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锋：两汉时期中西文化交融的盛况

　　张小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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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为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创造了有利条件，李斯在上秦始皇书中曾这样描述：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风之旗，树灵鼍之鼓”，正反映了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的状况。

张骞凿空西域后，西域文明就沿着“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通道源源传入中原。在短短几十年中，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不仅有芝麻，胡麻、无花果、安石榴、绿豆、黄瓜、大葱、胡萝卜、大蒜、番红花、胡荽、酒林藤、玻璃，海西布（呢绒）、宝石、药剂和罗马胶等物产，而且还有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以及后来传入的佛教等产生于异域的文化。这些文明的引进多是自觉的、大规模的，而非偶然的、零星的。如武帝时为大量引进大宛（今费尔干纳）良马，曾多次派使者访求。最后不惜诉诸武力，如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三征大宛就是明证，当然，汉武帝征大宛的原因要复杂得多，远非改良马政的原因所能全部阐述清楚。

如此大规模地吸收外来的文明，正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文明突飞猛进发展的原因之一，即以大宛良马和西域苜蓿传入中原为例，从考古资料可知，武帝以后中原的传统马种已掺进大宛马的血液，使我国马种得到较大的改善，从而对畜牧业和战争的形式都有深刻的影响。至于其它物产和音乐、舞蹈，艺术、宗教以及生活用具的传入，都使两汉时期固有的文明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两汉时期大规模地吸收外来的文明，是我国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时期。这种飞跃在后来还出现多次，但两汉时期为首开其端、规模最大的一次。

文明的向外传播，在两汉时期也达到空前的程度。在此以前，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多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因而其影响范围也是有限的。到了汉代，中国文明的传播更加遥远，政府的使者曾达到安息（伊朗）、犁轩（古罗马国）、身毒、奄蔡（今里海东北）、条支（今波斯湾西北），穷临波斯湾。而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影响则远远超过这个范围。例如丝绸、钢铁、冶铸和水利技术都远远传至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据希腊古代学者希罗多德记载，希腊人早就知道以产绢著名的中国。但是丝绸的大批输入西方，则是在两汉时期。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公元前7-6世纪末，中国出现了铸铁，这是人类冶铁技术的一个重大进步，表明中国冶铸技术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教铸作它兵器”，说明中国铸铁技术传至大宛是在公元前一世纪初。中国的水利技术传至西域，是对西域各国人民的又一大贡献。史籍记载，李广利征大宛时，大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后来抓到了汉人，才知道了打井的技术。汉朝先进的井渠法在汉宣传时期传到了楼兰（鄯善）。

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是在两汉时期远传于西方的。据美国学者亨利．M．莱斯特著《化学的历史背景》一书中指出，中国的炼金术通过许多渠道传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传向西方。“公元前150年——140年，中国北部的游牧部落月氏被逐出家园。他们辗转流迁，最后在巴克特里亚定居下来。巴克特里亚是波斯帝国最东边的一个省份，姆夫城就座落在这里。”“公元前106年，第一支直达商队沿着这条‘丝绸之路’来到波斯，随后，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国开展了定期的贸易交往”。

两汉时代文明的传播，影响之大，是不胜历数的，直至今天，世界上不少国家仍称中国为China，即“秦”的音译，以及把中国人笼统称为“汉人”，即可知道我国的文明在秦汉时代对世界影响之深、传播之远。 

大规模的吸收和远距离的传播，成为两汉代文明发展的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也一再出现过。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

“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这是汉朝长安繁华的写照，同时也是外来文明麇集的表征。汉武帝时代，中华文明进入了一个文化的繁盛期，日臻成熟的文明与渐趋强大的民族，都促使当时的异域文明融汇于中华文化的体系之中。同时，珍禽异兽、四方宝物，进入了汉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安。

汉朝的长安，很有些国际文化城市的味道，在这里可以看到于阗的宝石、埃及的十色玻璃、千涂（犍陀罗）的火齐屏风，印度的琉璃玛瑙、琥珀、朱丹、青碧等等各种宝物；还能观赏到封牛（瘤牛）、象、沐猴、狮子、犀牛、大雀、鸵鸟等四方特有的动物。豪华珍贵的装饰品、稀有的动物，虽然并非是生活的必需品，却使中国人大开眼界。特别是四方宝物，成了宫廷或上层贵族观赏、比阔斗富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国自汉以来，即与中央亚细亚各民族的文化，发生了密切关系，历魏、晋、南北朝，愈趋融合，中国文化，加入了西域各民族文化成分，至唐而大盛。就其影响所及，宗教艺术诸端，均呈异彩。”

汉朝是中西文化交汇的重要时期，许多来自异域的艺术形式不约而同地传入中国，融进中华文化之中。汉朝是中华文化不断走向成熟的阶段，而西方艺术以全新的风貌为之注入了新的生气。由于直接导入了西方文化艺术，拓展了中国的艺术视野，并把视角转向了栩栩如生的神灵世界，以及各种人物日常生活动态的描绘，使得战国时期的谨严、单调的艺术传统有所改变，形成了精密、优美、活泼的风格。

由于丝绸之路把中国人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域外天地，给人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中华民族这时侯真正感觉着人类的世界在不断地扩大，于是在艺术上表现出自由奔放、潇洒自如的灵性。这一点我们在当地的铜器、陶质殉葬明（冥）器、墓祠石刻以及汉代著名的漆器上看得十分清楚。

石雕像、石画像是中国传统艺术。由于西方文化的传人和大量珍奇动物的引进，激发了艺术家挥洒情致的创作热情，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创作题材和内容。两汉时期的艺术家们似乎对灵鸟瑞兽图案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大型的镇墓兽石狮、石马和天禄、辟邪是最有代表性的石雕形象，其中，动物来自西方，采用的艺术手法也深受西方艺术风格的影响。山东嘉祥东南武氏祠石阙前有一对左右对立的石狮，建于147年。四川雅安县的高颐墓前，姿态雄壮的石狮，胸旁各有二重肥短的飞翼。此外，这一时期有关称作天禄、辟邪有翼的狮形神兽等来自西域的艺术形象非常多，并成为画像石的主要内容。外来的文化艺术已经和中国传统表现形式融为一体，并留下十分动人的文化精品。

画像石不但受到狮、象、骆驼、飞翼天禄、鹰头兽、麒麟等外来题材的影响，产生出极富于奇思妙想的艺术作品，而且在表现手法和艺术构思方面，与希腊、罗马雕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希腊、罗马雕刻盛行裸体神像和人物像，而这种艺术实践也见于汉代画像石中的神仙羽人和裸体人像。山东嘉祥武氏祠有丰富的汉代画像石，形象生动、姿态各异的有翼羽人构成了一个神奇的世界。我们通过武氏祠石室第一石画像顶部三角形中人首兽身有翼人形象，便可以察觉到其脱胎于亚述和波斯艺术风格的痕迹。而江苏沛县栖山墓画像石有西王母的形象，人首蛇身、马首人身、鸟首人身、人首马身的图像，“这类图像都受到美索不达米亚艺术的感染，同时又和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有翼天使和蛇形怪人而有飞翼的神像石雕有着微妙的联系。”

两汉时期，在一些艺术品的墓葬明器中出现了许多裸体人像。河南济源泗涧沟汉墓中，有一件绿釉陶树，座部贴着裸体人的泥塑，此类裸人形象在陕西、四川、云南等地的汉墓中也出现过。南阳汉代画像石中有裸体舞的构图，山东嘉祥吴家庄画像石上有裸体力士支撑屋盖的形象，山东曲阜颜氏乐园画像石有裸体力士相搏的雕像。这些表明，希腊、罗马裸体艺术在汉朝时已经传人中国，为中国艺术家大胆进行新的尝试提供了可能。中国艺术家以从未有过的激情与活力努力突破以往拘谨、刻板的传统，吸收西方文化要素，从而创造出独具风采的艺术形象。

汉代的工艺品也因珍禽异兽的传入，拓展了艺术创作题材，获得了广阔的驰骋天地。葡萄早已是铜镜中的图像，这时又加上了翼兽，作为点缀。而最著名的海兽葡萄镜在制作精美、设计巧妙的镜上，刻有翼飞马、海兽和各种珍禽，并且还用结枝葡萄、石榴等作为装饰图案。因此说，汉代铜镜是在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下，中华文化大胆吸收、反映外来事物而盛开的一朵绚丽多姿的艺术之花。

中国的音乐、舞蹈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音乐是古代读书人的“六艺”之一，而舞蹈则产生于有文字之前。汉朝大一统的格局出现后,太平盛世的气象实在是不能缺少弦歌曼舞的点缀与渲染，而西方输入的音乐、乐器、舞蹈、杂技等，在中华文化体系的建构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许多来自遥远国度的音乐，在经过与中国传统形式的相互融合与音乐艺人的改造后，逐渐演变成为中国的艺术形式。

西方乐器在这一时期大量地涌人中国，并使中国固有的器乐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弦乐器的鼻祖琵琶、至今仍流行极广的竖琴，以及筚篥、笳、笛、角等外来乐器，加入了中国乐队，演奏出美妙的华声。另外还有都昙鼓、鸡娄鼓、铜钹、贝等乐器，也从西域传到中国。

沿着丝绸之路，西方的乐调也传入中国。张骞曾将《摩诃兜勒》曲在长安传奏。汉代音乐家李延年，按照“胡曲”创作出新声共有28解（章），使汉代音乐有了新的变化。汉武帝时期设立乐府，采诗吟颂，由李延年担任协律都尉，取司马相如等著名文人的诗赋配调，专为赏赐建立功勋的臣下，以表示宠荣。军中所用的短箫铙歌，都是采自西域的乐曲。短箫饶歌所使用的乐器也都属于异域乐器，如金钲、铙、笳等。来自他邦异域的音乐以及流露出的远方国家民族豪放的情调，深受当时中国朝野人士的喜爱。鼓吹、铙歌原本是马上所奏的乐曲，经过李延年的改造，再加上新声，不但保持了豪放雄壮风格，而且更加完整和谐，用来为军队壮声威，鼓舞将士冲锋陷阵。

鼓吹铙歌，在汉代输入的时候，本是两种不同的乐曲，到魏晋时期，统称鼓吹。后来不但与汉族的音乐融为一体，而且成为民间流传的鼓舞乐。

许多外邦的优美舞蹈，也渐次传人中国。这些舞蹈与中国传统的轻柔和缓的舞姿大不相同，多以跳跃翻腾的动作、矫健的身姿，表现出刚劲的风格，为汉代舞蹈注入勃勃生机。这个时代还出现了裸体舞蹈。裸体舞本是许多原始民族的—种文化，抒发了人的自然性与自然情感。它的传人虽然与日渐严格的中国伦理规范格格不入，但是，却在宫廷内得以流行，并且在一些艺术作品中也有所表现。

汉朝的游艺形式日趋丰富多彩，从西方传来的杂技、幻术扩充了艺术门类，而成为包罗万象的“百戏”。许多域外的魔术师和杂技艺人来长安献艺，第一批踏上东土的西方艺人是来自安息的魔术师。当时汉武帝正在山东海滨游玩，魔术师一行赶到海边，为汉武帝表演了非常精彩的节目，大受欢迎，随后又在长安举行了第一次中西合璧的百戏大会演。会演期间，除了有中国传统节目外，还上演了外国幻术，比如吞刀、吐火、种瓜、植树、屠人、杀马、自缚自解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节目。由于外来的表演家为中国人展示了许多精彩的幻术戏法，为中国杂技、魔术的丰富、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我国艺术家的不断尝试下，外国幻术与中国幻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幻术。

汉朝，不愧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最伟大的时代之一，这是和它具有开放性的风度分不开的。西方的外来文化沿着狭长的丝绸之路进入了东土，对中华文化无疑是个刺激，是个挑战，也是个机遇。而中华民族对于异域文明所采取的容纳态度，使得中华文化在这一时期，不仅空前繁荣，而且弘扬了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当然，两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奇谲瑰丽的文化景象是与汉代强盛的国力和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密不可分的。如果有机会，我将与大家就这一话题继续交流，欢迎大家关注。

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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