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机何以成了“印钞机”

 

【事件介绍】

打字员受贿400万：“宰相家人七品官”

到底是什么让一台小小的打字机成了“印钞机”，让一只小小的蛀虫，啃噬了一大片森林呢？毫无疑问，所有的行贿都是冲着权力而去，巨腐打字员，打得首先是行政审批的脸。盖一套房子，要先盖一百个章，繁琐而又漫长的审批程序，让一些开发商不得不去走后门。从这一点来说，打字员是借了行政审批难，有时候甚至是“刁难”的妖风，坐收渔利。

不过，这也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崔海容副局长用这个案例来谈行政审批之弊，这同时也暴露了更大、更长久的积弊。在如此惊世骇俗的腐败面前，与其说是行政审批不科学、法制不健全，倒不如说，我们一直都缺少法治的意识和基因。事实上，这则新闻中，打字员真的有谁先谁后的选择权吗？既然是排队等候，那就应遵循先来后到的公序良俗，为什么可以凭“钱”插队？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打字员受贿400余万元，固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其折射的却是一个典型问题。虽然打字员并不掌握审批权，但由于她身处权力辐射范围，与权力沾上了边，因此拥有了间接话语权，得以从中获取额外的腐败“蛋糕”。任何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给权力寻租行为留下腐败空间。

如果说繁复的行政审批，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存在，那么疲软的公职人员约束框架，无疑会放大这种“不合理”。诸如打字员一类的一线办事人员可谓数不胜数，若他们无法得到有力监督，则意味着一种集体性沉沦的风险。其后，在公共雇员职业道德整体败坏的背景下，公共管理的制度成本势必陡增。营商者不得不支付高额的“买路钱”来打通关节，而这部分“开支”将折算成商品成本，最终由终端消费者埋单。

行政许可审批繁琐，不只会给办事者增加麻烦，只要审批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上，并且不受外部的有效监督，掌权者就必然会以权谋私，将权力变成个人获利的工具。

谁来管住贪400万的打字员？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进行审批制度改革，把权力还给市场，许可证越少当然寻租的空间越小，需要由官员拍板决定的事越少，自然权力延伸出来的腐败越少。可这也不是无限制的，政府终究还是要管事的，只要还在管事，还在运用权力，就免不了要生出打字员巨贪这样的悲剧。

皮在毛在，皮不在毛也就无所依附了。小打字员贪的本质还在于权力本身，权力是暗箱操作的，那么必然寻租空间就会滋生，权力运行公开化透明化，可监督可核查可问责了，那么自然，黑幕就无处遁形。

微言大义：

@请叫我小曹同志：行行出状元。

@45度剪刀手：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滋生腐败。

@老杜微评：终于明白每年打破脑袋都要去考公务猿。

@X酸辣土豆丝Y：制度不改革永远都会有人想贪。

@梦想也快乐：有一句古话：“宰相家人七品官！”

 

“巨贪打字员”再证简政放权之迫切

小小打字员，竟也能受贿数百万元。如此荒诞的桥段，不得不叫人拍案惊奇。现实再一次表明，封闭而繁杂的行政审批体系内，任何一点点权力，都可能衍生出一连串的设租、寻租事件。

任何形式的权力寻租，其大致逻辑都在于，“人为制造垄断，然后提供一种稀缺性资源。”以本案为例，房管部门指定了专门的“材料打印者”，但现有打字员明显人手不够用。在这种供不应求的格局里，本应本着“先到先得”的自然排序原则分配资源，却因为有人暗地拿钱开路，使得整个过程异变成私相授受的“竞价游戏”……

如果说繁复的行政审批，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存在，那么疲软的公职人员约束框架，无疑会放大这种“不合理”。诸如打字员一类的一线办事人员可谓数不胜数，若他们无法得到有力监督，则意味着一种集体性沉沦的风险。其后，在公共雇员职业道德不乐观的背景下，公共管理的制度成本势必陡增。营商者不得不支付高额的“买路钱”来打通关节，而这部分“开支”将折算成商品成本，最终由终端消费者买单。

恰是有鉴于此，如今自上而下力推的简政放权，以及行政审批的取消、下放，自然而然获得了广泛支持。比照“小打字员受贿百万”的极端个例，这一类改革的意义似乎更加凸显。一方面，此类变革，旨在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市场交易费用，从而释放更多的市场活力和创富热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动营商道德、公职道德的正本清源，以制度的删繁就简抵御人性之恶。

过往经验一再证明，行政审批事项的设立，理应回溯到“非必要则不设”的最初标准；行政审批的运作环节，则应确保“服务的充分供应”以及“对执行者的充分管束”。毕竟，只有精简、高效和正派的行政许可审批，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其作为市场看守者与筛选者的功能。

打字员的“外围腐败”

一个小小的打字员，为何竟受贿多达400万，崔海容对此有进一步解释：“她非官也非吏，审批签章都轮不到她，为何受贿这么多钱？原因是需要到她那里打印材料的人太多，要排队等候。搞房地产的老板不差钱，早一天审批过关，就早一天回收银子。打字员就有了谁先谁后打印的选择权。”

听完之后，@老杜微评感叹：“终于明白每年那么多人打破脑袋都要去考公务员了”，@梦想也快乐也是恍然大悟：“有一句古话：‘宰相家人七品官！’”

再往下一想，新华网评又有疑问：“连小小的打字员都能受贿这么多，其他真正掌握权力的人呢？这个部门的打字员受贿这么多，其他权势部门的打字员呢？”

不过，@王博士的精神家园倒觉得不奇怪，他以亲身经历为例作说明：“天津市南开区民政局办离婚的部门原来一天放20个号，弄得很多人离婚还得找关系。”

由此，时评作者魏英杰下了个定义，“类似打字员受贿这种腐败行为，则可称作‘外围腐败’或‘寄生性腐败’”。

这篇《光明日报》之论举一反三，还列出常见的“外围腐败”现象：“例如，给车辆上牌，在一些城市的车管所附近，甚至在车管所内，就能看到专门给车辆安装号牌的维修店，而且收费不低。这种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小店，生意却十分红火。说来无非是选好车牌后需当场上号牌，才能拍照、领取证件。又如，到出入境中心、市民中心等窗口办事，经常需要到指定机构拍照、复印、办卡，还美其名曰便民服务，即便有的服务不再具有强制性，与权力的关联性却是显而易见的。”

感叹“颠覆了民众对于贪腐的不少惯常理解”之余，《南方都市报》昨日以来论形式继续条分缕析，细数被颠覆的常识：“我们对于权力的理解还是过于肤浅狭隘，并非只有印把子才意味着权力……艳阳高照之下，该部门的每一个角落，都被赋予了或明或暗的权力温度。”

归根到底，其实还是“对于权力变现形式的想象过于单薄苍白”：“谁能想到权力部门的打字员，只需明白了对于房产商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以看似漫不经心的姿态，调整一下打印材料的顺序，便能将手中的这点权力‘卖出’400万元的天价。由此不难推测，那些更为关键的权力，那些十亿百亿的资金资产，在完成权钱交易的时候，更是会有多少充满创造力和欺骗性的花样与花招……从这个案例中，我们还可以得出一句总结：权钱之间一有机会一定会交易，没有机会也能创造机会交易。因此，也许我们对于治腐反贪的艰巨性也会认识不足。”

同理，也是在感叹“突破了我们的想象力”之后，《中国青年报》从颠覆中获得新启发。

杨涛在文中所重申的常识，读来依旧感觉鞭辟入里，“前些年，各地房价一骑绝尘，民众无奈。房价高有诸多原因……但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腐败成本：比如房地产项目，从征地到房子盖起来，要盖近百个章，每个章加盖过程中都可能存在寻租空间。除了这近百个章外，居然还要给打字员加上一份腐败成本。这些腐败成本要开发商承担，最终他们是要转嫁到房价上的，可想而知，房价会有多贵。”

 

那么，谁来管管这些贪400万的打字员呢？《钱江晚报》寄希望于“进行审批制度改革，把权力还给市场”：“一项审批远不止局长落笔签字那一刻这么简单。管住局长，只是问题的一个很小的方面，要想管住从局长到普通办事员甚至只是一个打字员、一个窗口服务人员的欲望，自上而下的监督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睁大眼睛盯着权力的每一步运行，办公信息化其实已经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方案公开化、流程公开化、办事人员审批人员信息公开化，办到哪一步、什么程度都适时公开有迹可循，比什么都管用。”

这也是然玉在《羊城晚报》所谈到的，“‘巨贪打字员’再证简政放权之迫切”：“行政审批事项的设立，理应回溯到‘非必要则不设’的最初标准；行政审批的运作环节，则应确保‘服务的充分供应’以及‘对执行者的充分管束’。毕竟，只有精简、高效和正派的行政许可审批，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其作为市场看守者与筛选者的功能。”

好消息是，自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一直在不断强调简政放权，就在3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按照《新民晚报》之理解，“权力清单，就是要明确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政府既是改革的推行者，也是改革的对象。”

所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呼吁“以‘权力清单’推进治理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权力清单就是一张‘明确政府权力边界的纸’。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无先例可循，地方各级政府既是责无旁贷的推动者，更是‘自我革命’的重点对象，这无疑是对地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

打字员受贿400万为反腐提新挑战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小小的打字员能够短时间内敛财400余万元呢？说到底还是“权力”二字作祟。没错，一个打字员既不是官又不是吏，审批签章之类根本轮不到她。可因为行政审批过程中，到她那里排队打印材料的人实在太多，早一天打印审批，就能早一天回收资金，小小打字员就拥有了让财大气粗的房地产商不得不送“好处费”的资格。

这个案例是不是让大家想起了历史剧中常见的那句“宰相家仆七品官”？没错，围绕着权力，只要它是任性的，就会留下数不清的腐败的空间。我们见惯了古装剧中，那些为了让门子给高官显贵通传一声而递上银子的情节。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们的官员不能合理合法合规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那些官也好，吏也罢，甚至是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色”，都可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可以利用的空间。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局面呢？这恐怕需要从两个方面来下手。一方面自然要把权力锁进制度的笼子，“高官”们不敢不能滥用权力了，“家仆”们自然也就不能狐假虎威了。而另一方面，则是要像李克强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所说的那样，推进政务公开，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让行政工作的环节减少，让政务更加公开，自然也就减少了各色蛀虫们利用自己大大小小的“权力”寻租的空间。否则办点小事都要几十甚至上百个章子的话，恐怕连看门的门卫都能从排队办事的人中间发现“商机”。

随着反腐工作的深入，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也涌现了出来。不要慌张，这恰恰说明此前的高压反腐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让更多曾经潜藏的病症浮现出来。就好似打字员的受贿问题，惊诧之余也给每个关心反腐的人好好提了个醒，今后不仅要关注权力掌控者自身，更要盯紧他身边“寄生”的各色人等。总的来说，让“暗礁”浮出水面终归是件好事。

【启示与思考】

前有北京动物园原副园长肖绍祥被控贪污、受贿1400余万元，河北科级干部马超群家中搜出上亿元现金、74斤黄金等一些骇人听闻的贪腐案例，塑造了“小官巨腐”这个词；现在又爆出一个小小打字员，非官非吏，却能够收受巨额贿赂，这已经不是令人大开眼界了，而是完全无语了。

非官非吏，一帮地产大佬被一个小小打字员收拾得服服帖帖，任人宰割，仿佛是超出常人想象，但其实都在意料之中。明朝的太监因为有了帮皇帝整理整理书房、替皇帝写写字的权力，最后掌握了批红，有了权倾朝野、生杀予夺的大权。小小打字员既没有秉笔的权力也没有掌印的权力，但权力实现的路径是一样的，因为需要到她那里打印材料的人太多，要排队等候。而搞房地产的老板不差钱，早一天审批过关，就早一天回收银子，所以打字员就有了谁先谁后打印的选择权。

看起来房产部门是躺着中枪了，相信房产部门也没想到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还有这么一亩三分地。但要说该部门有多无辜，恐怕也不是，打字员能贪是因为有人在门口排队，那么你们为什么让人家在门口排队？外面能打字的人多得是，如果在外面文印店甚至自己办公室里就能400万足以掂量出这项审批的含金量，也掂出了避免被滥用的紧迫性，一项审批远远不止局长落笔签字那一刻这么简单。管住局长，只是问题的一个很小的方面，要想管住从局长到普通办事员甚至只是一个打字员、一个窗口服务人员的欲望，自上而下的监督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睁大眼睛盯着权力的每一步运行，办公信息化其实已经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方案公开化流程公开化办事人员审批人员信息公开化，办到哪一步什么程度都适时公开有迹可循，比什么都管用。搞定，谁又愿意花这么多钱养一个原本无足轻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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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艾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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