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题北京专题京华英雄勿忘国耻

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三）

2015年03月27日 16:39

(五)财产损失情况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场政治战和军事战,也是一场经济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是攫取经济利益。侵华日军在北京采用公开或隐蔽的手段使北京人民遭受了巨大财产损失,自然资源、社会财富、公私财产被有组织、有计划地大量掠夺,其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可以法币(亦称为国币,下同)百亿元计算。

战后,国民政府进行的抗战损失调查,将财产损失分为公营、民营财产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其中公营财产损失即为市营财产,如电车、自来水、学校、机关等。民营事业财产直接损失包括房屋、土地、树木、家具、现款、运输工具、服装、书籍、行李、铁器、铜器、零用物品。间接损失包括拆迁、防空、救济、抚恤等方面。

据1946年7月上旬北平市警察局上报市政府的呈文统计(北京原辖区):北平市民营事业财产损失直接损失为4655037944元,间接损失为2752389044元。北京市营事业财产中,北平市电车公司直接损失为530391元。市立及私立学校财产直接损失为5895499元,间接损失为6732012元。市警察局及所属机关财产损失共计106706564元[0]。

据2005年—2009年北京现辖18个区县抗战损失调查所得资料统计:北京市居民损失5370952575.25元法币[1],另有法币5733万元③,被侵占土地30792.94亩,被烧毁、侵占房屋106851间(含郊区瓦房、草木房等),被毁、掠夺树木234489棵,被掠夺粮食188016564公斤,被毁夺服饰726625件,被毁生产工具106906件,被毁生活用品1085件。

表13 北京抗战时期社会财产损失统计表

日军对北京财产的掠夺方式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金融掠夺

北京沦陷后,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对北京金融强行“统制”,建立了伪中央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随后排挤中国法币,发行“联银券”以统一华北的货币市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后,又“整顿”北京的金融机构,实行严密的金融垄断。日本统治者还通过发行公债、强制储蓄等手段搜刮北京民众的大量资金,以此支付日本侵略战争的军费开支、开办各种掠夺性经济开发公司和伪政权的行政开销。日本侵略者侵占北京的八年间,通过中联银行使用700亿联银券用来掠夺物资、支付军费[2]。此外,日军对北京银行、银号公开、直接掠夺事件有数起,列举如下:

　　(1)抢夺华北巨额白银

1935年11月,中国实行币值改革,废两改元,国家对白银实行统管,要求各地将白银集中于中央银行。当时华北白银未能集中到南京,暂存于北京、天津租界的银行中。根据1936年7月7日《益世报》报道,北京、天津租界内保存的白银如下:天津市现银保存在中国银行的有 18349981 元,保存在交通银行的有20612599元,共38962580元。保存在河北省银行的有221000元。1936年7月13日北平市现银保存在中国银行的有6592359元,保存在交通银行的有8865867元,保存在中央银行的有100315元,共15558541元。两市合计保存的白银有54742121元。1937年7月7日,国民政府设立的发行准备委员会天津分会发表京津两市库存白银共56572000元的消息[3]。北京沦陷后,日方通过保管权和谈判方式来谋取但未得逞。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白银被日军查封。1942年10月27日、28日,在日伪当局参与下,中联银行强行夺取1250万元白银充作其银行股本;其他现银交给华北政务委员会。白银总重量连同包装共约1094吨,约5700万元之巨[4]。这笔巨款被日军鲸吞后,极大地增强了伪政权的财力,支持了日军在华北的军政开支,这是对中国人民财富赤裸裸的掠夺。

上述掠夺,既强占占领地区的物质财富,又可为日军扩大侵略战争提供金融支持,把近代列强和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掠夺手段推向极致。

　　(2)抢夺公营和私营银号的黄金、白银及存款

北京市崇文区是商业发达区域,在八年期间,日军外城宪兵队曾到27家银号进行抢劫。例如,1937年11月到12月,日军没收前门外聚义银号中国守军第29军抗日将士寄存的黄金1200两,银元211000元,存款726574.9元。在日军特务部成田少佐、武田确忠、余村实的刑逼下,银号经理王振亭从东郊民巷聚义银号的库房中将21万银元提出,宪兵队用卡车将银元直接拉入日军控制的朝鲜银行中。该行临时行址亦在东郊民巷内[5]。类似的事件有几十起之多。日本宪兵队为了掠夺银号的钱财,甚至追索银号经理到天津毙杀[6]。事实上,当时北京由日本控制的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有很多是从中国金融机构中直接抢掠而来的。

　(3)掠夺西藏班禅驻北平办事处财产

北京沦陷后,班禅驻京办事处主要人员均被日军惨杀,财产目录册被日军抢去,其财产全部被日军所掠。这些损失的物品是:

表14 班禅驻北平办事处财产损失报告单[7]

填送日期:1947年8月损失时间:1939年地点:北平

2.烧毁房屋、强占民宅

　　(1)在城区的强占

　　日军占领北京后,在城区强占原有政府机关驻扎日伪军政机关,同时占用许多公房和民房建设兵工厂、仓库、医院等。

　　1937年8月8日,日军在东城占领了铁狮子1号平津卫戍司令部房产188间、东四北大街中国陆军部房产170间作为军用。将北大红楼作为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并强占多处宅院作为其将官私邸、部队招待所和士兵宿舍。在北新桥王大人胡同迤北至北新开路、往东至观音寺一带居民密集区强拆民房,建设以生产枪支为主的“北支工厂”;在北门仓建兵工厂和军火库;在东直门内大街72号建日军(甲)1810部队仓库。

　　除一般平民的住房外,国民政府一些著名人士,如阎锡山在北京内三区的房产90多间,刘汝明在海运仓、南小街、黄化门大街等地的11处房屋400余间也被强占,战后统计总计损失40000万元。抗战名将张自忠在府右街的房产被日军侵占,损失法币20815590元。宋哲元在铁狮子4号的房产也被日军霸占[8]。

　　(2)在郊区的破坏与强占

　　日本侵略军在京郊大量征用中国劳工,修建兵工厂、飞机场、军火库、碉堡、炮楼、仓库、壕沟等军事设施。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则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烧毁、拆毁无辜百姓住房,为了巩固殖民统治,对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血腥报复。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量增兵丰台,在占有原英国老兵营的基础上,强行占用老百姓的土地和房屋,不断扩建兵营,修建仓库。1941年6月4日,南郊警察分局与松崎特务机关长在有关征地的往来信函说,日军在七间房、前泥洼、后泥洼、七里庄等村,一次就征占土地983亩,被占地户164处,在这些地方驻扎的日军是“有贺部队”和“辻部队”[9]。据战后国民政府的调查资料显示,从1939年7月起,1940年3月、7月,1941年4月、8月,日军共占领前泥洼、后泥洼、李庄子、七里庄、七间房、侯庄、高庄、石榴庄、道沟村、地藏庵、石马坟等十几个村庄至少288户人家的土地、房屋、坟茔、棚子,这些生产和生活资料被日军低价收买,当地百姓失去生活所靠,流离失所[10]。

　　为了切断抗日根据地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日军大搞“集家并村”。如将怀柔地区八道河以南、柏崖厂以西,西起庄户、东到石片等村,方圆约100多平方公里的地带变为“无人区”。对大榛峪、西栅子、长园、石片等山地村庄反复“扫荡”达17次,对下辛庄、北宅、东庄、辛庄、东坟、岐庄及围里村一带“扫荡”更达22次。据调查统计,从1937年至1941年,宛平185个村庄有142个被日军烧毁。沿河城村半月内被烧3次,柏峪村民房竟被烧19次。1942年7月,黄安坨村的民房屡次被烧,20天内被日军袭击7次。1944年秋,平谷上苇甸村被烧13次。

　　1939年至1942年,侵华日军仅在门头沟地区即修建150余处据点和岗楼。为封锁丰滦密抗日根据地,日军修建了从昌平桃峪口到潮河辛庄宽11米,深5米,长90公里的所谓“惠民壕”,5000名青壮年被无偿征用,累计出工30多万个,被占土地1485亩。在平谷地区共挖3条壕沟:一条由上宅到峪口,长30公里;一条由大华山到胡店,长10公里;一条由稻地到掘山头,延伸到蓟县附近。壕沟宽10米,深6.5米,占地600亩。

　　烧毁房屋是日军的一种残酷的毁灭手段,“集家并村”更是剥夺了百姓基本的生存条件。很多百姓被迫在山洞、石洞中过着与世隔绝的凄惨生活。遇到日、伪军搜山,难逃被杀的厄运。

3.售贩毒品,聚敛财富

　　战后,据北平市警察局统计,北京城近郊区有白面鸦片馆323处,其中土膏店213处,朝鲜人在本市设立白面馆约133处[11],这还不包括10个远郊区县。在郊区,据刘新三、董新回忆,1939年初通州北大街出现第一家大烟馆即仁记土膏店。不久亚东、新乐、利通、六兴、公记、通义等土膏店相继开业,日韩浪人还开了十五六家白面房[12]。此外,海淀、长辛店等地也都有类似的大烟馆和白面店。1938年2月24日,日伪临时政府正式废止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禁毒法令,将烟毒犯从狱中释放。6月1日起,正式准许吸食鸦片。在北京市内设官办吸食所140—150处,允许在旅馆和妓院吸鸦片。贩卖鸦片者特许登记,规定收取烟馆和吸食者税内捐款。这样,伪临时政府每月仅鸦片印花税即可收入20余万元,嗜鸦片者不怕被抓,伪政权也以此作为它的重要财源。日本在其占领区的鸦片政策不是禁毒,而是将其合法化、公开化。

　　据统计,在北京吸食和经营鸦片的情况如下:1938年,北京共输入鸦片1088万两,本地消费4731313两。1943年在北京的海洛因零售者约有1800户,每日零售量为7.61磅,一年的零售总量为2777磅,嗜海洛因者约有39600人;以每磅海洛因价值伪币26万元计,北京一年零售总收入为7220.2万元[13]。

　　在华制造和贩卖毒品是日本政府有计划进行的,目的是弱化中国人的身心及抗日意志力,可补充大量财政收入,又为日本人及日本殖民地朝鲜人筹谋生之路,所以1939年北京有朝鲜人9353人,多数从事杂货业和无业,大约有六成在搞毒品业[14]。

　　前表所列物品很多价值不菲,特别是宗教物品更为稀有。日军不仅杀人越货,而且还按图索骥、抢劫财物。1939年1月4日,沙滩日本宪兵队本部宪兵到位于大栅栏19号的广盛祥绸布店,向经理何耀鲲出示该店与班禅驻京办事处签订的债券四张(共4000元),勒令布店立即还钱。该店确曾与班禅驻京办事处有钱款往来,并曾因误会诉讼法院,后和解达成分期付款。但日本宪兵不容分说,对何耀鲲手打脚踢,勒令次日派人将4000元送到宪兵队。日军宪兵队以同样手段到金城银行、永增源皮货店、中原金店、正源绸庄提取了班禅驻京办事处在各处的存款。据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主任兼接收班禅驻平办事处特派员商图丹计算,班禅驻北平办事处财产损失折合战前法币82666490元,战后法币24799947036元[15]。

　4.掠夺战略资源

　　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在华北掠夺的资源主要包含铁、煤、盐、棉及稀有矿产等重要的军事物资。突出的是,日军以所谓“军管理”的方式在北京全力经营和掠夺了石景山炼铁厂和北京西部的煤炭资源。

　　(1)掠夺石景山炼铁厂资源

　　自1938年11月起到1945年8月止,日本侵略者侵占石景山炼铁厂共6年零10个月,其间共生产生铁262617吨。除3万吨在久保田铁工所北京工场铸造成各种铸件产品外,其他23万吨直接运回日本。

　　为了扩大钢铁的生产,日本侵略者在经营石景山炼铁厂时圈划了大量土地。据战后不久石景山制铁厂的日本人向国民政府交接资产所编制的《资产目录调查书》中记载,至1945年8月15日,共强占中国土地3048792平方米,其中炼铁厂占地2558381平方米,将军岭石灰石矿占地490411平方米[16]。

　　仅石景山炼铁厂一处,日军就掠夺消耗了巨量铁、煤、焦炭、石灰石、水、电、运力等资源。列表如下:

　(2)掠夺京西煤炭

　　北京丰富的煤炭资源,早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垂涎,战前就妄图将北京变为日本的能源补给基地。1934年至1935年间,日本帝国主义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名义,对北京地区的煤炭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调查活动历时一年有余,足迹遍及京西的众多村镇、煤矿、煤窑以及北京、天津的煤炭市场,查阅了许多煤矿、煤窑的历史档案,对北京的煤炭质量进行了多次取样化验分析。至1935年末,调查队铅印了《北京西山炭田调查资料》[17]一书,收存有调查报告14篇。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入京西,开始对京西煤炭进行疯狂掠夺。正是依据《北京西山炭田调查报告》等经济情报,日本侵略军对门头沟煤矿、房山的运煤高架线及京西运煤铁路实行了“军管理”[18],在板桥地区开采大台煤矿,在房山地区开采万盛煤矿,在门头沟地区强占宏福煤矿、利丰煤矿、杨家坨煤矿。1938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门头沟煤矿期间,门头沟煤矿总计产煤272.8150万吨,基本都是被日方占有。在日本人占领运煤高线期间,房山县的坨里至河套沟地区,1938年到1942年共产煤89.08万吨。这些北京地区的优质煤炭源源不断运往日本和敌占区。

　　(3)掠夺其他稀有金属

　　日军除重点掠夺北京的煤矿外,还对金矿、萤石矿、黑钨矿、石灰岩和石墨矿等进行了大规模掠夺。如1942年,日本以武力强迫怀柔县长哨营乡农民开采萤石矿。开采点为长哨营乡兰营萤石矿20条主要矿脉。据统计,1942年至1945年间,从这里共采出精矿500吨至1000吨。为了把矿产资源运走,日军强迫当地农民修路,专门修筑了由怀柔县长哨营经东辛店,通往密云县番字牌的盘山公路,路程35华里。1940年1月到1943年9月,日铁会社低价强占昌平西湖村鑫昌公司锰矿,采矿17377吨。

　　日伪政府曾在北京市举行了三次献铜运动,共掠夺铜品1389931斤[19]。

　　日本侵华期间,实行既定的掠夺战略方针,这些有的是国家经营,有的由财团把持,连部队中下层也有具体的掠夺任务。特别在战争后期这种掠夺的程度更加疯狂。1943年初,日本政府通过其驻北京公使馆,指令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实行掠夺物资的摊派,这是日本企划院物资动员计划中,对中国包括满洲、华北、蒙疆、华中、华南实行掠夺摊派的一个组成部分[20]。

　5.破坏教育

　　教育是一国发展的基础,需要长时段的积累和大量的投资。主要包括师资力量的培养和教育设施、图书、校舍的投资与建设。近代以来,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开办了各式各样的学校,并迅速地成为近现代的文化中心,近代北京的教育事业发达,其质量与数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卢沟桥事变前后,为保护中国高校和教育机关,国民政府命令部分内地高校南迁或北迁。北京有20多所高等学校外迁。迁到外地的大学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天津的南开大学三校在云南昆明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大。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1938年在陕西成立西北联合大学。私立燕京大学1941年冬在成都设分校。私立中法大学1941年迁昆明,私立北平民国学院四度迁徙,最后落脚湘西,私立朝阳学院四度迁徙,最后到达重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竟然七度迁徙才到达重庆[21]。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迁往湘潭,东北大学迁往开封,在京的不少大学被迫停办。如中法大学北平铁路学院、北平私立铁路专科学校宣告停办等。北京高等教育的损失可见一斑[22]。据抗战后市教育局所属各校统计,抗战时期,中小学校的损失为法币131483051.2元[23]。

　　抗战时期,日伪政权对北京高等教育进行了蓄意破坏。

　　(1)霸占、毁坏校舍

　　红楼是当时北京城内最漂亮、最现代的建筑之一,1937年8月25日,日本宪兵进入北京大学,这座酝酿了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民主圣地的红楼,一度成为日本宪兵队队部。地下室被用作囚禁爱国志士的牢房和刑场。北京大学多处校产被日军破坏。他们拆毁房屋,损毁各类桌、椅、书柜、书架、黑板、讲台、床铺等,折合17455.4万元[24]。

　　清华大学被日军占为陆军医院。校内图书馆、各院系馆、教授住宅以及学生宿舍均受严重毁坏。图书馆书库做了日军外科手术室,阅览室做了病房,钢书架被拆,图书被洗劫一空。体育馆被用作马厩和食物储藏室,嵌木地板全部被拆毁。新南院竟成了日军随军妓馆。据统计,图书馆、体育馆、大礼堂、化学馆、生物学馆、气象台、电机工程馆、土木工程馆、机械工程馆、水利工程馆、航空研究所、第一院、第二院、工字厅、古月堂、医院等建筑损坏40%,第三院损坏75%,甲乙丙三所、北院、南院(西式住宅)、新南院、新西院损坏50%,南院(中式住宅)、西院、新职员住宅损坏80%,春润庐一处更是损失殆尽。建筑物损失价值为法币4335000元,建筑附属物损失法币1545000元[25]。

　　日军封闭燕京大学后,在燕园的西大门挂上了“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的牌子,占用贝公楼、睿楼、穆楼和临湖轩、宗教楼、燕京图书馆、蔚秀园等地。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设理事会,由日本军中将森冈皋任理事长,周作人、伊泽道雄任副理事长。内设文化局、经济局、资料处、图书馆和所员养成所,还有秘书处等。下设“开发公司调查局”、“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调查室”、“满铁调查所”等情报机构,由理事会直接管理。其执行权力机构是企划委员会。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的实质是为日本兴亚院搜集华北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情报的机构[26]。除该机关外其余地区为日军伤兵医院所占。

(2)掠夺图书及珍贵资料

　　1938年清华图书馆运抵昆明书刊23000余册。在运抵过程中,暂存重庆北碚的1万余册图书遭日军轰炸,损失惨重,仅余3000余册。日军驻清华大学的日军部队有牟田口、长谷川、寺内升内、多田等部;伪政府的新民会、教育总署、近代科学图书馆以及华北开发公司等都对清华园大学展开了疯狂掠夺和破坏。抗战期间,馆藏图书损失达17.5万余册,计法币2737132元[27]。

　　日军在北京实行奴化教育。1938年5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图书审查委员会,聘日本特务米谷荣一为检查长,对学校图书进行检验。自1938年6月8日至10月26日对校内所有图书逐一检查,认为可供阅览的中外文书籍为9500余册,特藏书籍为6600余册,被检出有疑问的书籍达150089册、杂志7327册、装订报纸298本。其中被检查出涉及抗日内容的书籍2673册,均被封存、毁坏。附属学校的课本也未能免难,凡不符合“中日共荣亲善”原则,含有中华民族、精忠报国和爱国、自强、奋斗等内容的课文及词语一律被删除或撕毁。

　　据战后调查,燕京大学损失中文善本书54册、图八轴、28帙、中日文书籍及刊物23774册,西文书籍及刊物8025册,计国币8906658元。中国大学被劫图书19535册。北平民国学院书籍被抢59836册。

　　(3)其他损失

　　日人占据北京高校期间,对校园的破坏和践踏十分严重,不光校内图书、仪器、实验室、暖气、煤气、电力设施等遭到破坏,学校拥有的契约、债券等也被侵吞。

　　1941年12月11日,日军华北司令部命日军少尉犬饲实到燕京大学“取去学校财产如下:中华民国统一公债丙种债券票面23000元、中华民国统一公债丁种债券票面29100元、中华民国统一公债戊种债券票面177400元、上海法租界市政公债票票面2000两、中华民国救国公债票面60000元、银行存款(大陆及花旗两行)378658.26元”。据犬饲实的后任儿玉晨招供,1942年8月,他“受长官冈村司令及安达参谋中将命令”,将这些债券和存款票据“在日本军司令部于安达中将监视之下由本人亲手焚烧无遗”[28]。但到底是烧毁还是另作他用,无从知详。至今,这些校产下落不明。

　　1943年,北平国立图书馆损失法币1000万元,折合美金330万元。静生生物所损失动物标本30余万件、植物标本22万号,图书十余万卷[29]。

　　很多著名教育人士的个人财产也被抢夺,如北大校长蒋梦麟在毛家湾5号的住宅被日军没收,一架显微镜及16箱各种书籍和古玩尽被没收[30]。

　　抗战时期,中国教育机关的损失,很多是不能以财产损失来计算和统计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了中国教育的最高水平,其学术积累、珍藏之宝贵都非朝夕之功。例如清华大学关于中国近代史档案的搜集,北京大学关于中国地质的资料,都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些资料没有重新收集的可能。教育机关和场所的多寡和存亡关系中国文化的延绵续绝,日军对中国教育的破坏使中华文化遭受空前浩劫。

　6.掠夺、破坏文物

　　北京的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一部分,是中国数千年来人民劳动和智慧结晶,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发明创造以及五千年文明的精华。北京城有很多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胜古迹,包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明清皇宫、长城、天坛、颐和园、明清皇家陵寝等。万里长城,是世界上最长的防御城墙,最伟大的人造工程;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划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宫建筑群;天坛,是世界上最大的坛庙建筑群和祭天建筑群;颐和园,是世界上造景丰富,建筑集中,保存最完美的皇家园林;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是世界上发现直立人化石、用火遗迹和原始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云居寺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宏大的佛道经典石刻图书馆。

　　据海牙陆战法规惯例第27条,一切有关文化方面,如宗教、美术、学术及古物的机关和财产,如不作为军事用途,交战国必须力求保全,不得施以破坏。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但侵华日军不顾国际公法,炮火轰炸,蓄意抢夺,洗劫破坏。日军对北京文物的破坏在北京城内以占用、掠夺为主,在郊区多以摧毁和破坏为主。

　　(1)破坏文物设施

　　北京许多寺庙被日本军队占领、破坏或改建。北京城中供奉最多的是关帝庙和关岳庙,关羽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的代表,岳飞是民族英雄。1939年,关帝庙被改为武成王庙,关岳殿改为武德堂,宣扬日本武士道精神。这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与尊严。此外,日伪政权还常在武庙举行军事典礼活动。1939年至1942年,日伪政权先后在此发过29面伪团旗,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每次都参加[31]。北京的坛庙众多,以佛、道为最。清入关后崇尚佛教,到乾隆年间,北京地区寺庙的规模达到空前水平,佛、道教寺庙有1000多座,在北京市民生活中有重要影响。北京的月坛、地坛、先农坛、旃坛寺都有日军部队驻扎。日军第1855部队占据天坛进行大规模的细菌试验,在破坏文物的同时给北京和华北人民带来了大量人口伤亡。在北京远郊区,由于日军实行“三光”政策,许多宗教寺庙遭到毁坏,驻寺僧人被杀。被日军炮火摧毁和破坏的著名文物有:

　　1)日机轰炸、焚毁云居寺

　　云居寺位于房山白带山麓,是中国北方著名的佛教圣地,素有“北京敦煌”之称。历代刻造的由1122部、3572卷、14278块石刻组成的佛经大藏经就珍藏在云居寺。在抗日战争中,历经千年的古刹未能逃脱厄运。日军对佛寺的破坏主要有:1938年9月,日军飞机在云居寺(西域寺)上空轰炸,炸坏了一个侧殿[32]。1939年9月,日军九架飞机在云居寺东侧上空投弹轰炸。几天后,又有六架日本飞机向云居寺院内投了三颗炸弹。一颗落在释迦殿南配殿顶上,整座殿被炸塌[33]。1940年2月10日,日军12架飞机轮番轰炸云居寺3个多小时。庙内和尚一死一伤。1940年秋,日军侵入云居寺,放火烧寺,大火烧了一天一夜,南北两侧跨院的禅堂、客舍、斋堂和千佛殿北跨院、僧房等300多间殿宇房屋,全部化为灰烬。只有中轴线上的六座殿宇没被炸塌、烧毁。但是,1942年8月14日上午,三架日军飞机在云居寺上空轮番轰炸了两个多小时,云居寺六进殿宇也瓦砾遍地,成为一片废墟,只残留下了云居寺的大理石山门。为修建下庄岗楼,日军还强迫百姓到云居寺拆塔,云居寺南塔一至三层四周都被拆空,只剩下塔心支撑着十层的塔身,最终,南塔支撑不住倒塌了。千年古刹云居寺只剩下两只石狮、残破的山门石券和一座北塔[34]。

　　日军轰炸或烧毁北京远郊区县的寺庙在5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最为集中,以密云为例。

　　古北口地区:古北口小老爷庙、理藩院、三官庙、戏楼、关帝庙、姑子庵、下湾子娘娘庙;

　　不老屯地区:殿臣峪娘娘庙、挂甲峪吉祥庵、燕落村北超胜庵、青山顶娘娘庙、香水峪观音庙;

　　石城地区:赶河厂村的弥陀佛庙、菩萨庙、福田寺;

　　冯家峪地区:西庄子普兴庵;

　　高岭地区:田庄真武庙;

　　西田各庄地区:小水峪真武庙、牛盆村的九圣祠、关帝庙等20多座庙宇,目前,在青山顶娘娘庙遗址上,未被日军烧尽的木柱依然存在。

　　2)破坏长城

　　1933年1月1日,日本关东军向山海关发动进攻,东北军何柱国将军率守军奋勇抵抗,长城抗战开始。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2月下旬攻陷开鲁、凌南、赤峰、建平、凌源。3月4日占领承德。中国政府想利用长城及其险要地势阻止日军继续深入,争取时间进行国际交涉,因此将部队集中到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独石口等长城各关口。1933年3月5日至5月14日,日军调集飞机、大炮、坦克等重火力不时地向长城沿线的中国军队猛烈轰击。

　　尽管中国官兵奋勇抗战,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同时也使以古北口为中心,东至司马台的望京楼,西至卧虎山西侧的八大楼子的长城,遭到日军重火力的猛烈轰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破坏最惨重的城段是古北口以东炮筒子沟口城段,当时日军的炮火把该段长城墙体打成了火红颜色。司马台东六楼等多个敌楼迄今仍然留有日军炮击的痕迹。抗战时期,密云县的鹿皮关、白马关、曹家路、墙子路等主要关口附近的长城也遭到日军炮火不同程度的破坏。据不完全统计,以上每个关口破坏城段5公里、敌楼10座计算,4个关口被日军破坏的城段计20公里、敌楼40座[35]。

　　日军占领密云后,古北口人民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拆毁长城运走城砖的文物掠夺行径。据孙义老人回忆:“1938年秋(农历八九月间),我被抓去给日军当劳工。有一天上午,我看许多日本关东军和抓来的中国劳工,正在拆古北口长城。将完整的城砖,有长方砖,还有三角形砖都装上了火车。拆城地段大都在蟠龙山上,东从第一座五眼楼起,西到古北口关门,直到水门洞崔家地,长约有五华里。城砖装上火车,向长城外所谓满洲国方向开去。共运走三车皮,是我亲眼所见。”[36]

　(2)掠夺珍贵文物

　　1)故宫文物损失

　　中国政府战前就把包括故宫所藏在内的北京大部分珍贵文物南迁。先到南京,再送贵州遵义、四川重庆。其中,由原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押送的文物车队到达遵义时,一度遭到日军方面派遣的飞机尾随,并在其后进行轰炸,造成很大损失。沦陷时期,留在北京故宫的文物遭到日军很大破坏。据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战后报告,故宫文物损失古物馆文物191箱,文献馆1734箱,前秘书处826箱,颐和园89箱,古物陈列所113箱,总计2953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报告《为函达本院被敌军征取铜品之经过情形请转行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设法追究由》里也有涉及:“案查本院被征用之铜品2095市斤外,计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此外,尚有历史博物馆铜炮3尊,本院之铜缸及历史博物馆之铜炮系由北支派遣军甲第1400部队河野中佐于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运协和医院,该部队过磅后,运赴东车站,闻系装车运往朝鲜。本院之铜炮和铜灯亭由伪市政府工务局专员齐昌复、职员张伯齐偕同昭和通商株式会社(在朝阳门内北小街)日人佐仓于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来院启运。据闻系运往北新桥北支工厂。”北平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分馆曾被日本宪兵两次搜查,致被搬走、撕毁历年所购之书籍杂志多种。1938年6月被日本宪兵搬走书籍165册,撕毁书籍26册,焚毁书籍164册;劫走杂志3447册,撕毁杂志4131册,焚毁杂志3277册。1939年3月被日本宪兵搬走杂志6551册[37]。

　　2)“北京人”化石失踪

　　北京房山周口店遗址是中国主要古人类文化遗址,1929年12月2日,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发现了第一颗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而闻名世界。此后,经过不断的发掘,又发现了大量的“北京人”骨化石及其文化遗物——石器、用火痕迹、狩猎和采集活动的遗物。

　　“北京人”化石包括头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股骨7件、胫骨l件、肱骨3件、锁骨和月骨各1件以及一些头骨和面骨破片。这些“北京人”遗骨分属40多个个体。对研究人类起源、人类进化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1941年,为了使“北京人”化石不被日军抢走,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学者胡承志和吉延卿奉命把北京猿人骨化石装箱。1941年12月初,包装在两个大木箱里的“北京人”化石被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12月5日,该部队乘火车离开北京驶往秦皇岛,预计8日改乘到港的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去美国。但是,12月8日爆发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军队迅速出动,占领在北京、天津等地美国的相关机构,运木箱的专列在秦皇岛被截,“北京人”头盖骨从此下落不明。

　　对“北京人”头盖骨等化石的丢失历来众说纷纭。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胡承志和科学家裴文中当年都写过“遗失报告”,讲述丢失经过[38],指出化石的丢失是日军发动战争并劫掠的结果。战后,曾派裴文中博士去日本协助找寻“北京人”的下落,但日方称未曾运抵日本,仅追回周口店出土的化石一批回国。虽然中国的有关人员进行了多方努力,但“北京人”化石至今仍不知所向[39]。

　（3）北京大学古物损失

　　北大图书馆馆藏的《俄蒙界线图》是1911年调查绘制的,该图极为珍贵。当日本文化机关的桥川时雄得知这幅图后,向北大图书馆提出借阅要求遭拒绝。1937年8月,自称东方文化研究会的数人,乘日本宪兵驾驶的军车来到北大图书馆,要求孟心史(孟森)讲解《俄蒙界线图》,并强行“借”走。孟先生痛惜珍贵孤本文献落入敌人之手,1938年1月14日抑郁辞世。《俄蒙界线图》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后,至今下落不明。北大古物被日本人掠走的还有如下表:

(4)大觉寺文物损失

　　北京西郊的大觉寺号称“西山三百寺中之巨刹”,始建于辽代,是规模宏大的古代佛寺。1940年3月,日军占据大觉寺,将寺中宝物劫掠一空。抗战胜利后,1947年,大觉寺的住持福振向教育部填报了损失单,其中文物件损失达562件。

(5)其他损失

　　北平研究所发掘宝鸡斗鸡台的300多件文物在北平部分被日军盗走。日军劫走由王振铎保管的宋清瓷器、绣花屏风等古物80多件[42]。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北京文物设施被破坏的主要有: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北京被破坏的地上文物51座,公私图书损失58.6万多册、古物2800件、碑帖2万多件。文物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凝结,是无法再造的财富,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从这个角度看,日军的侵略给中华民族文化带来的破坏是难以用数字计量的,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六)结论

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揭露和谴责,是胜利了的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的正义事业。同时,对日本侵略者在北京造成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进行调查又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课题。

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战损失调查明确规定敌人罪行的种类为:1.谋害与屠

杀——有系统之恐怖行为;2.将人质处死;3.对平民施以酷行;4.故意饿毙平民;5.强奸;6.拐劫妇女强迫为娼;7.流放平民;8.拘留人民予以不人道之待遇;9.强迫平民从事有关敌人军事行动之工作;10.军事占领期间有夺主权之行为;11.对占领区居民强迫征募兵役;12.企图奴化占领区居民或剥夺其公民特权;13.抢劫;14.没收财产;15.勒索非法或过度之捐款与征发;16.贬抑货币与发行伪钞;17.施行集体刑罚;18.肆意破坏财产;19.故意轰炸不设防地区;20.毁坏宗教慈善教育历史建筑物及纪念物;21.未发警告且不顾乘客与水手之安全而击毁商船与客船;22.击毁渔船与救济船;23.故意轰炸医院;24.攻击与击毁病员船;25.破坏其他有关红十字之规则;26.使用毒气;27.使用爆裂弹及其他非人道之武器;28.发布尽杀无赦之命令;29.虐待俘虏与病伤人员;30.征用俘虏从事不合规定之工作;31.滥用休战旗;32.井中置毒。据我们现在已经掌握的数据和事例,日军在北京几乎触犯了所有上述所列罪行,日本侵略者对北京的殖民统治在历史上留下了黑暗的一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对北京城区和郊区的统治方式不同,但都造成了相当数量的人口伤亡。

作为华北日伪政权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日军为维持北京的所谓治安与繁荣,在城内大规模、公开的屠杀不多,但日军在城内军事机关林立,军队、警察、宪兵和汉奸新民会一起对城内人民进行着高压统治。在日军监狱中、在细菌实验场仍有大量平民伤亡。在平郊抗日根据地,因为日军制造“无人区”、挖掘“防共壕”,反复“扫荡”,疯狂野蛮,滥杀无辜,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而且手段十分残忍,令人发指。经常采用诸如刺刀挑、铡刀铡、锯子锯、军马拖、打活人靶、灌凉水、开水烫、毒气熏、吊绞、砍头、挖心、剜眼、剥皮、肢解、活埋、奸淫妇女、割乳房、喂狼狗等法西斯手段杀害折磨无辜百姓。

抗战胜利后,在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五条中,明确规定了三种战争罪行,即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和违反人道罪。其中违反人道罪是指:战争发生前或战争进行中的杀害、灭种、奴役、借暴力强迫迁居以及其他不道德行为。日军在北京的暴行显然是违反人道的。

除直接死亡的百姓,因战争因素导致的间接死亡很多是无法统计的。但人口的大量减少是确凿的事实,我们运用人口统计学的原理,可以测算出抗战时期北京地区因战争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人口损失数额,作为本次调查的重要参考依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京市域(含当时城区及近郊)人口统计相对完整。1928年—1936年9年间,北京现辖市域无重大战争和灾害等非正常情况发生,因此,可以此9年人口数据为依据。1928年,市域人口为1340199人,1936年人口为1533083人[43],由上可知,这一时期北京市域常态下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5.05‰。若以北京1936年人口为基数,1945年,北京市域人口值应接近1753689人。然而,以1937年—1945年历年实际的人口统计数字[44]测算,抗战期间,北京市域人口年均增长率降为8.25‰,1945年北京市域的实际人口为1650695人,人口比正常预计值1753689人减少约102994人。

北京远郊区情况相对复杂。今北京郊区当时分属河北省大兴、宛平、良乡、房山、昌平、顺义、通县、平谷、怀柔、密云、延庆11县以及河北省蓟县、察哈尔省赤城县(原沽源县)、热河省滦平县各一部。由于这些地区民国时期人口统计资料的相对缺乏,仅以1917年、1935年作为民国时期各县常态人口取值年份。1917年人口为1491514人,1935年人口为1911920人。以此计算1917

年—1935年间北京郊区常态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3.89‰,并以1935年为基数,1937年估测人口约为1965402人,1945年估测人口约为2194714人。然而,我们现在看到1948年北京郊区人口统计数字仅为1879695人。以此为基数按照常态下年均增长率13.89‰进行逆测,1945年实际人口约为1803495人。以此计算,1937年—1945年北京郊区实际年均增长率为-7.99‰。两相比较,1937年—1945年北京郊区人口增额减少约391219人。

综合以上分析,北京地区1936年实际总人口为3471559人,1945年实际总人口约为3454190人。1937年—1945年,北京地区总人口实际年均增长率约为-5.57‰,北京地区人口因战争等非常因素增长比常态下增长减少约49万人。人口损失程度依城区、近郊、远郊呈上升态势。显然,这样巨量的人口缺失,若非大规模、长时段的战争是无法解释的。

第二,日军对北京财富、资源的掠夺和破坏,阻遏了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掠夺是侵略者的本性。为支撑、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这种掠夺更加直接、露骨和残忍。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几乎遭受了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民族积贫积弱,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日本侵略者对北京的八年统治,霸占了土地、矿山,搜刮各种自然资源;挤垮了北京的民族工业;掠取北京的公私资金;强掳北京大量劳动力;挖壕沟筑碉堡,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遭到巨大破坏。日军对北京百姓的房屋、土地、牲畜、庄稼、财物的抢夺,剥夺了百姓基本的生存条件。人民没有房屋居住,没有食物充饥,没有衣物遮寒,没有工具生产,没有种子播种,致使人民生活陷于极度贫困之中。在城里,1942年,北京月人均粮食不足4斤。1943年1月1日,日军实行全部粮食配给制度。7月24日,日军对北京居民配给“混合面”。初时,混合面尚有谷子、高粱、玉米、豆类等,售价为一元二角一斤。后来混合面大部分是发霉变质陈粮、囤底土粮、玉米芯、橡子、糠秕,其中掺入者为土粉、土末、炉灰,种种不一。在配给小米之中,稗子、谷壳、土块、草籽,不一而足,拣不胜拣,筛不胜筛,“视之则五色具备,食之则六味齐全”。百姓吃后或腹泻、腹痛,或几天排不出便,苦不堪言,不少孩子因吃混合面而痛苦死去。大米只准日本人吃,白面到年关才有极少的配售。汉奸王荫泰也被迫承认:北平市民在吃草根树皮。市内中等人家的生活赶不上抗日根据地的贫民。12月初,北平市每日都有因冻饿倒毙街头者。

即使战后,经济的恢复也异常困难,需要逐步修复战争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创伤,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北京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阻遏了北京走向现代化的步伐。

第三,日军对北京历史文化和文物的破坏是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践踏。

北京是闻名于世的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古迹遍布北京城内外。这些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物质体现。日军对中国历史文物的破坏从根本上说,是基于日本种族优越和侵略有理的观念,如土肥原贤二曾著文广为宣扬:“日本是摄取现代世界文化最完全的国家,并且对于代表东方文化的印度的佛教文化和中国的儒教文化,是最能保存的。而国民生活的重大要素,印度所没有的,中国所没有的,日本实在都是具有的。” [45]因此,对被占领国家人民民族精神的摧残和破坏成为必然。在文物损失方面,北京这座文化古城受毁尤甚。抗战时期,北京的文化机关和文物古迹遭到空前浩劫,世界闻名的众多文化遗存被无情毁坏,这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的践踏,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和挑战。文化或文明是一个民族历经数千年的积累,历代传承的精华,一旦破坏,是无法复制或重建的。因此,北京在文化方面的损失是无法以资产数量或货币来衡量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全民族抗战爆发至今已70余年,加上侵略者蓄意破坏证据,造成资料搜集的巨大困难。尽管我们做了很大努力,目前掌握、利用的资料还不系统、不完整。可以肯定,还有许多书证和物证散失各处。因此,我们在本次调查中得出的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基本数据,还是限于目前资料和研究水平的尚不完整的数据,并不是最终结果。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本课题调研工作,以期在掌握更多资料和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对有关数据再做出修订和补充。我们认为,不管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个体,“不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日本右翼分子至今仍拒绝承认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因此,对其侵略罪行的揭露和罪证的搜集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北平市警察局:《为奉令调查抗战损失经过情形分别列表填报的呈文》,1946年7月5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181—14—685。以上货币单位均为法币即国币。因物价变动原因,当年国民政府要求,以法币报告各年损失价值时,要按1937年7月的法币价值进行折算。此处统计数字是否进行了折算,情况不详。

[1]③这是各年损失相加汇总而成的统计数字,汇总之前未按1937年7月法币价值进行折算。

[2]欧阳载祥、王声扬:《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与汪时憬》,载寿充一、寿乐英编:《中央银行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3]李文治译:《华北新通货工作论》,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十),1995年内部版,第378页。

[4]《日敌现银移管文件》,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北京金融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十),1995年内部版,第195页。张昭:《京津两市现银查封及解除之经过》,载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调查室:《中联银行月刊》第4卷第5期,1942年11月。

[5]北平市警察局:《聚义银号被劫物表》,1947年7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305—189。

[6]北平市警察局外一分局:《关于日本宪兵过去曾有罪行的呈》,1945年12月1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184—2—8600;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市府《关于日本宪兵罪恶的有关文件》,1945年12月21日—1946年8月22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181—17—841。

[7]《市民、财政局、大觉寺、金城银行、中国银行、成城中学、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财产损失报告单》,1947年7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305—504—2。表中财产损失货币单位应为元,币种为法币亦称国币——编者注。

[8]北平市警察局:《关于调查军事损失暨将士损失有关资料的文件》,1945年9月2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181—10—215。

[9]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等:《关于调查和发放南郊丰台军用地价的咨文和收买地亩、补偿费、地契清册》1941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1—6—662。

[10]北平市警察局:《财产损失报告单》,1946年3月,台北“国史馆”藏,档号303—004。

[11]北平市警察局:《沦陷地区、克复地区损失情形报告表》,1946年,台北“国史馆”藏,档号303—026。

[12]刘新三、董兴:《我们所知道的通州土膏店、白面儿房》,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郊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13]孙福林:《从华北禁毒总局看日本帝国主义毒化政策》,载北京市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4期。李恩涵:《本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在华北的毒化政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4]房建昌:《日文档案所反映的1927—1945年间朝鲜侨民在北平状况》,载北京市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3期。

[15]北平市政府:《西藏班禅驻京办事处财产损失报告单》,1947年7月15日,台北“国史馆”藏,档号305—504—2。

[16]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编:《北支那制铁株式会社资产目录调查书》,1945年11月16日,第11、58、102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61—2—19。

[17]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北京西山炭田调查资料》,1935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Q22—4—91。

[18]日军对“军管理”的企业,由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指定委托日本企业经营,少数由日军自行经营,并给予各种特权,让其获取暴利,而且任意取用、运走、破坏工厂的机器设备。

[19]根据孙刚选编:《日伪统治后期北京市办理铜品献纳运动史料》,载北京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2期。从文中统计而得。

[20]解学诗:《华北经济掠夺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47页。

[21]徐国利:《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

[22]李铁虎:《抗战时期北平高等院校的兴衰》,载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8月翻印的《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中认为北平有高校14所。

[23]北平市教育局:《北平市教育局报送本局及所属各校抗战损失调查表的呈》,1946年6月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4—1—806。

[24]国立北京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北大校产保管委员会向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呈报校具、文物、图书、仪器损失的公函》,1946年3月,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藏,档号1—BD1946141(2)。

[25]以1937年度法币价值为标准统计。朱育和、陈兆玲主编:《日军铁蹄下的清华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6]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伪华北综合研究所:《华北综合研究所所报》1943年11月第一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档号46920J。

[27]以1937年度法币价值为标准统计。

[28]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关于追究日军占据本校时期盗卖器物事件之材料》,1946年,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号YJ1946016。

[29]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文化侵略》,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30]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关于追究日军占据本校时期盗卖器物事件材料》,1948年,北京大学档案馆藏,档号YJ1948025。

[31]习五一:《近代北京庙会文化演变的轨迹》,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

[32]房山区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房山文史选辑》第三辑,1990年印行,第86—87页。

[33]黄春和:《北京名寺丛书——云居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197页。

[34]黄春和:《北京名寺丛书——云居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197页。

[35]白天:《古北口往事》,1997年印行,第143—149页。

[36]孙义口述、蒙冠贤整理:《日军掠走古北口长城砖》,载中共北京市密云县委党史办公室、密云县档案局编:《密云地区抗日斗争史料选编》(内部资料),2005年印行,第706页。

[37]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故宫志》,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687页。

[38]日赔会:《归还北京人化石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32— 00—277。

[39]日赔会:《归还北京人化石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32—00—277。

[40]国立北京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北大校产保管委员会向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呈报校具、文物、图书、仪器损失的公函》,1946年3月,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藏,档号1—BD1946141(2)。

[41]日赔会:《归还北京大觉寺宝物》,1947年7月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32—00—282。

[42]日赔会:《归还北京大觉寺宝物》,1947年7月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32—00—282。

[43]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44]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志·综合卷·人口志》,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

[45]土肥原贤二:《中日事变的真正意义》,载北京市档案馆:《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2期,第19页。

责任编辑：覃磊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327/80754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