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新常态”及2015年宏观政策分析

 

当下，“新常态”已经成为讨论我国经济发展态势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首次提到这个概念，9月又重提，在11月的APEC会议论坛上，又一次专门谈到了这一概念。我国作为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代表，如果在未来8年、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段里面，能够维持7%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取得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成功，那么到2020年就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

一、通过三个关键词解读“新常态”

（一）中高速。我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合乎规律地要实现阶段性改变，用明显不同于两位数高速增长状态的新阶段取代原来的旧阶段，即是说：我国原有的10%以上的高速增长状态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各个国家、各个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无一不表明这样一种高速发展阶段势必要发生变化。我国现实生活的种种相关因素、指标分析都指向了这一阶段的变化已经到来。

第一，“新常态”现象之考量。2012年以后，我国主动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跌破8%，在2014年将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7.5%左右，并且提出不再把增长速度作为年度目标，而是作为一个预期值来看。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要靠市场在波动中间配置资源。我国在经历了几年增长速度下行之后，并没有完成一个探底过程。因此，进入新常态，要继续完成这样一个探底。对此，中央提出了“三期叠加”：一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三是前期刺激政策效应的消化期。我认为，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全面改革新阶段上攻坚克难的推进期。就是说，主观上我们必须尽力而为，增强能动因素的发挥。总之，在完成探底的过程中应该趋稳。趋稳以后，要得到一定发展动能的积蓄，就是蓄势，然后对接到一个尽可能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上。

 

第二，“新常态”实质内容之剖析。我们所说的中高速，是说7.5%左右代表一个区间，这个区间还要进一步在探底过程中明确其可接受的下限。这种探底过程背后更深刻的实质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非常清新地表述，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换言之，“新常态”所面向的实质性问题在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到提高，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得到维系和提升。通过我国几十年的发展，我们深刻意识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能仅仅表现在GDP的增长速度上，就是不能简单地以GDP论英雄，不能陷入GDP崇拜，经济生活必须要有更丰富的指标体系去衡量其发展变化。

鉴于对中高速表现形式实质内容的这种理解，就引出了“新常态”的第二个关键词——结构优化调整。

（二）结构优化调整。结构优化更多地体现在以低碳、绿色、循环经济为导向，更多地考虑到节能减耗，优化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生产里面一些相关的行业结构、技术结构。结构优化了，我们才能够遏制已经感受到的前些年粗放型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危机。比如以雾霾为代表的动不动就打击大半个中国，影响到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环境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了，能够成功打造我国经济升级版，也就真的落实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由此，又引出第三个关键词——创新驱动。

（三）创新驱动。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大背景下，在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下，必须推崇公平竞争，推崇竞争中的潜力、活力的释放。要取得竞争中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改革创新者胜。

在一般的生活过程中，对于创新驱动，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管理创新。任何一个企业，大量的精力必须考虑，怎么样把管理做好，与此同时还要做好科技创新。这些年，我国非常明确地把走创新型国家道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显然又有互动。但是，光讲这两个层次的创新还远远不够。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看，第一位的创新，其实是制度创新。

我国现在经历的就是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必须要完成的一次大踏步的转轨，就是要在改革开放前面30多年成绩的支撑铺垫之上，在新的全面改革的历史时期攻坚克难，把改革深水区面临的挑战应对好，把需要克服的困难化解好。那么，怎么啃硬骨头，怎么样真正地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给出了通盘部署。新常态之下，必须抓住制度创新这个关键，释放制度红利这个最大红利。我们要通过制度安排运行机制的创新，打开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空间，充分调动千千万万社会成员、市场主体释放潜力、活力的积极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表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简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或者称为现代国家治理。

十八大以后，在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中，我们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现代市场体系运行的产权基石方面的制度创新，要主打混合所有制，淡化贴标签式的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种种争论。就是说，要在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的框架之下，在法律制度保证之下，清晰产权，将公的非公的，国的非国的，在一个个市场主体内部充分混合起来，打开包容性发展、共赢的空间。

二、“新常态”的九大特征概览

结合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具体内容，以及给出的指导意见，下面，我们来细化地看一看与三个关键词连在一起的新常态，综合在一起所表现出的九大特征。

第一，经济运行中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逐渐成为发展主流。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与众不同的个性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消费这方面表现在各种各样的一般消费品、耐用消费品，以及大家看中的一些前沿消费形式。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消费明显形成了排浪式特征，“老三件”、“新三件”排浪式消费过后，又有升级版，一直走到了私家车、住宅，还有旅游包括出国旅游、组团旅游。现在，这种排浪式消费阶段已经基本结束。比如出国旅游，更加推崇的是有弹性的设计，就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些比较亲密的朋友圈子里，以不大的规模，多样化的设计形成各种各样的具体安排。这样的阶段显然对于新常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

第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改革开放，客观上需要基础设施一轮又一轮地升级换代。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不可避免地在不断地升级。

 

比如说航空港建设，体现在我们首都机场几轮的扩建改造上，一、二十年间就发生了两轮、三轮机场的扩建，一直到现在的T3，仍然不能满足需求。为此，北京已经在设计准备在南边建设第二机场。从北京的公交体系来看，在地表通过二环、三环一直建到现在有规划的七环，基本开通了六环。可是，这样摊大饼式的发展，并没能适应人们对交通基础设施的需要。看看北京的交通现状，来一场不大的雪，整个环路成了一个大停车场，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才基本把环路上的车辆疏通完毕。所以说，真正解决问题要靠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升级换代，就是要把北京的中心区域加快建成和纽约、东京、巴黎、慕尼黑等国际著名中心城市类似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我们看，纽约的机动车拥有量比北京高得多，可是为什么不用限购、限号、限入呢？原因在于：当中心区轨道交通基本解决了一般公共交通需要的时候，机动车的购买持有者对于车辆的使用主要是应急，以及到了周末、节假日往外开出去享受生活。

我国现在有一大群百万人口数量级以上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公交体系的出路必须考虑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进入新境界。就是说，把轨道交通网建的密度足够，中心区的任何一个行人站在任何一个地方，往任何方向走，几百米之内一定有一个轨道交通出入口，中心区如果是平原就是地铁，到了周边可以到地上轻轨、城轨，整个形成一个网络。

日本在这方面互联互通的水平非常高，以东京为例，地下地上好几层，各种形式，包括残疾人车辆都有专用通道，有相关的配套设施，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通过轨道交通，目的地可能是一个很具体的、并不起眼的小场所。出了轨道交通以后，在立体的互联互通状态之下，对于怎么最便捷地到达，考虑的也是尽可能的周到细致。比如说对于残疾人士配有各种各样的盲道，直降梯等相关设施。

具体到北京，开通轨道交通网，要在它的若干结点上建设大规模平价停车场。上班族以后会越来越多的住在周边郊外，机动车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开到中心区周边结点上的大型平价停车场里，然后便捷地进入轨道交通网，又是十几分钟，二十分钟，高效、准时、少污染，少烦恼地到达目的地。这是国际都市基础设施达到一定的互联互通状态之后的一种常态。

此外，新常态还要特别注重创新驱动下发展的一些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共赢的新机制，运用新技术，创造出新产品。比如北京地铁四号线，就是引入了香港资本和我们政府合作，加快了四号线的建设，解决了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引入了很好的管理经验。它的商业模式，我们称为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更多地将其意译为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机制。

第三，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在发生转化，高水平地引进来，大规模地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低廉劳动力这个相对优势逐渐地成为过去。比如这几年，农民工的收入翻倍。这种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促使企业更多地升级换代，更多地在提高人力成本质量的同时，通过创新开创局面。从现实生活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是低端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即使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在低端就得到了体现，整个社会从原来的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进而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我们未来的远景是希望能够一路发展到高收入阶段。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寻找新的比较优势。

我们现在更多注重高水平地引进一些东西，不再是简单地进行招商引资，同时还大规模地走出去，这也是在我国综合国力提升以后，创新点支撑下的有亮点地走出去。以高铁为代表，我国的高铁发展已经走到了国际前列，不仅可以走出去，而且提供大规模走出去这样的供给能力。我国领导人出访，不光是在亚非拉，就是到了欧洲、美洲，照样会推介我国的高铁。在新常态之下，这种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的同步发生，当然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那么，怎么样掌握好，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把新的比较优势形成和发挥好，这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第四，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的作用在凸现。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这与我们前面所说到的消费多样化、个性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要的是服务业更加丰富多彩。新兴产业不止服务业，但是与服务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国曾经规划过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后来又开了专门的文化产业工作会议。就是把文化创意产业也看作重要的战略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发展过程中，可能表现为一些新的园区建设，这对园区的服务自然就有了新的要求。在高新科技园、保税区等等这些企业，其后勤服务很少再考虑给自己建一个食堂之类的服务，它是服务外包的方式，比如说通过竞争性的招投标，招到市场上的供应商，提供给员工工作餐，提供绿植、清扫保洁服务等等。实际上，新兴产业、服务业带动的很多事情是可以从草根创业、创新开始，让小微企业也加入进来。这些年，小微企业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支持。通过工商登记的便捷化，通过结构性减税一系列的优惠，已经看到了它带来的正面效应。各种各样的服务业在城乡生活里可以无孔不入地去生长。这既可以方便群众的生活，又使得整个经济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这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下行过程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探底。引入新常态的一个值得我们肯定和欣慰的地方是，虽然我国增长速度滑到了8%以下，2014年又滑到了7.5%以下，但是我国的就业形势还是相当好的。2013年我国GDP增幅是7.7%，提供了1310万个新增岗位。一个GDP的增长点对应了接近18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的提供，这是若干年前所不可想象的。多少年前，我们就意识到，我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要在800万到1000万，最好在1000万个以上，而现在看到的是，我国的增长速度在回落，但是新增就业岗位却有1310万个。事实上，只要就业的情况比较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对我国形成不了实质障碍。我国2014年前三个季度的增长速度是7.4%，但是我国的就业，前面三个季度已经是1000万左右，后面还有三个月，每个月如果再能提供100万以上，又是跟2013年一样，很好的一个结果。总体而言，我国的就业状况与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我们的结构、产业的互动有所优化，有着内在的关系。

第五，简单地以资本、劳力的投入形成的发展在走下坡路。这种要素投入在前几十年代表了粗放型特征的增长。现在，我们更多依靠的是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又离不开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就是说，不像原来那样延续粗放型增长，而要抓住国民素质的提升，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人力资本升级换代，伴随着技术进步打开新常态下更高质量的发展空间。

第六，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质量型差异化对应着消费个性，对应中、小、微企业大量的涌现及其互动，对应着在具体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过程中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质量提升的创新。质量型差异化这种有效供给的趋势，既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又是现实生活的机遇。凡是有这种创新潜力的主体，诸如企业、研究者，产学研互动各种各样的开发平台，要看清这个大势，抓住质量型差异化取向，把自己有所作为的这些要素充分地涌流出来，变成在竞争中做大做强的现实。在市场竞争、市场配置资源这一大的背景下，如果能够维护好公平竞争，那么大家就能够更好地放开手脚追求质量，在差异化中实现自己特定的相对优势。

第七，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新方式。面临我国环境承载力达到和接近上限的局面，一定要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新方式，要找到动员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企业在经济手段为主的调节下，从自身利益出发，建立自觉节能降耗的制度安排和长效机制。

2014年12月1日，煤炭资源税的改革正式推出，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这样一来，资源产品煤炭和其他物品的比价，总体来说，越来越体现其稀缺性、金贵性，促使大家越来越重视怎么样节能降耗。谁能节能降耗，谁就可能在竞争中间打开自己的天地，就可能做大做强。电力部门是现在我国用煤最大的用户，我国电能的80%是用煤烧出来的火电。遗憾的是，前些年我们从煤到电这样一个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的链条严重扭曲。现在市场化的情况下，已经天然地实现了合同煤、非合同煤双轨并轨。从煤到电，基础能源在我国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尽可能地市场化。这样就会在产业链的传导过程中，使企业从利益出发考虑，比拼一下谁能够更有效地节能降耗，谁就可能胜出，谁就可能做大、做强。不能经受这种考验的企业，就有可能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被淘汰。这种税负所代表的资源产品比价关系的变化在传导中最后会影响消费品，到了老百姓这儿，水会更贵，电会更贵，出行地铁的票会更贵，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政府要做的就是设计好方案。比如说在水电价格的变化过程中，及时适度地提高低保标准，让社会成员里面最低收入阶层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中等收入阶层以上的人，有承受力，让他们在比价关系之下调整自己的消费习惯、消费行为，使得大家更认同于低碳化生活的种种新习惯。

第八，经济风险总体可控，但是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我国整个金融概念下的M2已经相当于GDP的两倍。有些人拿我国和美国比，就非常担心，说是不是杠杆率太高了，不排除有这样的特征，但我国有自己的很特殊的方面，比如说直接金融不发达，我们主要是间接金融，由此造成M2一轮一轮的累积。对此，中央给出了一个比较权威的意见，就是要化解高杠杆。另外，大家所关心的房地产市场曾有的泡沫化表现，现在显然得到了遏制。还有，地方债达到了天文数字，有没有可能爆发系统性风险？总体来看，还在安全区。这都是很重要的判断。这些判断给出来有助于使我们的市场、企业人士对全局有一个理性把握。虽然看到问题，但是不至于简单地跟着一些情绪化的说法，动不动就感觉前景非常不妙。人家来一阵子所谓中国经济崩溃论的舆论压力，我们很多具体的社会成员、甚至一些企业家就觉得压力空前。

面对中央现在给出的经济风险总体可控的这个判断，大家还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就是说消化各类泡沫和不同类型的风险因素，要持续一段时间，要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的化解。比如说在地方债方面，通过“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置存粮”，消化其原来形成的风险因素。在房地产市场上，要更多地通过政策的适用性调整，让市场发挥优化配置作用，消化原来泡沫比较明显时期形成的一些具体的不良因素。我们现在看到，市场分化之下，我们已经在消化原来的一些空置的房屋。在种种预期之下，我们的二手房市场经过一段回调以后，比如北京，现在已经消化的差不多。2014年十一长假之后，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显然有了新的动态。房地产市场在中国不是所谓崩盘，不是所谓断崖式跳水，它经历了一个总体来说健康的市场分化以后的阶段性调整，就有可能使我们今后更有信心防止过度泡沫化。

 

第九，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全面化解产能过剩，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我国原来的产能结构里面有过剩的因素，比如钢铁行业，现在还比较痛苦，现在一吨钢实现的利润仅相当于一瓶矿泉水，甚至还买不了一瓶矿泉水。那么怎么化解产能过剩呢？不能简单地靠行政手段为主的关停并转。关停并转主要是解决一些成规模企业、重点企业里面的一些看得清楚的问题。至于我国大量的数以千万计的市场主体的产能是过剩还是不过剩？政府没有精力去一一甄别，因此，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换言之，新常态下，我国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要更多靠市场竞争给出引导，在市场充分起作用的情况下健康地实现。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应该怎么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八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这八个“更加注重”，在中央精神里面，在很多相关指导文件里面，包括很多法制建设里都曾有所体现。

三、展望2015年经济工作五项任务及宏观政策走向

（一）五项任务。一要继续稳增长。我国企业、地方政府在下行中受到的压力，还是不可忽视的，稳增长“稳”字当头，关键是要维持整个基本局面的可接受。

二要培育新的增长点。稳住之后，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就是在创新驱动中寻找、打造、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农业生产以粮食产量为代表的九连增、十连增这个成绩中，我们要看到问题。我国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形成了农村面源污染。比如说，土壤中有很多的不良要素在积累，形成的土壤污染，又直接影响到了食品安全。所以，从2015年度开始，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方面，有了前所未有更明确地要求。

四要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从国家层面来看，怎样使空间格局更合理，前些年就有探索，有了系列规划。现在，“京津冀一体化”是在各种各样突出问题里摆的比较靠前的规划，首都北京的非核心功能要往外疏散。“京津冀一体化”是我国内陆一个典型的空间格局优化的重大命题。我们明确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还强调长江经济带，这样一些宏大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调整，从内到外，其战略意义非同小可。

 

五要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强调的。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新阶段有很多很实际的问题。诸如：保障房建设，从棚户区开始改造；根据实际情况把公租房、廉租房概念并轨；同时，推出共有产权房概念，就是比公租房的档次高一点，购买者多出一点钱，有部分产权的特征，若干年以后，在购买者自愿的情况下，可以再出一笔钱，把部分产权房变成完全产权房。此外，我们的新医改还在攻坚。

（二）宏观政策走向。我国2015年度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力度，就是要更积极一些，经济下行过程中，我们有这个空间、有这个必要可以更有力度，但是它不属于大规模刺激，可以做的更有力度；而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由此，2015年度，我国在相机抉择下，不排除采取进一步降息这类松的举措。

中国的改革需要攻坚克难，会有一些困难，也不排除有一些曲折，不可能简单地一帆风顺，但要充分意识到，未来中国经济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在走向新常态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顶层规划的引领下，我们的希望之所在，就是充分调动一切潜力和积极因素，按照现代国家治理取向，对接新常态，打开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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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201/8082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