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且岸：正确认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侯且岸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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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且在我们党内来看，理论联系实际被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被作为党的一个重要的作风来提出的。那么，在今天我们怎么看待理论和实际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一些深入的分析的。

我们现在通常讲要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大家想一想，现在我们真正能够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吗？前不久，我看到北京档案馆编辑的一套档案材料，话题是关于建国以后高等学校如何开展政治理论教育。大家知道，当时在建国以后，《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到1953年前三卷已经出完了。配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这个可以说是当时我们在思想理论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在这个档案材料里面有这样一个记载，我们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大家反映的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乱联系实际。乱联系实际也就是说理论和实际是脱节的。这个问题其实也确实引起了我的一个思考，所以我沿着这样一个思路，今天给大家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理论与实际的会通，另一个问题我想讲一讲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我们下面先讲第一个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的会通

为什么要讲理论与实际的会通呢？正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的理论和实际没有真正地结合起来。所以我想用这样一个“会通”来表达，使两者能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知识的会通和通达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强调的，大家知道，中国古典文学的《礼记》当中有《礼记·学记》，在《学记》当中谈到了“学”和“成”的关系，我们通常讲“学有所成”。但是，《学记》里面讲的“学有所成”，它把“成”分成了大成和小成，学的大成是什么？学有大成，乃知类通达，就是要把所有的知识融会贯通，这才真正达到学的最高境界。所以，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想到理论和实际的关系，能不能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使理论和实际真能达到一种会通。

说到理论和实际的会通，大家一定会想到我们怎么样来理解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从我们党的历史上来看，其实早在我们党的建立初期，理论和实际结合的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来，而这个问题的提出，是通过一种什么形式表现出来的呢？这个问题的提出始于当年李大钊和胡适的一次争论，我们历史上通常把它称之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个“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当时主要是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跟胡适的争论当中，李大钊谈到了我们怎么样看待主义和实际的关系问题。李大钊当年有一段话，他在讨论当中就说“不论搞些什么主义，但是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向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而且，在他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又特别强调说，“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际。”我想这段话可能也是最早的一段关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的表述。

这个表述当中，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李大钊强调的实际就是一种客观的实在。我觉得我们在理解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当中一定要牢牢把握——实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我们今天在理解实际的过程中，除了把它理解为一种客观的实际，还有一个方面也应该注意，是什么呢？就是实际在中国文化当中的意义。实际这样一个词，按照中国文化对文字的理解，关键在于理解“际”字本身，在我们中国的古文字传统当中，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际”，壁会也。墙壁的壁，会就是聚合，墙壁之间的聚合，其实说明的是一种联系。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很重要的一条，除了理解它是一种实际的存在，还应该理解是实际存在的各种丰富的联系，这样我们可能才把对实际的理解触到实处。

(一)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对理论有深刻理解

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在联系实际当中，我们对理论也要有深刻的理解。我这里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如何理解群众路线这样一个主题。我们刚刚进行了全党范围内的群众路线教育，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应该深化对群众路线这样一种理论的认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一个政治理论，要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

那么，群众路线的理论，它怎么样去发展，它怎么样与实际进行结合。这里我举一个当年刘少奇同志的例子，刘少奇同志特别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在阐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的过程当中，他特别提到了一点，“中国共产党有一极大的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刘少奇同志在1941年7月给当时在华中局党校工作的宋亮（即孙冶芳）同志写的一封信当中提出，干部要学习理论，理论要联系实际。以后刘少奇同志身体力行，想努力转变我们党的理论准备不够的弱点。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同志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论党》，针对党所存在的问题，他专门评析了党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阐明了群众路线的本质，表现出特有的实践理性，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强调，我们必须明白人民群众不是划一的，各种工作是复杂的。因此，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我们要从群众原有的水准出发，去提高群众的觉悟，率领群众前进，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

在群众路线理论的形成过程当中，我们今天看起来刘少奇同志的思想是有变化的。在1962年1月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了报告，他在阐述实事求是作风的时候，又一次分析了群众路线。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不能把群众运动视为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反对形式主义的群众运动，这种所谓的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它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我们既不要把人民群众的觉悟估计过高，也不要估计过低。他举例说，在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有过一种论调，说农民的觉悟比工人高了，这种论调曾经是刮“共产风”和“命令风”的重要根据之一。

 

（二）理论与实际的会通，要善于发现问题

也就是说，在群众路线理论发展过程当中，刘少奇同志能够根据我们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来丰富自己的理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的理论和实际真正会通结合起来呢？我想关键的一个途径就是要发现问题，将问题成为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要的连接点。我们今天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际的会通，中间的环节就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发现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刚才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一种乱联系实际的现象，这种乱联系实际的现象，在我看来，一个是你不了解实际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你不了解理论是什么。为什么会乱联系实际？因为你既不了解实际是什么，也不了解理论是什么。这使我想到当年孙中山先生谈到的一个问题。孙中山在反思辛亥革命过程当中，提出，我们有没有正确的理论？有没有正确的思想？这个反思通过他的一部著作表现出来，就是《建国方略》。《建国方略》有一段话，孙中山说，辛亥革命以后多年的事实、现实与我的初衷是相悖，本来我们是可以从此继进的，但是我们的很多主张在实践的过程当中都难于有效实行。

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孙中山讲了一段话，我认为这段话非常重要，“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孙中山认为的这个思想错误是什么呢？这个思想错误就叫做“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按孙中山的说法就叫做“知易行难”。这段话是把中国文化当中的在认识论上的知行观问题提出来了，这个知行观的问题和我们讲的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是有直接关系的。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孙中山在认识论上的独特看法，都认为用难易来识别知行关系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我看来，孙中山的这样一个认识论的主张，确实是有特别积极的思想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孙中山在讲到“知”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个“知”不是一般的知，这个“知”包含有科学、理论、逻辑推理，对我们的实践是有指导作用的，我们的理论是否正确，它是有它的科学性和推理性。但是大家想一想，其实我们今天在讲到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思维上更看重的是实际，而不是理论。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有理论，孙中山所强调的问题，也恰恰就在这点，理论联系实际，首先你的理论是什么？而科学和技术，科学则是基础。

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用很实际的例子来指出，我们在科学理论和逻辑思维方面所存在的缺陷。他说，以饮食为证，中国有闻名于世的饮食文化，但却缺少具有科学意义的医学和营养学；以金钱为证，中国货币的产生很早，但却没有能够形成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以作文为证，中国虽文字历史悠久，但我们更需要文法和逻辑学。所以他是从这样的一些最实际的、生活的范例入手，去揭示我们在理论上的缺陷。所以，我们无须讳言，科学、理论、逻辑思维以及逻辑推理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缺少积累的东西。我们的知和行本身长期是脱节的，这个关键的缺失确实被孙中山抓住，这正是他的伟大过人之处。他也特别指出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认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样一个例子，我觉得是有启发意义的。孙中山本人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把他的《建国方略》的顺序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学说理论的问题，所以要完善他的孙文学说，首先要进行的是心理的建设。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社会的物质改造、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所以他把思想、理论、科学的探索，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提出来，把逻辑理性的问题首先提出来了，我觉得这对我们今天理解理论联系实际是有启发的。我们真是反思一下我们在讲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我们没有把理论和实际会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对理论本身的认知。当然实际究竟是什么？我们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很清楚。

（三）理论和什么样的实际相结合

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值得重视，就是理论要和什么样的实际更紧密地结合。在这一点上，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理论和历史实际的结合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在讲理论的发展过程当中，不能忽视历史的作用，一定要和历史实际结合起来。我们通常讲，马克思主义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逻辑的和历史的要一致起来，这可以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方法论。

怎么去认识理论的实际和历史的实际呢？我再举一个毛泽东同志的例子。大家知道，从1938年到1942年，毛泽东同志专门系统地分析和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的认真研究当中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他认为这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所以，他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时候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不能离开中国的历史实际来发展我们的理论。这是我们强调在会通当中要联系历史的实际。

还有一点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要使我们的理论和实践能够会通起来，还必须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刘少奇同志强调得非常好。刘少奇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一样重视对历史的研究，他专门有一篇文章谈党的建设的问题，是《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这篇文章当中，他把群众路线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实践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他认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综合，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然后再放到群众中去实行，这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这样的基础上，把理论准备好，是要经过长期斗争、艰苦创造的。在联系群众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不仅仅是工作的方法，还是一个思想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想到的和我们思考的东西，和群众所思考所想到的东西是不是能够一致起来，这也是检验我们能不能使理论和实际会通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标准。

 

二、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下面来谈第二个问题，就是理论的传承与创新问题。今天我们在谈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中，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理论的创新。我们怎么样来看待理论的创新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方法上，我们要对理论的创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需要紧紧地围绕理论自身的特性、理性来认识理论的创新，因为离开理论自身的特性和理性，创新就会失去它的支点。我认为就理论自身的特性而言，理论的创新首先应当体现出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的主观臆想，都是现实的反映，凝聚着人们对现实的理性思考。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理论必须回答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并在现实中检验自我的真理性，它一定不能离开问题，离开了问题，理论和实际就不可能会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就谈不上创新。

就理论自身的特性而言，我认为理论的创新还应该体现在理论的历史性上，这就是我们通常讲到理论的传承。理论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研究和考察理论的发展历史。

对理论的历史发展的研究，我们所尊重的就是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对理论的理解一定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不能够离开历史的实际和历史的过程去讲理论创新。正像列宁所讲到的，我们要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看待。我觉得对理论发展的历史也应该作如是观，把历史当做一个复杂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过程来看待。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当中，应该特别强调历史的传承性。这个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在考虑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让这两个过程脱节开了。

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们今天经常讲到中国特色的问题。我想到当年李大钊在1923年谈到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时候的一段表述。在李大钊看来，其实对社会主义在中国还不能完全仅仅看成是“以俄为师”。就他本人来看，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其实不仅仅是研究俄国的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研究整个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他对整个社会主义在世界发展的趋势以及实现的道路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他才提出一个重要的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断，这个论断我们今天看起来是非常有思想价值的。他提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是群趋于马克思主义”，“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各国所有特色亦岂可略”。意思就是我们社会主义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有一个大体一致的方向，它是趋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中间的特色不可忽略。他预见到，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所以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就是因为各地各时的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的，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的，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来在中国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恐怕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的发展史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个最初的理论表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考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考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定要把理论放到一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去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理论本身的不断丰富、不断充实。所以，按照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对特色的强调，包括他讲到的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多种手段的认可。这里面我也给大家强调一下，李大钊同时承认，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相同的，但手段可以“各不相同，有谓必须革命者，有主张不必剧烈革命者，有谓渐渐进行改革达到目标，用平和手段者”。这在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中体现出来，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理论今天还在对我们现实生活发生着影响。

这是我们用李大钊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在认知理论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体现它的历史性和历史的传承性。当然，我们在强调历史创新当中要遵循历史性特征的时候，也同样要指出，历史的理论性特征还需要通过理论自身的批判和扬弃反映出来，我们要敢于把已经证明过时的已经不能发生理性指导作用的概念、结论加以分析整理，果断地扬弃，进而去探索新的理论。

在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必须具有逻辑理性，逻辑的理性反映了理论与形式的科学特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提出的是我们要特别重视对概念的认识。因为概念作为逻辑认知的起点，如果概念不清楚的话，那理论的整个逻辑也是模糊的。因此，我们要思考很多的理论概念，在生活当中，在现实当中，在历史的过程中，是怎样地不断地发生变化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本身也是在发展变化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观点来去看。那么，群众路线的理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和什么结合起来呢？我觉得应该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结合起来，这样才使我们群众路线的理论有一个新的高度。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我们整个党的理论变化的一个重大的过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以人为本，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真正从重大的历史挫折当中觉醒，经历了一个十分艰辛探索的过程。今天我们在讲理论创新的时候，应该把这样一个历史和理论的过程，向我们的广大人民还原出来。这是我们讲到对理论的发展的理性认识。

我们今天在考虑理论创新的过程当中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文化当中我们如何看待新与旧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到今天也没有把它搞得很清楚，就是新和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想引用李大钊的一段看法。长期以来，新与旧的问题，其实也是涉及到一个包容性的问题，所以我在讲到理论创新这一点上，我同样想到了包容性，理论的创新和理论的传承一定要建筑在一种文化的包容基础上，如果文化的包容问题我们解决不好的话，那很难体现我们的创新。

这里面我举一个李大钊的例子。当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们在认识新旧思潮当中是存在误区的，一些人机械地把新和旧对立了起来，并且割断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视旧为恶，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和抛弃。所以在五四期间，李大钊专门有一篇文章叫做《新旧思潮之激战》，我们单独看这篇文章的题目，以为李大钊是在讲新旧思想当中的激烈的争斗，其实则不然。我们认真读一下他的文章的话，就会发现他谈到的东西，并非是争斗，而是包容。他是怎么讲到包容的呢？他说“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两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新与旧两者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对立，而是并存。这个观点在我们理解思想的包容和理论的包容的过程当中，应该是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他接着讲，“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都应知道，须和它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的雅量，一面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李大钊同志一下子把新旧的并存同进的关系做这样一个深入的分析之后，又连续讲出了这样四个确信，我觉得对我们今天来认识不同思想、不同思潮、不同理论的辩证的关系是有启示作用的。尤其是他最后一点所强调的，我们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就是说，我们要包容但是也要有自信，我觉得这段话，对我们未来的理论创新，确实是一个方向性的导引。我们要包容不同的东西，但是还要有自我，还要有自我的自信，还要有自我的创造。所以我们沿着李大钊的思想进行理论创新，我觉得我们一定能够使我们的理论进一步推进。能够使我们的理论更适应于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理论更适应于我们社会的发展。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讲座，如果有一个结语的话，我想用李大钊的八个字，作为我们这次讲座的结语，这就叫做容人、并存、自信、独守。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思想文化品格，应有的理论品格，谢谢！

责任编辑：李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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