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澳问题纵横谈

 

很高兴今天有这么难得的机会，跟大家汇报并交流一下台港澳的最新发展形势。我会讲一下最近香港占中的一些情况，但我一直认为，单纯就香港的情况讲肯定讲不透，台港澳是有联动关系的。在我们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大的战略格局里，香港存在的一些问题再热也是阶段性的，重中之重还是台湾问题。所以，今天报告会我讲的题目就叫“台港澳问题纵横谈”，纵横就是既讲历史，也讲现实。

一、台港澳问题的性质

对于港澳台政策，有一些是大家颇为费解的、解释起来很拗口的东西。我们经常讲，英国人对香港实行了156年的殖民统治，葡萄牙人对澳门实行了446年的殖民统治，但从来不说香港、澳门是殖民地。一方面说它受殖民统治；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它是殖民地。另外，我们从来不说收回香港、收回澳门，而是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那么，这么说的道理何在呢？从法理上，我们只把香港澳门界定为被占领领土，也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我们对香港、澳门丧失过主权，只不过由于英国和葡萄牙对香港、澳门的非法占领，我们被迫中断了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那么，收回香港、澳门就是对其恢复行使主权。可是，为什么不能承认香港、澳门是殖民地呢？原因在于：如果承认它是殖民地，就得承认它有非殖民地化的前途。民族自决理论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列宁也提出过，我们也是认可的。按照民族自决理论，殖民地有住民自决的前途，就是说当地老百姓可以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它的走向，既可以选择回归，也可以选择走向自治或者独立。然而，香港独立、澳门独立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所以，香港澳门是被非法占领的我国领土，我们要对其恢复行使主权。

台湾也一样，尽管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尚未实现统一，但这并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国共两党内战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对立，它并没有改变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所以说，两岸复归统一，不是领土和主权的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其核心指向，就是我们不承认中国现在属于分裂国家。1949年，我们讲的就是新政府代替旧政府。倘若承认了分裂国家的说法，那就得承认它有分裂国家解决的前景。比如过去的南北也门、南北越南、东德西德，以及现在的南北朝鲜，采取的都是先分后合，先各自承认彼此的存在，同时加入联合国，然后再通过国际协议来实现统一。我国不能走这条路。所以，我们不承认我们现在处于分裂状态，我们只是处于政治对立状态。

 

另外，我们一直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来势力不得干涉，它不能走国际化的路。但事实上，我们又承认小两岸关系实质上就是大两岸关系，也就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实际上是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的发生，除了国共内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的强力介入。如果没有美国因素，台湾问题早就解决了。

现在的两岸关系，应该说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有良性循环的过程，但台湾问题任重而道远。其中，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因为经济上的一体化，并不一定带来政治上的一体化，这二者之间不是同步的。第二，解决台湾问题有两大障碍，一是美国的因素，中美问题不解决，两岸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二是人心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台港澳问题的一些具体方面。

二、台湾问题的梳理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现在，两岸关系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两岸武装对立和完全隔绝时期”。这一阶段，我们的口号是一定要解放台湾；对岸的口号是一定要反攻大陆。

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那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非常明确地讲，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重要战役就是解放台湾的战役。于是，我们在1949年下半年、1950年上半年已经做好了全力解放台湾的准备，并且打了前哨战——金门战役。但是，由于经验不足，没有胜利。由此，我们意识到，对于这100多海里的台湾海峡，如果我们不掌握制空权、制海权，要跨过，是很难的。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

金门战役失利以后，我们重新总结经验，集结力量，准备在1950年秋天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但这时突然爆发了朝鲜战争。由此导致中美关系一个大的逆转。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美国政府已经对蒋介石政权彻底丧失了信心，曾打算和新政权打交道。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为了共同对付新中国，美国决定重新帮助蒋介石，这就有了第七舰队重新进入台湾海峡，第13航空兵大队重新进驻台湾。1954年美国还和蒋介石集团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明确讲到，如果中共武装解放台湾，美国肯定要介入。这就不是国共两党的战争了，而可能是中美之间的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问题就复杂化了。

同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内政外交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三大改造”已经完成了，基本政治制度也稳定下来了，我们在外交上也采取了新的进取态势，重返国际舞台，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我国以独立自主的身份，重新回到了国际大家庭，而且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理念。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也相应地做出了调整，在提出解放台湾的同时，提出了争取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同志就呼吁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开始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第三次国共握手。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

20世纪6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我们的对台政策系统化，提出“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一纲”，即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即是：对台湾采取的四项特殊政策。第一，统一以后，除了外交权上交中央之外，台湾其他的党政军大权都留在当地；第二，台湾财政独立，台湾如果出现了财政上的亏空，中央还可以补；第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而且在改的时候也会尊重二蒋的意见；第四，双方互相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有人讲，这就是“一国两制”。这四条特殊政策的的确确有后来“一国两制”很多的影子，但这只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其实质还是“一国一制”。就是说，在内地进行的“三大改造”，台湾统一以后缓几年再进行也是可以的，但是终归也得改，还是得搞社会主义。可见，这与后来的“一国两制”并不是一个概念。这就是两岸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里头，曾经有过四次台海危机。

我说说其中的一次，那是1958年的8·23台海炮战。时至今日，很多人仍然觉得这场军事危机，不仅来的非常蹊跷，而且解决的方式也很蹊跷。当时，我们的老大哥赫鲁晓夫就说看不懂，你炮击它，又不解放它，你围着它，又不上岛，到底搞什么？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二人为了“一个中国”，唱的一出双簧。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最早提出来“和平演变”，对于台湾问题，杜勒斯的一个基本想法是，放弃靠近大陆所有的岛，包括金门、马祖，使其和大陆的联系彻底断了，以此逐渐走向独立。蒋介石、蒋经国的民族主义意识很重，他们“一个中国”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但蒋介石还得吃人家美国人的饭，很是为难。我们就从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向美国宣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国共两党还在打内战，别人不要轻易地介入，这个时候不可能让台湾出去。到后来，总是炮战也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守不住了，天天打，供给跟不上了，供给都是通过船运，包括水也是运来的。后来，就实行单双号制度，就是打一天，停一天，使其有时间送东西，这样的隔天炮击一直持续到了1978年底。

第二个阶段，1979年到1987年——“和平对立和完全隔绝时期”。我们的口号叫做“一国两制，统一台湾”；对岸的口号叫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中美开始进行建交谈判。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两国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同一天还有一个重要文件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这里面有一句话引起了外部世界高度关注，就是我们在解决台湾统一问题时，将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并且宣布从这一天起不炮击了。

1979年是中美关系一个大的转折，我们对当时的卡特政府明确提出三个前提性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一要和台湾断交，断绝一切官方往来；二要撤走所有驻在台湾的美国军队；三要废除1954年与台湾签的《共同防御条约》。可是，美国人一方面认同我方提出的条件，另一方面又很快在3月份在美国国会通过了另外一部法律，叫做《与台湾关系法》，而且在处理大陆和台湾两岸关系问题上，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与台湾关系法》是什么内容？就是美国和台湾断绝了官方关系之后，仍然保留非官方的必要联系，而且还有协防台湾的义务。就是一旦中共武装解放台湾，美国有责任协助台湾进行防御，主要方式就是给台湾出售武器。直至今日，什么时候中美关系不好了，就会搞些给台湾售卖武器的伎俩。

 

1979年1月底，小平同志去美国访问，在国会两院的国会山发表演说的时候明确提出，从今以后，不提“解放台湾”这个口号了。这一特殊政策的新调整完整体现在1981年9月30日，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以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式，代表中共中央阐述了9条对台新政策。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叶九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承诺我们将以特殊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回来以后，将设立特别行政区；第二，呼吁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统一；第三，统一之前，先实现“三通”，即是：通商、通航、通邮，累积互信。

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客人的时候讲，“叶九条”是我们中央集体的一个决定，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开始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1983年6月，小平同志在会见另一拨美国客人的时候，又对台湾问题提出了六点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容，我们把它叫做“邓六条”，这都是政策层面的。82《宪法》出台的时候，第31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即：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法源。

与此同时，我们也做了很多非官方的喊话。比如，廖承志同志给时任台湾当局执政者的蒋经国写信，二人有同学之谊，信中用了鲁迅先生1927年一首诗中的两句话，来形容两岸关系，“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呼吁蒋经国先生能够接受“一国两制”的方案。后来，邓颖超同志也给宋美龄先生写信，呼吁对岸回来。但是，遗憾的是，蒋经国先生完全拒绝接受“一国两制”，他提出“一国良制”。就是说，我也是主张统一的，但存在一个谁统谁的问题，谁的制度好，谁就来统一。由此提出，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并提出了“三不”：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

第三个阶段，1987年到1999年——“两岸关系的大突破、大发展时期”。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先生突然去世，没有完成好接班的部署。1988年，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自然地接任了总统的位置，后来又当了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刚上台的时候，非常明确地表明，坚贞不渝地遵循经国先生的遗志，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1992年，还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分近期、中期、远期目标，并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来促进这个事情，但是好景不长，骨子里主张台独的李登辉在1993年搞了“重返联合国”运动。

1971年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宣布蒋介石集团丧失了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唯一合法席位的权利，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在蒋介石和蒋经国时代，毛泽东时代以及邓小平时代，两岸关系看起来非常严峻，或是武装对立，或是和平对立，但是，性质不严重，就是双方在争夺谁代表中国的权利。但是，李登辉尤其是他执政后期开始，两岸关系性质变了，李登辉要另起门户，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我是中华民国代表。在国际机构中，之前，不是你来，我就走，你在我就不去了，而李登辉是我们一块都进去，企图在联合国搞两个席位，这实际上就是搞分裂，在国际社会搞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

1987年下半年，蒋经国先生在去世之前，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这两个决定既影响到了台湾岛内以后政治生态的变化，也影响到了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大局。那就是：第一，搞民主化，开放党禁，解除戒严，推行民主；第二，开放对大陆的探亲。由此，隔绝30多年的两岸交流的大门打开了，然而官方和官方是依旧不打交道的。可是，两岸交流中的民众问题，总得有人出面解决，最初是红十字会来解决。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劫机，岛内一些人跑到大陆来，大陆也有些人跑过去。这样跑来跑去，就有很多问题。后来，双方都不鼓励这样，人跑过来，得收留，但是一般情况下，飞机是要送回去的，这就得打交道。对此，红十字会就解决不了了，可官方又不能出面，怎么办？于是，双方就想到一个办法，成立一个官方做背景，但以民间形式出现的机构，即台湾先成立了一个“海基会”，我们对应成立了一个“海协会”，对岸请的是辜振甫先生任董事长，我们这边请的是汪道涵先生任会长。但是，双方见面之前要解决一个问题，这种见面算什么性质的？见面的基础是什么？得找公约数，这个公约数在1992年解决了。1992年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达成在事务性商谈中，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样，1993年实现了第一次“汪辜会谈”。当时，我们请他到这儿来，他不来；我们去，他又不让去，结果找了一个第三地新加坡，在那里进行的会谈达成了四点共识。

1995年1月，江泽民同志发表了八条对台的新意见。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江八点”，其核心内容有三点：第一，明确提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基础和条件；第二，呼吁国共两党开始关于两岸关系的政治谈判；第三，邀请台湾当局领导人以适当的身份到大陆访问，当然我们也可以接受邀请去台湾访问。

看着即将热络起来，很可能要进入政治谈判阶段的两岸关系，美国政府感到情况不妙，大事不好，因为分裂的中国才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于是，1995年6月美国邀请李登辉到美国访问，当然还是做了一些包装的，不是官方访问，是邀请李登辉回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参加毕业典礼，请李作为杰出校友发表演说。可是，不管怎么包装，性质是一样的。李登辉在讲演中抛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概念，试图把“中华民国”与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做切断，分裂国家的意图曝露。于是，我们在1995年6月到1996年3月，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军事演习，而且决定推迟原计划在1996年举行的第二次汪辜会谈。军事演习以后，台湾当局有所收敛了，两岸关系又重新由紧张回到缓和。于是，1998年，双方实现了第二次汪辜会谈。这次是在上海，我们请辜振甫先生到上海来和汪道涵先生见面，并且商定1999年举行第三次汪辜会谈，由汪道涵先生回访台湾。在李登辉就要卸任的前一年，1999年5月，李登辉出了一本书，叫《台湾的主张》，把他分裂中国的政治图谋全都表露了出来。7月，李登辉在会见德国记者访问时，明确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两国论”。这样，两岸关系又开始陷入到了一个死胡同。

 

第四个阶段，从1999年到2008年——“两岸关系大逆转时期，台独的大泛滥时期，我们的反独促统时期”。

2000年台湾选举之际，除了国民党要继续选，当时连战作为李登辉的接班人出来选；再有就是民进党的陈水扁、吕秀莲作为总统、副总统搭档出来选，并且是志在必得；还有就是原来属于国民党的宋楚瑜先生，因为和国民党闹翻了，以独立身份出来参选。当然也还有搅局的，比如那一年李敖先生也出来选。最初的民调是宋楚瑜先生呼声最高，对于宋楚瑜当选，我们没有异义，因为宋楚瑜先生的中国情怀是很深的。但是，到了2月份，情况发生了变化，作为国民党的李登辉开始全力为民进党助选，因为他知道国民党的连战当选不上了，又不希望宋楚瑜出来，于是开始扶民进党的陈水扁。

民进党是主张台独的政党，如果陈水扁上台，就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那是写进民进党章程的。于是，2000年2月，我们发布了一个白皮书，叫做《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带有最后通牒意味地提出了“三个如果”、“三个绝不”。“三个如果”：如果出现台湾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有“三个绝不”，即：绝不容忍、绝不姑息、绝不坐视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得逞。

在台湾3月20日投票选举之前的3月17日，刚好我们的“两会”结束，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就台湾问题明确表态说，这几天，台湾的选情波谲云诡，形势急转直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就是有人要扶让那个“台独”的势力上台吗？再过三天就要投票了，台湾老百姓的这一票一定要慎重。因为你们投下去的很可能不是选绿（民进党）或选蓝（国民党）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和与战”的选择。遗憾的是，3月20日的选举还是民进党上台了，陈水扁拿到了490万张选票，宋楚瑜拿到了460万张选票，连战拿到了230万张选票。国民党这么多年的执政地位就这样丢了。

陈水扁上台以后，慑于我们的高压，搞了个“四不”，即：第一，不会宣布台湾独立；第二，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把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共和国；第三，不会让李登辉的“两国论”进《宪法》；第四，不会搞统一和独立的全民公投。同时也表明不会把李登辉原来搞的国家统一委员和国统纲领废掉。可事实上，陈水扁却采取了曲折迂回的台独之路，其表现就是“去中国化”，就是把一切中国的痕迹，一切和大陆的联系逐步断绝。

2004年，又一选举之年，这次国民党吸取教训，认为上一次输是因为国民党分裂，连战和宋楚瑜不对付，这次要团结起来，打败民进党，夺回政权，于是出现了“连宋配”、“国亲合”。宋楚瑜2000年输选的时候，拿到了460万张选票，这么高的人气，他觉得不用浪费了，就组建了一个政党，叫亲民党。在2004年选举的时候，就出现了国民党和亲民党合作，连战和宋楚瑜搭档选。但是，遗憾的是，再一次输了，49.89%的选票对50.11%，陈水扁和吕秀莲仅比连战、宋楚瑜多2.7万张选票。这个时候，中央适时地对台政策做了大的战略性调整，决定把两岸关系的主动权逐渐拿回来，不能总是台湾出了什么事再去救火，很是被动。这就是胡锦涛时期对台政策的大调整，即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也可以叫“软硬兼施，双管齐下”。

首先来看，“硬的更硬”，主要是通过两个举措。一是2004年发表了“5.17声明”。台湾选举是3月20日选，5月20日就职，就在陈水扁连选连任第二次就职的前三天，我们发表了一个声明，现在有两条道路摆在台湾当权者面前，何去何从，台湾当局者必须做出选择。一条是一意孤行，必将玩火；一条是改弦更张，使两岸关系重见光明。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在中国人民面前，没有任何事情比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更为重要、更加神圣，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如果台湾当权者胆敢铤而走险，胆敢制造“台独”重大事变，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2005年3月4日，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在“两会”期间，会见台湾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时候，谈了四点对台意见。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动摇；二是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绝不放弃；三是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政策，绝不改变；四是反对台独，绝不动摇。10天之后，在“两会”结束的时候，又通过了一部重要的法律，叫做《反分裂国家法》，1065个字，十条内容。其中第八条把我们2000年出台的白皮书中谈到的“三个如果”拿过来，以法律的形式加以重申。对台湾来讲，只要谁搞台独，我们肯定打谁；对于我们来说，不管谁在台上，不管这一任领导人愿意不愿意走到武力解决这一步，只要台湾出现这三种情况中的一种，或者合并出现，都必须打。

其次来看，“软的更软”，既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我们必须得给对方台阶下，因此，我们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或者让步。其一，把“一个中国原则”的科学涵义做了调整。提到台湾问题，肯定要提到一句话，那就是“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基础和条件，那么，“一个中国原则”究竟指什么？过去有一个传统的说法，三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国际社会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来，我们觉得这三句话太硬了，进入新世纪以后对这句话进行了逐步调整。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其二，我们明确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一切问题都可以谈。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可以谈”。其中提出，“可以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的问题，就是国共两党从1946年打内战至今，从法理上还没有结束战争状态，人民解放战争还在继续，两岸交流都这么密切，我们还是战争状态，所以双方是否先签一个停战条约，把敌对状态结束。到了十七大报告，变成了“六个可以谈”。江泽民在会见台湾客人的时候曾经非正式地说，如果台湾当局能够守住民族大义，使中华民族实现大团结、大统一，我们还可以实行更大的让步，甚至是牺牲。其三，以野促朝。不与台上搞分裂的民进党打交道，可以请台下的在野党来。2005年，三个在野党，国民党的主席连战、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来大陆访问，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些促动下，两岸关系开始逐渐有了新的酝酿。

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胡锦涛同志把这些新思维做了高度的理论概括，认识到现在的形势，一步到位解决台湾的统一问题不现实，得有一个积淀期、准备期，这个准备期就叫“和平发展阶段”，并且提出“两岸是命运共同体”，“中华大地是中华各民族共有的家园”等。

第五个阶段，2008年到现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时期”。2008年又到了台湾大选年，这次，马英九先生代表国民党出来选，以760万张选票对540万张选票，打败了民进党的谢长廷和苏贞昌组合。马英九先生一上台，大家非常振奋，因为马英九是坚决的“一个中国”的维护者。但是，马英九也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他认为，只要大陆没有实现民主化，统一问题是不可能抬到谈判桌上来的。可见，两岸意识形态的不同、政治制度的不同，同样是阻碍台湾回归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管怎样，马英九先生的上台还是使得两岸关系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景象。

在两岸的共同努力下，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两岸关系开始出现了大的回暖，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海基会与海协会的对话全面恢复。当初，海基会与海协会的对话因为李登辉中断了9年。当然，这时海协会与海基会的会长和董事长都换了，我们换成了陈云林，那边换成了江丙坤。并且确定了，每年定期会晤的机制，就是每年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一次在我们这边，一次在对岸那边。陈云林与江丙坤的对话，我们叫“陈江会”。2012年，陈云林先生卸任，换成了陈德铭，对岸的江丙坤先生卸任，换成了林中森，现在叫“陈林会”。这期间重点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两岸全面实现“三通”的问题，最重要的协定是2010年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由此把两岸的经济交流制度化，后面有一系列配套的东西，现在在逐步地推进。

2014年底的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国民党籍参选人获得6席，民进党籍参选人获得13席，另有3席为无党籍人士当选，可以说国民党遭到了空前惨败，民进党大胜。这是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的一次关键性的地方选举，不过，无论哪个党上台，都不会动摇我们的对台政策的核心：一是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绝不做出放弃武力的承诺；二是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没有时间表，但台湾问题绝不允许无限期地拖下去。

 

三、反思“一国两制”下的港澳问题

如果说台湾问题属于内政问题，那么，港澳问题则是外交领域解决的国家统一问题。“一国两制”本是为台湾量身定做的，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回应，我们适时地将突破口转向了以此解决港澳问题。当时，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顺利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于是，我们一下松了口气，感觉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将成为历史遗留问题，过去了。但是，时至今日，香港回归18年，澳门回归16年，港澳“一国两制”的发展并不像我们当初想得那么乐观。对此，在1985年，刚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时候，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客人的时候明确讲到，“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是不是真正成功，是不是具有生命力，有两个考验。第一，回归前，能不能实现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也就是我们能不能收回一个完好无损的香港和澳门；第二个更大的考验，就是回来以后，香港、澳门能不能保持长久繁荣和稳定，能不能实现长治久安。

（一）回归后的澳门。回归之前的澳门处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上一塌糊涂，负了一堆债，回归那一年，澳门的经济总量一年500亿。澳门太小了，50万人，30平方公里。2013年澳门经济总量达到4000亿。澳门回归那一年人均GDP1.4万，2013年达到8.7万，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增长达到15%的高速增长。可是，在澳门4000亿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博彩业竟占了3600亿。可见，澳门的经济结构畸形，其发展着实令人堪忧。

澳门的发展靠的是旅游博彩业，就是我们所说的“赌”。那过去为什么搞得不好呢？因为过去澳门的赌业是垄断式经营，澳门过去只有一个赌王，从第一代卢九，第二代高可宁、傅德用，到现在我们熟悉的全国政协常委何鸿燊先生。过去，亚洲只有澳门赌博是合法的，其他地方都是非法的。20世纪90年代，大家一看，博彩业的利润太高，于是纷纷开始发展博彩业，包括不允许搞赌业的香港。因为香港法律只能管到本土，于是就把旅游船开到公海上赌，完事后再回来。这些对澳门的赌业造成了很大冲击，澳门决定实行开放、引入竞争。从2001年开始开放赌权，过去政府只发一个赌牌给赌王，改为一下发六张牌，现在澳门博彩旅游公司、澳门的永利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澳门的银河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新濠博亚股份有限公司、威尼斯人博彩有限公司、金殿超濠博彩有限公司六大赌博集团都在经营。在澳门赌权开放以后，外来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强力介入到澳门赌博业，现在已经快占到三分之一强，并且还在扩大。如果外来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掌握了澳门博彩业，进而掌握了澳门的经济命脉，到时候那美国肯定要在政治上发声的。

澳门博彩业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这里需要考虑的是，倘若博彩业受外界的影响干预太大，一旦国际上有点风吹草动，这种单一的、薄弱的经济结构肯定要出大的问题。因此，在澳门回归之际，我们就提出，澳门必须走经济发展多元化的道路，就是要走“拉斯维加斯之路”，而不能走“蒙地卡罗之路”。欧洲摩纳哥的蒙地卡罗是纯粹的赌城，而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财政收入的60%以上来自于非博彩业，我们希望澳门走这条路。

（二）香港问题。香港回归十八年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建立起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2013年，我们进行了几次民调，其中在关于“你是中国人，中国香港人，香港人”的选项中，大多数选的是“香港人”。前阵子，香港“占中”之乱，不是人们联想的民主问题，不是民主实现快慢与实现方式的问题，究其核心问题，是香港管制权的争夺。下面，我们分析来看。

香港政治上有两个制高点，一个叫立法会，一个叫行政长官，这是香港政治结构中最核心的。英国人希望英国人撤走以后，香港仍然是一个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社会。但是，英国人撤了以后，并没有实力卷土重来，而是美国人实际地替代了英国人，作为影响香港最重要的外来力量。在此，我们从“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分析来看，这也是我们落实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的两个抓手。

第一，立法会。在某种意义说，我们很难完全把立法会控制起来。因为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是由当地人选的，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或是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不管哪一种选举方式，都是由当地人选的，选出来的结果报中央政府备案。立法会的选举结构是，有70名议员，分两种选举方式。一种叫分区直选，就是把香港划为五个选区，合格选民一人一票选，选出35名议员；另外一个叫间接选举，就是把香港的社会结构分成38个界别，从中选出35名间接选举出来的议员。按照我们内地的划分法，可以把香港社会人士分为三大块：一块叫企业家阶层或者叫大资本家阶层、上层人士；一块叫中产阶级，包括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一块叫草根阶层、弱势群体。这种划分法虽然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大体合理，对于这三块，我们长期做工作，但是取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第一块，我们做得是比较成功的，原来我们非常重视这一块，我们认为香港是个工商业城市，工商界人士是稳定香港的重要力量，他们人口虽然占香港总人数的20%，但是却掌握香港80%的财富，并且他们都是爱国、爱港的。第二块，中产阶级。这是我们做工作非常不成功的地方，他们是专业界人士，包括知识界，香港的大中小学的众多教师，青年学生，我们一直没有把他们争取过来。第三块，草根阶层，现在也走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但是还有一个机制，叫间接机制，这是照顾工商业者利益的。通过这两个平衡，我们现在能够在立法会里面影响多数，接近三分之二，而反对派稳稳地掌握三分之一多。根据香港现行的法律包括基本法，香港任何重大决定必须在立法会得到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通过，才可以执行。看这个局面，特区政府寸步难行，因为他们无法争取到三分之二，但是要想让事情做不成，是可以做得到的，只要否定就可以了。

第二，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基本法，行政长官是当地选，不管是间选还是直选，选出来都是要报中央政府批准的，而这种批准权是实质任命权。换句话说，如果选出来的人，中央政府不满意，是可以打回去重选的，一直到选出满意的为止。当然，我们决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如果真的选出中央政府不满意的行政长官且不予任命，那会造成重大的危机。

但是，立法会与行政长官的选举，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最后都要走到普选，就是要走到一人一票选的直接民主，而且时间表已经给了，2017年就可以普选行政长官。普选行政长官以后就可以普选立法会。那么，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怎么选？我们希望能够推出既代表中央利益又代表香港利益的爱国、爱港人士来选。在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关于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决定，给出了大原则，就是经过一个提名委员会来选，提名委员会由1200人组成，所有的提名人必须在提名委员会争取过半数才能成为候选人。然后，这两个或者三个候选人再交由香港人一人一票往上选。但是，香港反对派完全不接受这个结果，9月28日宣布开始占领中环。事实上，关于占领中环，香港反对派在2013年1月就开始酝酿了，如果这个选举不能符合他们的意志，就要采取公民抗命的方式、街头政治的方式，逼中央政府让步。这出闹剧让西方一些国家很高兴，认为“颜色革命”在香港发生了，香港政府很有可能瘫痪。虽然学生们的口号是争取民主，而且是争取真民主，实际上这场运动的性质已经变成了对抗特区政府、反对中央政府的一场政治对抗。

为此，前一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的时候，明确讲到，香港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对于香港基本法的认识问题。换言之，香港人心回归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过去为了避嫌，不该管的肯定没有管，但是该管的也没有好好管。在“一国两制”的问题上，“尊重两制”讲得多；“坚持一国”讲得少。所以，很多香港人觉得，1997的回归，不改天，不换地，就换一面旗，并没能认识到，1997年香港成为了中央政府直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而香港人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理应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的一切待遇，同时也应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承担的责任。

1997年那一场在劫难逃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使香港深受其害，在事态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内地庞大的外汇储备成为了香港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最大靠山。在第二次金融危机中，中央出台六大政策，包括把离岸人民币中心建在香港。另外，SARS时期，在内地药品非常紧张的情况下，第一批药品先给了香港。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回归以后，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应该自己立法维护国家安全，这是公民应尽的责任。然而，在2003年政府启动立法之际，却遭到强烈抵抗。前几年，香港中小学要搞国民教育，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展通识教育课，也遭到了强烈反对。

 

中央政府主张香港实行民主，基本法规定了香港民主发展的目标、时间表、路线图。但是，民主得有个原则，必须在基本法的轨道上，就是要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必须有利于维护香港的长期稳定，必须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往前推进，不能把西方那套搬过来。

2015年1月，香港特首梁振英发布了2015年施政报告，这份施政报告聚焦政改和民生，不仅回应了房屋问题、青年人问题、退休保障问题等社会普遍关注，给出具体措施；还首次在开篇就公开阐释“一国两制”和香港政制发展的宪制基础。施政报告指出目前香港要在落实普选和原地踏步之间作抉择，要警惕偏离香港基本法的主张，强调本港的权力来自中央，在“一国两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更不是随意自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史无前例的体制，没有国际先例，亦没有“国际标准”，要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必须符合香港基本法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及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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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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