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反腐败形势、做法及感想

 

一、反腐败斗争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中央领导同志讲，如何认识反腐败斗争形势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在前不久召开的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对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讲了两句话：一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二是党中央的总体判断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一）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主要有五个亮点。

亮点一，查办案件，有了新的显著成效。十八大以来，查处贪官之多，涉及领域之宽，行动密度之大，问责力度之强，都是前所未有的。对腐败嫌疑人，一经发现，立即查处，绝不留情，这就使贪官受到了震慑，使干部普遍受到了教育，使广大群众受到了鼓舞。

十八大到2014年年底，中央决定立案查处中管干部84人，处分63人，移送司法机关38人。中管干部和我们讲的省级干部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大庆油田的总经理，他是一个局级干部，同时又是中央候补委员，因此说是中管干部。特别是，我们坚决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在全国影响非常大。2014年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人是23.2万，这是多年来没有的高数字；2013年受处分的是18万人；之前的10年是12万到13万不等。2014年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涉嫌犯罪者有12000人；2013年移送有9600多人；2011、2010年都是5000多人。那么，什么是“移送司法机关涉嫌犯罪者”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腐败分子。

这里，给同志们说说关于腐败和腐败分子概念的问题。在我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对于“什么叫腐败”这个问题，法律规定的一清二楚，一看便知，完全不会令人引起歧异。虽然我国有着庞大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但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没有“腐败”两个字，只有贪污、受贿、行贿等等，这使得人们同是在说“腐败”，可是在实际表述上却千差万别。你看，有人说，现在腐败多严重，小学生给班主任老师送礼，那这是不是我们说的腐败呢？不是。那么，我们党和政府认定的腐败、腐败分子是什么呢？前几年，中纪委研究过这个问题，后来，形成了一个共识，讲腐败和腐败分子要具备三个基本要件：其一，主体必须是国家公职人员，或者是受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其二，行使方式的特点是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就是说，是动用了公共权力；其三，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达到了严重程度，被移送司法机关，受到法律制裁，要判刑。对此，有人提出歧义，说，前两条还可以，为什么还有第三条规定呢？共产党本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权谋私，即便是一块、一分钱，那都不对，为什么等到了进监狱，才叫腐败分子呢？！那些以权谋私，没有达到严重程度，不进监狱的，又叫什么呢？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不廉洁行为。就是说，有“腐败”和“不廉洁行为”这样两个概念的区分，而且这个概念的区分意义特别重大，这是由反腐败斗争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干部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以权谋私。因此，对干部不廉洁行为，我们要立足于教育，通过教育、批评、监督，使其犯错误容易改正，不犯新的、更大的错误，这是一个基点。只有对那些屡教不改、触犯刑律的人，我们才将其作为腐败分子，予以打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界限。

 

亮点二，干部作风，有了新的起色。腐败是干部作风不正的极端表现形式。所以，讲反腐败、反腐败斗争形势，不能不讲干部作风问题。十八大以后，党中央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中央政治局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这项规定出来以后，深受全党全国人民的欢迎，同时，各地各单位的领导结合自己的实际作出了改进作风的规定和决定。两年多来，全国上上下下一直抓作风建设，很有成效。为了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中央决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经过一年多的教育实践活动，成效很大，用习总书记的话说，一些群众反应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刹住了很多人认为不可能杀住的歪风。过去大吃大喝，中纪委发了多少文件啊？没管什么用，这次确实很起作用。2013年，全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53085起，处理71748人，给予处分的23646人。

现在，全党上上下下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以严的态度，严的措施，狠抓惩治四风问题，紧盯重要时间节点，抓住一件件实事，不断推进，环环相扣，积小胜为大胜，这是一个基本的作法。通过作风建设，进一步端正了党员干部的公私观、是非观、利益观，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亮点三，体制改革，加强了党内监督。反腐败，一定要以改革为引领，在这个方面，成绩很大。中纪委确立了“以惩治为主”的方针，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

王岐山同志到中纪委工作以后，在第一次机关会上，明确提出，中纪委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里就涉及到了“惩治”与“预防”的关系。惩治是预防的前提，惩治有力，才能预防有效；惩治无力，必定预防无效。为什么一些地方腐败分子出的那么多？就是因为惩治特别软。因此，纪委一定要树立起以惩治为主的方针。基于这样的统一认识，我们开始了内部改革。一是收缩战线，突出主业。过去，中纪委联系的面很大，战线很长，所以有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通过收缩战线的改革，很多联系小组退了出来，集中力量搞好惩治工作。二是加强内部机构改革，增加办案力量。中纪委下面一共27个单位，过去27单位中，只有8个专门办案室，经过两轮机构改革，现在增加到12个，不仅12个室专门办案，而且其他一些室，也参与办案。过去，我们的外事局干的是迎来送往的活，现在，改为“国际合作局”，重点搞国际追逃、追赃，这个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三是纪检组长、纪委书记不再分管所在单位其他工作。就是说，只去专心致志搞好监督。四是加强自身队伍建设，违纪一律点名道姓，公开曝光，成立纪检干部监督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而且一再提出，中纪委不能出现灯下黑的情况，一定要加强自身建设，哪块权利大，哪块权利集中，哪块就可能发生腐败。前几年，我们中纪委出了一个腐败分子，判了重刑。当时领导的观念是，家丑最好不要外扬。王岐山同志任职以后，提出这种家丑一定要扬出去，不要遮遮掩掩的。凡是违纪的人，只要受到处分，网上要可以查到，姓甚名谁、犯了什么错误，受了什么处分，这种办法教育效果很好。同时，中纪委对全国纪检干部提出了三项要求：忠诚、干净、尽责。忠诚是政治品格，干净是做人底线，尽责是职业素质。

还有一项大的改革，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纪委实行“两个为主”的规定。多年以来，纪委是双层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在查办案件过程中，纪委抓住案件以后，自己没有权力立案办案，得请示、通知党委书记，他同意、批准以后，才可以立案，办案。由此导致，很多地方出现纪委同志报告书记以后，书记不予批准、同意的情况，使得很多该办的案件，办不下来。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规定，纪委发现案件线索以后，要向同级党委书记汇报，同时，要向上级纪委汇报，两个人听了意见以后，都会表态，那么，要以谁的意见为主呢？是要以上级纪委意见为主。由此，形成了查办案件的有利局面。在人事安排上，过去，纪委书记的提名一般是由同级党委提出的，这样，有些纪委同志办案办的很厉害，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那么，有的书记可能在提名时就不安排你了。这次明确规定，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不在同级党委提出，而是由上级纪委和上级组织部门提出。由此，形成了有利于纪委开展工作的格局。

2014年，中央明确提出，要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书记的第一责任。抓住了主体责任落实，就把整个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抓活了。在我们这种体制下，党领导一切，党委在各地方、各单位是最重要的。党委真想抓，肯定抓得好；党委不是那么认真，这个事就难说了。所以说，这次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在最近的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讲，要落实好党委主体责任和书记第一责任的问题，特别提出，书记要做好四个亲自：对重要工作，要亲自部署；对重大问题，要亲自过问；对重要环节，要亲自协调；对重要案件，要亲自督办。过去，哪有党委督办案件的，现在要亲自督办。同时，特别提出，党委主体落实好以外，各级各层都要有自己的责任，要细化责任，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级级落实责任。这就把全党各级动员了起来，一起搞反腐败，这是很重要的变化。

亮点四，巡视监督，铸就反腐“利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央巡视组完成了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巡视的全覆盖。在纪律、作风、腐败、用人方面，发现不少新问题。

巡视工作，我们已经搞了很多年。刚开始搞巡视的时候，成果很大，搞着搞着，后来，成绩不是那么大了，为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方面，文化观念的影响。我们中国人传统上有这么一个观念，多栽花、少栽刺。咱们巡视组组长一般都是退出一线的正省级干部，他们带着一个组到一个省去巡视，人家对他们好吃、好喝、好招待，就觉着，他们对咱们这样好，咱们说人家，不合适，睁一眼，闭一眼吧。另一个方面，工作指导上的问题。有中央领导同志在看到巡视工作很有成绩的时候，就想，既然巡视工作这么有成效，别只巡视腐败了，党的路线政策问题更重要，巡视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吧。由此，几年来，很少听到发现新的腐败分子线索的情况，这就把腐败问题搁浅了。

王岐山同志履职以后，在全国第一次组织巡视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搞巡视，要收缩战线，突出主业，用他的话说就是四个着力：一查违纪、违法问题；二查严重四风问题；三查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问题；四查用人上有没有不正之风问题。另外，针对一些巡视组不认真履职的情况，特别讲到，巡视组受中央委托，代表全党意志做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其一，不能失职，就是说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其二，不能渎职，就是说发现问题以后，没有如实汇报。另外，对巡视组提出了五项要求，做到“情况明、数字准、责任清、作风正、工作实”。

 

巡视工作要有成效，光靠巡视组一方面还不够，被巡视单位是否认真开展整改工作，至关重要。2014年以来，中央对被巡视单位提出了五项要求。一是签收制。单位一旦在巡视情况报告上签字，就意味着不能再说，记不清，忘记了，必须要一条条落实好。二是双责任。过去，书记就是党委，党委就是书记，现在有两个责任，就是说，切实履行党委主体责任和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三是双报告。在给上面报告整改情况的时候，要写两份，党委写一份，书记写一份。四是双公开。对于整改情况，要在本地区、本单位、本系统内部进行公开，进行内部监督；同时，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五是快节奏。这次明确规定，凡是巡视报告提出的重大问题，必须在两三个月之内见到整改成效，若两三个月没有成效，便视为没有改。以此督促被巡视单位抓紧整改。

那么，巡视工作为什么这么有效呢？因为它是对现存纪检监察体制不足的一个重要补充，而且符合监督规律。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监督一直存在。那么，监督者何以能实现对被监督者的有效监督呢？历史实践证明，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没有直接厉害关系；二是监督之于被监督者要有特殊制约手段。可是，我们履行监督职能的纪委尚且不具备这两个监督的基本条件。一方面，从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的直接厉害关系看。咱们纪委书记与党委常委和党委其他人在一块决策办公，形象地说，就是与监督者在一个锅里吃饭，车马钱粮归人家地方管，个人升迁问题，被监督者有很大的发言权。这就呈现出了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年很多党委书记出事，几乎没有哪一个是班子的纪委书记监督出来的。究其原因，就是体制上带来的矛盾，没法监督。另一个方面，从监督之于被监督者有无特殊制约手段来看。尽管党章规定了纪委对同级党委进行监督，但是，现实真的很难做到。因此，在最近这次中纪委全会上，不再提纪委对同级党委监督的问题，重点强调纪委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好下级党委和纪委的工作，这比较符合实际。

亮点五，国际追逃，有了重要进展。针对在国内混不下去的贪官逃逸国外的现象，在2014年中纪委全会上，习近平同志特别讲到，国际追逃工作要好好抓一抓，各有关部门要加大交涉力度，不能让外国成为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腐败分子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追回来，绳之以法，5年、10年、20年都要追，要切断腐败分子的后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了国际追逃追脏工作办公室。开展多渠道参与国际反腐合作及追逃工作，加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双边、多边协作。特别是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建立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我们贪官一跑出去，哪都有，但是，主要去向是这三个国家。特别是2014年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了《北京反腐败宣言》，启动了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核准《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公报按照我国的要求，特别加入，“加强司法互助，返还腐败资产，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罪港”内容。在具体工作中，我国公安机关开展了“猎狐”行动，强化个案处置。2014年共追逃500多人，追脏30多个亿，这应该是很有成效的。在猎狐的同时，对内清理裸官的工作也开展起来，2014年基本完成对副处级以上裸官的清理工作，共涉及3200多名。

那么，十八大以来，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反腐局面呢？在最近的中纪委全会上，王岐山同志讲到，这些成效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一是得益于党中央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意志品质顽强，领导坚强有力；二是得益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三是得益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四是得益于纪检监察干部付出了的辛劳和智慧。在这四个方面中，最重要的是得益于党中央的坚强决心，以身作则。反腐败这件事，人类搞了几千年，在我国反腐败的关键历来在主要领导，在最高领导。最高领导、主要领导真的反腐败，腐败总是会搞点名堂出来；最高领导、主要领导不是真反腐败，甚至不反腐败，别想有什么成效，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确实在这方面表现了坚强的决心。习近平同志讲，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在习近平同志最近的讲话中用到“横下一条心”一词，要横下一条心抓反腐败和作风建设的问题。在这次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又讲到，开弓没有回头箭，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必须决战决胜，态度非常明显。党中央不仅有这样坚强的态度，在具体反腐中能以身作则，以上带下，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另外，两年多来，对于反腐败问题，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针对实际问题，出台了一些新的规章。

（二）我国当前的腐败呈现的特点。王岐山同志讲，在如此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令人触目惊心。习近平同志讲到，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依托现实巡视报告，结合我们的研究，归结起来看，我国当前的腐败主要有以下七个特点。

特点一，从腐败分子的职务看，高中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腐败犯罪的上升速度快。我们把改革开放30多年划分为三个10年，对比一下，第一个10年，20世纪80年代，全国查处省级贪官只有两人；第二个10年，20世纪90年代，查处省级贪官15人；第三个10年，从2000年至今，查处省级贪官达一百多人。这个增长速度比同一时期GDP的增长快多了。这是从人数来讲。从犯罪金额来看，增长也非常快，20世纪80年代，进监狱的省级贪官，一个是两万多元，一个是5000多元；现在，一抓出省级贪官，那都是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现在，最高一个记录保持者是号称省级贪官之最的陈同海，其犯罪金额达1.9573亿元。在查处的县处级以上贪官中，一把手占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比例非常高。

特点二，从腐败直接目的看，正在从消费型、享乐型向资本积累型发展。20世纪50、60年代，收两包果子，两瓶酒，就腐败了；20世纪80年代，收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是腐败；现在，主要是钱，也有东西，但是，东西是辅助性的。

我在办案的时候，曾问当事人，为什么要弄那么多钱？多数是一个腔调，回答说，为了孩子，那么，什么叫为了孩子？一查，发现很多干部子女办企业、当老板，就是说，这些人原本没有经营企业的本事，按他那点本事，企业只能破产，可是又想发财，怎么办？靠老子权势。很多高级干部以权谋私搞腐败，目的是给家人的企业搞资本积累。吃喝玩乐有够的时候，可是，资本积累有够的时候吗？！

特点三，从腐败分子的行为方式看，正在从被动腐败向主动腐败发展。最典型的有一个被枪毙的腐败分子江西的胡长清，公然跟一些老板讲，你们别想不开啊，现在我当副市长，以后会当更大的官，现在给我送点钱，对以后会有好处，就这样公开向人家要钱。这些年，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有两种类型的腐败行为很值得注意，一种类型是为提拔干部设局；另有一种类型是搞工程建设项目设局。

 

特点四，从腐败主体的范围看，正在从个体向集团发展。过去，搞腐败多是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干，现在，这种情况很难找到了，特别是查处的县处级以上腐败案件，只要抓住一个，就会带出一窝、一伙团体性腐败。还有，集体腐败，就是单位用红头文件形式，以领导班子名义以权谋私。有的单位每年安排职工公款到国内外旅游，钱从哪里来？就是从这种集体腐败中来。更为严重的是，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有些人搞官商勾结、上下勾连，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又利用权力保租护租，结果导致在政治上搞阴谋诡计，严重危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统一。

特点五，从腐败的基本形态看，表现为四个方面，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挥霍浪费。

特点六，从腐败的种类看，对社会危害最严重的是用人腐败。用人腐败是一个基础性腐败，用了一个腐败分子会带出一串腐败分子，用了一个腐败分子会带出一系列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发生。

特点七，从腐败的作案手段看，更加迂回隐蔽，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方式。诸如：以权谋私期权化；获利敛财间接化；对抗调查智能化；腐败案件涉外化。

从严峻性看，近年来腐败现象趋于严重化，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不断发生，这比“独狼式”腐败危害大的多。从复杂性讲，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共存，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同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形成了“共腐关系圈”。这个关系不光为了腐败，还为政治上争得权势。习近平同志讲说，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主要是指我们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腐败分子被震慑住了，但还在窥测方向，甚至困兽犹斗；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

因此说，所谓反腐形势“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不是说“腐败现象越来越少”，而是说，第一，党和政府始终掌握着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而没有丧失主动权；第二，腐败现象并没有失控，而是可防可控的；第三，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积累了新的经验，呈现出鲜明特点；第四，现实中存在一系列有利条件，能够推动反腐败斗争形势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二、做好当前反腐败重要工作

十八大以来，关于反腐败斗争，中央的战略构想主要体现在王岐山同志的一段话中，一要横下一条心，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治病树，拔烂树，强化不敢腐的氛围。二要加大治本力度，选对人、用好人，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日常管理和监督，完善激励和问责机制，逐步实现不能腐。三要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树立三个自信，真正做到不想腐即不敢、不能、不想腐，这是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个战略。基于此，做好当前反腐败工作，需要继续做好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坚持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习近平同志讲，查处腐败问题必须坚持零容忍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要那些想搞腐败的人断了念头，搞了腐败的人付出代价。

王岐山同志讲，我们党进行党风廉政反腐败斗争有立场、有目标、有重点。中央特别不同意，有选择性反腐败的说法，但是，在反腐过程中，确实有目标、有重点，就跟当年抗日战争打日本鬼子，一定要打，但是，具体打哪一仗，什么时候打，要好好制定目标，选择重点。对于反腐败的目标，中央提出，保持高压态势，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持之以恒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坚决防止四风反弹。关于惩治腐败的重点，中央提出，坚决查处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仍然顶风违纪，问题反应集中，群众反应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而且特别提出，越往后越严。

第二，增强对干部廉政教育的有效性。前面讲了，对于多数干部要立足于教育。各级都搞廉政教育，可是效果不一样，有的地方搞廉政教育，效果非常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定位没有搞好。那么，廉政教育怎么正确定位呢？其一，廉政教育是人性的教育。干部腐败是人性扭曲，因此，廉政教育最重要的一点是实施人性教育，帮助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保持健康的人性。其二，廉政教育是底线教育。一些搞廉政教育的地方请一些大学教授讲高深的道理，哲学的问题，着实没有什么必要，最重要的是把做人的基本道理，做官的基本道理讲清楚，帮助我们的干部守住法律底线、道德底线、职业底线。第三，廉政教育是实践教育。干部的腐败和廉洁不是靠谁说教，最有效的是靠社会实践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更有效。北欧国家是当今世界最廉洁的国家，那里的腐败案件很少，官员廉洁自律教育靠的就是社会环境，社会实践的教育。这些国家实行民主政治，要当官就不能贪腐，当官以后，贪腐了，被判刑、进监狱，几年后，出来再找工作，很难。在那种社会环境中，腐败分子的名声比强盗还坏。这种社会环境、社会实践使每个人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做人还是当官，绝不能贪腐，贪腐以后的日子没法过。具体联系到我国，就是不要一说搞廉政教育了，请哪个学者讲讲，那是次要的，主要是搞好本单位的管理教育和监督，这是最好的教育。

第三，建立先进的干部选拔制度。用什么样的制度选拔干部是反腐败直接源头性的问题。习近平同志说，着力健全选人、用人、管人制度。现在的一大问题是选人的人不管人、不监督人，有的党委不管监督，干部一出事就把挑子撂给纪委，这是不行的。

那么，是什么样的干部选拔制度，使腐败分子层出不穷；又是什么制度，使一把手顺畅地提拔了腐败分子？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这10多年，我们抓省级贪官100多个，这100多个不是上来以后变坏的，基本都是带病提拔的。如果说，有一个、两个带病提拔，也罢了，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但是，这么多都是带病提拔的，就得考虑制度问题了。倘若提的腐败分子比抓的腐败分子还多、还快，怎么反腐败啊？！因此，就要改革落后的干部选拔制度，建立先进的干部选拔制度。小平同志在1979年讲到，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是落后的，小平同志的这个说法主要基于选人、用人上的论资排辈。30多年的反腐败实践，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落后的干部选拔制度并不仅仅在于论资排辈上。从效果来看，好干部上，难；坏干部上，快。从过程来看，一是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二是神秘地选人，不是公开地选人。三是不按照任人唯贤的路线和德才兼备的标准选人，而是按照任人唯亲、唯钱、唯吹，任人唯“杠杠”的标准。一个党如何选干部、用干部，是政治行为，因此，必须考虑方方面面的政治效果，比如西藏自治区的地方主席要是藏族人，不能是汉人，要有这个“杠杠”，这个都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很多党委在提拔干部的时候，只注意杠杆，把基本的标准忘记了，就是多年来一再强调的，不管哪一个领导干部，基本的任用条件应是“德才兼备、群众拥护”，离开这八个字，只顾着“杠杠”，就会舍本逐末，很多杠上来的干部成为了政治花瓶和政治摆设，根本挑不起担子，甚至成了腐败分子。

那么，先进的干部选拔制度有什么特点呢？主要有三个特点，即：民主性、科学性、公开性。习近平同志当总书记以后，十分重视提拔有基层经验，在基层岗位锻炼的人。“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这是我国古代用人经验的深刻总结，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层是锻炼干部的摇篮，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承担着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领导机关的干部只有熟悉基层，才能制定符合基层实际的政策；只有经过基层历练，才能具备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批来自基层、了解基层的领导骨干出主意、作决策，就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领导机关的干部需要从基层来。

 

第四，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监督是反腐败的核心工作。现在，我国有六大监督体系，即：党内、人大、政府、政协、民主党派、司法、媒体舆论和群众监督等等。可是，在实际操作中，纸上谈兵多，不太管用，眼见我们的监督工作陷于尴尬。这种状况与我国的文化观念也有着密切关系。

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过管用的监督呢？也不能说没有。最管用的监督，就是顶头上司的监督。可是，这几年，我们的干部制度改革有一条，提拔干部要听取群众意见，这没有问题，那么，怎么听取群众意见呢？通过投票形式，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具体怎么投票，问题来了。比如说选拔省长，组织部门不可能组织全省人民投票，怎么办？就把投票范围缩小，缩小到厅局级干部，就是说被选领导的直接管理的下属成为决定其升迁的投票群众，这么一搞，就使得领导在心理上有了阴影，对下属不想像以前那样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了。另一方面，很多领导干部对来自别人的监督批评，不管是来自组织、群众，还是同事的监督批评，一概排斥，有谁监督我，谁就和我过不去的观念。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过，要懂得一个道理，监督的本质是爱护。监督也好，批评也好，最大的功效是挡住了犯错误的势头，使人不再犯新的、更大的错误；如果没有监督和批评的话，错误越来越远，将会走到哪里，就难说了。腐败分子胡长清在被枪毙之前，就讲，这些年来，我犯这么多错误，没有哪个领导、哪个组织监督我，批评我，如果有的话，我未必会有今天。

第五，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文化建设对反腐败带有根本性意义。廉政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其核心层面是思想、信念、理念。为了把廉政文化建设得更好，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是，进行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基于这么一种思路，前阵子，我们研究室带着中国文化的两个具体问题，到欧洲考察想弄清楚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下级给上级送钱、送礼成风；再一个问题是，官员包养情人。通过交流对比，收获很大，这里简单地说说。

关于下级给上级送钱、送礼成风的问题。我们到法国去，问他们那里的机关干部，想升官，需要给领导送钱、送礼吗？回答说，不需要。归纳起来看，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制度规定，没法送。二是观念上排斥送钱、送礼。在法国，有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只能给一种人送钱，那就是乞丐，所以，不能随便给别人送钱，给别人送钱，会被认为是把人家当乞丐看了，是一种人格侮辱。

比照我国，一些官员盯住下属要钱、要礼，难道是他们真的都需要钱吗？不尽然。可是，为什么如此索贿，甚至一个下属都不放过呢？在这些官员的脑子里面，钱不只是一种直观可视的物，更是一种文化观念或说文化符号，是考验、甄别下属是否忠于自己的一个筹码或标准。在我国封建社会，君臣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送钱、送礼维系的。比如说皇帝过生日，大臣不能不送礼，礼越重，表示越忠于皇帝，轻薄了，皇帝自然不高兴。同样，藩属国一定要给中央王朝进贡，不进贡，就是想反叛，那就要打，打到进贡为止，进贡越多，皇帝越高兴，一高兴，赏赐的东西比进贡的东西还多。就是说，在这一送一接的过程中，双方在乎的并不是东西，更在乎的是态度。送的东西越多，越表示忠诚于对方；赏赐的东西越多，表示恩泽对方的越多。就是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通过送礼来表示政治态度的观念。尽管党执政以后，对这样一种文化观念不再提倡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传统观念还是存有。就是说，通常我们会认为，送钱、送礼，表示对我好；我收了你的钱、礼，表示接受了你的好。再有，从腐败分子个人的思想观念看，这些人有很强的贪心贪念，只要有机会、有条件，那就是必腐无疑。所以，文化观念也是根本性的东西。

关于官员包养情人的问题。我们到法国去，问那里的机关人员，你们领导有没有情人啊？回答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哪能没有情人呢？！于是，我们问，那是怎么发现的呀？回答说，很简单，出双入对，看得见的。我们又问，你们的情人是怎么包的呢？对方乍一听，搞不大明白。我们解释说，官员们会给情人吃、穿、房、车吗，情人会要吗？回答说，这个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这种做法是说不过去的。如果这个女人（情人）向官员伸手要的话，她会认为自己和妓女没有什么区别，是在作贱自己；对于官员来说，对方这样的行为出现一次，就没有与她进行第二次交往的可能了，因为那里的官员认为，这种动辄索要物件的做法是薄情寡义的表现。在我们的国度里，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搞不清楚，不要钱、不给钱，靠什么维系情人关系？人家说，是靠爱情。如果我们对欧洲真有所研究的话，是会同意这个说法的。

在欧洲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有一个重大历史变革，就是欧洲文艺复兴。欧洲文艺复兴最大的成果是人本主义回归，体现在各个方面，在经济方面，科学技术大发展，带动生产力的大发展；在政治方面，人们的自由意识，权利意识树立起来；在两性关系方面，恋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互爱的爱情观深入人心，成为指导两性关系的重要原则。包括婚外情这一块，人们特别注重爱情的纯净性，有的为了使得爱情更加纯洁，连吃饭都实行AA制。在法国，不管是官还是民，很多都有情人。在公共场合，不带夫人，带情人，是可以接纳的事，大家见状，不说什么，彼此一笑，过去了。不像我国，情人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典型的是，2013年法国总统奥朗德来我国访问，带的就不是夫人，是女友，因为没有结婚，就是情人。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中国，那不炸了窝才怪呢。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官员、情人、腐败是环环相扣，如影相随的。这几年，我们查处了那么多的腐败案件，贪官包养情人的情况无一例外。

在我国，官和情人之间完全是一种权色交易关系，很多贪官被状告，主要是情人反目。那么，为什么这些情人一定要向官要钱、要房、要车，而官又一定要给她呢？对此，我们和办案的同志交流，办案同志问那些情人，为什么要向官要那么多钱，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情人理直气壮地说，不应该吗？我这么年轻漂亮，和一个老头在一起，没名没份，不给钱，他有良心吗？那些官说，人家年轻漂亮，和咱们老头子，这么多年在一起，不容易，不给钱，咱有良心吗？！其实，这里的“良心”说的就是一种文化观念上的认知。我国传统上两性关系的指导原则，用两句老话可以点明：一方面是官方讲的，三从四德，就是说，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平等关系；另一方面是民间讲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就是说，男人不给女人好处，那绝对是不行的。这种传统文化观念的入骨入心，使得衍生出的所谓“情人关系”必然要和腐败相联。所以说，反腐败不能不讲文化观念的改造、改变。

只有通过改造，使落后文化变成先进文化，一方面，才会使得国人的婚姻融入更多、更纯的爱情元素；另一方面，才可能逐渐摆脱由所谓的情滋生、演义出的系列腐败的困扰，进而走向廉洁政府、廉洁社会。

三、党员干部如何自觉远离腐败

怎么才能自觉远离腐败呢？根据我们查办案件的情况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六点警示。

第一，时刻保持对腐败的高度警惕。从查办的案件可以看到，许多人想当一个好干部，一个廉洁的干部，可是，没有把持住，被人拉下水。权力越大的岗位，越是高危职业，因为这里不仅有主动以权谋私的可能，还有需要处处提防的社会诱惑、陷阱。因此要记住，教训在眼前，诱惑在身边，陷阱在脚下，成败在手中。

第二，始终坚持坚定的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这个总闸门不能动摇。

 

第三，牢固树立规矩意识。习近平总书记特别讲到规矩问题，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我们一定要有一种规矩意识，遇到事以后，想想，这事是不是符合党纪国法，是不是符合道德规范。为此，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要做到五个必须：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决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跟组织讨价还价；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

第四，端正品行、保持心理健康。一个人不是突然变成腐败分子的，究其根源，都是自身有毛病，这种不良的内因，一旦遇到了适宜的外因，自然而然成了腐败分子。

第五，努力保持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正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讲，公孙仪在鲁国当宰相，他特别爱吃鱼，所以很多人给他送鱼吃，他一一谢绝。别人就问，你不是爱吃鱼吗？！为什么别人送你不要呢？公孙仪回答说，我是爱吃鱼，但是，如果我收了别人送的鱼，国君会认为，我是一个贪图小便宜的人，会徇情枉法，不适合当宰相，如此一来，我便会被罢官。被罢官，就没有工资了，工资没了，就再也没钱买鱼吃了。那个时候，这些人还会继续给我送鱼吗？绝无可能。所以说，要保证有鱼吃，就不能收送的鱼。这个道理，大家一听就明白，人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要考虑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这个道理讲了2000多年，很多人听进去了，很多人把它忘记了。这些年，我们搞警示教育，几乎所有的贪官给我们讲着讲着，最后讲出来的都是两个字“后悔”。

第六，腐败不值，不能靠侥幸过日子。这些年，在我们查办案件过程中，每当办案人员问到当事人，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做，违反党纪国法，会受到处分、处罚吗？当事人答说，知道。那知道为什么还这样做呢？回答说，哪知道这么快，你们就发现了，某某贪的比我还多呢，现在啥事没有。这就是一种侥幸心理。习近平同志告诫大家，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不要心存侥幸。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一旦犯事，什么都没了，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那些大贪巨贪，最后不就当了一个财物保管员吗？就是过了个手，最后还要还财于民、还财于公。不要做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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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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