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江湖做派”，禁用“老板”称呼领导

 

【事件介绍】

江西禁止以“老板”“老大”称呼领导干部

为彻底肃清苏荣等人腐败案件的毒害，从严约束领导干部从政行为，5月20日《江西日报》刊发了《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加强作风建设营造良好从政环境的意见》，其中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得以“老板”、“老大”等称呼领导干部，引发关注。

其实，类似的要求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去年5月，广东省纪委发布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通知称，当前广东省党政机关部分党员干部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江湖习气”等不良风气的影响，把同事、同志间的称呼庸俗化，有的称领导为“老板”“老大”，有的称下属为“哥们”“兄弟”等，破坏党内民主，损害公仆形象，与党的宗旨和人民政府的性质极不相称。

根据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广东省纪委强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坚决纠正“四风”在称呼上的不良表现。

早在2003年，上海、甘肃等地也曾下发类似“禁令”。但“老板”、“老大”等称谓仍流行于官场。

“同志”称谓渐去渐远

“如今‘同志’称谓多出现在领导干部的任免交接大会、领导干部的任免通知中”

曾在机关工作过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表示，回顾中共党史，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标准、正确的政治称呼就是“同志”。毛泽东早在1959年就要求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据其回忆，文革时期，称“同志”是民间最保险的做法。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明确要求互称“同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就提出“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2011年武汉市收藏品市场曾举办“庆祝建党90周年收藏特展”，展出了武汉冶金设备制造厂职工于1984年4月写给邓小平的信件。在信中，这名职工称呼邓小平为“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邓小平在这一称谓上画了个圈，批示“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互称‘同志’、不叫官衔，是一种党内关系对等性的体现，所以文革结束后党中央立即规范领导干部称谓”，许耀桐说，但这一轮清风并未持续多久。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沿海地区开始称呼领导干部“老板”、“老大”等称呼，并蔓延全国。

北京市一机关单位工作的处级干部张伟（化名）说，他于1994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同志”称谓已经淡出官场，“同事之间没人这么叫。更没人会叫上级‘同志’。”

张伟说，如今“同志”称谓多出现在正式的官方会议、官方文件中，例如领导干部的任免交接大会、领导干部的任免通知。

广州日报2007年11月29日曾发表《称呼的学问》一文也称，“在我们单位往往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称某某为同志。比如，在处分人的时候要称同志”。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某位领导干部被调查，那么在相关正式的官方会议、官方文件中，就不再称为“同志”。如2012年3月15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这时，薄熙来还被称为“同志”。4月，薄熙来被调查后，也不再称其“同志”。

“姓名+职务称呼最标准”

“应称副职为正职，特殊姓氏称呼要避免歧义，还要区分领导职务和行政级别”

不叫“同志”，那么如今如何称呼领导干部？多名基层干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领导称谓是门“学问”，已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

张伟说，在北京称呼上级“老板”、“老大”的并不多，“一般下级叫上级都是姓+职务简称，比如厅长、局长，一般叫×厅、×局；院长、检察长，一般叫×院、×检”。

政府部门的领导班子都是“一正几副”，张伟说，正式会议上会明确界定正副职，“比如刚才某某副局长的讲话，如何如何，最后请某某局长总结等等”。但下级对上级，不会界定正副职，“没有人会叫x副局长，副职领导大多也是姓+职务简称。如果领导能接受，也有叫姓+副的，比如李副、张副。如果副局长和局长一个姓，副局长就叫“名字+职务”。如都姓李，副局长名字叫晓明，即称呼李晓明为晓明局长，而不叫李局长。

张伟说，正式会议也经常采用名字+职务的称谓，“这种名字+职务的叫法更亲切”。

如果领导是特殊姓氏，如傅、付、符或戴、贾，则也多采用名字+职务的做法，“不论正副职，都不可直接叫傅局。这样叫正职领导，降低了正职领导级别；叫副职领导，显得别有用心。至于姓贾，更不可能叫姓+职务，要么直接叫职务，要么就叫名字+职务。”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谭汝为曾发文总结官场中的姓氏谐音难题：“‘范局’、‘史科’，最好不要简称，改用全称”；对于姓席、辜、祖、舒、岳的副职领导，最好不简称，否则就会导致“祖副”（祖父）、“岳副”（岳父）等。

东北一地级市的副处级干部王涛也表示，“名字+职务”或“姓名+职务”的叫法，最普遍也最标准，“肯定不会出错，更不会让领导反感。”

而巡视员、调研员、主任科员等非领导职务，则称呼其对应的行政级别，“巡视员对应的级别是厅局级，调研员对应的级别是处级，所以要叫×局、×处，如果直接叫巡视员、调研员，有的领导特别是从领导职务转为非领导职务的，就会不高兴。当然也有人不在乎，我们单位的几个调研员，我们就叫王调、张调”。

他说，官场称谓另一“注意事项”就是“叫大不叫小”，“县市的委办局，虽然行政级别只是科级，最好叫局长”。

张伟说，一些政府部门的称呼和行政级别容易导致“误读”，这时对领导干部的称呼更应注意，“比如正部级单位，除了某某部部长，还有某某办主任、某某委主任、某某局局长。这些单位的主任、局长都是部级领导，如果叫主任、局长，就把领导叫低了，所以也叫部长”。

官员称谓规范争论持久

有人认为称呼职务是明确领导权责；有人认为称呼“同志”有利于党内民主化

规范官场称谓的争论早在2003年就已经开始。2003年全国两会上，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称领导干部为“老板”的现象在一些党政机关已司空见惯。随后，甘肃、上海等地都曾下发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

但称呼领导干部“老板”、“老大”的风气并非就此刹车。2013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不知从何时起，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张伟和王涛都认为，称呼领导干部“老板”、“老大”固然不合适，但也没必要强行要求互称“同志”。

王涛认为，称呼职务并不代表着要突出领导的特殊身份，而是明确领导的权责。比如第一次到某个单位办事，听到谁叫局长、处长，就知道该找谁。反之，一律称“同志”，有点混乱。

但许耀桐认为，为了避免助长“官本位”，特别是当前整治“四风”的大背景下，仍有必要要求领导干部互称“同志”。

许耀桐说，之所以历经多年，“老板”、“老大”、“兄弟”等“江湖称谓”屡禁不止，就源于个别领导干部觉得这样的称呼满足了其对财富、权力的心理需求。“强调互称‘同志’，有利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

 

禁用“老板”称呼领导须监督好权力

称呼领导干部为“老板”、“老大”，这种现象，被人称作是“称呼庸俗化”。可不是嘛，如何称呼同僚与领导干部，兹事体大，政治“称呼学”怎样，不仅体现了官场之中有什么风气，还会内在表明执政者有着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如果你去政府机关办事，听见领导干部都变成了“老板”、“老大”，江湖气浓厚，那你肯定会心里犯嘀咕，认为这样的领导干部靠不住。

正因如此，其实，早在1965年，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至今有效，里面就规定了：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国家的规定在前，江西省的意见不是新鲜事物，不过是重申罢了。只是，这种重申表明，眼下，某些地方官场中的“称呼学”存在着乱象。

江西省之所以出台五个方面的意见，是为了深刻吸取苏荣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教训，彻底清理毒害。那么，从中推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什么样的人喜欢称呼领导干部为“老板”、“老大”，又是什么样的领导干部喜欢被称为“老板”、“老大”？有谄媚讨好的下属，更有私欲膨胀的上级，两者合拍，才能各取所需；如果某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足够大，那么就足以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即便有人不想喊，也不行了。

通过分析政治“称呼学”中“老板”、“老大”的发生逻辑，便不难明白，限定一些称呼，是一种治标手段。俗话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虽然可以在公开场合消灭“老板”、“老大”之类的称呼，但是如果对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仍然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权力的“淫威”之下，对下属来说，口中虽不能说，但是心中恐怕已经早把滥用权力的领导干部奉为“老大”。

如何把“老大”等称呼变成同志？显然，一纸禁令难以收到长久之功，还须探究本源，从根本上着手。为何党内要一律互称同志？这是为了训练党员的平等观念、民主意识。为何有人将领导干部称呼为“老大”？归根结底，在某些人眼里，还是权大，而不是法大。那么，想让政治“称呼学”走上正轨，还得加强党内民主，继续深化推进依法治国。当然，这个过程需要耗费时间，不过，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径可走。

禁用“老板”称呼更要禁有“老板”思维

语言是思想意识的外在折射，如何称呼事小，但不同的称呼中所反映出的内在思想却不是小事。抛弃象征平等的“同志”之称，转而选择“老板”，“老大”等江湖气十足的歪称，表面上只是称谓的变化，实际上却是党内关系庸俗化、官僚化、宗派化的一种外在折射。

早在1965年，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此后，也曾对此多次重申。可见，规范党内称呼，建立健康平等的党内关系历来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以“老板”、“老大”等称呼领导干部，看似是下级对上级的阿谀和奉承，其根源却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官僚意识膨胀，把权力等同于私有，把下属当做附庸和小弟，热衷于拉山头、搞圈子的官僚思想和特权意识所致。因此，要规范党内称呼、严明嘴上纪律，从普通干部抓起，禁用“老板”、“老大”等称呼领导干部固然重要；但从思想作风抓起，从领导干部抓起，禁有“老板“思维更加必须。

禁用“老板”、“老大”等称呼领导干部，一纸文件就可以发挥效果，但要从根源上去除某些干部心中的“老板”、和“老大”思维，除了依靠严格的禁令管住党员干部的嘴，更需要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完善权力运行机制，根治各种人身依附、政治投机、结党营私的“圈子文化”。如此，才能建立良好政治生态，培育健康、平等、民主的党内关系。

早该禁用"老大"和"老板"称呼官员

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一下何为“老板”和“老大”。在通常的概念中，“老板”必然是给我们“饭碗”，发我们薪水的人，也是每个“打工者”效力的对象。而所谓的“老大”则常常出现在帮派、团伙中，组织内的成员要为其马首是瞻。呜呼，若是官员成为了手下公职人员的“老板”和“老大”，那岂不是说大家都要“效忠”于该官员？

如此一来，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成了官员拉拢他人和利益输出的工具，好好的同事关系被团团伙伙和拉帮结派所浸染，以人划线和排斥异己也会成为“理所当然”。在这种乌烟瘴气之下，作为“下级”的公职人员中恐怕有人眼中只会有领导的命令，而没有了党纪国法的约束；只会服从领导，而忘了公职人员的职责和义务。而对于“上级”官员来说，在他的职权方位之内，也会渐渐变成“一言堂”和“家天下”，失去了制约和监管的权力最终必然走向贪腐和犯罪。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官场氛围中，公职人员哪里还有心思去“为人民服务”？人人都去想怎么迎合和讨好“老板”和“老大”，“老板”和“老大”则想着如何巩固权力提拔重用亲信。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出现许多贪官、庸官、糊途官，实施诸多懒政、滥政、恶政。

让“老大”和“老板”远离官场，让“同志”回归。这不仅仅是称呼上的改变和规范，更是给了公职人员一个提醒，做官也好，做公务员也罢，需要的是志同道合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同仁，而不是同流合污为一己之私祸国殃民的同伴。

 

【启示与思考】

不要以为对领导干部的称谓是一个小事情，也就是一个代号，张三、李四而已。表面而言，此言在理，但细细思量，却并非如此。首先从领导干部的心态上来说，“老板”、“老大”、“兄弟”的称呼带有典型的江湖陋习。在社会上，自古以来就有所谓的“袍哥人家”，为了求得社会生存，彼此抱团，形成江湖码头和帮派，这种旧社会遗存下来的江湖糟粕依然影响着少数人。

在某些官员的心里，自以为手握权力，手下的同志就该对自己点头哈腰，自己就该当起老大。称呼一声老板、老大不要紧，久而久之，如果领导干部心里养成帮派心态和团伙意识，问题就大了。正是有了这种心态，才会把权力当成私器，才会为了所谓的朋友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朋友圈当成权力后花园。从这个意义而言，“老板”、“老大”、“兄弟”的称谓亦如一种心理上的糖衣炮弹，悄然间侵蚀着官员作风。

从官商交往层面看，“老板”、“老大”、“兄弟”称谓也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倾向。在企业界和商圈里，这种称谓司空见惯，而官员为了地方经济发展，必然要与商人打交道。尤其是看到一些暴发户和一些所谓的土豪，他们财大气粗，老板气派十足，对于官员来说无疑是一种心理战。

“老板”、“老大”不仅仅是称谓不合适的问题，实质是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存在问题。真正让禁称“老板”、“老大”达到效果，需从根子上找寻原因，关键是要做好有关基础性的工作。一方面要继续保持正风与反腐高压态势，使领导干部不敢接受“老板”、“老大”的称谓，也不敢当形象丑恶及意味着权力腐败的“老板”、“老大”；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特别要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使领导干部不能当“老板”、“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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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佘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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