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莹：详解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奇妙人生

 

追溯中国教育发展历史，中国第一位职业教师是孔子。孔子开创了私人教学的先河，而在之后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荀子，出现了墨子，出现了其他的一些思想家。那么，在西汉时期，同样也出现了一位在教育方面有独特见解并且在儒学方面很有发展的教育家。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位教育家，他就是西汉的董仲舒。

我们也常常称董仲舒是儒学大师，因为他后来推崇独尊儒术的思想，所以我们又把他称为儒学教育家，他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是西汉人，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思想家，同时也一位教育家，而董仲舒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最后推崇了独尊儒术的思想。所以我们说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群儒之冠。

群儒之冠

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 179 年，今河北省景县的一个大地主的家庭。在他出生后的十几年，汉王朝废除了秦朝私藏诗书灭门的法令。一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埋头钻研先秦的诸子学说，形成一时的风尚。董仲舒家有大量藏书，因此他从小就潜心钻研儒家学说。他学习十分刻苦专心，而且一直保持这种精神。

当时他书房的外面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园子，他三年在屋里读书，竟然没有进过一回园子。对于经常骑的马，他也分不清雌雄。他对经书的钻研已到了一种如痴如醉的地步。

在学习期间，他阅读了大批经传著作，而且对《公羊春秋》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博览了先秦诸子的著作之后，便潜心钻研儒家学说，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已成为对《春秋》深有研究的学者。

他还十分重视对阴阳学说和神仙方术的研究。他和当时谈神论鬼、宣扬炼丹益寿的著名方士李少君很有交情。在这时，他的唯心主义神学体系开始逐渐形成。

由于董仲舒的刻苦钻研，到他三十岁左右时，也就是到公元前149 年左右，他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学者。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步入仕途，而是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当时的人们把他称为 “汉代的孔子” ，而且当时的读书人也把他当作尊敬的师长看待。于是他招收了大批学生，宣扬儒家经典，开始传播他的思想。在教育子弟时他说，学者应该能说出仁义的道理，而且知道仁义的分门别类。在他的说教和影响下，很多人成为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而且把仁义纲常的思想贯穿于自身的行动之中。

董仲舒讲学的派头十足，他的讲堂里挂了一幅帷幔，他在里面讲课，学生则在外面听，大部分学生都是 “只闻其声，未见其人” ，有的时候，他还让自己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向其他学生讲课。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许多年，却很少听他直接讲课，甚至根本没有跟他见过面。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来听他讲学，他的学说思想也因此广为传播。

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他的学说，他的声誉日益扩大，甚至影响到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汉景帝在位时，他做了博士，这虽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职位，但却使他步入统治阶级的最顶层，这为他以后用自己的学说来影响皇帝打下了基础。自此以后，他不再只是招收门生的老师，还是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思想基础的学者了。

但是，汉景帝时社会安定，沿用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当时的景帝仍然崇尚 “无为而治” 的黄老思想，不愿意做太多的改变。因此，董仲舒的儒家学说并没有得到皇帝的重视。虽然做了博士，但仍无事可做，所以他并没有放弃教书，仍是投入大部分精力继续从事研究和讲学。

到他近四十岁的时候，他的思想体系已经形成。从此，他开始完善和推行自己的思想。他援引阴阳家之言来解说《春秋》，为天人感应论开拓了新土，使《春秋》成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经典。同时，他还形成了系统的世界观和自然观，他把天称为 “道之大原” ，即有神圣性的上帝般的事物，而自然万物都是作为“天”有目的安排而存在的。他认为真正的圣人应该向“天”学习，顺从上天的安排，“天”的高兴和愤怒都会通过人世间的某件事表现出来。他还形成了一套五行论，认为五行是天意的安排，而且还给五行进行了时空配置，即所谓“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他还认为五行相生相克，并且研究了五行相生的道德意义。

这时的董仲舒，不仅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而且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最好办法是使富人能够显示自己的尊贵而又不骄奢，穷人能养活自己又不为之担心。做什么事都按这一个标准，便能做到上下相安无事。他还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关键是巩固汉王朝的大一统的局面。而为了保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首先必须是思想上的统一。这便成了他以后的 “罢黜百家” 的思想的出发点。同时，他认为大一统还需要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因此他极力推崇中央集权的政治代表人物—皇帝。这也是他以后政治主张的中心。

就在他的思想进一步成熟之时，西汉王朝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公元前 154 年，汉景帝削平了 “七国之乱” ，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公元前 140 年，汉武帝刘彻继位，这时西汉王朝对内削平了诸侯藩王，国家实力也达到了高峰。对外，有必要而且也能够对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的侵扰予以还击。封建统治者正处于上升时期，他们希望 “有为” ，需要有比 “无为而治” 的黄老思想更适合的旗帜。而儒术一贯主张一统、 仁义、 五伦，显然是最佳的选择，董仲舒作为当时的 “群儒之首” ，又具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和与皇帝接触的机会，自然首倡统治者与儒术结合。同时，历史的发展的趋势已提出了要求，定将把董仲舒推到历史的前沿，使他踏上了他一生中的顶峰。

君王的 “智囊”

在董仲舒 39 岁那年，汉武帝登基。汉武帝刘彻，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既有雄才大略，又比较能接受别人的意见。汉武帝想外御匈奴，内削诸侯，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因此迫切需要适合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于是，他刚一即位，就下令群臣选出 “贤良有才干的饱学之士” ，把他们召集起来，由他亲自考试，他以皇帝的名义提出问题，让那些 “贤良” 们回答。

满腹经纶的董仲舒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得到汉武帝的欣赏。在有他参加的那次考试中，汉武帝册问说，他所经常考虑的是那些具有纲领性的，他所要知道的是那些贯穿一切事物的广泛的体系。这是一个总问题，另外他还提出了三个分问题，即他迫切想要“贤良” 们为他的皇权统治找到根据，并且从理论上回答自然的一些规律。

皇帝所问的恰好是董仲舒曾经深入研究过的问题，他在回答汉武帝提问的奏章更是把自然的发展变化和上天的意志合为一体，把皇权统治和天的意志结合起来，他在奏章的一开头就说上天总是将自己的意志体现于人世间。

随后，他又把儒家的一套重复了一遍，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回答汉武帝的三个分问题时，又提出自己对刑罚的看法。他在奏章中援引《尚书》、周公和孔子的话说明天意支持德政的观点，并说之所以灾异起而德政废，是因为刑罚的问题，他说： “刑罚不适度，就会产生怨气；邪气聚积在下层人当中，怨恨则积蓄在上层之间，这样就会导致上下不和，不和就会产生变乱，这就是灾异发生的原因。 ” 董仲舒并没有写到这里就停止了，而是又大肆宣扬了一番儒家思想，然后又用阴阳之说来解释德和刑的关系，他提出：

“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循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以治世，犹阴主不可以任以成岁也。 ”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主张。这些对汉武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建议说： “作为一国之君，先正自己的思想行为，然后再来纠正朝廷诸官的行为，做到上行下效……” 只有这样，才不会有邪气和奸佞，才能风调雨顺，万民安居乐业，五谷丰登，天地丰润，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称臣。他还建议汉武帝广设学堂，用儒家思想来教化万民，使人民知道礼节行止，这样就不会犯上作乱。随后，他又以自己的眼光回顾了汉朝以前的历史，说明周代兴盛是因为教化，秦朝败亡是因为暴政。而汉王朝继秦朝的天下，就如同得到朽木粪墙一样，虽然想要好好治理。于是，他又一次向汉武帝表明，要想大治天下，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必须首先从思想上改变，使全国上下在思想上达到统一，这才有大一统的希望。

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对策，感到十分惊奇，他异常高兴，他终于发现了最适合自己的思想基础。他对董仲舒十分满意，十分欣赏他的才干。

然而，由于汉初以来推崇黄老学说，推行 “无为” 的政策。而且当时，太皇太后— — 汉文帝的皇后窦氏还没有去世，她十分喜欢黄老学说，而且坚持黄老之学，汉武帝为了逾越这一障碍，于是就这个问题第二次册问，要贤良们再对策。在这次册问中，他提出了古代帝王的 “劳” 与 “逸” 的问题， “奢” 与 “俭” 的问题，还有 “质朴” 和 “雕凿” 的问题。他说： “有人说美玉不用雕凿，又有人说仁德要用文来修饰才完美，两者岂不相矛盾吗？” 他要臣下回答为什么这两种说法相异，实质上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为而治”和 “无为而治” 到底哪一个更正确。

董仲舒又写了一篇近两千字的对策，在册对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然而在字里行间，无处不充溢着孔孟的儒家思想。这一篇文章更详细、更系统地提出了为君之道和治理天下的方法，对汉武帝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在文章中，董仲舒叙述了自尧以来，一直到周文王的几位君王的所作所为，得出结论说： “由此看来，帝王治国的道理是一致的，然而之所以有 ‘劳’ 和 ‘逸’ 之分，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的缘故。 ” 这实际上是回答了汉武帝有关 “劳” 和 “逸” 的问题。君王的 “劳” 和 “逸” 是因为时境的变化。对于 “奢” 和 “俭” 的问题，他引用孔子的话回答说： “所以孔子说： ‘奢则不逊，俭则固。 ’ ” 用以说明 “俭” 是自古治国的一项重要原则，对国家的兴亡有着深远的意义。

随后，董仲舒又用大量篇幅向汉武帝建议实行有为的政策。他认为历史上“有为”的帝王能做到 “有为而治” 的话，便天下升平；相反，如果做不到的话，便会天下大乱。而能做到“有为”的帝王，正是与儒家的主张相符合的；不能做到的帝王，如秦朝 “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食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权训于下也。 ” 所以才 “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 由此，他建议汉武帝 “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 他还引用曾子的话说，希望汉武帝尊崇适合于他自己的思想，并做出相应的行动，自然可以成为与前代贤明圣主相并肩了。

接着，董仲舒顺承他在头一次奏章中的提议，建议汉武帝兴办太学，选派明师，宣传和发扬儒家的思想学说。而且还建议汉武帝改革吏制，让诸侯、郡守和其他高级官员每年选两人推荐给皇帝，选得好的官员有赏，惩罚选择了坏人的官员。这样，天下的贤士都可以被发现，授之以官而用其才。做到量体裁衣，用人唯贤。

董仲舒的两次 “对策” 逐渐深入而明确地提出了尊儒兴教，德刑并施的主张，赢得了汉武帝的充分信任。不久以后，汉武帝又进行了第三次册问，这次册问主要是关于天人感应的问题。

这一次，他又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不但宣扬了天人感应，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尤其突出的是，他在奏章中明确地摆出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观点：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明，民知所从矣”，这篇文章还说道：“善言天意，必有征古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他认为，天是万物的祖先，所以包涵了一切而没有看到丝毫遗漏。天为了调和万物才创造了日月风雨，同时又通过阴阳寒暑形成万事万物的发展。然后他又引经据典地说：“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义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在这里，他从天道引发人事，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圣人的看法，他认为圣人是无私的、仁义的和讲究礼仪道德的。

接着，他又建议汉武帝把 “为君之道” 和“天”联系起来，并明明白白地说出 “天人之论”的话来，他进而论述把天之春与君之仁，天之夏与君之德，天之霸与君之刑并列起来，作为天人一致的象征，同时又向汉武帝提出了威恩并施的建议。

在三次对策中，董仲舒既回答了皇帝的提问，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他并未就此搁笔，紧接着他又写了一些文章，极力赞美儒家思想。他把《春秋》作为儒术的象征提了出来，而且还把它提高到上察天道，下察人事的神圣地位。然后，他又表达了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说凡是《春秋》反对的和厌恶的东西，就是灾害和怪异的根源，都是圣人应该反对的。文章的另一部分，大都是强调他自己的观点和论史察今。然而他在其中所总结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同，汉武帝由此施行了一系列措施，对当时的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坎坷的仕途

董仲舒与汉武帝之间的一问一答，十分投机，通过 “天人三策” ，董仲舒促成汉武帝进行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改革，而他自己则被汉武帝封为 “江都相”。

四十多岁的董仲舒离开了当了几年的 “博士”之位，前去江都做江都王刘易的国相。此后的十年，董仲舒的主要经历是为官治国，但并未提出多少新的思想和学说。

江都王刘易是汉武帝的兄长，他一贯骄横，争勇好胜，而且他还有很大的野心。他称赞董仲舒像春秋时的管仲一样，有辅佐王霸之材。也就是说，他希望董仲舒像管仲辅佐齐桓公那样，帮助自己成就王霸之业。然而董仲舒只是个鸿儒，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野心。他一直循规蹈矩，用仁义礼乐的一套东西来扶持符合正道的东西。刘易也就很少提起这件事，而是对董仲舒敬重有加。董仲舒在相任上很有成绩，对刘易也能进谏不诲。

尽管董仲舒在大事上很有思想，但他并不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当了九年江都相，出色的措施不多。相反，他还以《春秋》为依据，经常推演阴阳的运行，搞一些祈雨求神之类的事，然而没有什么成效。可是，董仲舒仍然热衷于他那一套神学，不久，他为此而招来了杀身大祸，吃了大苦头。最后虽没有被杀，却被贬为中大夫，失去了江都相的职位。

公元前 135 年，辽东郡的祭祀汉高祖的高庙和长陵县的汉高祖陵园— — 高园先后发生了大火灾。董仲舒因此在家中起草了一道奏章，说这次灾变是因为上天发怒，遣告人间的 “杀骨肉大臣” 。还没来得及奏上，中大夫主父偃去拜见董仲舒，看到了这篇文章。主父偃一向妒忌董仲舒的才干，于是把奏章偷走，并呈献给汉武帝。汉武帝看了非常生气，他立即召集群儒，把文章给他们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是自己的老师所作，而大加贬斥，认为不过是一派胡言。汉武帝大为恼火，把董仲舒交官问罪，甚至要将他处死。

幸亏他从青年时代就有美誉，名声很大，再加上吕步舒等人为他极力求情。汉武帝怒气平息之后，也觉得杀掉这个 “群儒之首” 有点可惜，于是下诏赦免了他的过错。董仲舒经过这次教训，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之类的事了。

这次事件之后，董仲舒又教了十年的《春秋公羊》。十年后，丞相公孙弘推荐他担任胶西王刘瑞的国相。实际上，公孙弘和董仲舒一样研究《春秋》，但他始终比不上董仲舒，而且公孙弘迎合世俗，奉承当权者，董仲舒认为他好阿谀奉承，有点看不起他，为此，公孙弘对董仲舒忌恨在心。他为了剪除自己的对手，于是推荐董仲舒为胶西相，想借胶西王之手杀掉董仲舒。

胶西王刘瑞也是刘彻的兄长，他比江都王刘易更加骄狂，曾经杀害过不少臣子。董仲舒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去上任，这时董仲舒已有五十岁。当胶西王听说他是当代大儒，对他还比较客气。自公元前125 年上任那天起，他在前次教训和自己年老的情况下，成天唯唯诺诺，只求尽职尽责，但求无过。

在胶西的几年里，他还是颇有政绩的。他以身作则，廉洁下属，推行教令，人民都安居乐业。尽管刘瑞十分骄横，他有时也能上疏谏争。不过他始终担心自己待久了会对自己不利，公元前 121 年，五十八岁的他便称病辞去了胶西相的职务，从此结束了他的坎坷仕途生涯。

归家著书

董仲舒辞去胶西相位之后，便回到家里埋头著书立说，从不问家居杂事，也不置产业。这时他已六十余岁了，可他竟然还和少年时代一样，从来不去园子中看一看。

尽管董仲舒离开了朝廷，但汉武帝并没有忘记他。每次朝廷讨论重大问题，朝廷仍派遣廷尉张汤和其他使者到董仲舒家里征询他的意见。董仲舒总是详细解答，而且回答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

在家里，他总结了自己五十余年治学的心得体会，加上对《春秋公羊》等的研究，写成了十七卷八十二篇《春秋繁露》。他仍继续从事对《春秋》微言大义的研究，从《春秋》的某些语言作出很神秘而又实有所指的注解。这就是汉代兴盛的 “今文经学” 的初期，他写了许多有关 “今文经学” 的文章。所谓今文经学是指用秦汉以来流行的隶书写的解释《春秋》的文章，首先作这种文章的就是董仲舒。

除了研究这类经学的文章以外，他还整理了各次上疏的文章和其它一些议论性的文字，据史书记载，他一共写了 123 篇这类文章，然而到现在，大部分已经遗失，流传下来的只有十多万字。

公元前 121年，他已归家十几年，这期间汉朝达到鼎盛。他尽管在家中著书立说，养病在家，但仍十分关心朝政大事，甚至他 75 岁时，还积极写奏章给汉武帝，坚决反对盐和铁官营的政策，认为这样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公元前 104年，在他写完最后一篇奏章后不久，便因病去世，被葬于西汉京师长安的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那儿，为了表彰董仲舒为汉王朝的效劳尽忠，表达自己的哀思，特地下马致意。因此，董仲舒的墓地，又被称为 “下马陵” 。

董仲舒的影响

董仲舒的一生，走过了 75 个春秋。从一位杰出的学者到皇帝的智囊，从当相治国到归家著书立说，他主要是作为一名思想家度过其一生的。

他主张大一统，罢黜百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首倡独尊儒术， “三纲五常” ，对后代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他的哲学思想，有一些可取之处，在当时也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他的神学是统一于他的哲学之中的。但他以神学为目的，甚至搞一些装神弄鬼之事，实不足取，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他在公元前 140年提出的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逐渐与统治阶级结合而成为中国几千年的正统思想。

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对当时上升阶段的封建社会的统一和巩固，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他那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是有很大的欺骗性的。此后风靡于西汉的 “谶讳之学” ，把儒学推到极端荒谬的地步，追根溯源，就在董仲舒身上。

董仲舒的思想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时也给中国人套上了一具精神枷索，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教育成就

在教育的历史上，董仲舒很多的学生在各个领域也都凸显了他的成绩。在董仲舒的身上也有一些小故事。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在他十几岁之前一直在自己家里读书，三年不窥园。他非常聪明，而且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他的父亲董太公就很着急，认为孩子的健康问题很重要，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歇一歇，就在房屋后面修筑了一个花园，后花园很漂亮，让孩子在读书之余能够到花园里面去玩一会，来歇一歇脑子。

第一年，董仲舒的父亲派人一边到南方学习建花园，一边在家里就准备砖瓦了。头一年动工，这个花园里面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啊，这个场景应该是很好玩的，因为就在董仲舒读书这个屋子的后面。这个姐姐就邀请董仲舒到园子里玩儿，他手捧着竹简只是摇头，就继续看竹简。他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孔子的《春秋》。看《春秋》的时候，要完成先生布置的一些诗经，我先把诗经背会了。

第二年这个小花园建起了假山，邻居和亲戚的孩子们就爬到了假山上，就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小伙伴们叫他，他低着头在竹简上写一些书文，还不去。

第三年，后花园建成了，这个时候亲戚朋友们都想看一下，就带着自己的儿女来看，都跨这个董家的花园建的非常的别致。父母就叫董仲舒说去玩儿，他只是点点头，仍然是低头学习。中秋节的那个晚上，董仲舒全家在花园中边吃月饼边赏月，这个时候董仲舒就不见踪影了，董仲舒在干什么呢？原来董仲舒趁家人在赏月的时候找他老师去研读诗文了。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学习非常刻苦，三年都不窥自己家的小园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仲舒的求知欲望是愈演愈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各家书籍。所以，他后来成为了儒学大师。这样一个孩子确实是很专心，对书非常痴迷，而且读书已经成为了他生活当中的乐趣。

后来董仲舒做了老师之后，他的一些教育思想，也在他的教学过程当中得到了体现。董仲舒他有一个著作《举贤良对策》，这本书当中就提出了文教这种政策。

教育思想

第一个政策跟他的政治主张也是有关系的，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第一个政策。第二个政策就是在学习方面，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第三个方面就是兴教化、正万民，这就是我们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教育方面的思想。

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认为，为了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首先必须统一思想。这样一个思想是通过大力尊崇儒学来说的。那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如何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要培养一些儒家的这样的学说的继承和发扬者。学习和读书的人，一定能够对儒家思想有很深理解。那这个是他第一个教育的主张。

2、兴学校以养士，行教化美习俗。

第二个就是兴学校以养士、新教化、美习俗。与独尊儒术是相联系的，董仲舒就提出来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认为，“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不培养学生，他怎么能有这个文采，就像玉似的，玉不琢不成器的，都需要有一个加工的过程。

什么样的措施能培养学识渊博的人呢？就是兴办学校。兴学校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办好中央的大学。这个大学是什么？就是“贤士之所观，教化是之本源”。然后就对如何办好大学提出了一些意见，要求“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土”。要先有好的老师，才能教出好的学生，并且加强考核选拔，数考问以尽其材。选拔老师，也选拔学生，要多次考他，才能够看到他真实的才能。

地方教化也很重要。中央有大学了，地方也有学校，老百姓总是追求物质利益的，物质生活能够生存的条件满足之后，才能追求精神方面的。就像水往下流一样，水往下流如果没有提防，可能有的时候就会造成灾患。这老百姓追求物质的利益就像水一样，如果没有一些教化，那么这个就像水一样会泛滥，所以教化就能起到水在流的过程当中提防的作用。因此，他建议“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从而达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目标。什么意思呢？其实还是为了政治统治，建立这些学校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的。这样就通过地方办学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稳定统治。对于稳定统治来说，我提到的这些教育方法都有用，而董仲舒在三大文教政策就提出来兴办学校的政策。

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他建议选举贤良，“量材而授官”。董仲舒的建议直接推动了汉代察举制的创立。

从教育家的角度来探讨董仲舒的“文教”政策，就会发现他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对教师的要求上等都有明确的观点，提出了一整套教育理论。

教育目的

董仲舒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地位，也就是之所以要兴办教育，是想把教育作为政治的一种工具。

董仲舒总结了先秦孟、荀两人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认为人性只是“天”创造人类时赋予的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它进而为善。董仲舒吸收了先秦以来关于人性差异论的观点，明确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划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三个不同的等级。“圣人之性”是绝对的善性不需教育，“斗筲之性”为天生的恶性，虽教难善。这两部分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比较罕见的。“中民之性”代表万民之性，方可“名性”。“中民之性”就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只有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因此，教育对绝大多数具有“中民之性”的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他们是教育的主要对象。而教育的目的便是将这些具有中民之性的地主阶级加以教化，使之成为统治阶利益的坚决维护者，而在他的观点里，贫苦的劳动人民是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因为他们对统治者的统治不构成威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董仲舒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便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教学内容

董仲舒重视教学，他说：“君子不学，不成其德。”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德性。从“独尊儒术”的思想出发，董仲舒所提倡的教学内容也完全的儒学化了，他主张以“六艺”(《诗》、《书》、《礼记》、《乐》、《易》、《春秋》)培养人才。他认为各经所起的教育效果不同：“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六部教材都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而具体到教学内容，董仲舒认为教学的主体便是道德教育，这也很符合他所提出的教育目的。

1. 德教是立政之本 。在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中，虽主张教化与刑罚并用，但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本为主，刑罚为末为辅。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

2. 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内容。所谓教化，就是要实行普遍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董仲舒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所谓的“王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认为王道三纲，可求于天，并用他的“天人感应”、“阳尊阴卑”的理论对这一思想进行论证。尽管“三纲”思想并非由董仲舒首先提及，但他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并使之在教育和伦理实践中产生深刻影响。从此以后，臣忠、子孝、妻顺成为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与“三纲”相配合的是“五常”。“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道德概念早已提出，但董仲舒把它提升为“五常”之道并作了新的发挥。“三纲”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五常”则是与个体的道德认知、情感、意志、实践等心理、行为能力相关的道德观念。“三纲”与“五常”结合的纲常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

但是发展到了人类社会的新时期的时候，在劳动人民的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的时候，他的这些束缚人性的理论和观点便站不住脚了，他的这一理论被后人称为“名教”，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君权、族权、夫权，再加上封建迷信的神权，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3. 道德修养的原则与方法。中国古代教育家对于理想人格的形成大多立足于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董仲舒也是如此，他提出的道德修养的原则方法反映了他对个体的品德要求。

（1）“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董仲舒主张在道德教育中，“治我”要严，待人要宽，“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所以要特别注意“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他要求以“仁者爱人”的情怀去爱护、关心他人，宽以容众，同时要以义来约束自己， “自攻其恶”，经常自我检查反省，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2）“强勉行道”  董仲舒指出：“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就是说，奋勉努力地进行道德修养，德性就能日益显著，取得良好的成效。在“行道”过程中，应“尽小慎微”，采取“众小成多，积小致巨”、“渐以致之”、“累善累德”的方法，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以陶铸崇高的善性。

（3）“必仁且智”  董仲舒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还提出“必仁且智”的命题，主张道德教育必须做到“仁”与“智”的统一。他突出强调了道德修养中情感与认知的统一。“仁者爱人”，但不是一种盲目或无原则的爱，而要靠“智”即道德认知来调节。

（4）重义轻利   董仲舒认为，道德修养的焦点在于对利与义的态度上。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必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这里的义是体现封建王朝要求的道德规范准则，利是指能满足个人欲望的物质财富、权势等。利满足人们的身体器官上的要求，义满足人们心灵精神上的要求，二者不可或缺。但是，董仲舒主张对道义的追求应高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只有这样，人生才能获得高度的和谐和最终的满足。“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董仲舒对这一道德修养原则总的概括。这一原则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教学方法

对于教学的方法，董仲舒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1）强勉学问  董仲舒认为教学贵在强勉努力，刻苦钻研，才能达到“博”与“明”的境地。他说：“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盖明”。不论是治学还是修德，都需要发挥“强勉”精神，才能成功。

（2）节博合宜  董仲舒认为教学要注意处理好“节”与“博”的关系，学习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太节会使知识暗昧，太博又会使人厌倦，应该节博合宜，节博结合，循序渐进。

（3）专一虚静  他认为学习必须专一，始终好善求义，才能知“天道”。他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人孰无善？善不一，故不是以立身。”只有心志专一，才能保持高度的学习效率。他又说：“形静而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学习时要头脑冷静，排除杂念，虚心以求。

教学的作用

人性学说是董仲舒论述教育作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人性是“天”赋予人的一种素质。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性与情两种成分，即：性属阳，是仁的、善的；情属阴，是贪的、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育，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

同时，董仲舒认为，教育的任务应由“承天意”的帝王来承担。可见，他把教育看成是王者的权力，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育作用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镇压所谓恶人的余地。

对教师的要求

董仲舒认为，一个优秀的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言传身教，即所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要掌握时机及时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教学分量和进度，即要做到“齐（剂）（调和、调节）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要循序渐进（“造而勿趋”）。要勤于考核、督促，但又不能让学生感到苦不堪言，挫伤了其学习的积极性（“稽而勿苦”）。要观察了解学生，因材施教（“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达到教育的目的。董仲舒将这样的教育称为“圣化”。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教学思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言传身教，遵循教育规律，使教学出神入化，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尽管已经过去了千年，而且他的思想，比如“三纲五常”之类的观点，已经跟现代平等、个性、自由发展的时代格格不入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董仲舒绝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时代也曾因他而掀起了儒学的高潮，尽管仕途上并不是很得意，但是他却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董仲舒三大“文教”政策的提出特别是“独尊儒术”的提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家的道德观成为道德教育的依据。这些都有助于当时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

但是，成功也并不就等于合理，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独尊的地位，无疑对各种非儒学的学术思想起到了抑制作用，从而阻碍了文化的整体发展。不过仅从历史存在的角度来看，董仲舒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无数出色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之中最出色的人物之一。

还有一个政策就是重选举，以选举贤才。董仲舒认为任官之法十分重要，如何选拔官员的办法十分重要，吏治败坏是同“任子”制、“纳资”捐官和累日取贵、积久致官的做法分不开的。以前做官是什么样的呢？是任子制，就是有继承制，还有别人花钱能够买官，还有贵族的子弟常常能当官，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他就有自己的建议，他就认为选举贤良，良材而受官，有什么样的才能做什么样的官。董仲舒的建议就直接推动了汉代的察举制的这种建立。从教育角度来探讨董仲舒的文教的政策，我们就会发现，他在这个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以及对老师的要求上，都是有明确的观点的。他就提出了一整套教育的理论，我们来看教育目的。

其实，董仲舒认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之所以要兴办教育是把教育当成一种政治的工具，你得为政治服务啊，无论提出什么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所以说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他在西汉教育家当中，应该说是他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的。董仲舒就总结了，先秦孟荀，就是孟子和荀子这两个人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认为人性是天创造的，赋予人类的一种鲜艳的素质，还是提倡唯心主义的学说。所以，我们说在某种意义上，董仲舒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还是维护统治阶级的这种统治，所以他这个目的非常的明确，也非常的单一。

那我们再看教学内容来说，我们为什么说董仲舒是一代儒学的教育家，因为他重视教学，他说君子不学不成其德，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在于什么？培养德性、品德。从独尊儒术的思想上来看，董仲舒提倡的教学内容也完全是儒学化的，在教学内容上主张要教六义，诗书礼乐利春秋，诗书礼记乐义春秋，这个是教学的主要内容，六义是培养人才主要的教学内容，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教材似的，教学的科目，就这几个。他认为，各经所取得的教育效果不同，说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於质，《礼》制节，故长於文，就是这个礼记，对于礼节生活规范有关系的；《乐》咏德，故长於风；《书》著功，故长於事；《易》本天地，故长於数；《春秋》正是非，故长於治。六部教材都有重要的教育价值，所以教学内容还要以这六部教育教材为主，而具体到教学内容，董仲舒他认为教学的主体就是道德教育，这也符合他提出的教育目的，为什么道德啊？就是教化老百姓维护统治，所以他说德教是立政之本，这个是教育的目的。

还有三纲五常，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内容。所谓教化就是要什么呢？要实行普遍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三纲五常是董仲舒伦理思想的一个体系的核心，也是董仲舒道德中心的内容，所谓三纲五常是什么呢？王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董仲舒认为王道三纲可求于天地，用他这种唯心主义的思想来解答。但是这样的一个三纲，其实是影响了中国很多年，特别是古代社会，对于古代思想的一些形成，但是呢，在后来的这个三纲五常，也成为了束缚中国人思想的一个枷锁。于三纲相配的是五常，五常是什么？就是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是人们遵守的，其实对人施行教化一个工具。在教学方法上，董仲舒也有一套教学方法，对教学方法提出自己的观点，也有自己一套整的理论体系，强勉学问。董仲舒认为，教学贵在强勉努力，刻苦钻研，才能达到博和明的境地，所以他本人就是一个这样刻苦求学的事例。

他自己达到了，所以他用自己的经验来告诉他所教的学生，就说什么呢？你要学，不是天才，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用的，就是努力，你要学，学了之后，自然就知道了，并不是你是天才你不学就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是要发挥一个主观的能动性，这样才能够成功，还有就是结博合一，这董仲舒认为，教学呢要处理好节和博的关系，你学习啊，不能在博，不能太广，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想学，但是也不能在节，就是很单一的去学某一个专业，这个要注意一个度。太节呢则暗，太博呢则页岩，这个你说只知道一个专业的话，可能你的思路打不开，太博的话，哪个都不喜欢，没有很深入的这种研究，太节会使知识暗昧，太博呢会使人厌倦，应该节博合一。你要术业有专攻，但是也要知道一些其他的东西，这到达到一定的度，还有就是专一需进。

董仲舒认为，学习一定要专一，要始终带着兴趣去学习，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人孰无善？善不一，故不是以立身。说什么呢？只有专一，只有心志专业才能够保持高度的学习效益，你不能一心二用，这也是对我们来说，学习也是这样的，你不能一心二用，一心二用你也做不好，还有说什么？形静而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学习的时候要头脑冷静，排除杂念，这样学习效率高，才能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学习方法上，董仲舒的很多方法都值得我们去学习。还有就是教学的作用，教学的作用和教育的目的其实是相关的，某种意义上是迎合了统治者的要求的。所以，我们说目的和作用是相互的。但是他对老师是有要求的，董仲舒他认为，一个优秀的老师，你在教学当中要做到什么？要做到言传身教。

就是他说的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要掌握及时施教，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掌握教学的份量和进度，这个跟孔子所提出来的一些教育思想也有相同之处，比如说因材施教，学习的态度、方法等等，这样就能轻松达到自己学习的目的，而董仲舒就把这个教育称为“圣化”。董仲舒的一些教育思想对于我们现在也是有影响的，最大的影响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教学思想，强调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师要注重言传身教，要遵循道德规划，使教学能够出神入化。这就是董仲舒，西汉的教育家。

我们说，尽管已经过去了千年，但是他的思想，比如“三纲五常”的观点与现代平等个性的自由发展社会已经格格不入了，但是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董仲舒绝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一个时代也曾经迎他而掀起了儒学的高潮，尽管仕途上董仲舒并不是很得意，但是却得到了所有人的尊敬。董仲舒三大文教政策提出，特别是独尊儒术的提出，对中国的这种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从此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的经典也成为了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家道德观也成为了道德教育的依据，这些都是有助于当时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但是，我们说，成功不等于合理，儒家思想长期处于独尊的地位，对各种非儒学学术起到了抑制的作用，从而阻碍了文化的整体的发展。不过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董仲舒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无数出色教育家当中的最出色的人物之一。

责任编辑：平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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