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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初期的李大钊

2015年06月12日 11:10

 

李大钊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参与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领导北方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曾当选中共第二至第四届中央委员。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其后,被孙中山提名并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京师看守所被秘密杀害。

从“效法洪秀全”到“再造中华”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1889年,李大钊还未出生,父亲已经病逝,仅仅过了16个月,苦命的母亲也因不堪重负而谢世,李大钊成了没有父母的孩子。60岁的祖父便肩负起抚养孙子的责任。当时正值清朝末年,社会动荡,风雨飘摇,腐朽的清王朝气数将尽了。李大钊的祖父是一位“能耐人”,他见识广,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备受大家尊敬。

李大钊4岁时,祖父就用硬纸做成“认字卡”,在玩耍中教他识字,开始最初的“寓教于乐”。在李大钊幼小的心灵中,祖父是最疼爱自己的人,可是他若完不成识字任务,祖父又变得非常严厉,动辄就罚站。在祖父循序渐进的教导下,李大钊不到6岁就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还能读布告。茶余饭后,祖父还会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教李大钊怎样明辨是非。李大钊在祖父煞费苦心的培养下渐渐形成了坚毅稳重的性格。

李大钊的第一位老师是单子鳌,单老师为他起名为“耆年”,字“寿昌”,取健康长寿之意,希望李大钊能避开父母早逝的命运。李大钊还跟随过被誉为“优贡”的黄宝林学习。一次,黄老师讲起太平天国的故事,当讲到洪秀全“造反”,建立起太平天国,主张男女平等,颁布“天朝田亩制”时,喜欢思索的李大钊不禁问,“这些主张不好吗?为什么是‘造反’呢?”黄先生无法回答,只得说“以我见之,好行新法违俗者即为造反”。谁料李大钊脱口而出,“我长大就要效法洪秀全”,令老师和同学惊讶不已。

李大钊在旧式私塾学习了整整十年,拥有了良好的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底。在此期间,他已经形成了“念书就是为了报国”的观念,他曾说:“欲立其身,先忧其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念书就是为了强国富民,不能只想自己一生锦衣玉食,而忘了国家民族。”

李大钊16岁时本欲参加科举考试,正当考试进行期间,永平府接到了清政府取消科举入仕制度的谕旨,他即转入永平府中学继续学业。1907年,李大钊怀着“再造中华”的志向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这是国内第一所正式的法政专门学校,学校各项工作都很正规,外语教学很受重视,李大钊于是有了机会系统地学习英语和日语,为广泛阅读创造了必要条件。为勉励自己上进,李大钊改名为“钊”。成为“法政三杰”之一的李大钊不限于苦读课本,在进步师生的影响下,富有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青年李大钊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以“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为己任。

1911到1912年间,辛亥革命的烽火燃遍全国,然而,袁世凯不久就窃取了革命果实,人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李大钊积极参加北方的革命活动,猛烈抨击军阀官僚政治,在《言治》上发表政论性文章,开始初发政见,涉足政治。李大钊在天津毕业后,“仍感学识之不足”,为了救国救民,李大钊想到日本寻求革命的真理。此时,培养了李大钊长达18年的祖父已经去世,家中财产所剩无己,多亏夫人东挪西借,辛苦操持,在友人帮助下,李大钊终于实现了东渡日本留学的愿望,并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那里,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留学日本,是李大钊革命生涯中的重要时期,他组织神州学会,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压迫,写了许多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称帝阴谋的文章,并以此闻名于世。正是有这样一段经历,使李大钊进一步开拓了眼界,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打下了理论基础。李大钊后来说“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华之不可缓”。

从关心青年到领导“五·四”运动

自日本回国后,李大钊积极办报,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他表示要“高撞自由之钟”,吹起了启蒙的号角。1917年,李大钊欣然接受好友章士钊邀请,任《甲寅日刊》编辑,倡导民主政治。随后,李大钊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入主《新青年》编辑部,和志同道合的陈独秀一起创办直接批判政府的《每周评论》,开始以“常”、“守常”、“明明”等笔名发表对重大问题的评论文章,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因为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青春》,号召青年“冲破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青年擦亮了眼睛,指明了道路,遂成为无数青年敬仰的对象。李大钊除了在思想上为青年指路,在生活中对青年也给予了无私的帮助。

当时北京大学规定新生办理入学手续必须持有本校两名教师签章具保才具备入学资格。许多学生不远万里到北京求学,人生地不熟,仅因为在《新青年》上看到李大钊的名字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毛遂自荐,希望获得李大钊的帮助。李大钊知道后,并不多加询问,马上写担保书,还叮嘱他赶快办理入学手续,别延误了学习。他还告诉求助的学生,“你们考到这里不容易,如果还有像你一样需要担保的同学,赶快让他们来找我。”

 

李大钊经常为穷学生充当保人或干脆掏钱替他们交学费,从不考虑他们是否有偿还能力。他处处留心,尽自己所能不让一个进步学生因为生活困难而放弃学业。一次,他发现一名学生接连好几天都没吃饱饭,就寄了一张几元钱的汇款单,署名为“无名氏”。这名学生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收到了汇款非常奇怪,直到后来,别的与他情况相同的同学也陆续收到“无名氏”的汇款,大家联合起来多方打听,才明白这个无名氏就是李大钊先生。

那时北京大学的普通职员月薪只有八至十元,李大钊是主任,还兼任经济学教授,月薪高达一百二十元,加上他平时还撰写大量文章,稿费不菲,按理说,他的收入供养家庭应是绰绰有余,但是他留给家中的费用往往不够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以致于校长蔡元培先生不得不吩咐学校的会计科把李大钊薪金中的一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以保证他家庭生活费用。李大钊非常喜爱那些有志向的年轻学子,和青年的联系非常紧密,许多青年也都把李大钊视为严师良友。于是,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勤奋好学、志向远大的先进青年,为他直接参与并领导“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等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经济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来宣传、教育武装人民,促进人民觉醒。由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以大号标题,醒目的大字发表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报道,引导人们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面对群情激动的学子,李大钊还进一步向大家提出了斗争要采取“直接行动”,他严肃地解释“直接行动,就是不经过反动当局同意批准,发动民众,直接采取法律范围以外的行动,来达到革命的目的。”这种见解和指导思想,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青年。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把自己的办公室作为学生集会的场所,他亲自参加游行,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关键时刻,他及时发表檄文指导斗争,为营救被捕学生而奔走,从而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者之一。

从创建中国共产党到英勇献身

随着“五·四”运动的胜利,很多青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受过李大钊革命思想的影响,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是在李大钊的帮助和影响下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还组织了“觉悟社”,号召青年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开展活动。与此同时,李大钊开始筹划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开始了不懈的努力。

1920年,李大钊化装成商人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在南下的路上,两人就“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探讨。随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准备建党事宜。经李大钊的介绍和推荐,共产国际代表才得以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去上海会见了陈独秀。这年初冬,由李大钊为核心和领袖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李大钊的家也成为活动地点。以后,李大钊又和陈独秀多次通信,明确提出以“共产党”为名。在李大钊的关心下,相继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方各地党团组织。李大钊与陈独秀有“南陈北李”之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代表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他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著名斗争。次年,受党的委托与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商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说明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后,他又同孙中山多次会见,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据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为了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委任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之一,又提名他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可以说,李大钊作为共产党的主要代表,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国共合作成功之后,李大钊全力开展革命斗争,引起反动当局的仇视。北洋军阀政府以“鼓动罢工”“宣传赤化”为名通缉李大钊,随即派出便衣警察到李大钊家进行逮捕。有多年斗争经验的李大钊十分机警,他再次装扮成商人,就在警察搜捕的当天早些时候,带着儿子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并很快上五峰山韩昌黎祠避难,所以,当第二天他的妻子带着其他孩子离京返乡,警察竟尾随其后赶到乐亭搜捕时,只能是又一次无功而返。李大钊后来说,“敌人是没来五峰山,即便来了五峰山,我们往后山松林里一转悠,管叫他们扑个空”。

在朋友的护送下,李大钊返回北京,他没有回家,而是住到一个朋友家里,与其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的代表“碰头”,这一次,李大钊是首席代表。李大钊安排同志们在出发的路上,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先后抵达哈尔滨。由于没有护照,秘密偷渡有一定的危险,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在老车夫的引导下,绕过碉堡,躲过哨卡,终于越过国境线,前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局势的报告,莫斯科《真理报》、《工人报》都发表了这些讲话和专访。他也亲眼目睹了梦想多年的社会主义现实,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

回国后,因为参加和领导了“首都革命”、“三·一八”运动,李大钊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缉,被迫避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继续坚持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驻华公使团的充分谅解下,清晨突然派出军警数百人,以共产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为名,悍然袭击苏联驻华使馆,逮捕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80多人。

李大钊被捕后,经受百般折磨,毫不妥协。张作霖改变策略,让他与家人见面,李大钊只“瞧了瞧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沉着”。他英勇就义时,年仅38岁。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612/81744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