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新篇章。五四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在诸多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自此，中国共产党在五四精神指引下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一、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以“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要内容，向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八股教条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反传统”中开启了传统文化承继的进程，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一方面，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且阻碍社会发展的成分，批判的矛头直指以封建统治者意识形态出现的儒家学说。但必须注意，这种批判是在民族危亡时进行的，它不是纯学理意义上的一般学术批判，而是以文化为切入点，以实现民众启蒙、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为目的的社会运动。这就决定了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矫枉过正的色彩和以偏概全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反映的恰恰是五四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担当意识，恰恰是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的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首先，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胡适等，对以孔教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批判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在批判中有取舍、有保留。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坦承儒家学说、纲常礼教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不过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生活，所以变成价值阙如的偶像和精神垃圾。李大钊在解释他批判孔教时指出：“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抨击孔子本身，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其次，他们在抨击纲常名教中，还常常引用诸子百家的思想作为武器，对这些被统治阶级认为“离经叛道”的东西持肯定和重视的态度。陈独秀在《宪法与礼教》一文中指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2]。可见，他们是根据社会演进的需要，对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取舍，并积极评价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文化养分。再次，他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还进行适当的整理和继承。陈独秀在《答某读者》一文中说:“今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遍实践道德，不认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3]。在陈独秀看来，“温良恭俭让信义仁爱”诸美德等作为世界普遍践行的道德，至少也为儒学和中国传统道德所统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有着契合之处，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内在依据。一是哲学方面。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辩证思维,例如，阴阳五行说中五行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思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所蕴含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仓癝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朴素唯物思想，这些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在辩证法和唯物论方面的相通性。二是民本思想方面。诸如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荀子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等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观点有容易产生共鸣之处。三是注重实践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特别重视实践的，把实践看成是认识的来源和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不谋而合的。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明确提出实践概念，但是实践的精神在传统哲学的知行之辩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四是社会理想方面。传统的大同均平思想在中国历史久远。从“等贵贱均贫富”的传统均平思想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民心态；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到道家的“损有余而补不足”；从孔夫子的“天下为公”到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的“大同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即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甚至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用“世界大同”来说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公平、公正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本质上虽不是等同意义的社会，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五四运动在“反传统”中承继了传统，同时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存在着这些相通相似之处，从而减少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和心理基础，为两种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内在依据。

 

　　二、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五四运动不但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使得当时的先进分子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造就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伟大胜利，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第一，五四运动使得社会主义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五四爱国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致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更是得到广泛的传播。一是传播的途径多样。五四前中国人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主要是通过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传播渠道单一；五四运动后，除东方的日本主渠道外，又增加了西欧渠道和俄国渠道。西欧渠道主要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赴欧洲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担任媒介。他们当中的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其出版的《少年》《赤光》杂志上登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通过向国内报刊发通讯的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俄国渠道由在俄国学习和工作的刘少奇、瞿秋白、赵世炎等人在列宁主义的故乡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1923年底，国内报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300余篇文章中，有40余篇是译自俄文的，在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传播的阵地扩大。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介绍新思潮的刊物只有几种，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寥寥无几；五四后全国各地出版的刊物猛增至400余种，除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主办的刊物外，当时中国的三大报纸——《晨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三是传播的内容丰富深化了。五四前中国人了解马克思及其学说，译介得多，研究得少；五四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逐渐聚焦，从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中国先进分子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观点已传入中国，初显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轮廓。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成熟度有了提高。

第二，五四运动使得当时的先进分子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造就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当时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理论以其对于社会经济组织改造的深刻说明、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的科学论证，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而且找到了用社会主义取代它的途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一理论在与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争论中脱颖而出，取得优势，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必然抉择。首先，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看到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逐渐站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来了；其次，以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为代表的五四爱国运动中的左翼骨干，在学生运动的实践和学习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正如毛泽东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4]。再次，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为代表的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通过比较孙中山与列宁革命宗旨和工作方法的不同，思想上“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可见，他们思想转变的环境和途径是不同的，有各自的思想轨迹，但是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在五四运动后至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前，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第三，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辛亥革命前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英雄政治和贤人政治的实施，这在知识分子中是普遍流行的一种观念；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事实，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精神，显示的战斗威力和对五四运动胜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则使知识分子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劳工阶级的力量，从而引起了他们对工人运动的普遍关注。先进知识分子从此更加关注“劳工问题”和“劳工运动”，而且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评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中所指出的：“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5]知识分子不仅在认识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力量，而且在行为上树起了一个崭新的目标，这就是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先决条件。五四爱国运动后，许多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身体力行，到田间去，到工厂去。可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一方面，革命的知识分子通过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群众，参加实际斗争，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提高阶级觉悟，初步实现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从中也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

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伟大胜利，也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果。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是：“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郑重地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理论。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更重要的是真正实现了科学的“主义”与先进的“政党”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推动，从此有了一个明确的主体和坚强的领导力量。

 

　　三、在“五四”精神的纪念和弘扬中孕育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五四”纪念是进行“五四”阐释的最佳时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纪念“五四”，每年结合五四运动纪念日，都有论述五四运动的宣传性文章或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借助“五四”纪念的契机，诠释“五四”历史，阐发“五四”精神，赋予了五四运动以更多的历史意义，从而孕育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首先，“五四”纪念赋予五四运动更多的历史意义，是建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起点。李大钊认为五四运动不能局限在学生狭义上的爱国运动，应上升到反对强权、争取自由的更高层面意义上去。他甚至把“五四”与“五一”相提并论。“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意味”[6]，在李大钊那里，“五四”已不是一个狭隘的学生爱国纪念日了，而是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发展方向。1925年5月3日，瞿秋白发表了《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一文，指出：“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然而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他同时认为，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是五四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使得五四运动“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7]瞿秋白初步指出了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对五四运动历史进行评价则始于1939年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逐步界定了“五四”的历史地位以及运用“五四”来诠释和建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前途作了阐述。他认为民主革命过程是分阶段进行的，就全体来看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指出了“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8]，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革命的对象“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9]。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最终定性，奠定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论调。他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194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时加写了一段话：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的文化事业，它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没有它，革命战争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0]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专门介绍五四运动的文章，主要是按照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模式，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开端的节日，是中国革命青年运动的节日，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节日。”[11]这不仅强调了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而且突出了五四运动在中国青年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五四运动在毛泽东建构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五四”纪念所传承和弘扬的五四精神型塑着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内核。早在1920年，陈独秀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演说，指出“五四”除了爱国运动，还有其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即“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12]。反映了陈独秀把五四运动看成不仅是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赋予了五四运动以更多的政治内涵，体现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五四精神的探索。1924年，中共中央第13号通告《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宣传》中指出了“五四”纪念应“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13]这是中共通过“五四”纪念弘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次正式表达。1932年5月，瞿秋白在《五四与新的文化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五四”的遗产“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因此，他认为五四精神就是“五四”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并且表示无产阶级绝不放弃“五四”的宝贵遗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彻底反抗封建残余和帝国资本主义的阶级。”[14]在抗日战争时期，“五四”纪念时所弘扬的是“五四”救国精神。1939年4月，中央青委在关于大后方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指示中要求“广泛宣传五四运动的救国精神”[15]。在关于第二届中国青年节的纪念中也提出了要“宣扬救国和追求真理的精神”[16]。总之，民主革命时期所弘扬的五四精神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对这种精神的弘扬和传承正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核动力。

第三，“五四纪念”号召“走群众路线”，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群众路线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1939年5月4日《新华日报》第一版报头上写着:“我们希望全国的青年，本着一面参战、一面学习的精神，广泛地深入到军队中去，农村中去，群众中去……从工作中学习经验，从经验中求得教训。”还有文章进一步强调青年运动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就会变成狭隘的青年运动。青年应当担负起普及和提高民众文化和民族觉悟的神圣义务，应当耐心地去教育民众，并且向民众学习。这时，中国共产党已充分认识到民众中潜伏着的伟大力量，以及丰富的经验和无穷的知识。关于与群众相结合，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毛泽东有过深刻的阐述。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曾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并强调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希望全国青年和文化界要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17]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也指出：“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18]可见，毛泽东对“五四”纪念的论述反映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观点，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群众路线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

总之，五四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形成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果。这应当是我们今天乃至以后纪念的价值所在。

[1]守常：《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

[2]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3]水如：《陈独秀书信录》，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31页。

[5]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第7卷第5号。

[6]《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7]双林：《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向导》1925年5月3日。

[8][17][18]《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559-560、565-566页。

[9]《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563页。

[1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11]《五四运动介绍》，《人民日报》1949年5月4日。

[1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8页。

[13]《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1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568页。

[1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

[15][16]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71、514页。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京 100048）

责任编辑：覃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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