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关系中释放更多善意政治空间

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尼万隆亚非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举行了“首现笑容”的会晤，双方将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些国人在网上对举行这一会晤表示不解，认为安倍并没有在万隆发表的讲话中认真反思历史，因其讲话没有使用“道歉”的表述。

在万隆的讲话中，安倍着重提及1955年“万隆十原则”当中的第二条“不以侵略或侵略威胁、行使武力来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和“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誓言日本“在对过去的战争做出深刻反省的同时，任何时候都会做一个坚守上述原则的国家”。

但安倍未像2005年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50周年峰会上那样沿用1995年“村山谈话”原文表明对“殖民地统治和侵略”的“由衷道歉”。

与领土问题一道，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长期症结，解决起来需要长期的耐心。在日本右翼势力最猖獗、对外冒险行为最激进的时候，中断中日首脑会晤是针锋相对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手段。但把是否举行首脑会晤作为衡量中日关系走向听唯一标准，指望以中断中日首脑会晤压服日本进而彻底解决领土、历史两大问题不仅不现实，也说明斗争手段趋穷。

长时间禁绝中日首脑会晤，只会助推日本政治右倾，耗干国际上对中国的理解，反过来压缩中国自己的外交回旋空间，也会给中国国内的社会政治运行造成负面影响。

对于中日关系中的敏感问题，还是要在接触中逐步施加影响，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进行斗争，引导形势朝符合中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长远看，中日关系要摆脱一有纷争就长时间中断首脑会晤、再把恢复会晤作为各自谈判价码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更多情况下是一种“双输模式”。

而更大的问题是，中国要尝试与自己并不喜欢的日本在亚洲共存。

当下日本政治右倾的根源在于百多年前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和六、七十年前战后清算与改造的不彻底性，两种不彻底性相迭加，造就了今天日本国民性的残缺和扭曲。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在经济上陷入低迷徘徊，人口结构发生不利于国家长远健康发展的代际转移，加上政企官僚体制患上僵化病，外部战略安全环境发生新变化，这个国家呈现出明显的社会保守化趋势，进而转换成政治右倾化趋势。

日本急于洗脱战争罪名成为完全正常的国家，却又同时以过度敏感、极不安全的心态看待周遭事物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朝鲜的“敌意”。强大的复兴本能和浓烈的自保意识混杂交织在一起，形成今天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催生了向右靠且能长期执政的安倍晋三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进程明显提速，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在国内危机感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驱动下重获加强。

这孕育着战后日本社会、政治环境和战略形态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可能已经固化了日本今后一、二十年的基本发展方向。

有理由相信，日本不大可能重新成为军国主义国家。这样讲，除了战后形成的民主政治、国民和平主义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约束作用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除非其他亚洲国家自行犯下颠覆性的错误，今天的日本已不可能再像百多年前那样靠自我改革创造的成果独步亚洲，进而膨胀出用暴力手段主导亚洲、改造世界的狂热。

但不重走军国主义道路不等于日本就已消除了再次卷入非必要战争的冲动，因为以历史认识、领土争端、民族情绪等问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日本与邻国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仍然缺乏对过去那场战争根源的真诚、全面、深刻反思的情况下，日本始终不能赢得邻国的理解和信任，其扭捏作态、言不由衷、出尔反尔的反省模式把事情变得更糟。

最大的风险被公认隐藏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中，中日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正加速演化为战略竞争。

尽管中日双方在总体政治关系不佳的状态下保持着较高层级沟通，最近还恢复了旨在管控分歧、防范危机的工作层安全磋商，但战略竞争意识、领土海洋争端与历史认识分歧的并列存在和交互影响使得人们不能对这一关系的前景树立信心。

两国寻找解决方案的重点不应放在努力避免什么之上，而是积极争取什么。中日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进而重返战略互惠的轨道，符合中日两国的战略利益和现实、长远需要。

不免重提“欧洲法德和解”这个老话题，毕竟，它是迄今为止人们在国际关系史中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现实的示例，甚至是唯一的。

二战刚结束时，德国人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同盟国各方最初都尽力阻止德国经济的复兴。法国复仇心切，并不打算对德国有半点仁慈。然而，英国和美国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和对苏联势力、共产主义影响西进的担忧，主张拉德国一把。但由于德国经济已完全毁灭，对其不加节制地施加援助意味着必然增加英、美纳税人的负担。为了避免过多伤及自身利益，英、美鼓励德国也要适当自救，用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解决自身难题。

欧洲陷入冷战后，法国使德国贫穷化的愿望落空，但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忧心不已，转而希望通过加强欧洲合作来制约德国。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合作来制约法国、壮大自己并抵御苏联的扩张。1950年，法国主动提议设立法德共同市场，以协调解决两国钢铁、煤炭贸易问题，并对德国国内支柱产业的生产活动实施监督。两年后，法国、德国、意大利组建欧洲煤钢联营，欧洲一体化上路了，德国也最终成为“欧洲的德国”。

不难看出，法德和解是相关方基于不同出发点找到政策交集的结果，它对中日关系不具简单可复制性，因为当年促成法德和解的诸项条件多数并不存在于现今的中日关系中。这些必要条件，一是法德在战后进入同一资本和价值体系的事实，二是德国对二战罪行的真诚忏悔，三是美国由衷且有力发挥的外部调解作用，四是来自前苏联的强大共同威胁，五是在战后废墟上各自重建的紧迫需求以及谁也搞不垮谁的实力均衡。

但法德经验至少证明了，即便是历经数次战争的百年宿敌，也存在相互和解的可能，只要双方不是消极等待历史的裁决——那样的话悲剧必然重演，而是主动创造和解所需的条件。

中日关系的前景也许不像人们想的那么悲观。

首先，亚洲区域合作已巍然成势，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基础的“东亚共同体”并非遥不可及，中日无论怎样彼此厌烦都不可能把对方驱除或使自己隔绝于这一趋势，据此必然会多些“现实主义”，以探索该如何在即将形成的亚洲区域合作体系内共存。

其次，中日目前各自拥有了一位有意志、有抱负、能决断的领导者，这既可能是空前的挑战，也可以是难得的机遇。

第三，在中日双方都始终存在主张两国和平相处、繁荣与共的人士，他们正在恢复发声，于一片并不有利的氛围中进行难能可贵的思考。

第四，美国虽不具备调和中日关系的充分的主观意愿——事实上它在亚洲正被维护自己所谓“亚太主导权”的心态所驱使，但它仍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矛盾控制者的角色。不排除将来有一天，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依愿确立、美国意识到自己必须与中国分享在亚洲的利益时，它会转而在中日之间发挥某种积极的作用。

应当在中日关系当中注入更多善意因素。既然在经济领域可以呼唤“良心经济学”，那么在国际政治范畴为何不能有“善意政治学”的空间？中日关系并非死结，中日双方需要抓住战后70年这个契机，共同启动善意政治的按钮。

借用荷兰裔美国历史哲学家房龙的话讲，“解铃还须系铃人，人类亲手做出的一切，还得亲手去解除”；“这个问题事关勇气，教育次之”。而对于“恐惧”，房龙说，“它是所有不宽容的根源”。 房龙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包括那种为了给本民族增光而歪曲事实的“超爱国主义”。在房龙看来，“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人类”，“不宽容是他们的职责”。

在赢得邻国谅解之前，日本绕不开两件事：一是真诚反省，诚如2014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当天3361名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和幸存者致联合国人权机构联名公开信中呼吁的，“只有中日双方共同站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两国人民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解”。二是克服恐惧，重新成为“亚洲的日本”，以自己的贡献促进亚洲的融合，而不是站在西方利益上试图为亚洲代言。

责任编辑：刘佳星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427/8114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