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把握经济工作新要求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央对我国当前形势和发展阶段的一个重大判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对指导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面对新常态，第一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第二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我谈个人的看法，仅供大家参考。

一、深化理解、统一认识

新常态不是凭空生出来的，是我国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现在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概括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征。在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方式这九个方面概括了形成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这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消费匮乏，特别是收入水平比较低而且平均，所以消费是“你有我有大家都要有”，具有比较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上世纪80年代流行“四大件”，新世纪以后住和行成为主要的消费热点，买房、买车形成新的热潮。到现在这些消费都趋于缓慢增长。现在虽然不排除个别的消费会形成排浪式的，但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已渐成主流。这种变化，必然带来增长速度和结构的调整，要求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的思路都要与时俱进，而不是再像过去那样找一两个在这个时期全国人民都会买、都会消费的产品，政府大力扶持，减税、补贴，然后形成消费热点带动增长，这种模式恐怕今后很难再走得很通了，因为基本的消费趋势变了。今后，要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努力释放消费需求，使消费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第二，从投资需求看，过去投资一直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现在经过35年高强度、大规模的建设以后，三大投资领域全面减速：制造业中，越来越多的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投资相对饱和；住房需求排浪式的消费告一段落，甚至出现了区域性、结构性的过剩；基础设施投资是最有潜力的，但是按照原来的规划，全国性高速公路网、快速铁路网在“十二五”期间已经基本形成，城市基础设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动力减弱，必然会带来增长的减速。同时，我们还有很多投资的新空间，比如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农村的公共设施，以及城市地下设施包括地铁等，都有很大的空间，还有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等。但是，这些领域的投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公共性更强，投资回报率更低。新的投资机会要求必须创新投融资方式。如制造业要创新发展，对新技术、新产品等需要投资，但我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等是适应传统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适应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投资活动，因为创新活动往往没有抵押物就得不到贷款，创新企业没有三年盈利就不允许到资本市场融资。所以，我们有新的投资机会，但是现在投融资的方式和体制还不适应。今后，要消除投资的障碍，创新投融资的方式，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在金融危机前，靠负债支撑的全球需求增长比较旺盛，国际市场空间扩展较快。另外，我们有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再加上加入WTO的红利，所以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现在全球总需求增长放缓，特别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明显了，甚至从某些个案看，国内的成本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现在我们的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快速扩张了。过去我们对外开放的目的主要是两个，一是要市场，二是要资金。现在单纯地要国外市场，但如果和国内市场开放不同步、不协同的话，会使国际收支失衡，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同时，国内的储蓄率很高，产能和资金都要走出去，也就是说我们到了需要更大程度走出去的阶段，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所以今后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包括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重建。过去的国际贸易机制主要是适应于发达国家的，我们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影响、构建国际贸易新规则，这样才能够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第四，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所以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个时候扩大投资、扩大产能就能够形成有效的增长，但是现在传统产业的供给能力大大超出了需求，有的产业已经达到或者接近消费峰值，有的产业达到了资源承载能力峰值，房地产的库存压力也很大，这种产能过剩必然带来增长减速和结构调整的同步发生，并且形成负向的循环，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所以说，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另外，现在产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基于互联网新的技术，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所以现在强调全民创业、全社会创新。

第五，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技术和管理与国外的差距也比较大，只要是引进了技术和管理，就能够迅速形成生产力，带来经济增长。现在，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业富裕劳动力减少，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起连续三年减少了将近1000万人。技术的差距也大大缩小了，能引进的技术差不多都引进了，有些技术人家也不给。在这种要素规模驱动发展力减弱的情况下，今后，要更多地靠要素的质量、靠人力资本的质量，靠技术进步、靠创新来驱动发展。

第六，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在商品短缺和排浪式消费下，市场竞争主要靠规模和价格。当时大家都追求大，大就是优势，大就是好，低价就能赚钱。现在，市场竞争正在转向质量性、差异化为主的竞争。对政府而言，过去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主要是比政策、比优惠，甚至比“帽子”，就是要求国家今天给一个帽子，明天给一个帽子，各个部门也产生了简单化的倾向，愿意给地方戴帽子，导致各类区域规划、试点区、实验区、先行区等泛滥，带来了政策碎片化，市场隔断化，最终导致全社会成本高企。今后，政策取向是统一全国市场，全面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七，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水土资源、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空间、生态环境的空间，相对还比较大，可以放开手脚不受约束地大开发、快发展。现在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上限，一些地区污染严重、雾霾频频光临。人民群众对于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了。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现在人民群众的需求发生变化了，像有些地方最需要的是“APEC蓝”，而不是GDP。今后，要顺应人民群众对于优质生态产品的期待，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

第八，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过去高速增长、做大产业，再加上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不当干预，使一些风险被掩盖了。现在各类隐性的风险正在逐步显性化，如产能过剩，过去被高增长特别是房地产的繁荣掩盖了，但是增长减速以后，一些扩大产能项目的投资回报可能就会成为问题，银行贷款可能就会成为不良贷款。再比如，所有地区都赞同化解过剩产能，但都希望化解别的地区的过剩产能，不要化解本地区的过剩产能，所以明里暗里给了很多支持，有的是财政支持、补贴亏损，有的协调银行、让银行贷款输血，有的直接出资补助企业，结果是“培育”了许多应该死却死不了的“僵尸企业”。但随着经济减速，地方政府的支持能力削弱，一旦停止输血，这些“僵尸企业”的债务将会浮出水面。中央对于风险的总体判断是，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不会是短期之内就能够解决的。所以，今后的政策要对症下药，防止出现区域性、系统性的风险。

第九，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在需求管理方面，过去出现增长减速的时候，由于潜在的增长率比较高，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空间还比较大，加上产能过剩并不十分明显，当时采取扩大投资等刺激的办法，很快就能收到稳增长的成效。在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采用这样的一些措施，都收到了明显的稳增长的实效。现在，尽管增长也在减速，但上述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降。在供给管理方面，过去很容易看清某些产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按照发达国家走过的路，采取对特定产业扶持的差别化产业政策，可以起到支持一些产业尽快成长的作用。但现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了，要在产业链的分工中占领高端，靠差别化的产业政策不再灵验。所以，今后要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科学地进行宏观调控，同时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探索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以上这九个趋势性的变化说明，我们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到这样一个规模，需求才发生变化，投资才发生变化。虽然有周期性因素，但总体上是阶段性、结构性的，是我们发展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结果，说明我们的经济需要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去迈进，就是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阶段，也是我们过去常说的要转变发展方式。

这些趋势性的变化集中起来就形成了新常态。可以概括为四个基本特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二、坚持发展、主动作为

新常态并没有改变我们国家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这一重大判断，改变的是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仍在，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很多国际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国力量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使全球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新常态也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在新常态下，我们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是，发展必须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

新常态，不是不要发展了，而是发展的内涵要拓展，思路要调整、方式要转变、重点要改变。新常态不是不要速度了，而是适应发展大趋势，不去追求不符合实际的速度。新常态不是政府无所作为了，而是要干正确的事，干不同的事。

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要坚持“一个中心、八个更加注重”。就是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一是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不能为了速度推动发展，人民需要什么，就应该发展什么。二是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不能不顾市场需求和消费变化，盲目投资、扩充产能。三是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市场运行有自身规律，不能逆社会和市场预期而动，要顺应市场心态进行调控。四是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性制度环境，必须给予创新者、创业者以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五是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企业是市场主体，企业家是经济活动和创新的组织者，创新驱动发展，既要有发明家，更要有一大批拥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六是更加注重加强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必须有一支创新意识强的人才队伍。七是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在源头严防、在过程严管、出现问题要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朝着蓝天净水的目标不断前进。八是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实行以科技创新为中心的全面创新。

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逻辑、方法、做法都要有所改变。

第一，发展主体。在旧常态下，发展是第一要务，政府往往作为发展的主体，很多事情都依靠政府干预。在新常态下，我们还是要坚持发展，更多地是要去推动发展。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讲，就是按三中全会的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则应该成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引导资源配置。今后政府行使推动发展职责，主要内容包括编制规划、完善政策、服务企业、净化市场、治理环境、提供公共产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

第二，发展导向。发展的指挥棒到底是什么？旧常态下，是以GDP为中心，以增长速度为中心。政府作为发展主体，政府承担发展的责任，发展快不快就成了检验政府能干不能干的尺度。在新常态下，发展是要GDP而不唯GDP，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过度追求增长速度。发展的内涵要扩展、发展的重点要转变，要推动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具体一点说，就是产品要有市场、投资要有回报、员工要有收入、企业要有利润、政府要有税收、资源环境要可承载。政府要通过净化市场、让市场换发活力，让市场去发现新增长点。新的增长点主要靠市场发现，而不是政府去发现。市场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政府的眼界毕竟是有限的。

 

第三，宏观调控。旧常态下，把宏观调控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新常态下，宏观调控要收缩领域、保持定力、适时微调。过去我们讲，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思想解放，但也把所有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职责和工作浓缩成宏观调控这四个字。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宏观调控是政府职能之一。因为宏观调控是总量管理，是对经济周期的管理，是一种短期的管理。所以正确认识宏观调控非常重要，不能把所有的行政手段都当作宏观调控。不管是土地政策，还是环境政策，都不能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就收缩，在经济过冷的时候就放开。产业政策也是如此，现在出现的产能过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地认识产业政策，把它当作一个短期调控的手段。产业政策是一个长期政策，不能说经济过热了，项目全停下来，等到经济速度下来了，又全力去支持。因此，不要不分领域地进行宏观调控，但对于确实需要宏观调控的，就要坚定不移地去做。同时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频繁出手，在需要的时候出手，保持恰当的力度，正确运用政策工具。

第四，扩大消费。旧常态下，扩大消费的政策注重的是寻找消费热点，在两次应对金融危机中，重视培育几个全国人民都在同一时点消费的新热点，靠政府减税补贴等，形成保增长消费热点，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新常态下，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今后消费的重点政策方向应是什么？一是要注重净化消费环境，着力解决部分消费品价高、质劣、不安全的问题。二是要注重提高消费能力，这就要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来实现。提高收入是过去10年的一个常态，如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就比较快。但是从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看，政府收入所占比重还是偏高。在新常态下，政府要节省花钱，省下的钱返还给老百姓，扩大消费。企业收入占比今后也要做调整，如解决金融行业和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三是要注重培养新的潜在消费群体。广大农民工进城，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但我们城镇化的政策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如果不让他们在城里安心落户，是很难放心消费的，今后必须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第五，增长动力。旧常态下，我们把投资作为发展的最大动力。新常态下，应该把创新作为未来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要把工作的重点，从过去主要抓投资转向抓创新。过去重视招商引资，现在强调招人比招商更重要。只要人过来了，有创新的产业，资金自然而然就过来了。投资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仍然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未来要把重点放在推动有效投资上。在推动创新中，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需要把握好：要把握好创新的内涵，不要一说创新就只是申请专利、发表论文，我们现在的专利已经是世界第一了，但并不代表我国就是创新型国家了。创新的关键是要把科技创新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变成经济的增长点。创新也不光是科技创新，还包括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等。要把握好产权激励作用，我们有很多的知识产权，特别是科技创新的产权，但是个人拿到的比例很少，在这个问题上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更多地依靠市场发现创新点，只要净化好环境，让市场去选择要创新什么。在基础领域、共性技术方面，政府对看得比较准的，可以确定一些攻关的项目集中力量进行突破，但是更多的创新点还是要靠企业、靠市场。

 

第六，结构调整。旧常态下，结构调整主要是增量扩能。过去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增长的产能可以被需求吸收。新常态下，应该是增量与存量调整并举。我国发展到现在，有些方面已经接近峰值。劳动年龄人口、钢铁水泥产能，建设用地、主要污染物排放已到峰值，人口、粮食、水资源、化肥农药农膜消费、煤炭和钢铁等的消费、从业人员、大学毕业生等已近峰值。达到峰值的领域，意味着发展的涵义需要发生一些变化。过去讲发展就是事物从小到大进步的过程，达到峰值后发展的新涵义可能是减量、提质、增效。既要补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如扶贫、公共性基础设施、医疗养老等“短板”，更要截去一些方面的“长板”，去产能、去杠杆、去债务、去泡沫。

第七，区域发展。旧常态下，重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但是往往把发展等同于GDP，实际上就等于在缩小GDP的差距。这样的区域战略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但也出现分散开发、无序开发、过度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加重等问题，带来了区域上的“政策洼地”过多过滥，市场分割、要素流动不畅通、产业转移不规范、物流成本高企等问题。新常态下，要从主要缩小各地区GDP差距，转向缩小人均GDP、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差距，要重视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空间均衡。就是说一个地区有多大体量的经济，就要有多大规模的人口，并与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有的学者说北京还可以扩大人口容量，那是纯粹的理论经济学。过去经济学上说空气和水不在经济学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它是无限供给的，现在它是稀缺的。设想一下北京再增加1000万人，再扩大一块面积，绿色空间再减少一部分，环境容量更小了，水资源也不够了，生活质量会是什么样？还能有幸福感吗？所以说不能再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去发展经济、集聚人口，而是要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动发展。

第八，城镇化。旧常态下，主要是土地扩张、要地不要人。这一方面是因为政策不到位，另一方面是非劳动力人口，即农民工的家属，是城市的净负担。但是现在这个模式走不通了，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好，今后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重大的危害。供给方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今后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如果农民工不能市民化，40多岁就回老家，等于是从高生产率部门回到低生产率部门。技术工人在制造业当中的作用依然重要，职业教育仅仅是一个起点，技术是积累的。世界上两个制造业大国德国和日本，他们工厂里的工人是用一生积累下来的技能在做一件事。而我们的很多企业，最担心的就是春节以后工人不再回来。如果有相当一部分工人确实不回来，那就要再招新人、再培训，然后工作一段时间，又走了，这样下去技能很难积累，质量很难提高。从需求方面看，农民工不能落户，也就不会购买房子和进行其他消费，也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规模。

第九，生态环境。旧常态下，把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副产品。现在理念上有了重大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就是说要把绿水青山当作发展的内容，绿水青山就是产品、就是发展。发展的理念要改变，有些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发展就是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的内容要改变，有些地方可以要GDP，有些地方要以农产品为主，有些地方就要以生态保护为主。发展的方式、发展的重点、治理的重点也要改变。过去有一个误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是整治自然。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要从重点整治自然转变为重点约束人的行为，让人的行为更绿色、更低碳。要把山水林田湖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来统筹治理，不要治水的只管水，治林的只管林，造成生态系统性的破坏。

第十，对外开放。旧常态下，主要是扩大出口，吸引外资。新常态下，要实现内外需、进出口、吸引外资对外投资三个平衡。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觉得我们对外开放得差不多了，很多东西都是世界第一了，就认为差距小了，没有什么可学了。这种倾向很危险，我们在过去主要依靠的是价格竞争优势，如果不去创造新优势，任原有优势慢慢消失，就会失去竞争力。要保持住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要有一些力度更大、更有实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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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501/81606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