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锋：秦汉时期的民族精神述略

 

张小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宣传部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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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深厚的精神支撑。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政权都有维系其存在的精神力量。而中国历史上的秦汉时期的民族精神尤其值得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当下，也适用于既往的任何历史时期，特别是能恰切地概括秦汉时代的民族精神和时代主题。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曾有过这样美妙的诗句：“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寻着梁启超先生开启的思路，我们可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比作是一个人，如果这样，秦汉时期无疑就是少年时期，呈现出“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的景观，投射“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的气势，充满了勃勃生气，前途无量，这一时期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可归结为八个方面。

一、积极进取

秦汉时期的人们都有一股积极的进取精神。无论是秦帝国的开创者秦始皇，还是汉代的历代君主，如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等人，都体现出夙兴夜寐、勤政爱民、忧劳天下的情怀和精神。如秦始皇的积极进取精神，不仅反映在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上，而且在统一后的所作所上。秦始皇的勤勉刻苦、励精图治，在历代君主中，“确是罕见”，史书记载，秦始皇规定，每日批阅公文奏牍必须达到120斤，否则不肯休息。著名秦汉时专家王子今先生曾在《博览群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秦始皇的阅读速度》，他详加考证后得出，秦始皇每天必须处理的“书”（也就是公文）竟然超过30万字，达到31.79万字，他每天阅读量真是惊人。秦始皇建立了前无古人的功业，但他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洋洋自得，抑或沉湎于酒色中不理朝政，相反，他依然夙兴夜寐，勤于政务，大小国事，事必躬亲。

汉高祖刘邦兴兵起义时，已经不算年轻，其根基也十分薄弱，在同项羽争雄时，屡败屡战，甚至连妻子、儿女、父亲都被项羽捉了去，可以说历经磨难，但他从不放弃，最终战胜项羽，开创了大汉基业。汉武帝的进取精神比起秦始皇、汉高祖来，毫不逊色。

受人雇佣而耕作的陈胜，虽然出身贫贱，但却怀有鸿鹄之志，于公元前209年在大泽乡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号召，发动九百壮丁，揭竿而起，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大起来。

泗水亭长刘邦曾在咸阳见到秦始皇车驾出行，仪仗威严，深觉艳羡不已，便大发感慨地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其意思就是说，“嗟呼！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有这种威风的样子！”

据史籍记载，秦始皇出巡到会稽、浙江时，“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威风不可一世，然而挤在人堆中观看煊赫的巡游队列的少年项籍（即项羽），却爆发出一句“彼可取而代之”的壮语。

陈胜、刘邦、项羽三位尽管出身和地位不同，但他们欲作一番大事业，不甘苟且的精神追求却是一样的。实际上，这是秦汉时代人们的普遍性格。

也许你并不熟悉主父偃，更不谈不上喜欢他，但你一定会喜欢这句话：“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这就是西汉武帝时期著名政治人物主父偃的人生格言。主父偃，生年不详，西汉临淄人，青年时期学习纵横家学说，游说诸侯，成年后又学习《易》、《春秋》、 百家学说，都很有成就。他绝顶聪明，虽家境贫困，但不干平庸，四处游说，寻找着人生的机遇。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西行入关，自荐于朝廷显赫人物大将军卫青门下，受到卫青的赏识，卫青多次向武帝举荐无果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他又直接上书武帝，毛遂自荐，展露才华，受到武帝激赏。“岁中四迁”，一年之中四次升迁，官至中大夫之职。虽然他辉煌的政治生命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的政治谋略、政治主张却对西汉王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提出的“推恩令”主张，成为武帝彻底解决西汉诸侯王势力坐大的政治隐患最为有力的理论武器。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18岁的济南人终军被选为博士弟子，并由地方官推荐到京城长安受业。途经函谷关时，守关官吏递给他出入关门的凭证“繻”，并嘱咐他妥善保存，返回此关时，仍要交验。没有“繻”，就回不了家乡。终军听后，哈哈大笑说：“大丈夫志在四方。我既入关，不干出一番事业，决不回来。”说罢将繻丢在一旁，扬长而去。

正是这种不甘埋没、不甘平庸的精神，推动着他们在各个方面，施展自己的才华，建立不同的业绩、名垂后世。

 

二、勇于自荐

勇于自荐是秦汉时期人们积极进取精神的重要反映。踊跃应召或主动自请负重任、历险境，成为一种风气，绝非个别人的偶然举动。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获悉，大月氏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汉初遭到匈奴的侵袭。匈奴老上单于击破大月氏后，杀死大月氏王，并用他的头做盛酒器。大月氏被迫西迁，十分怨恨匈奴，准备报仇雪恨，但势单力薄，很需要有人援助。汉武帝正欲奋击匈奴，经营西域，闻听到这个情报后十分高兴，认为联合大月氏，可以砍断匈奴右臂。但要出使大月氏，必然取道匈奴，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和危险，因此必须有勇有谋的人方能担当这项重任。于是武帝在全国下令召募能出使西域的人。这时，张骞主动应召，出使西域，一同应召的还有一个名叫堂邑父的胡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朝发动了著名的漠北大战，这是一次决定汉匈今后命运的大决战。年过花甲的老将军李广，余勇可贾，多次主动请缨，希望能参战。武帝看到他的拳拳报国之心后，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所有这些证明：这是一种时代精神。

在这些毛遂自荐的人当中，不乏有真知灼见的干才，如前面提到的主父偃，又如东方朔等。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22岁的东方朔应诏上书，自荐于朝廷。他的自荐书最引人注目，用了“三千奏牍”，两个人一起才能捧起，汉武帝用了两个月时间才阅读完毕。东方朔的自荐书中，虽然有自我炫耀、夸大吹嘘的成分，但东方朔的才华卓绝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一生为武帝多次直言进谏，官至太中大夫之职。

前面提到的终军，也是毛遂自荐的佼佼者。汉武帝欲召南越王赵兴与王太后一同入朝，归顺于汉。终军主动请缨出使南越，说：“请陛下授予我一根长缨。我到了南越，如果南越王不肯归顺，我就用长缨套着他的脖子，把他捉来！”汉武帝答应了终军出使的请求。当然，去完成这一使命，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充满了杀机和危险。终军到了南越后，果然不辱使命，说服了南越王赵兴。赵兴和王太后都答应入朝，臣服于汉，并愿跟内地诸侯一样，向朝廷进贡。像终军向武帝自请“愿受长缨”一事，已成为自告奋勇、承担重责的典故。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名句中，“长缨”一典，即出自汉代终军“请缨”的故事。

三、矢志爱国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些人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也难以忘怀的。文天祥名作《正气歌》中有这样的诗句：“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张良和苏武，就是秦汉时代矢志爱国的典型代表。

张良本为战国时韩国姬姓公子，秦始皇灭掉韩国后，为了报亡国之仇，在弟弟死后，他不愿去埋葬，也不顾自己生命之安危，而是用全部家财，购求刺客以谋刺秦始皇，为韩国报仇。在张良的眼中，国比家大，国家覆亡比失去亲人要重要的多，于是才出现了“弟死不葬”、冒着生命危险去刺杀秦始皇、以报国仇的壮举。张良最后物色了一名大力士。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春，秦始皇东游至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张良与刺客突然出现，刺客从草丛中用重120斤的大椎(铁椎)猛击始皇，但却错打在副车上。秦始皇大怒，下令通缉刺客。于是他潜逃后，更名张良，伺机反秦。事实上，韩国灭亡时，张良还是一个少年，但他忠于故国的精神，却已深植于心。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途中被匈奴扣留。匈奴单于为了软化、降服张骞，给张骞娶了一个匈奴族的妻子，并为张骞生了儿子。张骞被扣留10余年；但他始终不忘汉朝，不忘故乡，不忘对祖国的热爱，“持汉节不失”。后设法逃离匈奴，到达了大月氏，最终返回了汉朝。

最能代表秦汉时期矢志爱国精神的人物，当数被匈奴拘留19年而须臾不失汉节、坚贞不屈的苏武了。

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奉命持节出使匈奴，为匈奴所拘。匈奴单于威逼苏武投降。苏武义不辱命，拔刀自刎，后被救活。单于被苏武的忠诚和气节所感动，每天早晚派人侍奉问候。苏武伤势好转后，单于又派汉朝降将卫律劝降，卫律软硬兼施，先是以好言相劝，再以高官厚禄相诱，再以死相逼，但苏武不为所动。苏武越是不降，单于越觉得他是人才，越想收降他，便把苏武关在大窖里，断绝饮食，迫其投降。《汉书·苏武传》记载：“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每当读到此处，我们不仅为苏武的坚韧的精神所动容，同时我们也会联想到，革命战争岁月，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有饮马溲（喝马尿）、煮皮带为食，乃至有吞食棉絮者，这种革命精神也是继承了历史上优秀的爱国精神，是继承了苏武矢志爱国的精神的。

漠北塞外，大雪纷飞，地冻天寒，苏武渴饮雪，饥吞毡。数日过后，匈奴人发现，苏武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认为苏武是神人降世，便把他流放到了北海上（今贝加尔湖）放牧羝羊（雄性的羊），并许诺说，等羝羊产了羊羔后，就让他回来。苏武仍坚贞不屈，《汉书·苏武传》记载： 

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也就是说，苏武在没有吃喝的环境下：靠挖野草、掘野鼠为食，“渴饮月窟冰，饥餐天山雪。”饥寒交迫，每日都与死神打交道，孤单寂寞。但是，无论环境有多恶劣，他都手持汉节，须臾不曾离手。最后汉节上的旌毛都全部掉光了，八尺节柄也被磨得溜光。雪雨风霜，交相袭来，缺衣少食，遥遥无期。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苏武在常人难以想象的环境中，带着对汉朝无限的热爱和渴望，顽强地活了下来。

 

就在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即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与匈奴作战中，兵败投降。由于苏武与李陵在汉朝时，同朝为官，关系很不错，于是单于又打发李陵去北海劝降苏武。李陵劝说对苏武的话很多，但最具有穿透力和影响力的话是：

“你的兄长（苏嘉）为奉车都尉，随从皇帝去雍地的棫阳宫，扶撵下台阶时，失手撞到了柱子上，把辕木撞断了，有人弹劾他对皇帝大不敬，无奈他只好伏剑自刎。你的胞弟（苏贤）随从皇帝去河东祭祀后土时，因宦官与黄门驸马争抢船只，相互推搡，结果黄门驸马溺水而亡，宦官见事情不妙逃跑了，皇帝下诏让苏贤去追捕，苏贤抓不到他们，因惶恐而服毒自尽。我来时，令堂已不幸谢世。年轻的尊夫人，现已改嫁他人，家里只剩下你的两个妹妹和三个年幼的孩子，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他们的存亡也不得而知。人生譬如朝露，极其短暂，我们又何必跟自己过不去，过着这种苦哈哈的日子呢？”

苏武听后表示，纵使自己遭受“斧钺汤镬”的苦痛，也心甘如怡，再次拒绝了李陵的劝降。苏武抱定的信念是，若用时髦的热词来概括，就是：

“纵使武帝虐我千百遍，我待大汉如初恋。”

几年后，李陵再次到了北海看望苏武，他告诉苏武说：“边境上抓了汉人，他们说皇上驾崩，自太守以下的吏民都穿白戴孝。”苏武闻之，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他面朝南方，那是祖国首都的方向，他放声恸哭，伤心欲绝，吐血不已。

苏武在匈奴度过了19个春秋，最终历尽磨难，于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返回了朝思暮想的长安。苏武在匈奴期间，虽娶匈奴妻、生子，但对故国的思念却一日不断。苏武当初出发时，正是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年龄，返回汉朝时，已是鬓发皆白、垂垂耄耋。

苏武的爱国精神早已超越了历史的时空，彪炳史册。事实上，东汉的班超爱国的精神，也同样值得传颂。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是东汉时期儒学大师班彪的最小的儿子，他的哥哥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班超自幼就胸有大志，他不仅口才很好，而且知识渊博，“能言善辩，博学多才”，能吃苦耐劳。

永平五年（62年）班固被征为校书郎，班超和母亲跟随来到首都洛阳。由于家境贫困，常受官府雇用抄书以供养母亲。时间久了，深感劳苦。当时北匈奴不断骚扰边境，朝廷正是亟需抗击匈奴人才的时期，班超中止抄书、投笔叹息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周围的人都嘲笑他狂妄，但他却说：“你们这些臭小子怎么能知道壮士的志向呢？”

班超来到京城，转眼过了十一年，永平十六年（73年），窦固出击匈奴时，以班超为假司马，率领一支队伍进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凯旋而归，受到了窦固的赏识。窦固认为班超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班超的使命是联络西域各国君长亲近汉朝而抵制和疏远匈奴。班超接受这一神圣使命后，仅仅率领士吏36人便慨然出发了。他首先来到了鄯善（即以前的楼兰）。鄯善王广长期在汉匈之间左右摇摆，当他初次接见班超时，对班超一行极为恭谨，态度很亲热，照顾的也很周到。可是几天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鄯善王对他们的态度开始疏远和怠慢了。凭着自己的直觉，班超准确地分析了事态的发展变化，他对手下人说：“你们觉察出来了鄯善王广对我们的礼节淡薄了吗？这必定是匈奴有使者到来的原因。鄯善王广这个人狐疑不定，不知道该靠近大汉还是匈奴。”于是他唤来鄯善王的侍者，诈问他说：“匈奴的使者已经到了好几天了，现在在哪里？”鄯善王侍者不知是诈，便合盘托出。于是班超将鄯善王侍者关闭起来，自己率领的36人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精神，袭杀匈奴使者。第二天，当班超将匈奴的首级呈现在鄯善王的面前时，鄯善国人惊惧异常。班超乘势宣告了汉朝政府的抚慰之意。经过这一果敢的行动，使鄯善王下定了和汉朝结好、摆脱匈奴的决心，并且“纳子为质”，表示臣服于汉朝。

一举制服鄯善，班超受到了东汉政府的嘉奖，由假司马升为军司马。仍然肩负出使西域各国的重任。此时，大将军窦固想给班超配备更多的人手和兵力，班超回答说：“我只要本来所从属的30多人就够了。如果发生什么不测，人多了反而成了累赘。”还是带领30多人继续出使西域各国。

下一个目标是于窴。于窴是西域道上的一个亲匈奴的国家。当时于窴王刚刚攻破莎车，称雄西域南道，而且匈奴派使者在这里监国。所以于窴王对班超的到来态度十分冷漠。于窴人很迷信巫师的话，于窴王听信巫师的话，竟然要索取班超的马来祭祀。当班超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假装答应，让巫师亲自来取马。当巫师来到了班超的营地时，班超便将巫师斩首，并巫师的人头送给了于窴王，并斥责于窴王对汉朝的无礼行为。于窴王对班超在鄯善的神勇表现早有耳闻，看到巫师血淋淋的头，大感惶恐，攻杀了匈奴使者而投降了班超，于窴镇抚。

接着，他又解决了疏勒问题。到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窦固、耿秉使用武力征服车师，班超凭自己的政治外交才干和谋略使疏勒、鄯善、于窴归附后，东汉政府重新在西域设置了都护和戊己校尉。从而使汉与西域之间的往来通道重新畅通了。

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驾崩。焉耆（今新疆焉耆县）在匈奴贵族的支持和怂恿之下，认为汉朝正处于大丧期间，无暇西顾，于是出兵攻杀了刚刚建立不久的都护陈睦，并联合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等进攻疏勒，班超拒守槃橐城，与疏勒王忠前后呼应，但因手下人少，拒守了一年多时间。加上当时中原地区发生了大旱，粮食价格急速上扬，人民的负担极为沉重，政府的财政困难，政府对西域的控制有力不从心之感。章帝刚刚即位，即建初元年（76年），考虑到班超处境危险，便下令让在西域的班超撤退，并撤销了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

君命难违。当班超出发回国时，疏勒国举国忧惧不安，都尉黎弇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于是饮刀自刭。班超退还到于窴时，于窴王侯以下的人都号泣不止，他们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很多人抱住班超的马腿，这种感人的场面使班超无法继续东归。

西域时时、处处充满着危险，而朝廷又下令班师回朝。但是，班超拳拳报国心，一腔赤诚情，他难以舍弃西域，这是国家利益之所在，于是又调转马头，回到了疏勒，这实质上违抗君命。班超一离开疏勒，疏勒就出现了不稳定的新情况，他凭着过人的智谋和胆识，很快稳定了疏勒。

到了永元六年（94年），经过长时间的经营，西域五十余国都成为了东汉版图的一部分，再次统一于中国。

 

为表彰班超在西域的卓著功勋，永元七年（95年），东汉政府封他为定远侯，食邑一千户。

故土难忘，叶落归根。人之常情，班超也不例外。班超在西域近三十年，“久在绝域，年老思土。”永元十二年（100年），他上疏和帝说：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小臣我也有“依风首丘”的感情。蛮夷之俗，畏壮侮老。我已年迈力衰，难以胜任守护西域大任，希望能返回故乡。

“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

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班超返回了长安，一个月后，病逝于长安，终年71岁。

四、先国后家  

霍去病（前 140——前 117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他的母亲卫少儿是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二姐。

霍去病从小生活在奴婢群中，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勤奋好学，精研骑马、射箭、击刺等各种武艺。后来，卫子夫得宠，汉武帝任命霍去病为侍中，跟随于左右。

这时，霍去病的舅舅卫青几次领兵攻打匈奴，立下了赫赫战功。

元朔六年（前 123年）春，汉武帝再次组织对匈奴的反击战争，年仅18岁的霍去病主动请战，跟随舅舅卫青随军出征。

因为霍去病第一次参加真正的大战，卫青仅挑选了800名骁勇矫捷的骑兵归他指挥。虽然霍去病初次出征，但他胆识过人，率领着800骁骑，远离主力部队几百里，一往无前地向北冲去。他在与大军失去联系的情况，率军深入匈奴腹地，身先士卒，以800骁骑斩杀匈奴兵2028人，并杀死匈奴单于的祖父籍若侯产及相国、当户等将官多人，生擒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出奇制胜，勇冠全军。被封为冠军侯。

从18岁出征，到24岁死去，6年时光，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为国分忧、抗日匈奴的事业中去。

在河西战役期间，汉武帝为了表示对霍去病的嘉奖，特地派人从京城长安送来一坛美酒，霍去病没有独自享用，为了和全军将士同享，他将这坛美酒倒入了泉水中，让全军将士同饮泉水，后来，此泉就称为酒泉，当地也就以泉命名。

霍去病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全部投入了征服匈奴，防守边疆的事业上。他几次领兵出塞攻打匈奴，共歼敌11万多人，约占匈奴总兵力的37%，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势力。我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最年轻的军事统帅，他将《孙子兵法》中“兵贵神速”和“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的思想，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作战的最大特色就是，快速、奇袭、灵活多变、因敌致胜。

霍去病屡立战功，获得了高官厚禄，但他把个人的享受搁在一边，一心以国家利益为重。河西战役胜利后，汉武帝为了奖励他的卓越战功，特意命人在长安为他建造了一座豪华住宅，叫他去看看是否满意。霍去病谢绝了汉武帝的好意，豪气满怀地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传诵千古的名言既是霍去病“先国后家”精神的传神写照，也是激励汉代乃至后世军人保家卫国的军魂。

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因病去世，年仅24岁。对于这位青年名将的过早离去，人们都感到无比的悲痛和惋惜。汉武帝特地命人在自己的茂陵旁边为霍去病修建了一座形状象祁连山的坟墓，并为他举行了最为隆重的葬礼。霍去病的墓至今仍然矗立在陕西省兴平县东北十五里的茂陵旁边，墓前的“马踏匈奴”的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

五、急公好义

秦汉时期，世人表现出一种高度的事业心、责任心。这种慷慨赴国难、决然分君忧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不仅体现在食君之禄的臣僚们身上，而且也体现在普通的黎庶百姓身上。汉武帝时的卜式，就是这样一个心底里时时装着国家大事和天下百姓的人。

卜式是河南（今内蒙河套）人，靠牧羊致富，多达上千头。汉武帝与匈奴征战期间，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导致国库空虚，财政拮据。正在此时，卜式上书朝廷，说愿捐献家中的一半财产充当军费，帮助国家度过难关。为了征讨匈奴，武帝曾规定，可以出钱捐官。武帝派使者去问他是否愿意做官，卜式说：“我自幼牧羊，没有学习仕宦，不想做官。”使者又问，是否有冤屈有申诉？卜式回答说，没有。使者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给国家捐献这么多财物。卜式说：“天子诛讨匈奴，我认为，全国人民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只有这样，匈奴才可以诛灭。”换言之，卜式认为，抗击匈奴不光是天子和朝廷的事，而应该是实行全国全民族的抗击战争。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汉武帝发车两万乘前往迎接，又给予巨额奖赏，并指令当地官府供给衣食等物资，而此时边郡一带长期虚耗，官府已无力供给。适逢山东发生水灾，朝廷将70万山东难民迁到关西及朔方一带，这些难民连同匈奴降人一起，急待国家接济，此时许多富商大贾，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卜式却急国家所急，将20万钱捐赠河南太守。武帝深感卜式助国的诚心，于是下诏厚赐卜式，卜式将所得赏赐分文不取，又尽数捐赠官府。元鼎五年（公元前115年），南越丞相吕嘉谋反，满腔忠诚的卜式又上书说，他父子愿意与齐国善于射箭操船的人一起到南越决一死战，效死沙场，以尽为臣的节义。尽管卜式最终没有前往南越，但他急国家之所急的精神，却成为激励后进的榜样。

 

六、秉公执法

秦汉时期的法律体系不仅十分完备，秉公执法的观念也深入人心，出现了许多著名执法严明、秉公断案的人物。汉文帝时的张释之就是其中的一位。

张释之官拜廷尉，秉公断案，依法量刑。一天，文帝出行，至渭桥中路时，一人从桥下突然窜出，銮驾马匹受惊，文帝险些被掀下车来。那人被捕后，交付廷尉治罪。张释之审问他，他说：“我听说皇上到来，来不及回避，情急之下，只好隐藏在桥下。等了很久，以为皇上车驾已过，岂知一出来便遇上了銮驾，惊吓了陛下。”根据汉律，皇上出行时要开路清道，禁止通行，禁令下达后，凡在该地段违犯禁令者，罚金四两。因此，张释之判决，此人犯禁，应当罚金，并奏请皇上。文帝一见奏章，大怒，生气地不得了，说：“那人惊吓吾马，幸赖那马温顺，若是烈马，不就令我翻车受伤了吗？而你只判罚金，太轻了。”张释之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法律，是天子与万民共同遵守、公正无私的。依法对那人的罪行只能如此判决，若还要加重，是让法律失信于民。”“廷尉是国家公正执法的机构，这一次若听陛下之言而偏私，那么，全国上下执法人员也都随意加减罪行，老百姓便不知如何是好了。诚望陛下明鉴！”文帝听后消了怒气，沉思后说：“你的判决是对得。”

又有一次，有贼偷盗了高祖刘邦陵庙里的玉环，被抓住了。文帝令交廷尉治罪。根据汉律，盗宗庙服御物者，应当斩首后抛尸市井。张释之据此奏请行刑。文带听后大怒，指着张释之说：“那贼人丧尽天良，竟斗胆偷盗先帝陵庙内的器物。”弃市判罚太轻，应当诛灭九族。张释之立即摘下官帽，跪下请罪，说：“法律是这样制定的，也只能这样判刑，况且已经是死罪了。现在盗宗庙就用诛灭九族之极刑，恕臣直言，万一有愚民盗取高祖陵墓的一抔土，那时陛下将何以加罪呢？”文帝无言以对，只好同意了廷尉的裁决。张释之执法公允，受到世人的尊重。《史记》、《汉书》均给予了很好的评价。《汉书》说“释之典刑，国宪以平。”

事实上，汉武帝本人也是一位执法公平的典范。汉武帝的胞妹隆虑公主临死之前，以金千斤、钱千万为自己的独生子昭平君预先赎免死罪，按惯例，可以钱赎罪，武帝答应了她的请求。后来，昭平君因酒醉而杀死了主傅，犯下了死罪。廷尉不知如何处置，请示武帝，武帝说“我要是赦免了他的死罪，就破坏了国家的法律，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列祖列宗和全国人民了。”尽管武帝心如刀割，泪流满面，但仍然赏不避仇雠，罚不择骨肉，将自己的外甥也是自己女儿夷安公主的丈夫昭平君交由廷尉，严正典型。

七、直言切谏

唐魏徵以敢于直言切谏，而名扬后世。殊不知，秦皇汉武时代，直言切谏者屡见不鲜。且不论李斯上《谏逐客书》是何等胆识，“疲秦之计”败露后水工郑国仍恳求继续修建郑国渠是何等的赤诚，单就汲黯一人的作为，就足以与魏徵比肩。

史籍记载，武帝衣冠不正，不敢见汲黯。一日，武帝召集文士儒生，讨论达到唐虞之治的办法，汲黯当面顶撞他说：“陛下心中多私欲，而表面上却假装仁义，怎么可能臻于唐虞之治呢？”一句话剥下了武帝的假面具，武帝大怒，变色罢朝。事后武帝对左右恨恨地道：“汲黯这个戆头戆脑的大傻瓜，太过分了！”群臣纷纷责备汲黯对圣上不恭之罪，汲黯答道：“朝廷设置公卿辅弼圣上，难道是叫我们阿谀奉承陷圣上于不义吗？为臣如爱惜身家，便会贻误朝廷了！”

匈奴浑邪王叛主率几万人来降，武帝将其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号称“五属国”。当匈奴浑邪王进京见驾时，武帝命长安令发车二千辆前往迎接，但苦乏马匹，马匹一时不能凑齐，武帝要怒斩长安令，汲黯当面谏诤说：“浑邪叛主来归，已由沿途县次传驿相送，也已尽情了，何必使天下骚动，疲敝中国，服事夷人呢？”武帝听后，只好收回成命，赦免长安令。

武帝内心其实也很赞赏汲黯的正直，但由于他过于戆直，说话不知婉转，往往又使武帝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对他的历次的冒颜直谏，在接受程度上每每多打折扣，事后细思，仍不得不在内心深处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骨鲠之臣！武帝曾称赞汲黯说：“古有社稷之臣，汲黯近之矣！”

汲黯的鲠直风骨，不仅在当时受到人们的敬重，而且永远成为后人的楷模。事实上，直言的不仅是汲黯一人，周昌当面称刘邦为“桀纣之主”，冯唐当面说文帝“纵使有廉颇、李牧这样的人才，也不会重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八、少年壮志

常言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的所作所为，也许更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

秦国甘罗年仅十二，成功出使赵国，归来后，被秦王拜为上卿。甘罗岁年仅12岁，却能洞察时局，利用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解决了丞相吕不韦所解决不了的问题，使秦国不费一兵一卒便得到了赵国五个城池。这种胆识与智慧，令人叹服。

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妇孺皆知，广为传颂。秦汉时期有一位与花木兰一样勇敢的女性，她就是代父受刑的弱质女流淳于缇萦。

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意犯了应处肉刑的罪，逮捕后解送长安受审。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送往长安前与夫人诀别时，他万分伤感地说：“你为我生了五个女儿，紧要关头，却没有男丁，可以派上用场。”听到父亲的话，年仅15岁的幼女淳于缇萦非常难过，她挺身而出，愿意随父起解西入长安，一路上照顾老父的行程，更要上书皇帝，愿入官为奴，以赎父罪。来到长安后，淳于缇萦上书文帝，说：

我的父亲在齐地为官，当地人都称赞他为官清廉平和。现在他触犯了国法，要被处以肉刑。我难过的是，一个人一旦被处死，就不可能再复生；如果被处以肉刑，就不可能再恢复以前的模样，虽然他以后想改过自新，却没有机会了。我愿意没入为官婢，来赎父亲的刑罪，好让他有机会改过自新。

文帝看到如此娇弱的女子，为了营救父亲，竟然冒死上书，这种胆识与孝心着实令人感动，于是当面赦免了她父亲的罪刑，并且下令废除了肉刑。正是淳于缇萦的勇气和孝心，感到了文帝，促使文帝废除了肉刑。当然，也保住了父亲的性命。史学大家班固对淳于缇萦以愿代父受刑一事给予了高度评价。

事实上，秦汉时期的少年中，许多人在思想敏锐、谈吐锋利、行为果敢等若干方面都有值得称许之处。汉代著名法制人物张汤，自幼喜好法律，一次因老鼠偷食了家里的肉，便掘洞逮鼠，按照法官审判罪犯一样审判老鼠，其审判程式和审讯讼词，俨然一老狱吏所为，表现出突出的断案才能；桑弘羊年仅13岁，以善于心算、精于运筹受到武帝的重视，被任为侍中；公元前188年惠帝死后，吕后对陈平等功臣心存忌惮，张良的儿子张辟强年仅15岁，却能给丞相陈平出谋划策，使陈平等功臣全身而安；江都易王刘非年15岁，担任大将出击吴楚叛兵；霍去病年仅18岁，率800骁骑横行漠北，大获全胜，令匈奴闻风丧胆；贾谊18岁因能诵读诗书和善写文章而闻名乡里，受到河南郡守吴公的激赏，后被推荐任博士，成为文帝朝最为年轻的博士；终军自幼勤奋好学，以学识渊博、能言善辩、文采出众闻名于郡中，18岁时被选为博士弟子，深受汉武帝器重；嬴政13岁任秦王，武帝16岁登帝位，二人都是少年有为，睿智多知，志向远大……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以上就是我粗略归纳的秦汉时期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推动两汉四百年永续发展的最深厚、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最值得关注的、最值得汲取的精神养分。

责任编辑：叶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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