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志男：如何按照党章要求加强组织纪律性

 

 

 

 

祝志男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法学博士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内容是领导干部按照党章的要求如何加强组织纪律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无规矩不成方圆”。任何组织团体要想取得不断的进步，都需要用一些准则对自身成员加以约束和规范。历史证明组织纪律是人类生存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一个政党履行使命的需要。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章正是从组织纪律上对成员进行规范和约束的章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刻起，就不断致力于党章的制定和完善，拥护和贯彻党章是每一位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素养。

今天的讲座，我想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新时期应不断加强党章的重要地位。第二，当前中共中央为什么特别强调组织纪律性的重要。第三，中国共产党加强组织纪律性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具体发展过程。第四，领导干部如何用党章来加强组织纪律性。

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新时期应不断加强党章的重要地位。

党章是一个政党为保证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统一所制定的纲领，包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任务和组织结构，还有对党员的条件、权利、义务、纪律等要求。一个政党的党章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政党理论发展水平的标准。党章作为立党、治党和管党的一个重要的总章程，马克思主义导师和一些共产党人的先进代表都对其有过论述。马克思曾经说过，党章是党的最高法典。拿破仑有一句话，他说我最光荣的事情不是赢了40场战争，为什么呢？因为一次滑铁卢失败把这些功绩都抹杀了，但是我有一样东西人们却抹杀不掉，那就是我创造了《拿破仑法典》。后来恩格斯盛赞，《拿破仑法典》不愧是一本非常典型的资产阶级法典。可见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都把党章推为党的重要宪法的地位。恩格斯说，党章是党的共同的法律。列宁也强调，一切通过的组织规则就是党章。邓小平同志说，党章应该是最根本的党法和党规，正是他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法党规”，所以在十二大之前就形成了邓小平“依章治党”的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章程和党内法规行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胡锦涛同志说，要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要求，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建设。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刚刚结束不久就发表文章，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提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守的总规矩，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

党章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它的性质和内容决定的。从党章的性质看，党章是党的整体意志和共同理想的集中体现，所以党的其他规则都是围绕党章来制定的。党内的具体规则、制度都要从属于党章，不能与党章产生任何冲突。从党章的内容看，党章规定的内容是党的工作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所以党章工作指明的是一个大方向，并不是对细节性问题予以说明，党的所有工作和党员的日常行为规范都必须与党章保持高度一致。从党章产生的程序看，能对党章进行修改和解释的，都必须由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行，那就是只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对党章进行整体的维护和修改，这也反映出了党章在党的发展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纵观历史，可以得出一点结论，就是当我们党积极践行党章，依照党章规范制定相关政策、执行发展时，就可以使全党保持思想上的高度一致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党的发展是具有战斗力的，就像列宁所说，组织能够使力量增加十倍。后来，邓小平同志总结这一段历史时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和作风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这些制度不好，会使好人不能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党章建设、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共产党现行的党章是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通过的。从1921年建党至今，中国共产党对党章已经进行了17次修正和制定，目前现行的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进行部分的修改后实行的，包括总纲一共有11章53条，约17200字，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总纲。

我们进入今天讲座的第二个问题，当前中共中央为什么特别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我主要想从三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单的剖析。

首先，当前一些党组织纪律松弛，已经成为制约党的发展的重大隐患。《党章》第5章第31条关于党的基层组织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下面还有具体的八条，比如说包括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等八条具体要求。目前，全国共有400多万党的基层组织，所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当前是非常迫切的任务。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党组织出现了纪律松弛的表现，具体有三点。

 第一，党的领导干部工作缺乏地气。

这些领导干部宁可坐在办公室，也不愿意深入基层受苦，甚至有的干部说，我不愿意和群众坐一条板凳，怕给自己添麻烦。我们以上海市的一个规定为例。2009年，中共上海市委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一点硬性要求，就是要求局级干部每年下基层调研的时间不少于两个月，这就充分说明，某些干部联系基层工作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其实当年列宁就曾经规定，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拿出星期六的时间作为义务劳动时间，以便与群众密切接触，同时提出不愿意参加义务劳动的党员，应该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第二，目前很多基层组织的党员干部工作粗糙，对社会发展中群众心理的建构关注不够。

这样工作并不能真正了解群众疾苦，往往是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压制于人。正是这种思想僵化、机械传达上级的决定，生搬硬套的工作方式，在实际工作产生了很多摩擦和不好的事情。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没有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但是没有有力的领导干部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那么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呈几何式增长态势。突发事件一般包括两种，一部分是政治骚乱事件；另外一大部分是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其实都是由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等处理不当而引起或者造成严重危害社会发展的事件。有数据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的群体事件每年只有0.87万起，而到了2005年就增加到8.7万起，2006年达到9万起。

 

大型群体事件的性质是什么？就像刚才谈到，它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引起，那么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是非对抗性的。如果处理得好，反而可以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进而造成社会动荡。近年来，典型的大型群体事件，像2008年发生在云南省孟连县的“7·19事件”，这起事件表面上好像是警民冲突，实际是胶农和橡胶公司长期的利益纠葛所致。老百姓向政府等党委反映问题而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后，百姓就把对橡胶公司的怨气转嫁到了社会、政府和党委上来，最后爆发了大型的群体性事件。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云南省积极投入总结，总结教训之后开始开展深入基层工作。云南省全省下放了1479支新农村建设工作队，派了2.48万工作人员，近50万个干部，联络全省300多万户农民，这部分农民占全省农民家庭总数的36%。正是通过这种细致的连接政策，比如蹲点联户、结对联户、住村联户、建卡联户等，很好地搭起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和平台，这样就使群众的民意民情能够有渠道反映，老百姓的诉求很快能够得到解答，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利民护民的解决效果。

还有2008年发生在贵州瓮安的大型群体性事件。其实在这个事件中，那个投湖死掉的女孩没有任何冤情，但是由于当地公安机关在和家属处理事情时过于粗糙，所以最终酿成了大型的群体事件。同时，当时在基层负责的同志也没有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一个百人聚集最终演变成了几万人的大型事件。所以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发挥好基层的战斗堡垒作用，对国家稳定和党的整体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保障。

第三，目前部分基层组织存在不能紧跟时代潮流的问题。

比如对群众工作网络化的发展缺乏一定的重视。在网络化信息化发展的时代，很多单位党委都发布了像政务微博、网上发布会、网上党校等非常好的联系群众的手段。但很多单位和政府党委只是在刚开始搭架子的阶段做得很好，后期对于一些具体的重大消息没有及时更新，或者在网上回答群众问题时态度过于生硬，反而起到了非常坏的效果。所以说，各级党委政府要紧跟时代步伐，处理好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如何加强基层党委的战斗堡垒作用。

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现在基层的整体党建会存在纪律松弛等现象？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四点。

第一，现在有些同志不注重理论学习，整体素养不是很高。可能很多单位更注重专业理论等的培训，而对整体政治素养的学习抓得不够紧；第二，现在有些党员干部整体的党性修为是在滑坡，整体纪律性不强，但是还没有引起很好的重视；第三，很多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建设的执行力度跟不上；第四，加强党建需要不断加强从严治党来约束教育监管，很多基层组织在监管力度上做得还不到位，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需要不断总结改进的地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基层党建提出了几点要求。从立法角度，第一，加强党内法规制度的建设，完善党内法规，把党内法规制度化完备化，使共产党员知道党纪要严于国法。第二，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真正落到实处，使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依法治国、依章治党”的职责。第三，在国家整体发展中做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体制。通过对基层组织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加强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就像习近平同志所说，组织纪律松弛已经成为党的一大隐患，组织观念、组织程序、组织纪律都要严起来,不严起来就是一盘散沙。

上世纪60年代，浙江枫桥县推出了一个加强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一个典型，就是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解决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很好地起到了一个巩固基层党建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同志把枫桥经验向全国推广，其实在今天也可以借鉴当年的枫桥经验。

第二，为什么中共中央强调要特别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纪律性建设？因为当前很多敌对势力就是从组织入手，企图加紧分化我们的国家。当前，世界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复杂变化的时期，意识形态斗争处于愈演愈烈的状态，很多国家组织千方百计妄图从意识形态的领域对我国的发展加紧牵制和限制。党章的每一条每一款规定都是党内最根本的纪律要求，违反党章是最严重的违规违纪行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党章党纪的每一条规定都要遵守；从狭义的角度说，党内最基本的法规和纪律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

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保证按民主集中制建设党是党的根本要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纷繁复杂的言论，对党内一些同志产生了一定影响，就是歪曲理解民主集中制。很多人说都到了21世纪，应该谈民主，应该把集中去掉，认为民主集中制已经成为党内民主发展的拦路虎，建议我们叫民主制就可以。

我们严格从党章历史的角度，稍微回顾一下民主集中制的含义。1922年中共二大，我们在确定第一部党章时，就已经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而且在二大党章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四个服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中共六大时，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七大时，国家把民主集中制概括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指导下的民主”稍有不同。十二大时，因为总结文革等的教训，所以当时把对民主集中制的要求概括为“民主集中制是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但是在十四大修改党章时，我们又回归到了七大时的基本提法，就是“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对民主集中制具体的提法，我们一直沿用至今。

十八大党章又丰富了民主集中制，加上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等内容，新时期的民主集中制所讲的“民主”更侧重于广大党员，“集中”更侧重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要求。所以在十八大报告中也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线，所以我们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的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由此可见，我们对民主集中制的捍卫和其组织原则的重要地位，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很多不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在整体发展中带来的危害。

离开民主集中制，党就会丧失战斗力。欧洲共产主义在上世纪时像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它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经过了上世纪末就基本消失了，欧洲的共产主义消失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概括就是，他把重要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变成了所谓的民主制。1976年，法共召开二十二大，先后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而开始否定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作用。1994年二十八大时，法共在党章中正式决定放弃了民主集中制。上世纪70年代是法共发展最好的时期，党员可以达到70万人，那时也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期，但是到了二十八大放弃了民主集中制之后，党员仅仅只有十万左右，而且大部分都是老党员。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放弃了民主集中制，那么就等于丧失了政党的先进性和先锋模范作用，也就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共。苏共二十八大时，戈尔巴乔夫说，现在党内有一股风气，主张把民主集中制这条原则从党章中撤掉，情绪非常强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民主集中制的全部实现已经使这条原则声名狼藉，戈尔巴乔夫从党章中去除了民主集中制，进而对党内上下级关系推行党组织的自治原则，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推崇加盟共和国可以不执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进而从整体上造成了苏共内部组织上的混乱，削弱了苏共的战斗力执行能力，以致达到亡党亡国的地步。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时，苏共党员仅有一万人，而到十月革命时已经飞速发展成三十万，1989年左右，苏共党员达到顶峰是1948万，1991年解散之前已经有420万党员退党。可以说，民主集中制的丧失使苏共党内党派林立，好像一盘散沙，所以最终走向了灭亡。由此可见，我们在理论和组织原则上都要强调民主集中制，起到一个“以正视听”的作用。

第三，中央为什么强调组织纪律性？就是因为现在部分党员的组织纪律性非常淡漠。有一句话叫“国无法不治，党无规不立”。现在有一些党员干部的党性观念很差，组织观念更加薄弱，对党的纪律更加虚化，外在表现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口无遮拦，自由散漫，毫无组织纪律性的约束。正是这种不良现象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党的整体形象，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我们不妨看一个例子，曾经发生在湖南衡阳的破坏选举案，当时在527名人大代表中，居然有518名代表都有受贿等现象，只有11个人没有受贿现象，68名人大机关工作人员都出现了问题。在上级查处之后，在人大机关中只剩下一个副主任科员继续主持工作。在这一选举破坏案中，党的组织纪律、组织原则、组织程序都遭到了肆意的践踏和破坏。

同时，现在有一些党员干部对上级的决策采用实用主义态度，觉得政策合我心意我就听，觉得不合心意就当看不见，进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敷衍。还有一些党员干部个人倾向主义非常严重，不断跟组织讨价还价，不服从组织安排，甚至不严格执行组织的退休纪律或者转移工资制度等。还有一部分党员干部根本就不遵守党内组织的请示报告原则，对重大事情不向组织汇报，任性为而。还有一部分党员在执行财政方面的工作时，把本应该集体讨论的“三大一重”的一些重要资金项目等，拆分成小项目，这样就便于用小额资金一项一项来回避集体讨论的程序。还有一些党员干部派系林立、拉帮结伙，搞团队搞小集体利益，这些都严重危害了党的形象和党的纪律。同时在民主决策问题上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阴奉阳违。很多开大会好像很民主，人很多，但是解决的往往是一些皮毛的小问题。而内部开小会时，反而把一些重大决策的大问题拿来讨论，甚至有些人一把手当权，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最后都是一个人独断专行。所以有人戏言说现在很多人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以下就是服从真理，这些都是我们在民主上要不得的。

同时，在民主选举中也存在一些失真的现象。比如搞一些没有竞争的选举，没有差额的选举,或者是设立几个候选人，进行根本没有悬念的选举，或者消除动作不一致的选举，不通知一部分人或者不让一部分人参加，最后达到破坏党组织纪律的目的。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都要加以扭转。

第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的需要。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党组织的组织纪律性建设。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五年多就达到了，目前完成全面深化改革还有300多项新举措要不断去落实，建设法治国家也有五年多的时间要到了。这么重大的一系列任务，如果没有从严治党做保障，如果在组织纪律性上，广大党员干部没有和中央高度一致地凝结在一起，就不可能完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要求。

以“从严治党”和“三严三实”专题实践教育活动来说，专题实践教育活动的基础就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性。三严三实中“党要管党”强调了要对党员的组织纪律性进行严格的约束和管理，“从严治党”强调的是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性。从这两点来说，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已经被提到一个迫在眉睫的时间段。习总书记有一句话曾经指出，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干不成事的，也不可能干成事。如果党组织像一个大车店或者一个大卖场，谁想来就来，谁想走就走，那还谈什么核心力量？还怎么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团结在你周围？

第三个问题，来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在加强组织纪律性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与发展的总结。

第一点，我们来看一下毛泽东时期关于如何加强组织纪律性有哪些重要论述和具体举措。

回顾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党历经坎坷，但还是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现在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取胜法宝就是组织严格和纪律的整体严明。

毛泽东时期关于加强组织纪律性的一些重要论述，可以谈几点。

第一，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必须要有严格而统一的纪律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彻底的贯彻和执行。

毛泽东曾经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并且又进一步强调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两者缺一不可。1949年，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指出，我们党有三个战胜敌人的重要武器，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要有纪律，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能开展自我批评，同时能够联系人民群众。这里把“有纪律”排在了第一位。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在全党全军范围内把“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的要求，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像“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这在革命战争年代起到了很好的约束和纪律性要求。

我们不妨来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拍摄于1949年5月27号上海解放的第一天。解放军进入上海时，上海的枪声停止了，解放军进驻的第一个早晨，为了不扰民，都躺在上海南京路的街头露宿休息。这张照片其实也有一定的背景，因为当时解放军进入南京时，国际上对共产党有很多指责，说解放军冲击了大使馆等，其实在我们解放北平时，在初雪的冬天也是露宿街头，我们对纪律有一个严明的要求。纪律颁下来的时候，也有一些解放军战士问陈毅，说如果我想上民宅喝一口水，或者是我们的战士负伤了可不可以进民宅？当时陈毅说，纪律就是纪律，天皇老子也不好使。所以当时的解放军战士严格遵守了这项纪律。后来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与费正清齐名的中国通——鲍大可，曾经在谈及解放军睡南京路这张照片时很感动地说，我认为这才是红色中国的第一张上海公报，当时也感动了世界。后来，英国名将蒙哥马利来中国看到这张图片之后感慨说，我这才明白了你们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百万大军。为什么？其实就是靠我们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50年代时，毛泽东同志曾经表扬过东北野战军在辽西战役时，不吃人民的苹果的事情。因为当时部队中有很多战士都是南方人，在来到锦州之前没有见过苹果，看到树上结的苹果很惊讶，所以下意识地就想伸手摘苹果，但是手刚伸到一半时发现周围的战士都用非常鄙夷的眼光看着他。因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群众的东西是不能拿的，所以他自觉很羞愧，就把手又给缩回来。后来这个事情传到主席耳朵里，主席非常高兴，他说我看到这个消息很感动，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认为，不吃这个苹果是高尚，吃了，是一件很卑鄙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人民的东西，是人民的苹果。在那个时期，在我们志愿军抗美援朝时，对兄弟国家，对朝鲜的一草一木同样也是非常呵护、爱护，遵守我们的党纪军纪，这些都是我们党在当年战争年代纪律严明的具体体现。

 

在七届二中全会我们快要进北京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经常说一句话，说我们也要是去赶考的，我们能不能不要学当年的李自成，我们能不能去赶考，向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党内的六条具体规定，这六条分别是：第一不做寿，第二不送礼，第三少敬酒，第四少拍掌，第五不以人名作地名，第六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这在党内都起到了很好的整体约束作用。

建国之后，毛泽东同志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在国家建设中发生的一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针对领导干部制定了一个《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61年正式公布下发。新的“三大纪律”说，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第三，切实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说得也非常具体，它要求党员干部，第一，要同人民群众同劳动同食堂；第二，待人要和气；第三，办事要公道；第四，买卖要公平；第五，要如实反映情况；第六，要提高政治水平；第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第八，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党政干部起到了很好的约束作用。

第二，毛泽东时期加强组织纪律的第二点，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多个场合都强调，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四个服从，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1929年，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草拟决议时指出，“四个服从”是党的纪律之一，第一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要拥护多数人通过的决议，除非遇到必要情况在下一次会议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这样一来就把党，从整体上拧成了一股绳。1942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开班典礼上，有一些人针对党组织提出了一些闹独立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了“民主集中制”和“四个服从”凝聚党的重要作用，同时以张国焘为例，说你们看张国焘就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最后结果怎么样，闹到成了叛党，做了特务这样的命运，用张国焘这个反面教训告诫全党，捍卫民主集中制。

第三点，毛泽东时期对必须反对自由主义也进行了很多论述，以此为一个切入点加强对组织纪律性的建设。

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列出了11种自由主义的表现，最后概括了一句话，说自由主义是革命集体组织中的一种“腐蚀剂”，它会使组织团结变得涣散，关系变得松散，工作变得消极，意见产生分歧。所以如果想把党变成一个有凝聚力、战斗力的党，就必须抛弃自由主义。进而毛泽东又分析了自由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来源，毛泽东同志认为自由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不断放大，是把个人利益排在第一位，而没有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排在首位，是在思想上、行动上和组织上产生的一种自由主义。

到了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党组织和军队中出现了一些像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又一次严肃地谈到，你们如果擅自修改中央或者上级党委的政策和政令，或者执行“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对党组织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以工作繁忙为借口，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的错误态度，那么你就是自由主义泛滥，把自己管理的地方变成了一个自由王国。后来不断强调在军队必须要执行报告制度，不执行这一制度是绝对不允许的，是违反命令要进行党纪政纪处分的。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到，我们在革命年代能够取得胜利跟我们严肃的组织纪律性都是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时期关于加强组织纪律性的第四点，必须加强教育和管理，才能使党员干部自觉遵守组织纪律性。

每一个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性都不是天生具备的，都需要靠后期党组织的不断教育、管理和督促，来促进组织纪律性的提高。同时指出，违背组织纪律性也分好几种，有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是组织纪律性，这就需要通过学习告诉他；还有一些人是明知故犯，像张国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很多党员的无知，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必须不断地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组织纪律的教育，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好处？一方面可以使普通党员能够遵守组织纪律；另一方面可以使这部分党员对党的高级干部是否遵守组织纪律性而自觉加强监督，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

第五点，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查处违纪行为，对违纪的行为不能姑息。在一些小事上，也要加强领导干部对自己的整体约束。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当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因为整体日子比较艰苦和困难，有一个老农抓到一条鲤鱼，他把鱼送到毛泽东的警卫员手中，毛泽东的警卫员看这位老农非常诚心想送，就把鲤鱼收下了，但是毛泽东听到这个事情后非常非常生气，他说干部应当是模范执行党的纪律的代表，说好了不能拿工农的任何一点东西，就什么也不能拿，一点也不要拿，之后毛主席让他的警卫员把这条鲤鱼送了回去，但后来考虑到这样做可能会伤老乡的感情，毛主席就决定把这条鲤鱼过秤，按照折合的钱币还给老农，同时还让警卫员跟老农做一个很好的解释。

 

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的理论和实践的第二点，就是中共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组织纪律性的理念。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是由于我们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才使我们从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到今天的精神面貌。改革开放之后，正是因为我们加强组织纪律性，所以我们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些都是和我们严格坚持组织纪律性分不开的。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要靠两样。一靠理想，二要靠纪律。要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不行，没有组织纪律性也是不行的。

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党的纪律极为重要，它的政治作用就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加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党的纲领路线和任务的实现。胡锦涛同志也强调，我们要始终成为团结带领全党各族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战胜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风险，就必须发挥纪律严明这个优势。

新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加强纪律建设，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要求。新的领导班子在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采取以“为民务实”、“廉洁”为主题的教育活动，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体要求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对我们党的工作作风和党的执政形象，以及党的群众路线又一次与时俱进的巨大推进和发展。

十八大结束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就提出要改进工作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对衣食住行都有具体的要求。随后又公布了“六条禁令”，延续了上几代领导集体对行政党员干部的要求。比如，第一，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第二，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第三，严禁违反规定收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等；第四，严禁滥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费；第五，严禁超标准接待；第六，严禁组织和参与赌博活动等。根据新时期的发展，从组织纪律上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整体要求。

习近平同志曾经说过，虽然我们现在提出了“八项规定”“六条禁令”，但是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八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党改进作风的第一步，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应该要做到的基本要求。这反映了这一届领导班子从严治党，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坚定决心。后来习总书记引用东汉时期的一句话叫“善禁者，先禁其人，而后身。”说的是我们党首先应该把自己整体规范好。同时，习总书记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很多民主生活会等活动，到河北参加民主生活会，一共参加了四个半天的民主生活会，党内其他的主要领导也分别到各省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基层党组织的实践，参加民主生活会的讨论。习总书记曾经说过两句话，党的干部必须要坦荡做人。所以要在民主生活会上充分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共产党人讲话就是要放在桌面上去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干部之间的问题和所想，真正了解基层群众的需求，绝不能用党员干部的自我感觉代替群众的评价。习近平同志也深入基层农村走到很多农户家里，了解河北当地困难群众的具体生活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有句名言，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么小康不小康，关键就是看老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基层了解现在基层农民发展的第一手状况，这才是我们真正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应该做的事情。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总结成功经验必然会得到一个共识，那就是正因为我们全党严格的组织纪律，以严厉的组织保证同心同德和意志的统一，才能促进领导力量不断地壮大、深入和发展，同时才能带领广大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辉煌。

第四个问题，当前领导干部应该如何按照党章的要求加强组织纪律性。这个问题我主要想谈四个方面。

第一点，当前领导干部首先要带头遵守党章、服从党章，这样才能严守党的组织纪律性。

我们不妨看一下苏共的例子。现任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曾经说过，苏联解体时，戈尔巴乔夫存在着盲目崇拜西方，进而破坏组织纪律性的行为。正是因为当时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社会的盲目依赖和信奉，所以他竭力希望西方社会给他以经济、政策上的指导，甚至发生了一些常常回避中央政治局，私自秘密与外国政要交流，擅自用个人专断的形式提出一些外交政策和理念，这些立场很多都是没有经过苏共和政府同意的，作为党主席，他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组织性纪律性，这也是苏共解体的原因之一。

作为党员干部，党章是党的总章程、党的根本大法，需要党员干部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去维护党章，真正捍卫党章在党内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党员干部要做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模范，要把学习党章作为一节必修课。同时又进一步提出，走上新领导岗位的同志要把学习党章作为第一课，带头遵守党章的各项规定。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的，领导干部首先就要做到，党章中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头不去做才行。

我们再来看一下党章规定中“四个服从”。“四个服从”是党章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

鉴于张国焘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四个服从”，“四个服从”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决执行的。第一，个人要服从组织；第二，少数要服从多数；第三，下级要服从上级；第四，全党要服从中央。谁破坏了纪律，谁就是破坏党的统一，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现在，都要无条件执行“四个服从”。可能也有一些党员干部有一些疑问。“四个服从”我做到了，在组织上、多数人、上级中央决策正确时，我们自然服从，那是毫无问题的，如果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我们的答案是，当然还要坚持“四个服从”。

党章第一章第三条对党员权利有两条规定。一，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申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指出。二，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予负责的答复。这是对党员权利的规定，对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可以不断申诉。但是，在没有申诉之前，行动上还是必须要服从组织的，做到“四个服从”。尤其是在党员个人或者是下级组织意见正确，或者这些人个人能力比较强，地位比较高，资格比较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同样也不能把这作为不服从纪律的借口，这是强调组织纪律性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要保持党的整体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二点，党员干部要按照党章要求来加强个人的党性修为，必须要坚定党的理想信念。

1835年，年轻的马克思就说过，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要使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永远留存下去，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坚定自己的崇高理想。170多年过去了，目前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大执政党，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今天为了实现未来的两个100年，还有200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进道路中，要想坚定地走下去，就必须坚定8600万名党员同志整体的理想信念。

党章总纲的第一段有一句话，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党章总纲第二段也说到，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对每位党员干部铸造理想信念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可以说在今天，信念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曾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理想信念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什么？就好像精神上的钙。一个人如果身体缺钙会得软骨病，那么如果理想信念缺失，精神上缺钙了，同样会得“软骨病”，就会变成一个没有主见没有意识的人。所以我们应该坚持从党的建设思想的根源上入手，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问题，思想根源问题解决好，那么外化出来的“三实”等都可以很好地，在这种指引下做得更好。

 

现在一些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确实已经丢失、滑坡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党报曾经有一句话，不信马列、信鬼神的干部就应该淘汰出局。我们不妨看看广东一个市长叫陈弘平，他因涉嫌贪污腐败而受审。作为地级市党委的一把手，不信马列，却极度迷信风水鬼神，动用公款为自己建造阴宅。还有原铁道部长刘志军，长期在家中烧香拜佛，他的办公室里放着靠山石，而且因为笃信风水，在一般的工程开工之前必请风水先生进行奠基，出门必占卜。四川省原副书记李春城，为了把家里老人的墓地从东北迁到都江堰，请风水先生做道场，动用公款花费了千万元。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笃信风水的共产党落网官员，他们官运财运并没有持续亨通下去，鬼神没有保护他们，最终他们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

今天的一些党员干部可能不缺学历，也不缺工作激情，不缺专业素质，唯一缺少的第一就是没有理想信念，第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想和理论素养非常缺失。

党章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党员必须履行的下列义务中的第一点。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通过不断学习，全方位学习，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具体本领，这是对党员提出要学习的首要要求，那么学习要通过什么来实现？读书是学习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尤其应该学习党章中规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要真正信仰这些经典的理论。

我们不妨看一下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些党员干部，他们自己不但是读书的楷模，同时他也会谆谆教导、引领其他人通过读书学习来不断提高自己。所以广大党员干部现在一定要扭转一种倾向，认为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干比学有用多了，有学的工夫，还不如走一些潜规则，拉一些关系，一定要扭转这种错误认识，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要有建立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只有这样，每一位党员干部才能真正敏锐把握时代前进的触角，把握世界发展的形势，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欧阳修曾经说过一句话，“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读书的意识。那么读什么？毛泽东曾经说，近代中国，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不少，但是往往走不通，真理总不能实现，为什么？因为“先生”总是侵略“学生”，但是我感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他们给了我们武器，这个武器不是机关枪，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他也说，我们的眼力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借助显微镜和望远镜，而这个显微镜和望远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为我们指明了党员干部首先要学习整体的理论素养。

在谈到“学习”的时候，我们不妨引用王国维老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对“读书三境界”的比喻，他用三句古诗词来形容读书的整体，我个人理解是一个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王国维老先生说，读书的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晏殊的一句词，意思是说人应该博览群书，读尽天下之书，你才有一种望尽天涯路、独上高楼的心理感受。读书的第二个阶段，引用柳永的一句词，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说的是什么意思？当你读尽天下书之后，头脑中存在各种思想，各种流派的观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要遵从信奉哪种观点，在不断的思考求索中，达到“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求索状态。读书的第三个境界是，当你终于想透了，终于在量的积累过程中悟出达到一个质的飞跃的时候，就是辛弃疾的一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终于做到了你要依从，要信奉的真理，好像你思索了很久，其实一回头，它好像就在你身边，你终于想通了，读书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后来，习近平同志把王国维老先生的“读书三境界”引用为对领导干部读书的一个整体要求，习总书记做了三句话的新的解释。第一层次，作为领导干部，要有“望尽天涯路”的那种志存高远的追求，但是更多的要有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凉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因为我们都知道，学习读书是一个很苦的差事，尤其读一些经典著作更是这样，只有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板凳，才能有终身学习的整体规划。第二个层次，要勤奋努力，要刻苦钻研。读了很多书，要百折不挠地下功夫，去思索，要做到为了刻苦钻研，去求索，要做到“终不悔”、“夜憔悴”，这样也是心甘情愿，才是一个共产党员读书该有的总体要求。

但是如果光做到这两点，还不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你要做到学以致用，读了太多的书，不通过实践，不通过调查研究跟群众、跟实际结合，那么读的书也是仅仅是纸上谈兵。所以要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学习实践，得到认识，进而促进再认识的循环反复、活水涌动的过程，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望见学习，领悟学习发展真谛的要求。可以说习近平同志把王国维老先生的“读书三境界”这样解释，对共产党员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引。

读书使我们坚持阅读和思考的统一，不思考不行，死读书不行；同时更重要的是读书与运用的统一，就像前面讲的，要不断实践，在调研中得出结论；第三，要弃而不舍，持之以恒，只有这样做才能像毛泽东同志赞扬白求恩同志所说的那一段话，就是“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今天要做到这段话，对每一位共产党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我们也要知道，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有益于更高追求的人，是因为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立党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就是你的努力和奉献是为了一小部分个人，还是为大多数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曾经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只有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1905年，列宁也曾经谈到无产阶级文化为谁服务的问题。他当时也说了很著名的一段话，他说“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他们才是国家的基因、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

这是国家做过的一张很好的公益广告，正好跟党章第六条，党员干部第三十三条规定是契合的。党章提出，我们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在这张公益广告图里把人分成了四等，对于党员干部要求，第一等人是德才兼备是正品，但是万事德为先，德要放在前面，德比才大，这是我们说人类发展中的第一等人；第二等人有德无才是次品，这些人品格很高尚，但是术业有专攻，可能在专业上有一些偏差，但是这些人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部分人，所以是第二等人；第三等人叫无德无才是废品，这些人既没有什么品德，也没有什么才华，碌碌无为一辈子，但是他起码不危害社会；最可怕的一等人叫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像现在一些成为阶下囚的党员干部，他们都有很好的才华，有很好的专业水平，但是他不具备共产党员应有的最起码的德行要求。这种人危害了社会，危害了国家，危害了人民，是最可怕的第四等人。所以，所有的党员干部应该加强自身素养、理想信念的教育，力争做第一等人。

现在国家也说很多是“能人巨贪”，这个“能人”主要就是指第四种人，专业水平强，但是品德跟不上，这种人是不能成为我们党的干部的。

 

第三点，新时期党员干部如何按照党章加强进行组织纪律性，就是要履行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来加强党的团结。

党章第一章第三条在党员义务中的第五点提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这是对党员义务的重要要求。

如何加强党的团结？第一，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在于团结统一。《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在总结“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经验时，明确地提出“团结”是国际的基本原则，正因为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牢牢巩固这个富有生机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向往的伟大目标。列宁也曾经谈到，无论为了尽快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了在现存社会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战斗的无产阶级最亲密无间的团结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团结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把“团结”视为战胜敌人的无价法宝。毛泽东曾经说，全党同志必须紧密团结在中央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犯罪，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我们都是能够战胜的。江泽民同志也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新的生产力，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同样也是这样。

第二，党的团结必须要建立在有原则的基础上，绝不能拿原则作交易。

表面上虚假一致的团结是不能要的，要真正做到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真实团结。恩格斯说，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是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就像马克思说的绝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表面一团和气，其实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这是不行的。刘少奇也说，党的团结必须是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必须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

那么，在原则统一上的团结具体应该坚持哪几个方面？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第二，把党的具体纲领路线作为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第三，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团结统一的组织基础。这几点是必须要捍卫的基本原料。

第三，保持党的团结统一，要反对党内任何派别活动和任何派别组织。

列宁当年曾说，任何的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在党内都是不允许的。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讲话时谈到，党内绝不允许搞团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这种团伙、拉帮结派就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严重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通过这几年大规模的反腐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窝案、串案层出不穷，属于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说到底，很多都是党内非法组织的党派活动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严重削弱了党的团结，党的组织纪律性。

习近平说现在的党员干部一定要明确一点，不能把对党组织的忠诚，表现为对领导干部某个个人的忠诚，你不是跟这些领导干部的人身依附关系，你首先是党的干部，你不是某个人的家臣，你要明白你自己的这样一个定位。现在在查处的一系列重大的大案要案中很多都是存在派别宗派关系。比如，周永康腐败案，山西的腐败案件等等。周永康的历任秘书等，在政法、公安、石油等各行各业形成派系，形成山头，严重危害了我们党的组织纪律性的建设。

同时现在很多人都说，现在在党内有一种“圈子文化”，好像这种“圈子文化”已经驾驭于我们党具体的组织纪律之上，所以很多的圈子成员领导干部，宁可破坏党规国法，也要为圈子里的某些个人谋利益，宁可牺牲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也不能得罪圈子里的人。这种只看人，不分是非，讲宗派、看亲疏的“圈子文化”是要非常严肃地杜绝的，绝不允许在党内搞一些自己的小兄弟小帮派，这是我们对党的组织纪律性一个非常迫切的要求。

第四，我们要看到目前党的团结的一个主要特征。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力，是党的力量所在。

那么，把握党团结，要做到几点？

第一，党中央有它自身的绝对权威性。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域民族之间各种经济文化的差异也很大，国情也比较复杂，作为有8600万个党员，4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党，要发展，要带领全国人民前进，一切的分散主义、地方主义、部门主义都是对中央权威的严重的挑战，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现象存在。像前些年曾经有地方政府居然可以不放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很多这样的现象都是地方主义、分散主义、部门主义的表现，我们都要予以遏制。

第二，党的团结的表现在领导班子要团结有力。这里既有从中央委员会的角度来说，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中央委员会要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决议，来领导党的工作，同时也要求党的各级党委领导班子团结有力。当然各级党委中的领导班子的团结有力，第一当然要取决于班长，但是同时光靠班长也不行，也取决于领导班子成员之间互相的团结，如何促进班长和领导成员之间的团结，我们说最重要的抓手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毛泽东曾经说过，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你在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而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的专断，对一把手绝对服从是不行。所以党内必须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党章也明确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做出决定，这才是加强领导班子团结有力的重要保障。

 

第三，党的团结就是党内要有高度的民主。虽然我们贯彻民主集中制，但是“集中”应该更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对广大党员更谈一些民主和党员的权利，这是党的团结需要做到的几点。

第四，要严格执行党章规定维护党内的一些具体的组织制度。习近平曾经说，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一定要把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发扬下去，那就是纪律要严明。越在复杂的情况下，在肩负的任务越艰巨的时候，组织严明的重要性越能突出表现出来。这里也谈几点，第一就是必须维护党章规定的，党的最高的领导机关是两个组织制度。

党章第二章，党的组织制度第十条第三点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这是党章规定的两个领导的组织制度。现在有一些人说，我只承认党的权力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否认中央委员会也是党的权力中心，认为只承认中央委员会是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同时否认它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要求现在要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包括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提法，认为这种提法不如说只服从全国代表大会。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片面的，要看到党的中央委员会具有双重的身份，既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同时又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这两个领导是在1922年第一部党章颁布之后决定的，而且这么多年一直实行，在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被检验是最合乎我们国家组织制度发展，所以这点必须坚持。

第二，必须要维护党章的规定，做到坚决执行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现领导干部差额选举的组织制度。

党章第六章党的干部，第三十六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退、离休。这是党章对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出的非常明确的规定，这也是我们总结十二大党章，主要总结以前的教训提出来的，在我们党是必须要彻底贯彻坚持的，各级党委都要坚持。第二，对于差额选举制也有明确的规定。党章第二章党的组织原则第十一条规定，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采取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但是不管用哪两种方式，必须要做到差额选举。这也是我们党总结自己历史发展经验中得出来的非常重要，拓宽党内民主建设的一点，这两点是必须要坚持的。

第三，要维护党章规定的中纪委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中纪委以下各级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的组织制度。这也是党章第八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第四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我们中国特色自己的纪律检查的体制必须要捍卫，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纪委必须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所以纪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党委的一个重要助手，不能因为纪委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就与同级党委平起平坐，这是不行的。

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组织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绝不能否认，我们发展党内民主绝不是要否认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党委的作用。纪委不能与它平起平坐，但是同时又要维护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整体的权威，同时又要有纪委制约和监督党的各级领导人，使他们的权力不至于无限扩大，它是相辅相成，但是谁领导谁一定要掌握清楚。

第四，就是加强规矩意识，带头遵守组织制度。

要做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党员干部要落实民主生活会制度，才能不断提高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能力。曾经已经被实行注射死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我总结我自己，我多年来都没有听过批评的声音了，要是平时能对我批评几句，兴许我今日还不至于落到成为阶下囚的命运。这也是现在党内纪律建设存在的一个问题，谁都说好话，不提批评，都是颂歌一片，这对党的建设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坚持党内批评和斗争要坚持正确的方法。

第一点，要克服不利于开展党内批评和斗争的思想障碍。有人说现在和平年代，也没有那么多是非问题，也不要斗争，好像认为一提斗争一提批评，就等于“左”了一样。这是不对的。我们曾经因为斗争而犯过“左”的错误，但是不能混淆党内任何矛盾，不分性质，就不开展批评和斗争，那是不行的。

第二，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要克服自由主义和好人主义的影响。现在好多人戏言，开民主生活会都是自我批评，从不批评他人，维持一团和气，这种好人主义是我们不能要的。

第三，领导干部要勇于带头积极开展对自己的心灵剖析，互相之间要有思想斗争。

第二，要严格区分存在的问题，开展党内斗争。严格区分好是党内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第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当年毛主席提出的，坚持“团结批评团结”，落脚点还是在“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内斗争的正确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的主观愿望还是要团结，不是为了斗争而去搞一些歪曲的批评，这不行。同时作为批评者，要把坚持的原则和掌握的方法统一起来，我们要做到具体的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思想，不能不断地上纲上线，强加于人。这是作为批评者要掌握好的方法。但是作为被批评者，更应该端正态度，不要过分挑剔批评者的态度、表达等问题，而应该虚心接受他具体提出的你身上的错误。这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所要坚持的一个正确方法。

当然我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党员干部一定要有包容的心态，包容他犯错误，包容他也能改正错误。不要采取像当年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装袋子这样一系列，过于偏离正确斗争方向的方法，这才能真正发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党内民主生活会的重要方式。

第二，党员干部具体的组织制度要坚持和完善三会一课制度，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一定要把次数、时间、人数等等都要落到实处，这些才能真正强调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和斗争性。

第三，要把依法治国作为对党员干部政绩考核的一个方面，把贯彻落实党章的成效作为衡量党组织工作政绩的重要内容，把它纳入政绩考核的体系中来，这样才能真正教育广大的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践行党章，才能有党章意识，而不能使党章变成一纸空文。

在今天，加强对党员干部对党章的学习和教育，加强对党员干部组织纪律性的坚持，我们说在今天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都能真正坚持到这两点，把它落到实处，感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天翼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623/81865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