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案例 | 上驾校靠“考”还是靠“贿”？

 

【事件介绍】

驾校学费涨破1万元 有多少“驾考腐败”不为人知？

截至２０１４年末，我国机动车驾驶人已突破３亿人。按照交通法规要求，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大大小小的驾校是司机通过驾考取得驾照的主要渠道。

不过，一面是驾校收费近年持续上涨，部分城市２０１５年的学车价格突破１万元，“上市驾校”毛利率普遍超过５０％；另一面则是一些地方屡屡上演“驾考腐败”，考官违规收受的“驾考红包”达到千万元之巨。

驾校学费破１万元，“上市驾校”毛利率超５０％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今年年初以来，不少地方的驾校报价均有一定涨幅。

“２０１４年暑假咨询时还不到４０００元，年底报名时却发现又涨了快一千元，只好赶紧报名。”北京市民周先生说。

在上海，与２０１１年年初相比，多家大型驾校的普通Ｃ１照学车费，已从每人不足４０００元涨至今年春节后的１万元左右。在上海规模较大的巴士驾校的多处报名点，销售人员表示，目前参加普通Ｃ１照“快速ＶＩＰ班”的学费为每人１２５００元。

位于上海徐汇区的环卫驾校销售人员则表示，目前学车“起步价”为每人９０００元，且不含考前模拟和补考费。一些驾校宣称，由于近年驾考通过率明显降低，学员学时拉长从而导致运营成本上升，“春节后部分驾校就调了价，现在报名至少要排队４个月。”

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部分中小城市的驾校培训费也均有上涨：在安徽合肥，近４年来，Ｃ１照学费从每人不足３０００元涨至４０００元左右；陕西西安碑林区一家驾校负责人介绍，２０１１年花２３００元即可通过全部考试，如今，学费已涨至每人３３００元。连连上涨的学车费，让不少消费者感叹“学车贵”。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Ａ股已有多家从事驾培行业的上市公司或拟上市驾校，其毛利率均超过５０％。以位于北京地区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为例，其普通班收费均超过５０００元，也有报价９８００元、１３０００元的多种“贵宾班”。该公司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显示，２０１３年营业收入达９．６２亿元，毛利率为６３％。位于安徽芜湖的上市公司亚夏汽车则披露，２０１３年其驾培业务毛利率为５１％，驾培行业在交通运输业中堪称暴利。

 

“驾考红包”动辄数千万，服务价高质低暗藏腐败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的驾驶培训实行社会化，由交通主管部门对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实行资格管理。驾驶培训学校、驾驶培训班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学员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技能的培训，确保培训质量。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居民学车费连年上涨的背后，是种种乱象屡禁不止乃至腐败问题。“驾培行业收费看似是市场行为，但很多地方的审批环节还没有放开，驾培行业供给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滋生出高价等乱象。”上海华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施莉珏说。

以近日宣判的广东湛江驾考腐败“窝案”为例，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就查明，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前，湛江市车管所的３９名驾考考官收受驾考考试人员红包，被查后合计上缴“红包”２１００多万元，每科考试都有公开的“红包行情”：桩考１００元、路考３００元等等。

湛江市纪委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收受“红包”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驾校直接向学员抬高报价或收取额外费用，由业务员交给考官；二是教练直接向学员收取，考完试就把钱放在考官车内等。“驾校充当了中间人角色，学员—驾校—车管所串起了驾考系统的腐败链。”

而北京、上海等地多名驾校学员反映，在暴涨的学费之外，驾校学车还有诸多隐性费用。“不给好处，就会在报名之后迟迟不笔试、笔试之后迟迟不上车、上车之后迟迟不路考。”安徽芜湖公交驾校一名学员告诉记者，驾校一直以“考位不足”为由拖延考试时间。无奈之下，他在准考证到期前，千方百计“托人”才终于能参加考试。

此外，近年来，各地严控驾校数量，学车排队现象加剧，驾校企业频现协会定价、大企业议价等“集体加价”风波。２０１３年年初新交规实施后，北京、上海多地驾校集体上调价格，一些地方驾校一月内涨幅超过１０００元，理由同样是“考试难了，通过率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究其原因，尽管目前法规未禁止直接申请驾驶许可，但个人并不便于上路学车、练车。”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认为，在一些地方，驾校垄断了安排学员到车管所参加考试的权力，车管所则把考试名额分配到驾校，这种模式使驾校有足够底气“提价不提质”。

 

培训重价轻质或造成严重道路安全隐患，有地方探索学员自主预约考试

早在２０１１年颁布的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出，切实加快提升驾驶员培训等相关辅助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公安部相关负责人２０１４年也表示，将推动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改革。

许光建等专家指出，从现实看，我国驾培行业的服务水平距离居民要求还有差距：一些地方多年来驾校数量和教练车数量几乎没有增长。安徽省交通运输厅相关发展规划明确，到２０１５年，安徽省的驾校数量为１８０家，仅在２００９年基础上增加８家。

数据显示，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４年，上海市驾驶员培训机构的数量仅从１９４户增加到２０３户。“从国内外来看，驾驶员培训作为一项公共性的社会化服务应当保持微利运转，‘重价轻质’可能造成严重的道路安全隐患。”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认为，对于同城驾校集体提价，物价或备案部门有必要规范、判断是否存在价格联盟行为。

有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社会学车需求快速增长，由于驾校“行政审批制”重牌照发放轻事后监管，驾校的驾考教学质量和容量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个别地方审批环节的垄断，导致区域驾培行业远远供不应求，由此滋生出涨价和多种腐败空间。”施莉珏说。

近年来，已有湖北省咸宁市车辆管理所、安徽淮南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广东湛江市车辆管理所等地监管部门负责人因“驾考腐败”落马。法律人士表示，在新一轮驾考改革中，事前审批亟须走向事后监管，才能维护消费者权益，消除寻租和垄断行为。

记者了解到，近日四川、广东深圳等地打破了驾校对驾考的专营权，开始试点学员自主预约考试。一些消费者也呼吁，驾校改革中可逐步兼顾居民的“自学自考”需求。“对于通过协会协商、合谋集体涨价的行为也需严厉查处，只有在审批制度改革和公开透明的监管下，才能减少驾校的垄断空间。”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范剑勇说。

万元上驾校还要“贿”考才“过关”？

近年来，不知是人们收入增加还是汽车降价，哪个地方不是人多而是车多，参加驾考人数与日俱增，使各驾校学员爆满“红得很”，驾校教练学员排队学车候考“翘得很”，驾考成为许多地方车管所的一块“唐僧肉”，因此滋生各种违法乱纪现象。近段时间曝光的湛江市车管所原所长梁志雄受贿224600元，获刑10年，39名涉案考官主动上缴红包共计2100余万元就是典型的案例。今年春节过后，部分城市驾校学车价格突破万元。学费高涨之下，考驾照小本还有“贿”考才能“过关”吗？

一些考过驾照的人对送红包考试买“保险”得以轻松过关“潜规则”并不陌生，驾考学员向教练交红包，教练向考官交红包，考官为留任监考而向领导行贿交红包见惯不惊，当然受害的只能是处在最底层的驾考学员，是社会公众，破坏的是原本严肃的考试规则与公平公正，损害的是社会诚信度。

 

驾考腐败之害不但在于影响公共服务正常运作，损害政府公信力，还在于破坏考试规则，不知放过了多少“马路杀手”，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严重隐患，害人害己害社会，自当受到严惩。然而驾考腐败的产生，原因固然在于部分工作人员罔顾法纪、以权谋私，却也与所谓“红包文化”不无相关，后者或是构成驾考腐败的社会土壤。

驾校“贿”考才能“过关”，很显然是以权谋私，也是严重的腐败行为，应当真刀动枪予以严惩，不给驾考腐败留下活动空间，更不能为驾考腐败活动添砖加瓦。再者如果所有学员都坚守原则不给考官送红包，就不会发生类似驾考腐败现象，驾考强行收红包、学员买“保险”过“四关”的现象就会自然停止。

【启示与思考】

驾考腐败的产生，原因固然在于部分工作人员罔顾法纪、以权谋私，却也与所谓“红包文化”不无相关，后者或是构成驾考腐败的社会土壤。   

在我们身边，类似红包现象实在并不少见。譬如看病要给医生红包，办事要找关系送礼，做生意的也要看“上面有没有人”……对许多人来讲，制度规定不过是一张纸，关系和金钱才是“打通关”不可或缺的“两把刷子”。这既真实反映了当下法规和监督体系尚不健全、法治意识缺乏的一面，也足以表明，红包陋习的背后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

公民学车本应享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却因为人为压缩的驾校数量，导致了供求关系之间的失衡，被迫在极其有限的驾校面前，丧失了用脚投票的机会。驾校随意提高学车费用，却没有收到任何有效的价格监控，以至于呈现失控趋势。公众不通过驾校而直接申请驾驶许可的权利，总是在各种既得利益羁绊下难以落地。

驾校学费不能成为又一座“大山”，有关驾校管理的相关行政审批程序应进一步放开。如果行政主管部门不能革自己的命，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外在推动。比如，能否将驾考审批纳入新一轮行政审批改革的进程当中，明确规范其负面清单，为市场松绑，最终让驾考回归其应有的公共服务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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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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