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是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区域支柱

新华网河北廊坊5月18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会议上表示，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其实最主要的是依靠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发展，转向创新生产力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最终才能使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以下为发言实录：

蔡昉：尊敬的周书记，尊敬的林市长、何市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参加这样一个高峰论坛。刚才从三位领导的致辞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新进展。我自己总的感觉，我研究不够，但是我也希望今天借这个机会能够用我自己对中国经济的思考，结合宏观经济的一些态势，谈一点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认识。

总的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呢？中央说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新常态的第一个表现，已经出现的趋势，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也就是减速。从我们做的一些研究发现，这个经济增长的下行是阶段性的变化，是结构性的变化，而不是受短期周期性的因素所影响的。我加了两张图，（图）上面这张图表示说，我们在分解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可以看到，高速经济增长是由什么带来的，大家可以看到，最大的这块面积，蓝色这部分，经济增长是靠资本的投入，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70%的水平。但是，这个资本驱动当时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的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就不会遇到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不协调，因此资本的回报率就是比较高的。同时，我们长期以来人口的抚养比处于下降的趋势，因此资本积累我们有最高的储蓄率、最高的资本积累率，因此有比较高的投资率。接下来，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供给，劳动力从农业专项非农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提高了生产率，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经济增长的来源，总的来看，它是和我们人口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人口红利。

但是我们也知道，从2010年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了，因此很自然上述的这些因素都会减弱，甚至有一些就消失了，因此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在逐渐消失，传统的经济增长引擎在逐渐减弱。因此，我们预计，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在下滑的趋势。也就是说，2010年之前，中国平均潜在增长能力大概是每年10%的GDP增长，从“十二五”期间开始就降到了7.6%，大家看我们五年基本上面已经显现出来了，到“十三五”，如果我们仍然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的话，很可能经济增长速度会降到6.2%。因此，说这是认识当前的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我们探寻新的增长源泉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应对减速，因为它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发展阶段性的变化，因此我们一个重要的应对方法，就是不要寻求超越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由你的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土地、环境已经约束住的，你的生产率的进步约束住了，这时候硬要超过你的能力，就相当于运动员超过他的潜能去追求更好的速度。那么怎么办呢？是改善这个运动员的素质，也就是说努力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其实最主要的是依靠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发展，转向创新生产力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最终才能使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从传统的增长源泉趋于消失或者减弱的情况下，新的增长源泉终究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最重要一点，这张图片我显示的是说我们目前，大家看我这个框框这块是说目前实际增长速度虽然是下行的，但是和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这时候靠刺激、周期性的办法是无能为力的，而必须靠改革、转方式、调结构，结构调整提高生产率，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归根到底是生产率提高的源泉。因此，土地、劳动、资本流动到最有效的产业、行业、企业和经营者、创业者的手里，这本身是资源重新利用的过程，是提高生产力重要的源泉，因此我们说未来的经济增长源泉就像前面说的传统的增长源泉在消失、在示威，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就反过来了，就不能靠主要来自资本的积累，而且按照我们的一个模拟测算，今后必须要达到至少70%-80%的增长速度，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才可能维持原来的增长速度，这是最理想的状况，可能到不了那种情况，但是至少要维持长期中高素，必须维持生产率的提高。

产业结构调整不像过去，过去我们是增量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就是说最简单的，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和劳动力是不对等的，生产率比较低，当你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的时候，实际上就获得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生产率自然提高，这是宏观效应。未来这种趋势越来越不明显，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远离了二元经济状况、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因此未来的资源重新配置、生产率的提高，就必须靠加减乘除法的混合运算，也就是说，既要有产业之间的转移，也要有行业之间的转移，也要有企业的重组，归根到底是要生产要素流到最有效率的使用它的主体人手里去，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有了最好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相对来说，资源的获得是比较容易获得的，而新的进入者获得新的资源，就意味着让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退出了经营，这是生产率最重要的来源，有哈佛的教授在这，经济学里面把它叫做创造性的破坏。这是未来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从京津冀协调角度来看，它可以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区域结构的调整结合在一起，是一个一体的状态，也是新常态的发展理念和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的良好结合，这是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支柱。因此我想，我们归纳几条区域发展战略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其实也就是我们京津冀三个地区，特别是河北省的新优势。

第一个，它可以解决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和大城市病之间的矛盾。从这张图可以看到，无论是发达的欧洲，还是亚洲的日本、韩国，还有北美发达地区，我们都发现一个新的经济规律，就是经济越来越高度集中在少数的都市圈。按照GDP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密集的，这个归根到底来自于人才的聚集、创新的集中和各种资源的更高、更有效率的使用，我们把它叫做“集聚效应”。现代城市同时是创意集中的地方，未来的经济发展也是创意驱动的经济发展，因此城市有它无可替代的集聚效应。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传统上已经集成了一个二元的社会结构、体制结构，因此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带来“城市病”，越大、超级大的城市带来的“城市病”越严重，北京来的同志可能体会最深，相应的我们会形成一个集聚效应和“城市病”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这种“城市病”是一种“成长中的烦恼”，你终究要应对，但与此同时要尽可能的避免。因此，说京津冀的协同一体化发展把非首都功能疏散化，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也是在避免“大城市病”的同时，发挥集聚效应，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我们知道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有集聚效应的，同时经济发展会有一个先行者和后行者，先行者的产业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当它失去比较优势的话，它会进行产业转移，因此形成了一个像雁阵一样的产业转移模式。迄今为止，我们中国经历了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但是对于北京和河北、天津和河北这样一种关系，既地域上接近，发展水平也不像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那么大的差距，迄今为止这种优势互补的效应没有发挥出来，甚至我们说灯下黑的情况还会发生，因此，形成一个整个区域互相依赖、互相补充才能存在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你的比较优势是依赖于我的比较优势，也依赖于他的比较优势，我们各自有比较优势，但是比较优势又互相依赖。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地的繁荣也就带来另一地必然的发展，而不是说一地的发展是以另一地的不发展为代价的。因此我想，京津冀的协同发展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再一个，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同城化，北京的创意优势、总部优势，天津的自贸实验区的开放优势，产生进一步的辐射效应，和这个配合起来，河北省的产业转移就可以发挥出新的优势。总体上来说，是延长中国的人口红利、延长华北地区的人口红利，与此同时，优化了三地的产业结构。

我最后说一点，当我们讲到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的时候，怎么理解。我个人有一个想法，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首都的非核心首都功能。如果你就是非首都功能，除了首都功能所有都是非首都功能，远在南方的一个城市、一个省份，也是非首都功能，但是什么叫河北省的非首都功能呢？其实是首都的非核心首都功能，其实它还是首都功能中的一部分，但是不一定要放在北京市。所以，做出这样的理解以后，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其实就意味着部分的非核心首都功能转移到河北。为了取得这个新优势，归根结底中国未来的发展是要靠改革驱动，因此我希望，在教育体制上，在户籍制度方面，河北省能够率先改革。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有一点遗憾，因为北京、天津太大了，北上广也太大了，因此某种程度上，户籍制度的推进，在这些特大的城市里可能会特殊一点，可能会慢一点、晚一点。但是我希望，既然河北省已经是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中进一步推进，能够取得新的人口红利。周书记，我在河北省，在南水北调挂职过，就在河北省保定，我对河北省充满感情，而且我对河北省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责任编辑：艾磊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519/8145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