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共产国际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共产国际筹备和创建时期，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象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如此积极努力。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第一人。在李大钊寻求同俄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同时，苏俄、共产国际也在设法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开始在中国“访贤”。李大钊同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会见，标志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这时，正值“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联系的建立，使得中国建党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后，李大钊开始联合吴佩孚，而后联合孙中山，这种从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策略变化是同苏俄和共产国际策略相联系的。国民党改组后，李大钊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一方面坚持了统一战线，同时也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李大钊回国，参与了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工作，推动了北方的革命运动。

一、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第一人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党，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和在共产国际帮助下进行的，因此，他著文欢呼、拥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这实际上是为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作准备。这也是从组织上同俄国革命者、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和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序幕。因此，李大钊不仅是思想上、政治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在组织上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第一人。

早在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就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①与此同时，李大钊在《Bo1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说布尔什维主义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②。这时，李大钊的政治思想是向往俄国革命的，他痛恨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和痛苦的专制制度。李大钊由于痛恨专制制度而更向往俄国革命，又由于向往俄国革命而更加痛恨专制制度。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有这些，都促使李大钊去联系俄国革命者以及由于俄国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

李大钊很早就期待世界革命经由俄国传播至中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李大钊所著《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看出。李大钊说：“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林士（Paul S． Reinsch）论东西文明之关系，有曰：……‘俄罗斯之精神，将表现于东西二文明之间，为二者之媒介而活动。果俄罗斯于同化中国之广域而能成功，则东洋主义，将有所受赐于一种强健之政治组织，而助之以显其德性于世界。”于是，李大钊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③

1919年1月，经过列宁的努力，揭开了成立共产国际的序幕，发出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号召成立共产国际：“签署此邀请书的各党派和组织认为，召开新的革命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实属必要。在战争和革命期间终于看清，不仅旧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已经彻底破产，不仅旧的社会民主党的骑墙派（所谓中派）已不能进行积极的革命行动，而且真正革命的国际目前已十分清晰地展现出轮廓。”④

在这时，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列宁领导的国际中心远离千山万水，而且苏俄处于14国武装包围之中，俄国亚洲地带完全被高尔察克、谢米诺夫、霍尔瓦特等匪帮占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尚未广泛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的思想觉悟、组织程度还不具备响应《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的要求和派人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条件。但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的发表，在中国报刊上有所反响。例如1919年2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说：1919年1月25日苏里克电：“莫斯科国际共产党大会议决召集新国际革命党大会，并拟定计划，盖合德国斯巴达克斯团与俄国过激党之主义而成者……”这个消息公布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几乎完全没有反响。而李大钊则不同，他虽然没有提出（在当时也不可能提出）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但却明确地支持共产国际的成立。在那时，明确支持成立共产国际的也只有李大钊。李大钊认为“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他说：“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并说：“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⑤

根据苏联学者提供的材料说：在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与中国的进步力量进行接触存在着客观上的困难。但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共产党人以及旅华俄侨左翼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做了了解中国情况和与中国社会先进阶层代表建立联系的工作。1919年3月，在鄂姆斯克秘密举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该局的任务是“与东方和美国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同他们交换情报，组织口头和书面宣传……”⑥1919年6月18日，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一位负责人φ．N．加蓬写了一个专门报告，说区委下面应设立一个必须有远东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的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他认为，这样东方局才有“可能立即明确地、广泛地开展工作”，并且能够更好地完成其促进东方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加蓬的计划包括与远东各国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1920年7月至8月在伊尔库茨克组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下设的东方人民处时，考虑了加蓬的建议。1921年1月，以东方人民处为基础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因此，1920年春天之前，俄共（布）的代表与中国同志的联系是断断续续的。

上述事实说明：1920年春天之前，李大钊已经在寻求同俄国革命者以及共产国际组织建立联系；而俄国革命者和共产国际组织，也在寻求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来自苏联方面的材料说：1919年夏天，在后来成为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的伯特曼会见了李大钊。⑦但中国学者从未提到过这一事实。中国方面有章志回忆及据此提供的李大钊会见苏俄友人的事实。说：“陈独秀走后，大钊同志曾在天津设法与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取得联系，到特别一区（即天津原来的旧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相互交谈了些对革命的见解。”⑧这个材料也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二、李大钊会见维经斯基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李大钊在建党中的贡献之一是经他同维经斯基的会见，取得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从此以后，北方李大钊和南方陈独秀通力合作共同建党。在建党这一伟大的事件中，李大钊会见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李大钊会见维经斯基，这是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寻求同俄国革命者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结果；也是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地区东方人民处寻求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结果。但李大钊在北京会见维经斯基取得成功，主要借助于有利的国际形势，即苏俄红军进军西伯利亚取得成功，打败了白匪和武装干涉者，1920年2月7日高尔察克连同他的几个亲密的同伙在伊尔库茨克被枪决，英、美、法干涉军纷纷撤退，日本人则返回滨海省、库页岛。于是中国北京政府转变了态度，退出了武装干涉者的行列，开始同苏俄谋求外交联系，这就使得中国先进分子有了较多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也使苏俄人士有了较大的活动余地。至于李大钊成为共产国际使者寻找的目标，这是因为他是五四运动领导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

维经斯基到北京后，李大钊得以会见他，主要经过柏烈伟的介绍。柏烈伟是北大俄文教授。参加这次会见的除了维经斯基本人外，还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夫妇，翻译杨明斋等。会见的地点是北京大学图书馆。

从有关的回忆和记载说明，李大钊同维经斯基会见后，有一段共同研究、接触过程，而决不仅仅是一次会见。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彼此交换意见。这正如李达回忆中所说的：“当时李大钊同志等很诚恳地和这位好朋友（维经斯基）交换了意见。”交换意见的重要内容是建党问题，这正如《李大钊传》所附《李大钊同志生平活动简表》所说：“他们讨论了有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同维经斯基见面后的又一项内容，是谈了俄国对华政策。维经斯基来华和《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是有密切关联的，而且苏联远东外交委员会抄送苏联第一次对华友好宣言译电，时间为1920年3月24日⑨。宣言称：“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⑩所以，这时维经斯基及时地宣传了《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李达回忆说：“因为苏联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弃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才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的社会团体，都表示过热烈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人来到北京，大家感到特别高兴。”于是，在李大钊的支持下，维经斯基多次举行座谈会，报告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华政策。维经斯基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李大钊和维经斯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共同活动之后，维经斯基便把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上海。形成这次转移的因素之一是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大产业中心，上海是大产业中心，在那里聚集着人口众多的产业工人。另一因素是李大钊推荐陈独秀担任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就形成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新局面。据罗章龙回忆，在维经斯基离开北京赴上海之前，召开了一次会议，维经斯基在会上讲了话。李大钊也在会上简明致词，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⑾。之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勇敢地承担起了建党的重任。

三、苏俄从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和李大钊实践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策略

从1920年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开始，中经二七惨案，后至西湖会议，中国共产主义者经历了从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演变过程。二七惨案之后，一般人认为联合吴佩孚是个政治错误。如邓中夏曾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中简单地把建党时期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归结为陈独秀、李大钊的政治策略上有机会主义倾向。这样说是不全面的，应当说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他们在政治上是受了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的影响。

苏俄对华外交政策有一个发展过程。1918年8月1日《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表明苏俄对中国北京政府采取敌对态度，他们把中国北京政府同帝国主义者加以并列⑿。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表明苏俄改为同时团结中国北方和南方政府。1920年9月27日《关于苏中协定条款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致中国政府》，苏俄对华外交已经把主要团结对象集中于中国北京政府⒀。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建立以后，苏俄同北京政府关系日益密切。1920年8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率兵北上，推翻了皖系军阀段祺瑞政权，成为中国北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他采取了一些接近苏俄的措施：一是支持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使团来北京；二是驱逐沙俄在北京的代表库达谢夫；三是表示支持中国工人运动。这样，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就对吴佩孚抱有较大的期望，从而采取了联合吴佩孚的外交政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团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久，苏俄远东问题专家威廉斯基便在苏俄《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说：吴佩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苏俄期待中国出现“吴佩孚将军的俄国方针”⒁。后来吴佩孚越来越反动，威廉斯基还说吴佩孚是“最好的军阀”⒂。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过高地评价吴佩孚。《国际通讯》称吴佩孚为“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领袖”⒃。

上述事实说明：李大钊联合吴佩孚的想法并非出自其本人，而是受到苏俄对华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而且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并不是仅仅有害而无益的，它也推动了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李大钊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并通电发表了“保护劳工”等“四大政治主张”。之后，李大钊又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京汉、京秦、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李大钊派去的共产党员做密查员。这样一来，共产党员和任何同志都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六个密查员每人都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部分用作生活费外，其余归党；密查员是各路职员最害怕的人，因为，共产党员有“护身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这六个密查员，实际上就是职工运动的特派员，主要在各路工人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

李大钊从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转变也是受到苏俄和共产国际影响的。1920年到1922年间，远东共和国优林使团、苏俄斐克斯使团、越飞使团同吴佩孚北京政府在中东路、外蒙古等问题上发生纠纷，同时，吴佩孚支持反对苏俄的列强华盛顿会议。所有这些促使苏俄、共产国际改变了联合吴佩孚的政策，转而趋向联合孙中山。1922年8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西湖会议，会议通过共产国际书记拉狄克起草的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组织中援助民族主义运动”，⒄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遵从这一决议，积极做孙中山的工作。他本来是从事北方党的工作的，这时他去上海会见孙中山，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有一次，他们专门就振兴中国问题畅谈了好几个小时。孙中山对这种真诚的帮助感到非常兴奋，他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当即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当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党员时，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⒅

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孙中山的政策，日益受到吴佩孚的仇视。于是他在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苏俄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后不久，一手策划了二七大屠杀。从此，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彻底宣告结束。二七惨案后，李大钊按照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改组国民党作出了贡献。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李大钊是孙中山指定的代表之一，是5人主席团成员、宣言审查委员和组织章程委员。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策略，共产党内有人反对，也受到国民党内右派的指责。为此，1924年1月28日，李大钊特发表声明，声明说：“我们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努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退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一部分同志建议：本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这或者亦是因为我们加入本党而起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党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李大钊的声明是对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强有力回击。

四、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李大钊积极地推动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但他并没有忽视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召开，这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着重点仍是巩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策略，而李大钊在会上的发言则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国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中共中央接到1924年5月共产国际发出的《第三国际致中国共产党函》，即召开共产国际五大的通知后，决定派李大钊、王荷波、姚佐唐、刘清杨等4人为代表（彭述之以旅俄支部书记身份参加了会议）。李大钊是在五峰山接到中央通知，委派他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的。于是他化装成商人返回北京。6月11日后，李大钊前往哈尔滨，到哈尔滨后，他找到了他的堂兄李祥年，由李祥年介绍住在哈尔滨道外太石街“宏昌茂”杂货铺，住了3天，白天出去办事，并曾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会晤⒆。李大钊在莫斯科住在卢克斯大旅馆三楼，每天应接来客，草拟文电，为国际报刊写文章和通讯，从清晨到深夜，十分繁忙。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显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影响还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足够重视，因此，会议虽然成立了若干专门委员会，如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妇女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等，但李大钊没有参加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等重要的委员会，只有王荷波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姚佐唐参加了青年委员会，刘清杨参加了妇女委员会⒇。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也还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的某种分歧。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批评了欧洲各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错误。在他的报告中，也谈到了中国问题。他说，国民党正向左转，并对帝国主义进行着真正的革命斗争。报告回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在如何对待国民党这个问题上的分歧（21）。1924年6月30日，共产国际主持民族殖民地工作的曼努意斯基作报告，他在中国问题上，继续强调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说共产国际同意“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我们知道，在这个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推动了它走上了同国际帝国主义更坚决斗争的道路。”但曼努意斯基又一次批评中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同共产国际存在分歧。他说：“但同时我们知道，在最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加入国民党的同志们的活动被当作‘阶级调和’受到严厉批评。”（22）

 

1924年7月1日共产国际五大第21、22次会议上讨论了曼努意斯基的报告。在第22次会议上李大钊（化名琴华）没有被安排作大会发言，而只作了书面发言。会议执行主席盖什克说“我们的中国同志琴华曾想作报告，但是他不能报告。他的报告将并入会议记录，也将在简报中登载。”1924年7月11日李大钊的发言以《中国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发表于《真理报》上。李大钊没有直接回答曼努意斯基的批评，他的发言宗旨是防止国共合作问题上右的和“左”的片面性，发言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李大钊说：“我们在国民党中间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并把它引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我们在国民党中间把左翼拉到我们一边，因而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反动派而极为困难，但是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间有一定的影响，而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以便把它培养成革命先锋队。”（23）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李大钊继续留在共产国际，他多次发表谈话，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24年9月13日，他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琴华同志对（工人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政治态度进行了分析。说：“南方孙中山的政策至今还不够明确。他本人尚未找到真正的依靠力量。”“最近发生的事件彻底暴露了外国资本的全部阴谋，而且必定会帮助孙中山本人在工农群众中找到踏实牢固的基础。”1924年9月22日，他发表了《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要求世界无产阶级援助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不能发展。只有无产阶级能起到革命领导者的作用。”1924年10月，他又发表了《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谈话，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国无产阶级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已经开始懂得谁是他们遭受苦难的罪魁，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中国国民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他们懂得，为了世界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要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还懂得，为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建立牢固的组织，并且成为革命的核心。”（24）不久，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工作开始了，急需李大钊回国做大量的工作，因此，李大钊只好改变了在苏联多走走、看看的计划，离开了十月革命的发源地。

五、李大钊参与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工作，李大钊的被捕与牺牲

李大钊、加拉罕援助国民军的工作是从援助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开始的。加拉罕是以苏联方面的大使身份出现的，李大钊则以胡景翼将军的军官代表团成员身份出现。1924年12月底，胡景翼派了一个军官代表团同加拉罕谈判。苏联大使馆武官格克尔写道：“今年（1924年）1月29日，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将军的代表刘将军，及其驻北京代表于将军，以及北京大学李教授（共产党员）来到我这里。将军的代表宣称，来访的目的是谈判援助革命军问题……他们打算请求我们给军队提供教育。”（25）李大钊参加胡景翼的军官代表团有力地推动了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工作。据屈武回忆，李大钊到达开封的时间为1924年12月27或28。日。胡景翼一见李大钊非常高兴。李大钊在开封住了6、7天，与胡景翼进行了多次会谈（26）。4月份胡景翼去世，继胡之后，冯玉祥提出了援助他的要求。

1925年4月至6月正当五卅运动处于高潮时期，李大钊和加拉罕、鲍罗廷共同从事苏联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在冯玉祥同加拉罕、鲍罗廷谈判中，李大钊又以国民党员身份参加了国民军一军代表团。1925年5月初，一个庞大的苏联顾问组来到了张家口，到国民军第一军工作。顾问组的负责人是红军的一个有能力的指挥员、军长维托夫特·卡季米罗维奇·普特纳（普特纳中文名任德江）（27）。顾问组到张家口后，李大钊便以国民党员身份向顾问组提出建议，共同劝说指挥部，使冯玉祥确信在军队里应进行政治工作。李大钊建议，俱乐部应成为政治工作的基础，要在俱乐部周围建立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组织，在俱乐部里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小组和孙文主义小组，并提出成立10个俱乐部。冯玉祥经过犹豫之后，批准了李大钊的建议，但提出在初期只成立两个俱乐部，并委托李大钊、徐谦领导政治工作。不久，冯玉祥下野，三一八惨案发生。接着，张作霖军队在涅恰耶夫白军和吴佩孚军的支持下，进攻北京，国民军被迫放弃北京、天津。在国民军退出北京前，加拉罕便遭到了张作霖的驱逐。同时，反动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1926年3月19日《临时执政令》说：“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要求全国“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并提出北京内外要“一体严拿，尽法惩办”（28）。

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兵营。他通过种种方法和北方各地革命组织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这种隐蔽生活长达一年之久。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6天，1927年4月6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张作霖搜抄了苏联驻华使馆。张作霖此举的实质是查抄苏联大使馆档案，寻找苏联支持中国革命的证据，从而把苏联支持中国革命活动污蔑为“阴谋”、“颠覆”，同时从苏联大使馆逮捕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人当即被捕。李大钊被捕后遭受严刑逼供，但他英勇不屈。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人壮烈牺牲。

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英勇牺牲后，苏联、共产国际对此十分重视。苏联《真理报》于1927年5月1日发表《被杀害的英雄》一文。文章指出：在监狱里杀害战士、学者和人道主义者李大钊及其许多同志的真正罪魁，与其说是奉天傀儡，不如说是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分子。”1927年5月8日，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著文《悼李大钊同志》。1927年5月10日，共产国际专门发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若干中国共产党人被处决的抗议书》，抗议“世界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中国的血腥的刽子手”残酷杀害中国共产党奠基人的暴行。

上面的事实使我们看出：第一，李大钊所处的时代是共产国际建立和发展的时代，共产国际是兴盛的，它对于中国革命具有历史功绩。第二，与共产国际密切联系，是李大钊一生中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大钊赞助俄国革命、走俄国革命道路、建党、与共产国际使者协同工作、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同孙中山建立统一战线、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密切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是李大钊一生中所从事的重要事业。第三，李大钊同共产国际密切联系，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他的努力推动了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使苏联、共产国际在东方找到了朋友和支持力量，所以，这对于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支持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支持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作用。第四，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所从事的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李大钊在处理同苏联、共产国际关系方面，也有遵从得过多，分析得不够的缺点。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595页；第600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574、575页。

④ 原载1919年1月24日苏联《真理报》。

⑤ 《李大钊文集》（上）第621、第625页．

⑥ 佩尔西茨：《旅俄的东方国际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若干问题（1918年―1920年7月）》，《共产国际与东方》第64页―65页。

⑦ 缪勒尔：《在革命烈火中》第144一145页，伊尔库茨克，1957年版。

⑧ 《李大钊传》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⑨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档案中的苏联远东外交委员会抄送苏联第一次对华友好宣言译电。

⑩ 《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载1920年5月1日《新青年》。

⑾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77页。

⑿ 《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1918年8月1日，见1919年3月9日苏俄《消息报》。

⒀ V．A．亚克扬托夫：《俄国和苏联在远东》。

⒁ 苏俄《消息报》，1920年10月9日．

⒂ 威廉斯基：《中国共产党》，载《新东方》1922年第2期。

⒃ 《国际通讯》1921年10月17日。

⒄ 马林档案第3113号。

⒅ 尚明轩：《孙中山传》第250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⒆ 王芳田：《李大钊在哈尔滨》，《回忆李大钊》第185页。

⒇ 《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日―7月8日）（速记记录第2部分）》第225、224、252、253页。

（21） 珍妮·德格拉斯选编以产国际文件》第2卷，中译本第139页。

（22） 《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日―7月8日）（速记记录第1部分）》第593页。

（23） 共产国际五大速记稿第1部分第668―672页。

（24） 苏联《远东问题》1985年第1期。

（25） 〔苏〕维·马·普里马克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译本第4－5页。

（26） 屈武：《李大钊同志到河南指导党的工作》（陕西纪念胡景翼逝世60周年大会印，1985年4月）。

（27） 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中译本第47一48页。

（28） 《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42页，北京出版社出版。《李大钊研究文集》

责任编辑：周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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