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

 

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新常态”是领跑经济领域的关键词。我们今天主要围绕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讲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失衡、新政策。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的变化，即：新起点、新机遇、新约束和新挑战。

（一）新起点。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当代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最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怎样的前景和发展趋势，应当怎样去把握历史趋势和机会，这就是我们讲的新起点。这里，我们主要来看两个数字的变化：一是GDP总量；二是人均GDP水平。

第一，GDP总量的变化。从改革开放至2015年这37年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率在9%以上。我国创造了一个持续高速增长的纪录，这在当代各国经济增长史上，还没有发生过。

据国家统计局刚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4年年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过了63万亿人民币，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GDP总量，大概提高了26倍，就是说，现在我国大概十几天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全年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按照汇率法折算，这63万亿折算成美元，大体上接近10万亿美元，占2014年全球GDP比重的12.2%，位列世界第二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GDP总量占全球GDP的1.8%，位居世界第十位。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经济规模扩张速度非常迅猛。2010年，我国GDP总量按当时汇率折算，第一次超过日本，挤进世界前两名。2014年，美国GDP总量不到18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是23%左右，位居世界第一位，我们9万多亿美元，占全球比重12.2%，排在世界第二位。

第二，人均GDP水平的变化。更体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的一个数字是人均GDP。到2014年年末，我国人均GDP水平接近5万人民币。改革开放37年来，我国人均GDP水平年均增长速度在8%以上。按照2014年的汇率折算，2014年我国人均GDP第一次超过了7000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最新阶段划分标准，一个国家人均GDP在12476美元以上，叫高收入国家，到2014年年末，世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是70个；在12476美元之下，4055美元以上，叫“上中等收入”国家，到2014年年底，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是54个；在4055美元以下，1025美元以上，叫做“下中等收入”国家，指解决了温饱的国家，到2014年年末有54个；在1025美元以下，是“低收入”的穷国，到2014年年末有36个。以此推算，2014年，我国人均GDP的排名大概能到80位左右。按照世行划分标准看，中国人真正解决温饱是在1998年，按当时的汇率折算成美金，我国人均国民收入第一次达到了世行当时划定的下中等收入阶段，从低收入进入了下中等收入，也就是从贫困进入到了温饱。2010年，按照当年汇率折算，我国人均GDP水平第一次从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自2010年以来，就人均GDP水平看，我们继续巩固和提高着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水平。

（二）新机遇。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一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前后，即：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二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前后，即：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一，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现在，世界上有70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达到了12476美元以上。这70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这一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2年零4个月。其中，有20个人口大国和经济区，即人口超过一千万人以上的，实现这一阶段穿越所用的时间更短些，平均用了11年零9个月。大国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起飞初期和起飞前的准备非常艰难，阻力大，所用时间长，但是，一旦起飞，特别是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中后期、加速期，其冲击速度比小国来得更迅猛。就是说，到了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这一阶段，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是个加速期。2010年，按照当时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达到了上中等收入的起点，比照上述规律，假如给我国十年时间，就是2020年，刚好也是我们提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就是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拿到国际社会去比较，相当于当代国际经济发展史上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关于我国百年小康的目标，到时候在经济上要达到两个数字：

一是到2020年，我国GDP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比2010年翻一番。2010年我国GDP总量接近50万亿人民币，翻一番的话就是接近100万亿，按照2010年的不变价格和汇率折算成美金，刚好近18万亿美元，赶上美国现在的水平。

2014年10月11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发表了报告，按货币购买力评价测算，从2014年10月11日算起，我国GDP总量第一次超过了美国。这个报告公布了，影响非常大。对此，我要做个解释。美元和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于是就用这两个货币的购买力进行折算，就是两个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在各自市场上买完全相同的东西，用购买力的这个比价，去折算这两种货币。这种方法很流行，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折算方法的问题是，所选商品的结构至关重要。具体来看，如果所选商品中，劳动密集程度大的商品选的多，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比美国便宜，以人民币在中国买劳动密集的产品，购买力相对就高，折算过去，人民币就会被高估；如果所选商品中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品多，美国作为资本大国、科技大国，这些商品在其市场上相对便宜，由此折算，美金购买力相对就更高。因此，按照这种购买力平价折算，往往会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高估十年。所以说，用购买力平价这个方法去考量经济，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用三年平均汇率进行折算,到2020年，实现我国GDP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按不变价格翻一番，折算成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还只能是世界第二。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二是人均GDP，到2020年按不变价格比2010年翻一番。2010年，我国人均GDP大概是34000多块人民币，按不变价格翻一番，是68000多人民币，按照2010年的汇率，折算成美元，是人均12500多美元。如前所述，如果人均GDP达到12476美元以上，就是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的起点，那就是说，到2020年，如果我国实现了比2010年人均GDP翻一番，就意味着，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第二，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内容更丰富，我只讲一个数字，就是人均GDP。到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人均GDP水平来说，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主要发达国家，像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我们赶不上，因为我国有一个人口问题。这些国家人均GDP都在五万、六万美元以上，富裕的国家像挪威，2014年人均GDP大概十万美元。但是，我们赶上葡萄牙、西班牙这些欧洲大陆国家，也就是中等发达国家，我们叫做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是完全有希望的。

那么，现在我国面临一个怎样的机遇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所提到的，中国人离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近到什么程度？不需要几代人，甚至不需要两代人，就是这一代人。从现在算起，五六年的时间，我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穿越，建成全面小康；再过三十几年的时间，我国将会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叫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三）新约束。约束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新变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方面：需求方面的变化——市场销售条件变了。穷国的需求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长期严重经济短缺。为此，富国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羡慕他们可以只关注生产，不关注销售，只要生产出来，不愁卖不出去。但是，到了新常态，进入了上中等收入这个阶段，需求会逆转为疲软，出现产能过剩。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

其一，投资需求方面，出现有钱投不出去的状态。进入到上中等收入这个阶段，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居民存款增加了，银行储蓄规模扩大了，如果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不升级，那么，银行即便是拿着大把的钱，在市场上也很难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若是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势必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此一来，一旦遇到经济危机，许多企业就会被淘汰掉。

 

其二，消费需求方面，出现消费需求疲软。为什么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会出现消费需求疲软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是否跟着相应的提高，取决于一个重要的经济条件，即国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大量的钱给了少数有钱人，有钱人除了健康啥都有了，就不花什么钱，穷人急需花钱的地方很多，却没钱可花，不敢花钱，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降低，出现消费需求疲软。

投资需求疲软与消费需求疲软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市场出现萧条，导致企业销路不畅，企业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到期不能还债，依照《破产法》，要进入破产程序，一旦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增多，带来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高失业。一国穷的时候，高失业问题不大。因为穷的时候，高失业的主要人群是农民；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出现高失业，就非常麻烦了，这时候，失业的主要人群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这些人有政治自觉，他们和农民不一样，搞不好要结党，对社会的冲击力非常大。

另一方面：供给方面的变化——生产环境、生产条件变了。穷的时候，生产的核心优势，最基本的竞争力，是要素成本低、劳动力便宜、工资便宜，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拿着低工资、低社保，有大量闲置土地，能源、运输等都便宜。如此低成本，到国际市场跟人家竞争，拿了订单，再扩大生产，带动经济高速增长，就业增加，收入水平提高，是这样一种模式。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各种要素开始大幅度涨价，工资越来越高，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人口红利越来越薄，土地越来越稀缺，环境治理标准越来越严格。整个经济从宏观到微观，成本都大幅度上升。这个时候，就要求这个国家必须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就是全要素技术进步各方面的贡献。否则，经济就会发生两个问题：一是成本高，效率低，消化不掉，出现成本推进型的通胀，民不聊生；二是竞争力弱，拿不到订单，失去市场，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出现高失业。

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发生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自然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比前一个时期回落。

（四）新挑战。一个国家的经济从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从国际经济史看，平均需要12年零4个月，大国需要11年零9个月。但是，大量的国家没搞好，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穿越不过去，长期停留于原地，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回过头看，战后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从经济方面解释，就是没能适应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经济条件的种种变化，其增长方式、发展战略，没有及时地变化和调整。

现在，我国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方面：面临空前的机会，现代化的目标离我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另外一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构成中等收入陷阱变化的这些基本因素在我们国家都存在，而且非常深刻，甚至说很严重。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失衡

经济增长问题是个宏观问题，即均衡还是失衡，协调还是不协调的问题。宏观经济总量的考量，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总需求，即一国国民经济当中能拿出多少钱去购买；二是总供给，即一国国民经济当中能提供多少东西去出售。均衡状态是理论上的一个假说，是人们的一种追求，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现实中存在的就是通过各种宏观调控手段，促使总供给和总需求趋于比较均衡。总供给与总需求如果出现失衡，失衡的程度要给以控制，否则经济就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和动荡之中。这也是宏观调控、宏观政策的基本初衷和基本使命。

（一）对比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至1998年5月，经济短缺、需求膨胀阶段。这期间，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失衡。经济增长不均衡，主要的问题表现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呈现短缺经济。当时，最主要担心的问题，就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发生过三次比较大的抢购风潮，均发生在1998年之前。与这种情况相适应，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到第七、第八、第九个五年计划，我们始终讲，宏观经济适度紧缩，紧缩需求。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采取紧缩的政策方向，目的是把总需求管住，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

第二个阶段，1998年下半年至2010年年底，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疲软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首先出现的是电视机、家用电器、纺织品等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到2008年以后，2010年之前，就不仅是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重要的工业投资品也开始出现普遍的产能过剩。一些过去奇缺、价格一路高扬的商品，比如钢材、煤炭、铝材、铜材这些东西，开始严重产能过剩，销路不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先后从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逐渐演进到工业投资品的产能过剩。与产能过剩相对应的，是需求疲软，首先是内需不足。如果内需不足，有出口也就是有外需支持，还可以得到缓解，但非常不幸，在这期间，我国经济先后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受到了严重打击。

 

本来内需就疲软，外需又受挫，再加上当时我国政府对世界有一个承诺，就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人民币不贬值，这就意味着，我们又把市场让给了别人。一国竞争主要靠两样东西：一是产品质量；二是价格。同等质量下，价格降了一半，竞争力肯定比过去提高了。这也是各国家为了回笼外汇，扩大出口时常用的一个手段。

我们把国际市场让给了别人，日子非常难过。1999年、2000年、2001年连续三年，我们的物价上涨是负的，就是通货紧缩，这比通货膨胀还可怕。通货膨胀是使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不值钱，贬值了；通货紧缩是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手头紧张，没有钱，物价是负的，说明经济不景气，企业日子不好过，销路不畅，资金周转不灵，企业应收未收款越来越多，三角债越来越多，一旦企业停产、破产多了，就意味着高失业，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没有了稳定收入。对于一个劳动力大国来说，治理通缩比治理通胀还要难就在这个地方。当时，我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国家经贸委公布的数据是三千多万，将近四千万，有三分之一的乡镇企业倒闭，拿不到订单。这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再看，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就更大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发生了多次周期性的危机，但没有一次经济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负增长，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了战后第一次全球经济负增长。

进入在21世纪之后，2008年之前，我国出口需求，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22%左右。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打击，到2009年，我国出口需求增长是负的16%以上，接近负17%。前后对照，我国出口增速净下降了将近40个百分点。再加上内需本身的疲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市场需求动力不足，企业销路不畅，经济增长乏力。从2008年第一季度开始一直到2009年第一季度，连续五个季度，15个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由此迫使我国政府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采取反危机的措施，特别是第四季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我们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运用财政和货币双扩张，刺激需求，稳定经济增长，保障经济增长动力，保障就业。直到2010年10月，我国政府对外宣布，我国从全面刺激经济的反危机政策轨道中率先退出。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失衡主要是内需疲软，又先后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打击，经济增长乏力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需求不足是主要的威胁。相应地，我国宏观政策的取向是全面扩张，特别是扩大内需成为基本政策倾向。

第三个阶段，2010年10月至今，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我们叫双重风险并存。以往的宏观经济失衡，要么是通货膨胀，需求大于供给；要么是需求疲软，经济不景气。这两种失衡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分别发生的。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紧缩就好了；需求疲软，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压力大，那刺激需求就好了。现在我们遇到的失衡是，这两个问题同时发生。因此，在选择宏观政策时，既不敢刺激，也不敢紧缩。如果全面紧缩需求，有利于遏制通胀，但加剧了经济下行；如果全面刺激需求，有利于缓解经济衰退，遏制经济下行，但会激发通货膨胀。这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当时将其概括为“滞胀”，至今滞胀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得这么深刻，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为缓解滞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调整，虽取得了短期缓解滞胀的效果，同时累积了一系列矛盾，最终酿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

（二）分析新失衡构成的新特点及其动因。

第一，别看我国通胀的数不高，可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压力。一般的，其他条件不变，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高，通货膨胀率相对会越高，因为经济增长速度高，说明需求活跃，需求活跃就拉动价格相应上升。由此，我国2011年经济增长率从预定的8%达到了实际的9.3%；通货膨胀率从预定的3%上升到5.4%，这是符合经济增长逻辑的。

 

2012年、2013年，我国通货膨胀率都在2.4%左右，就是3%以下，经济增长率是7.7%；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率7.4%，通货膨胀率2%，濒临临界通货紧缩的警戒线。估计2015年1月，我国通货膨胀率是1点几，此前2014年10月份是1点几，2013年5月是1点几，2012年4月是1点几，有些月份的通胀率已经在警戒线水平以下。可是，面对如此态势，为什么我们的宏观政策制定者特别担心的是通货膨胀，我们的货币政策始终把反通胀作为首要目标，采取从紧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呢？来分析一下现在我国通货膨胀构成的原因，答案就自知了。

其一，那么多票子出去了，现在要为反危机的政策买单。

从2008年第三季度，特别是第四季度，全面刺激经济，刺激需求，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我们向流通当中注入了大量货币，以增加流通当中的购买力，活跃市场需求，使企业销路更通畅，企业资金周转速度更快，流动性更充裕，使经济增长速度更高，稳定就业。到2014年年底，流通当中的货币存量，就是广义储蓄存款（M2），已经达到120多万亿，和我们63万亿的GDP比，差不多是2比1，大大超出了正常比例。

作为反危机的政策，这么多的货币注入到流通当中，产生两个作用，一是活跃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确实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增长9%；2009年全球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达到8.7%；2010年全球低迷，我国经济增长10.2%；2011年全球复苏步履蹒跚，我国经济增长9.3%。二是这么多票子出去了，三传两递，经过一段时间，一定会传导到消费品物价CPI上去，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欧美国家传导的时间差是6个月到18个月。我做过一个测算，我国大概是7个月到24个月，这讲的是正常情况下。在危机状态下，这个传导期将会拉长。危机的特点是，大家不敢花钱，投资者拿了钱，不敢去投；消费者拿了钱，不敢去买。因此，危机越深刻，传导期越长。但是，只要这个钱出去了，早晚一天会冲出来，就像堰塞湖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就下来了。从2008年至今，算下来7年了，这个钱要是冲了出来，对整个物价的冲击，那是非常大的。所以，令人纠结的是，一方面，希望市场信心恢复，走出危机；另一方面，又怕快速地恢复，一旦老百姓去抢购，房价再涨，呼啦啦一夜之间，物价可能就起来了，因为大量的票子在外面。

这么多钱在外面，可真到了要花钱的时候，又没钱，流动性不足。流通中的流动性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货币投放量；二是货币周转速度。我们为了反危机发出去了大量货币，货币存量很大，但是，由于市场萧条，经济不景气，企业没有活力，销路不畅，资金转不起来，好比水量很大，眼见一摊摊水放在那，可都是相互隔绝的死水，流转不起来。真要结账，拿真金白银的时候，又没钱，由此就倒逼央行再给钱。从总量说，央行很清楚这些年出去了多少钱，若再给钱，一旦人们的预期改变了，经济复苏，人们都拿着钱出来买，谁敢试？！

其二，我国经济进入了非常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时代，效率怎么提升。

进入新常态，各种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如果我们的效率提高慢，增长方式转变迟缓，消化不掉，那么这些成本就进入了价格。经有关课题组测算，我国物价目前的压力50%多来自需求拉上，就是那一百多万亿的票子在那起作用；还有将近50%来自成本推动。

解决需求拉上的通胀，在我国体制下，我们有优势、有经验、有办法。但是，解决成本推动的通胀，我们没办法，因为要靠降低企业成本，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企业创新，效率提高；二是政府改善服务，降低企业的各种税费，包括融资成本、财务税费、交易成本。收紧银根，对于需求拉上的通胀管用，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胀不仅不管用，还是负作用。因为收紧银根，市场的资金供给量减少了，企业贷款利率就会提高，这就意味着企业的财务费用提高，财务费用是进入企业产品成本的，本来现在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成本高推动的，结果采取的治理措施没有降低企业成本，反而推升了企业成本，等于加剧了通货膨胀，这是最要命的一个原因。

其三，国际收支失衡这个难题怎么摆脱。

现在，我国外汇储备已经是三四万亿美元往上走的水平。外汇在国内是不能流通的，存在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中央银行授权可以为我国居民和企业提供外币服务的银行。企业和居民要用这个钱的时候，就把它提出来，将其换成人民币。可是，商业银行拿到外汇，既不能投资也不能消费，怎么办？把它卖给央行，这就是所谓的定期结汇。央行将买回的外汇存到国库，构成了国家的外汇储备。期间的问题是：央行与商业银行结汇的时候，用的不是央行的资产、存款或者票据、证券，而是通过印钞机结。由此，我国结汇的这个环节，构成了一条央行向流通注入基础货币的渠道。所以要控制流通货币量，控制通货膨胀，还要控制结汇量，实际是要控制我国国际收支收大于支的失衡状态。所采取的办法，无外乎是，打击出口商，使其少卖东西。可是，面对世界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各国都为自己争饭碗，我们怎么能打击自己的出口呢？不仅不能打，还得全面保护。如此一来，打不得，可又结不起，于是乎，想出了一些其他的办法，就是你出去赚的外汇，别拿回来了，在外面花，或者买成东西，带回来。可事实并不能如我们所愿，我们想买的，人家不卖；人家想卖的，我们不想买，外汇花不出去。现在，我们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

 

第二，经济下行压力更大，究其直接原因，就是需求疲软。

其一，我国投资需求疲软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没有升级空间。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融资没有什么大问题，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都是不缺乏的，缺的是没有技术创新的能力，产业结构升不了级，一投就是重复建设。在产能过剩严重的情况下，再重复建设，那就是死路一条。

其二，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有问题。

一看初次分配，就是政府收税，企业资本盈利，劳动者挣工资。这些年，这三个数增速最快的是财政收入，平均年增长18%以上；增速最慢的是劳动者报酬。所以，“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我们提出居民收入增速要和GDP同步。长期以来，国民收入集中在政府手里多了，政府和企业拿到的钱主要用于公共品的建设、投资，可是真正用于消费的是居民的钱，而其增速慢，与经济增长不协调。

二看国民收入分配在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201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最近十年，我国的基尼系数都在警戒线水平之上，20%的人分享到国民收入超过40%以上，一般来说，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要注意警戒了。我国连着十年都在40%以上，2007年达到了49.3%，就是20%的高收入的人，分享了49.3%的国民收入，剩下的80%的人分配那一半。2014年公布的基尼系数是46.7%，将近47%。国民收入分配一旦出现差距扩大，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就会降低。

第三，我国外需的净出口状况更糟糕。世界经济复苏过程很慢，而且方向很不确定，究竟国际经济的变化对我国经济是好是坏，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看得见的是近几年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是负的。2012年，我国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50.8%，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51.4%，加在一起内需拉动了102.2%，怎么多出个2.2呢？就是我们净出口当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2.2%。2013年还是负的，2014年大体上是持平的样子。这些年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零贡献，甚至是负贡献状态，主要靠内需。

新常态下大国经济增长，再靠大规模地出口需求带动不现实了，我国出口告别了两位数时代，回落到正常的一位数。所以，我国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过去比较显著，到了零甚至是负，越来越靠内需，而内需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如前所述，有各自的问题。这就使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麻烦。

消费这块，短期分配政策怎么改变？投资这块，企业没有动力，对市场没有信心，创新力不够，怎么办？这就把政府高度套牢，政府得投。可是，政府哪儿有钱投呢？地方政府搞了很多融资平台，诸如：地铁公司、基础设施公司、发展公司。公司没有钱，到银行去借，得有担保，谁担保？财政担保？财政拿什么担保，没钱，那就卖地，预算外的土地专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来的这些钱，做的都是公共品，是不挣钱的买卖，而借的是商业银行的钱，把商业银行的钱拿去，做不挣钱的事，怎么还？所以让政府担保，政府就靠卖地，一旦土地出了问题，所有风险全都出来了。到底卖地卖了多少钱，现在在进行土地专项审计。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到底有多少，也在进行专项审计。对此，我们都没底。总之，这是不可持续的，高风险，要控制。就是说，靠地方政府这样的方式增长，是有问题的。那么，靠中央政府投资，怎样？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因为它不用借钱，可以印钱，可是印钱就会通货膨胀，同样不可持续。所以，怎么解决我们的投资消费问题，成了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经济下行压力就很大。特别是2014年到2015年，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大。

三、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下的新政策

（一）根据新失衡，我们的政策作出了一些调整，不叫“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是一种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叫做“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的，在刺激需求，目的是保证增长，稳定就业；而货币政策总的来说，比前一个时期从紧了，首要目的是，稳需求，遏制通货膨胀，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

这种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格局，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政策的有效性之间相互抵消。财政要扩张，银行不放款；银行要紧缩，财政不赞同。这样，尽管政策的有效性可能出现相互抵消，但是，政策的风险性会有效的控制。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新特点就是要适应这种松紧搭配。2013年习总书记讲，我国经济进入了换挡期，到2014年，习总书记不讲换挡期了，提出“新常态”，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换挡期，而是三期叠加。一是前一时期反危机政策形成的一堆垃圾、一堆代价，我们要进入反危机政策消化期；二是经济从过去高速增长到现在进入中高速，叫增长速度的换挡期；三是经济规模迅速扩张，形成了一系列的结构矛盾，叫结构调整的镇痛期。在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很难简单统一到单一目标、单一方向，一定要兼顾不同失衡的方向、不同的目标，所以，这种松紧搭配的政策格局，恐怕要稳定一段时间。

我们能够变化或者说政策调控能够讨论的空间，就是松紧搭配的力度，也就是政策的上线下线。李克强总理在刚刚结束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说，根据这个力度来确定我们的宏观政策的制定。据目前判断，我国老百姓承受3%的通货膨胀，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恐慌和抢购意识。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讲，2015年通货膨胀3%左右，按照通常所说的四舍五入，往上抬一抬也就3.5%。只要控制在3.5%以内，通货膨胀不会构成大问题。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的上线控制一下，不让其超过8%，从经济增长这方面来说就有保障。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通货膨胀的问题，不仅是考虑到上线，其实对通胀目标还要考虑到下线，2014年是2%，估计2015年1、2月通胀率就是1%这个水平了。那么，我国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可能出现的通缩。

（二）对于可能出现的通缩，我们的应对措施。通缩可以分为恶性通缩与良性通缩，二者所要求的政策是不同的。恶性通缩是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物价下降、净出口下降，意味着企业萧条，企业日子不好过，资金周转有问题，经济增速下滑，失业攀升。这种情况要治理。良性通缩，就是需求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成本下降了，物价跟着下降了。

第一，不要太慌，不必要出台全面刺激经济的反通缩的政策。我国2015年通胀，出现水平低，通缩有良性因素，这是利好。良性因素有国际、国内因素。

 

一是国际上的油价下降。2014年年初到年末，国际油价下降30%，我国石油进口依赖度大概58%左右，所以国际油价对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总成本影响特别大，使我国国民经济的生产总成本下降了0.9个百分点。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在三个指标上分配，一是GDP增速；二是通货膨胀率；三是资本的利润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这0.9个百分点平均分，会使我国GDP增速提高0.3个百分点；使我国CPI消费品价格上涨指数下降0.3个百分点；使企业的盈利能力提高0.3个百分点。

二是2015年进入新一轮的“猪周期”。猪从母猪繁殖生小猪，宰杀，上市，是有周期的，通常进入猪周期的时候，猪肉价格会涨。在中国人的食品里，猪肉价格占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考量CPI的价格，我们往往非常关注“猪肉”这一项。2015年这一轮猪周期来了，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或者发现全国性的猪瘟，所以估计这一轮猪周期对猪肉价格的影响很有限。

三是向改革要红利。三中全会提出了那么多项改革任务，我们成立了一个司令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任务，并且规定了时间结点。就是说，提出了改革目标，规划了改革路线图。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开会确定、推出并启动的改革任务，包括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农村土地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这些改革进展如何，快慢怎样，各有不同，但是有一条，只要这些改革的深入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性和效率，提高企业活力和效率，降低国民经济当中的一系列成本，就是从供给方面活跃经济，就都是利好的。

第二，通货膨胀目标，我们提出一个上线3%，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8%，这是一个考虑，同时，控制下线，倘若通货膨胀低于1%，恐怕要有一个更强烈的刺激，来干预经济，恢复人们的信心。

经济增长的下线，主要是从社会角度，稳就业。我们做了一个测算，我国经济，按照城市化的部署和节奏，近期每年大概有七百多万农村劳动力要进入城市，现在城市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每年有二三百万人，也就是说城镇非农产业每年要安排的就业劳动力大概是一千万人。2014年大概是980多万，要保证这近一千万人能够就业。同时，原有工人工资不能下降，居民收入要和GDP的增速保持同步。按照这个条件，根据目前的经验，我国经济增长只要达到6.5%，就可以实现。6.5%的经济增长，能够带来将近两千万个饭碗。新增劳动力包括农村转移的和城市新成长的一千万多一点，还有将近一千万的就业岗位，不用安排人就业了，给原有工人加薪，以此保证居民收入和GDP同步。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4.5%、4.6%。这个统计可能不完整，有的人失业，没有登记，所以，我们搞了入户调查，叫社会调查失业率，入户调查的数据大概比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高两个点。

从整个经济看来，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正在寻找工作的人，经济学家把在这种情况下的失业称为“自然失业率”，有时也被称作“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失业率”或“无加速通货膨胀下的失业率”。美国的自然失业率是6%，欧盟的自然失业率是7%。那么，我们国家的经济自然失业率到底是多少，我们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清楚。因为我国是二元经济，30%多的劳动力在农村，他们可以进城，同时城里的民工也可以回去，他们在农村有地，有宅基地，有住房，有耕地，所以他们有饭碗。因此，我国社会对于失业究竟能承受多少，这个问题很复杂，各种人有不同的认识，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失业率不要再继续攀升，把新增劳动力安排了，原有工人工资能够有适当地增加，那么经济增长6.5%就可以了，因此，我们把这个作为下线。

还有一个中线。我国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GDP的总量要比2010年翻一番，按不变价格，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求这十年间，平均每年的增速达到7.16%。今后这六年时间，平均每年只要达到6.6%，就可以实现翻一番。所以，我们把6.6%作为一个中间值。

（三）松紧搭配政策的运用。如果经济下行压力大，就业问题大，松紧搭配政策中，松的程度大一点，使得经济增长向8%那个速度靠近一点；如果通胀压力比较大，势头比较猛，那么松紧搭配政策中，紧的程度大一点。所以说，2015年，我们把通货膨胀率锁定在2%-3%，经济增长率在7%，这和我们目前的失衡，和我们的松紧搭配宏观政策格局，是相吻合的。李克强总理说，除非出现特别情况，如果跌破保就业这个下线，政府要采取比较强有力的、系统的刺激措施。

其实，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提高效率，是产业结构升级，这就要靠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并且制度重于技术，关键是改革。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企业效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市场机制，提高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提高市场秩序的公平，这是最要紧的。

（四）避免陷入“寻租”所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分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东亚、西亚、北非等国家，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权钱交易导致的腐败。

 

要保证经济改革，关键是要有政治法治建设，以法治秩序推进整个社会秩序的进展。其实，经济改革，法治建设，就是在制度上保证效率和公平。深化经济改革，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同时不能失去公平；法治建设的首要目标是规则面前、竞争面前、机会面前要人人平等。一个国家如果腐败严重，会从根本上瓦解这个国家的公平，同时从根本上破坏这个国家的效率。道理很简单，如果市场化不深入，也就是竞争不充分，资源配置的重要权力不是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而是掌握在政府官员手里。企业要想获得这个机会，获得这个项目，不能依法公平地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得，就要找政府谈判，找政府官员劝说。由此，出现了行贿，经济学叫寻租，就是权钱交易。

所以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政府要退出去，大量的权力交由市场竞争。资源配置要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另一方面对政府的权力一定要有法治的约束。我国现在以反腐败为契机，推动市场化的深入，推动法制化的深入，以制度创新来调动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推动技术创新，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此保证经济结构的升级和效率的提高，这正是我国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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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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