，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参加。比如说政府规定了政府购买协议以后，首先不能有内外之分，不能有公私之分，所有东西公开采购，然后程序公开。去年科技部采购都公开了，每个人的答辩，全都给你做录像，你觉得应该是你的，然后投票就是了，谁投什么票都能够查出来。倒推，你跟它挂钩，PPP这个模式恰恰可以通过政府采购来配置新的资源，激励社会资源，这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是政府采购用PPP模式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反过来，PPP模式借助政府采购这个手段也能够不断地放大自己。

提问：国企在PPP模式中怎么样发挥作用或者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许正中：实际上国企过去都用过像BOT（建设-经营-转让）的模式，像中国五矿集团在辽宁，在“五点一线”的布局里面造了一个新城，这个模式就用的是PPP模式。国有企业里，比如说将来的污水处理，完全可以PPP化。不仅是本国的，其他国家的公司也可以加入PPP模式。像经营污水处理的公司，法国的、德国的，欧洲的那些公司都很厉害的。将来我们跟他们合营，我们占一定的股份，一起去解决问题，它们是私营，我们是公营，然后我们形成一个新的组团。像咱们公司，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总公司的形式，把所有的分公司都PPP化，他们每个战线都有了，每个东西都变成你的利润实现中心和成本分散中心。

为啥我今天专门把PPP模式讲出来？第一，中央要推动。第二，PPT模式是现在化解国有企业存量一个很重要的方法。第三，这个方法还真灵。只要这个方法运转不行，那就是地方政府过于强大、过于权威化，它要过于权威化，它必然要失信，下一轮它肯定就没有竞争力了。

提问：PPT模式的P对国企有设限吗？

许正中：这个没有设限。国有企业本身就是第一个P（Public），成为第一个P（Public）没有一点问题，最关键的是什么？成为第一个P（Public）的时候，不要把第二个P（Private）和第三个P（Partnership）消灭。我们来看看北京市的一个国有企业在经营雀巢的时候，它不是代表第一个P嘛，结果它约束第二个P，第二个P是中信集团，最后给它设定很多很多，结果它一看绝望了，最后不跟你P了，本来三个P，很容易变成一个P。

提问：我的意思国有企业可不可以是第二个P？

许正中：可以，国有企业变成社会资本了，可以跑到其他地方当第二个P。比如说离开北京，你不就变成社会资本了嘛。人家财政部规定的，当地国有企业不能够当第一个P，你不能参加PPP项目，你只能到别的地方去，本地的要跑到别的地方去，财政部有规定，但是发改委没有规定。财政部是113号，发改委是2724号。你去看一看很有意思的，当然不一样了。说不定像你们这儿，离开北京开发区后就可以变成第二个P了。

好了，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首先，国有企业发展路径和战略的顶层设计，我认为它的路径主要是通过PPP模式，在加强国有资本控制的过程中，同时拨动社会资源，然后让社会资源的正能量反哺国有企业的正常成长。

其次，国有企业管理的架构和治理模式的再创新。我讲再创新，就是我们的理论需要创新，我们在关键的时候，包括我们的组织架构，党组织的架构、监事会的架构，我今天没有讲董事会，因为这两个我们已经开始逐步完善了，然后又讲了理论和我们将来的出发点这样的创新。当然很多方面，国家是在探索的，我也在不断地思考和完善。讲的不对的地方，或者讲的和大家想法不一样的地方，以你们个人为主。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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