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诚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与新时期经济增长的抓手

 

徐诚直  中国农业银行宏观经济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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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好，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大家谈谈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与新时期经济增长的抓手。当前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对30多年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进一步改革，是对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有关决定的积极落实，也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人均GDP位列世界倒数第二，曾经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之一。现在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购买力平价就是用人民币能够买到的商品来进行估算，用实际的购买力进行估算得到的结果。

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7575美元，一些地区已经超过1万美元，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这是我们过去多年之前谈到的目标。这背后的原因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自1978年以来的高增长率，而且持续的时间如此之久，应该说是中华民族值得自豪的成就。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一个经济体在比较落后的时期，可以具有一个“赶超效应”，也就是如果具有足够的条件，一个落后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比较快。因为落后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引进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来跳跃式的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从而节约自己的研发成本和研发的时间以及适应的时间。但是随着该经济体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越来越近，这种赶超速度就会放缓。

我们可以拿日本来做一个说明，根据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的研究，如果拿人均教育水平、寿命水平、婴儿死亡率、第一产业占比（占GDP的比重）、人均耗电量等因素来做一个比较，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大约还有40年。40年前，日本刚刚结束了长达十四年平均9.7%的高速经济增长，滑落至持续了18年平均3.6%的经济增长，大家注意到它是从比较高位下降到第二个区间，但是它下降下来的时候已经低于了4%。 终于在1992年日本的资产泡沫破灭之后，它又滑到了第三区间，平均0.8%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经济增速的回落，从本质上说都是“赶超效应”变小的结果，这是一种经济规律。

当然对于我们国家也不例外。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落，一直回落到8%以下的区间，这种经济增速的调整其实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他把这种新发生的变化用“新常态”这个词语来描述。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习总书记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概念，他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2014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又更加详细的论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有关内涵。全面准确理解“新常态”是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前提，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完成各项工作。那么如何理解“新常态”呢？这里我就和同志们简要分析一下“新常态”的内涵，供大家参考。

我们要认识到“新常态”具有动态性，其主要特征有三个。第一个是增速变化。我们谈到中国经济增速自1978年以来达到了大约9.8%。实际上从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间，我国的GDP平均增速高达10.6%，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入世之后我们的出口有一个很大的放量增长。而从2012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增速放缓至7.5%的水平。2014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为7.4%，预计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7%左右的区间，显然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过去了。

第二个是结构的升级。从产业结构来看，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6.1%，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第二产业。我们讲第三产业主要就是讲服务业，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我们这种产业升级的变化也是历史首次。从区域结构来看，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逐渐打破，东中西部区域之间正在形成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区域发展差距逐渐的缩窄。这就是说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是高于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形成了一个赶超效应，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另外伴随着经济结构升级，我国长期以来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也开始缩窄，基尼系数按照我们国家统计局的计算，我们是在2008年达到了峰值，接近0.491%，2009年之后就开始下降了，今天依然在下降。根据李克强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2%，快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我们国家收入差距继续缩小，符合经济学上讲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

第三个是动力转化。经济发展由过去主要依赖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了更多依靠深化改革驱动，更多依靠人力资本提升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创新驱动。换句话说经济增长对集约型增长的这种方式依赖性更加强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上谈到的三点动态变化，虽然本身是一种新的常态，但是并没有形成最后的稳定区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这样的持续性、结构升级的持续性、增长动力转化的持续性都依然取决于我们深化改革的力度，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决定中所布置的工作。

经济“新常态”最重要的内涵可以说是市场优化升级，经济增长由粗放型转向强调质量效益的集约型，这仍然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才能实现。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如果不能实现则可能出现“失速”，就是增速过度消化。所以这里必须和同志谈到，粗放式增长的发展模式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难题。其实我们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就是1996年到2000年这个五年计划之中，就已经正式提出了要求实现从粗放模式向靠效率提高支持的集约模式进行转变。但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工作距离我们的目标和要求还很远。我想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在深化改革上如此用力的一个背景。

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10万亿美元，7%的增长就意味着7000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因为很多国家的GDP还达不到7000亿美元。而对我们来讲只是一个增量，如果我们希望维持7%左右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未来就不是7000亿的概念，未来可能一年就要增长1万亿或者更多，这绝非易事。

 

上面谈到经济增速调整是一个经济的规律，但是调整的幅度大小，事在人为。我们经济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种高度法治化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可以说多年以来，因为这种改革，我们的经济增长背后有一种叫做“制度红利”的东西在起关键作用。那我们的基本面还有人口红利，因为我们的人口多，他们的平均工资比较低，所以我们的成本就比较低，这种人口红利在我们基本面发挥作用。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就是指我们的技术距离发达国家的技术前沿是比较远的，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引进来发挥这种后发的优势。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人口红利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渐渐消失了，我们的后发优势空间收窄了，“制度红利”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就更加重要了。我们说“改革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习总书记说“要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这就是鼓励全社会在党的领导下要继续深化改革，扫除机制体制的弊端，谋求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转变。

今年一季度我国的GDP增速已经破7，这是2009年以来的首次。这是一个警醒，警醒我们伟大的成绩绝非轻易可得，我们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二、新时期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

2015年是我们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之年。今年在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现，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同时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巨大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作为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经济增长问题，在经济学中属于长期经济问题，其决定因素在供给的层面而不在需求的层面。所以谈经济增长问题，我们不从“三架马车”这个角度进行，“三架马车”我们讲是一个决定短期经济面貌的力量，在长期上我们看供给层面。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讲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效率（Productivity），就是单位工时内能够产出的商品和服务的量，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有很多，比较重要的有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制度设计、市场规模等等。

从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我们在读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我个人认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了总理提出“双引擎”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引擎，一共是“三大引擎”。 第一大引擎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国家有13亿6000万人口，其中劳动力资源超过了9亿人，世界第一。这个资源非常巨大，它不仅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力量和生产力量，也蕴含着发现机会、发现点子、发现新配方的巨大力量。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认为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第一，鼓励发现。创业创新意味着新技术、新配方、新组合，这必将促进效率的提高。第二，优化资源配置。因为创业本身就是资源重组，是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财富资源的一种重组，在对市场机会的一种捕捉和利用之下，我们可以把过去没有得到优化利用的资源更加优化利用，从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第三，创业本身就是扩容市场。因为你创业，开一个公司，本身就是在市场当中增加新的元素，提供新的产品，这本身就是提高分工水平，提高分工水平当然也会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大众创业创新可以扩大就业，你开公司总要雇人，然后是促进竞争，更多的公司，竞争肯定会加剧，打造积极活泼的商业文化。因为现在很多创业公司都是80后、90后，他们的商业文化跟过去的死板的、僵硬的商业文化不一样，他们非常有创新性的文化，这也会促进我们这个市场经济有新生的活力。

所以从以上这几个层面讲，第一个引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直接跟经济增长的生产效率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现在要积极的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制度层面来加以支持。

第二个引擎是增加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出要增加公共产品的有效投资。主要是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等民生项目，中西部铁路和公路、内河航道等重大交通项目，水利高标准农田等农业项目，信息、电力、油气等重大网络项目，清洁能源及油气矿产资源保障项目，传统产业技术改革等项目，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项目。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上讲，增加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第一，可以增加投资，现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公共品如基础设施依然十分落后，像刚才讲的棚户区早就应该把它改造了。还有我们讲城市地下管网这些民生项目都是非常落后的，是我们投资的新方向。这种投资不仅可以提高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同时也可以带来就业，刺激经济。

第二，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比如修路可以使交通的便利性提升，信息网络的这种建设可以让沟通的这种便利性提升。

第三，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公共品具有外部性，这个外部性又被称为溢出效应，就说个体经济单位的行为对社会或者其他的个人部门会造成影响，会有溢出。比如教育的作用，它不仅仅提升被教育者个人的知识水平，实际上被教育者他们所参与的组织的平均知识水平也被提升了。因为别的人会跟他进行咨询，他会参与到整个组织的运作中去，他会提高整体的效率，所以我们把这种好的外部性称为正外部性。

所以增加在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方面的投资，将会起到1+1>2的作用。我们举个例子，我国的乡村教育目前存在着非常大的短缺，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校舍缺乏，现在很多校舍是非常陈旧的，在乡村地区的优秀师资非常匮乏。所以我们要投资乡村教育，这不仅仅可以提高当地的GDP，也可以促进当地人力资本提升，有利于长期增长率的提升。所以就公共品方面，建议政府要加大对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投资。要着重去寻找这种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加大投资。

当然我们讲现在我们国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公共品的短板处还是比较多，所以我们投资的领域还是比较广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就是总理讲的我们回旋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第三个引擎我想重点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引擎的内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提到，这就是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一路一带”建设，“三个支撑带”为代表的区域发展新战略。从经济本质上讲，战略核心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为什么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大引擎呢？其实这里要谈到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视角。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英国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分工是国民富裕的根源，因为分工可以带来技术的进步，有了分工之后，大家就可以专注精力放在某一个环节上，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大家就会更容易带来技术水平的提升。那么决定分工水平的因素是什么呢？亚当·斯密说就是市场的规模，他说是交易力量的大小限制了这种分工。就是说如果交易的力量很大，那么分工就会更加的细。这种交易力量就是市场规模，所以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规模是决定地区富裕程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比如很多交易只能在城镇进行，不能在农村进行，所以城镇就更富有，分工更细。比如水陆交通扩大了市场，所以我们看到，在古代河岸以及海岸附近是经济优先得到发展的地区，四大文明是依赖河流而诞生的。为什么说我们总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亚当·斯密认为不是因为河流具有什么神秘性的作用，而是水陆交通带来了更大的市场规模，导致了该地区更容易富庶和繁荣。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候，我们就会认识到它对经济的作用比想象的更加重要，是发挥着引擎的作用。这个战略在本质上就是使市场规模扩大，促进分工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而且重点经济区域对全国经济增长的意义可能非常大。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英国的大伦敦地区，它的经济规模占整个英国经济的20%以上，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一半。如果我国也能打造出一个或者几个像大伦敦区这样的经济带，无疑对经济增长的整体拉动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我国当前提出和正在推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一带一路”的战略都是具有这种增长内涵的重要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报告时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国家战略。这是习总书记对于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次战略提升，也是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的一个深刻的提醒。我们要认识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京津冀协同发展必将推动该地区甚至全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当中，我们现在主要是突出讲三个“一体化”：一是交通一体化；二是环保一体化；三是产业一体化；具体来说，在交通一体化方面，计划到2020年京津冀区域将形成9000公里的高速公路网，9500公里的铁路网和主要城市一小时城际铁路的交通圈。京津石三个核心城市之间均有三条高速相连。周边区县公路与高速公路也有对接口。

在生态环保方面，主要是建立健全京津冀三地联防联控合作机制，着力改善京津冀的空气质量。机动车排放污染监管平台、水资源统一调配管理平台、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建设、生态区域建设等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在产业转移这个层面，实际上是关乎疏解北京非核心功能，北京将向周边区域转移部分产业以及将部分的行政事业单位、科研院校和高等院校转移出去。现在北京和天津、河北将打造“4+N”的产业格局，就是曹妃甸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区、张承生态功能区，这四大战略功能区。

目前河北已经推出40个对接京津的重要平台；天津则承上启下，一方面与北京的企业洽谈落户入津，另一方面也将部分自身企业转到河北去。我们可以预期在以上这些“一体化”战略的相关措施推动下，京津冀地区的市场一体化将会加强，同时市场规模也会扩大，必然会带来该地区经济甚至全国经济更快的增长。

其次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我们谈到协同发展的时候，我们必然要谈到制度上的隔阂要打破，否则谈不到真正的一体化。目前从顶层设计入手，在中央和有关部委的统筹下，三地正在打破机制和体制的藩篱，努力实现“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京津冀地区计划逐步建立三地统一的企业产权、知识产权、林权、矿权等市场化流转制度，推动制定跨区域的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政策措施，促进资源共享。

目前北京河北已经取消手机长途漫游，京津冀三地的海关也启动了通关一体化。京津冀三地都意识到不加大改革的力度，不建立有利于区域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就很难实现突破性进展。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深化改革，同时它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落脚点，它的成功经验将对于我们国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再次协同发展战略有利于平衡河北与天津还有北京的经济差距，以及有利于北京和天津各自优势的进一步提升和各自问题的加速解决。我们从京津冀三地的具体情况来看，河北目前经济发展程度与北京、天津的差距较大，从人均寿命上讲，河北地区比京津地区要低4岁到5岁，河北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仅仅是北京的41.2%。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河北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引进技术和人才产生赶超效应，进入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有一个后发优势，落后的地区可以通过学习引进先进的技术和人才来实现跨越式的提升生产力水平。

对于河北来讲，如果它能够很好的利用跟天津还有北京的这种落差、这种机会，那么它就很可能生产出一种高速的增长。同时也给河北带来巨大的投资收益，因为投资回报率跟经济增长的水平，经济增长速度是紧密相关的。

对于天津和北京来讲，通过跟河北的协调发展，可以疏解很多问题，比如疏解人口过多，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也可以疏解部分产能过剩的问题。北京地区的人口过多是一个很明显的负担，人口过多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北京的功能太全。所以疏解一下北京的非核心功能，对于人口的分流会有很重要的作用。人口的增长速度控制住之后，对北京是有好处的，减轻了北京很多的压力。

下面从经济学的角度谈一谈京津冀三地协同的内在意义。现在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5000美元，劳动力成本可以说比河北高得多，这就造成在北京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成本升高。过去因为交通不够便利，或者说因为政策的差异比较大，所以你要把一个在北京的厂或者在天津的厂转到河北去，转到石家庄去，转到保定去，你的成本会比较大。

现在京津冀“一体化”以后，这个成本就会下降。我们把过剩的产能搬移出去的成本就会下降，这样既可以增加对河北的投资，促进河北的就业，也可以提高这个企业利润和效率。因为到了河北之后，可以用到更便宜的劳动力，成本就会下降，利润就会提升，企业的价值就会升高，企业的生产力也会提升。

这样的话，既有利于企业本身进行产业升级，也有利于这两地经济上的互补互用。现在京津冀地区的面积有20万平方公里，其中河北省的面积占绝大部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之下，河北省的经济可以崛起，发生赶超式增长的话，那么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产生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对于京津的带动也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因为河北收入提高之后，随着人口的流动、企业的流动，对京津企业发展都会很有利的。

那么对于天津来讲，京津冀协同也是一个机遇。虽然天津是个发达城市，但是我们说它跟北京的一体化程度并不是很高。今天我们讲一体化不是说产业要雷同，而是说市场的流通比较顺畅。一体化的内涵不是说都要一样的产业才叫一体化，而是说大家在做生意的时候，在进行经济发展的时候，它之间的交易成本是比较低的，就是说它的流通是比较顺畅的，这样它的一体化程度就是比较高的。

北京毗邻天津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说天津可以很好的跟北京这个市场沟通的话，无疑对于天津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理论，叫做比较优势理论，那北京和天津这种都是很发达的城市，它各自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协同发展的含义就是说让各自的比较优势更好的得到运用。

比如说天津的创新性金融、港口货运枢纽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像天津的融资租赁业应该是全国第一的，融资租赁业的发展在天津活力是非常强的。港口货运这一块北京也赶不上，北京没有那么好的港口，所以这些优势伴随着市场的扩容会进一步的提升。

可以预期，北京和天津协同发展一定是乘法，不会是加法。所以我们现在首先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需要做的就是在政策上进行体制和机制的协同，打破过去的这种隔阂。现在两地的发展阶段比较近似，地理位置又比较近，所以说协同的难度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这个机会应该抓住。

 

最后，我们要看到：我们国家经济增长“三大引擎”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万众创新、大众创业，还有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刚才我讲的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打造新的空间格局，扩充市场规模。比如说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加大投资，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会带来创业的一个新机遇。当然同时也会推进相关地区城镇化的进展，这跟我国的城镇化规划也是统一的。

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党所正在实施的和正在深入推进的经济建设蓝图是逻辑统一，张力十足，对症下药，充满希望的。有一句古话“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在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有信心，中国的经济成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努力下，必将无往不胜，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今天的报告主要是从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以及“三大增长引擎”或者说“抓手”出发，跟大家谈一谈我们经济的整体情况。大家在听了我这个分析之后，应该认识到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基于经济规律发生的一个新的事实，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同时我们要把这种变化要做到最佳。所以在我们国家“三大增长引擎”下，我们对未来是充满乐观的。需要我们积极的去落实才能够胜任挑战，把历史的机遇抓住，从而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今天我的报告到此结束，有不当之处，还请同志们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王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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