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增长 “乡村爱情”不堪其重

 

【事件介绍】

农村结婚彩礼调查：起价10万 男方条件差需加价

6月12日下午，阴沉了大半日的天空终于放晴，阳光有些晃眼。哼着歌的罗睿心情不错，影楼刚刚打来电话，结婚照已经做好，随时可以去取——28岁的他将在两个月后迎娶新娘。时间倒回三年前，那时的他心里满是阴郁，因为彩礼问题，他跟相处了3个多月的女友分手。罗睿始终觉得，女方收彩礼就像是在卖女儿，哪怕这笔钱最终的去向是小两口的新家庭，“既给不起，也不想给。”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大学毕业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罗睿见了十几个相亲对象，家在农村的罗睿，相亲对象也大都来自农村，其中大部分提出了彩礼要求。

作为一项婚姻礼仪，“彩礼”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具体是由纳采还是由纳征演化而来，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和分歧。新中国成立之后，收受彩礼曾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表现之一，法律明文废止。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彩礼重新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一个农民家庭，十几万的彩礼钱可能是好几年的收入，你说沉重不沉重？”罗睿说。

彩礼是负担不想给

罗睿的老家在长岭县流水镇爱国村，父母都是农民，年长他6岁的哥哥已经结婚，目前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供一个大学生还行，一般的农民家庭供不起两个。”罗睿介绍，哥哥当初学习成绩也很好，但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给弟弟“让路”，初中毕业读了技校。

2006年哥哥婚礼的细节，罗睿记不清了，但当时家里重建了瓦房，并且给女方家6万元彩礼这两件事，却留在了他的记忆当中。“会亲家那天，我爸从包里拿出好几摞钱，都给了我嫂子她爸。”这是罗睿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现金。

罗睿家共有两公顷多旱田，种的是玉米，在2006年的时候，年收入不到两万元，6万元就相当于罗家3到4年的纯收入。即便是近几年，去掉种子化肥等开销，罗家一年也只剩3万多元钱。

2011年，大学毕业的罗睿回到长岭县城，进入一家民企。不久后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来自白城农村的女孩。女孩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虽然学历不高，但长相和谈吐都让罗睿觉得满意。双方相处了一段时间，很快进入谈婚论嫁阶段。

会亲家的场面，罗睿记忆犹新。女孩母亲提出彩礼12万元、罗家全款买楼，同时许诺会陪嫁一辆小轿车，彩礼在婚后都给小两口。长岭县城当时的房价约为每平方米2000元，一套房子需要十几万，再加上彩礼12万，也就是说罗家要支出近30万。

“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而且12万彩礼也太多了。”罗睿原本的计划是贷款买房，婚后用礼金买车。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罗睿跟那个女孩分了手。“嫁个大学生，男方买房，还给这么多彩礼，说出去多有面子。而且我还有个哥哥，现在多要点儿，以后分给我哥的就少点儿。”罗睿的分析是，女孩家无非是为了争面子和家产。

之后罗睿又相了几次亲，为了避免出现那次会亲家的场面，他在初次见面后，都会问对方要不要、要多少彩礼。“大多数都说‘肯定得要彩礼’，从七八万元到十几万元都有。”读过大学的罗睿很反感这种习俗，“男女平等，两情相悦，何必一定要追求这种形式？”去年春节刚过，罗睿认识了现在的未婚妻。同样大学毕业的女孩，在面对罗睿有关彩礼的问题时，回答让他很满意，“她说彩礼是中国传统仪式的一部分，还是得要的，但多少无所谓。”

“刚开始是觉得家里没那么多钱，而且也不希望父母去借钱。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反感，只要说要（彩礼），那就不用再见了。现在又有了新的感觉，这毕竟是一种习俗，我也没有必要去挑战。”罗睿将这段心路历程总结为，“给不起”、“不想给”、“不得不给”。

罗睿透露了这样一组数字：他大学时所在班级的22个男生中，18人已婚，11位男生的结婚对象来自农村，10位给了彩礼，“最少的8万，最多的20万。”

给多少看“行情”

刘全和介绍，正是因为儿子的条件不错，礼金女方才只要了10万元，“有的男孩条件不好，要20万的也有。”

今年4月，百度长春吧上有一位网友发帖：公主岭市范家屯镇的彩礼行情是现金20万元，还要有车、房、“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彩貂。车要摩托、轿车、农用车齐全；“三金”得3万元以上；貂皮必须是彩色的，越艳越好；小两口婚后，男方父母必须搬出去住，必须签订财产协议，所有债务和新郎无关。这位网友在帖子的最后称：“做不到以上几点，在农村就娶不到媳妇！”

范家屯某村村民刘全和（音）说，这位网友所说的，并不算太夸张。

以上就是刘全和口述的儿子婚前账单，“结婚当天还有‘上车钱’18888元，‘改口费’9999元或10001元，还没算上接亲车队和办酒席的钱。”

总体算下来，儿子结婚，刘全和老两口的累计支出将超过50万元。即使是城市中的普通上班族，50万元也是笔相当大的开销。对于刘全和来说，更是极大的负担，甚至为此负债。“得还好几年，也就是这几年占地，亲戚朋友手里都有点儿钱，要不就得去‘抬钱’（借高利贷）。”

在其他村民的描述中，刘全和儿子的条件“相当不错”，身高将近1米8，不抽烟不喝酒，会汽车修理，最关键的是会干农活。“现在的年轻人，没几个会干地里的活，我儿子都会。”说起儿子，刘全和很自豪。

既然条件这么好，为何还要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娶媳妇呢？“行情就是这样，我儿子对象要的还不算多。”“行情”是刘全和无法违背的，他也不愿为了钱让儿子娶不上媳妇。“女方要少了，别人会觉得是不是她家姑娘有啥毛病；我们要是给多了，别人就会觉得是不是我家儿子有问题。”刘全和介绍，正是因为儿子的条件不错，礼金女方才只要了10万元，“有的男孩条件不好，要20万的也有。”

跟刘全和同村的李姓村民，就“遭遇”了20万的彩礼。小李也是今年结婚，婚后小两口和父母同住。婚前支出中，李家省下了在镇里买楼的钱，但彩礼就要多给了。“会亲家的时候，那边说要20万。”老李说，儿子脾气倔，当场就说不结婚了，还是女孩“讲情”，女方父母才松了口，最终定在16万元。但也因此，女方提出了附加要求：婚前李家的外债跟小两口无关；婚后小两口要住东屋。农村的房屋多是坐北朝南，一般来说东侧房间比较大。

对于这些条件，老李接受了，但多少有些憋屈，“儿子结婚，我还能舍不得花钱啊？就是不要彩礼，这些钱也都得给他们俩。但是他们逼得紧，我就觉得不得劲儿。”

老李还有一个女儿，也已经有了男朋友。“彩礼我打算要20万。”老李想得很清楚，儿子结婚拿出去多少钱，他就朝女儿对象家要多少钱，只能多不能少。

 

彩礼是面子必须要

在刘女士看来，自家女儿的长相在村里“数一数二”，彩礼的多少，其实代表着女儿的身价。

为何彩礼的行情越来越高呢？记者在范家屯镇的几个村庄采访时发现，一些女孩的父母会把彩礼的多少，当成自家女儿的身价，甚至当成炫耀的资本。在刘全和与老李所在的村子，去年就曾发生过一件事，因为男方给不上彩礼，母亲生生把女儿的婚事别黄。

据老李的讲述，那家的女儿在吉林市打工，认识了吉林市农村的一个男孩，在会亲家的时候，女方父母按照范家屯的行情提出要彩礼15万，男方说要按他们那边的行情，只能给6万8。最终因为彩礼的问题，一对恋人就此分手。

记者找到了女孩的母亲刘女士，有了如下的对话：“彩礼这事你怎么看？”“那能咋看，别人要多钱，我们也要多钱呗。”“那你打算要多少彩礼？”“15万到20万吧，男孩条件好的话，少点儿也行，最少也得10万。”“那要是男方家困难，拿不出这些钱呢？”“我姑娘之前处了个对象，说按照他们那边的行情，就给6万多，我就没同意。”“就因为差钱？”“不是钱的事，凭啥人家彩礼都10多万，到我这就6万，我姑娘差啥啊？”“彩礼没谈妥，俩人就黄了？”“黄了，我姑娘也觉得那边给的太少了。其实这钱也落不到我手里，最后都给他们。彩礼就是个保障，你说万一结婚几个月就离了呢，我姑娘不就是人财两空了吗？”

“那要是你女儿真遇到特别喜欢的，而男方家里确实拿不出彩礼呢？”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反正吧，她要是真相中了，就要跟人家，我也不能硬别着。”在刘女士看来，自家女儿的长相在村里“数一数二”，彩礼的多少，其实代表着女儿的身价。她的这种想法，在很多女孩的家庭普遍存在，或许说不出“身价”二字，但攀比心理普遍存在。

李霞和李艳欣是范家屯某饭店的服务员，都是当地人。午后，饭店里没有多少客人，她们两人就会来到门前的街路上，跟周围店铺的服务员聊天。据李霞介绍，关于回家结婚和要多少彩礼，是她们比较常聊的话题，能要到更多彩礼的女孩，总会让其他人羡慕和嫉妒。“有的服务员说收了15万，其实就收了10万。”在李霞看来，彩礼是面子，更是自己长相的标尺。

“咱们吉林省还不算彩礼多的呢，我听说甘肃、宁夏那边，彩礼都是好几十万。”李艳欣曾经在省外打工，结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听说咱们这边彩礼还不到20万，都想找吉林的女朋友呢。”

要多少看条件

能够让李秀荷主动减少彩礼的男孩，需要具备以下条件：大学毕业，至少是大专毕业；身高1米8以上，长相周正……

那么女方在索要彩礼时，会根据哪些“指标”来确定金额呢？榆树市的闵家镇距离范家屯镇约200公里，当地的彩礼行情是除住房、“三金”外，现金15万元左右。“彩礼肯定不是瞎要的啊，肯定有说法。”闵家镇二十家子村村民李秀荷表示，自己就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根据男方的各项条件，对“基准彩礼金额”增加或减少。

李秀荷解释，像个人长相和有无不良习惯，其实是希望女儿能找到正经过日子的男人；学历和手艺则是希望女儿以后的日子能过得好一些；至于是不是独生子，则涉及以后遗产的分割。“彩礼是一定要收的，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风俗。而且彩礼的多少也体现着我女儿的身价，钱越多，说明我女儿越优秀。”李秀荷说，“而且你要来的彩礼钱越多，男方家就越重视，离婚的可能就越小，因为再娶一个又得花不少钱。”

对于母亲的想法，李秀荷的女儿有些不以为然，“彩礼是你想要多少钱，人家就给多少钱啊？到时候我找男朋友，你们要是不满意，我就跟他私奔！”

范家屯镇郜家村村支书孟凡平认为，男方和女方在彩礼上往往是一种博弈，总要找到某个平衡点，“女方家多要，是觉得说起来有面子；男方家想少给，其实是怕别人知道彩礼给多了，会以为自家儿子不好。”

今年30岁的孟凡平对于高额彩礼持否定态度，“现在这些年轻人有了钱，都不知道计划，彩礼、陪嫁和礼金，很快就花没了。你说有这钱，干点儿啥不好？”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那就是在范家屯镇，外出求学的男青年大多对彩礼持否定态度，女青年则大多会要求彩礼。

而外出打工的，则不管男女都坚持着这一传统，不同的是女青年大多会遵循范家屯当地的行情，而男青年则会遵循女方家乡所在地的行情。

彩礼的变迁郜家村的孟老汉是村里知名的媒人，几十年来他深刻感受着彩礼行情的“飞涨”。

上世纪90年代，范家屯镇的彩礼行情是几千元。“我记得当时介绍成的一对儿，男方家买了电视、洗衣机和电风扇，礼金是4000块。”也有的只给现金，一般在一万元左右。

1995年前后，男方家除了要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四大件”外，现金至少要一万元。

2000年以后，除了家电、家具，现金至少两万元。多数时候，女方还会要求男方翻新或重建房子，后来，这一要求变成了“买楼”。

2010年3月，记者曾经在范家屯镇的宋家店、马家洼子和胜利等几个村庄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的彩礼包括“三金”、摩托车、家电和房子，所有财物相加至少5万元，甚至有的还会要求小轿车。

刘全和给记者算了一笔账，5年以前，村里大多数家庭的年收入也就1万多元。那时结婚，男方需要拿出的彩礼礼金和实物就要5万元，基本相当于5年的收入。

刘全和的记忆跟记者2010年的问卷调查数据相吻合，当时接受调查的83户村民当中，有65户村民的家庭年收入不足万元，占比78.3%。

而在刘全和的印象当中，彩礼的现金部分涨到10万元，应该是在2013年年底到2014年年初，“到了今年，就没听说过彩礼低于10万的。”

彩礼是礼但不能过度

“彩礼首先是一种礼节。”曹保明表示，“这种礼节并非由制度约束，而是一种民间习俗。”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及当代农村社会中，彩礼曾经很普遍。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彩礼和与彩礼相关的订婚和婚约都受到了批判，但在民间始终顽强存在。

曹保明介绍，在古代的订婚仪式上，男方家庭会以订婚男子的名义送给女方一份由物品和金钱两部分构成的“彩礼”，其中钱为财（聘金），物为礼（聘礼）。女方收受彩礼后，也会送男方一些物品，称作“回礼”。彩礼中的物一般都是价高但实用的物品，回礼一般为女性亲手制作的物品。

曹保明认为，现在的彩礼被赋予了太多的物质含义，甚至成为沉重的负担，这就失去了本意，“彩礼作为礼节和民俗，应当予以保留，但千万不能过度。”

会让富裕农民致贫

作为省政协委员，施立学在去年的省两会上，提交了一份针对彩礼和随礼的提案。施立学认为，高额彩礼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农村适龄女孩减少；第二是攀比心重，把彩礼钱当成女孩的身价；第三是农村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

“但我们要看到高额彩礼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施立学表示，“高额彩礼会让已经富裕的农民致贫，那些因为彩礼产生的纠纷还扰乱了农村的秩序，另外高额彩礼的攀比会让社会风气变坏。”

彩礼成了“婚姻保障金”

付诚认为，彩礼存在的原因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个方面来分析。

因为古代女性的从属地位，父亲在女儿出嫁时要收取一定的钱物，用以偿还父母对女儿的养育费用，“女方把一定的财物当作结婚条件之一，这也是古代彩礼存在的一个原因。”

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彩礼逐年增加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男多女少”的社会结构，使得适龄男性不易找到结婚对象，而适龄女性则有着更多的选择；第二是很多地区的乡土社会逐渐转变为工业社会，人口流动量大，解除婚约的情况越来越多，女性普遍要求男方提供信用担保，也就是说把彩礼当成了“婚姻保障金”。

 

繁重彩礼让乡村爱情承受不起

爱情的美好只存在想象中，谈婚论嫁中的物质至上，中国城乡之间已然没有差距。在很多农村，“乡村爱情”正被高额彩礼等物质要求绑架，爱情变得可有可无，乡村青年及家庭难以承受其重。高额的结婚彩礼让婚姻变了味，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农民因此而留下的债务不仅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而且为农村养老问题埋下隐患，给农村社会的安定带来许多不稳定因素。

农村姑娘如此“傲娇”，皆因当下农村适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现实。农村订婚一般在20岁左右，对象多在本村和临近村庄。近年来适婚的青年男女本来就男多女少，加上很多女孩都嫁到城里了，男女比例就更加悬殊。眼看着孩子找不到对象要打光棍，孩子爹妈为此都愁坏了。

更让农村男青年无奈的是，越来越多的同龄农村姑娘正在嫁向城市。在重庆市合川区下属的一个自然村，连续5年没有一个姑娘嫁在本村，她们都去了重庆、广州等城市，永远离开了大山，留在村里的男青年要不出来打工就不可能找到对象。留在农村的姑娘稀缺，在婚配上就显得强势，对于男方家庭的物质要求上也有足够的底气，彩礼钱几乎年年翻倍，并不断“发明创造”出新的要求。农村男青年家里为了能给孩子娶到媳妇，“砸锅卖铁”也得满足女方要求。

除却经济条件很好的家庭，农村娶进门一个新媳妇，一般都要欠下超过10万元的债务，有些家里子女多的，帮孩子操持完婚礼后，老两口成了“百万负翁”。然而，农村种地收入有限，这些年到城里出卖劳动力，工钱虽说增长了不少，但爷爷辈的他们年龄大了，已卖不动力气。农村婚姻的巨额花费，不仅耗竭了一个家庭的当下，还搭上了父母未来的健康和幸福。

让“婚姻文明”风吹遍农村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教授曲文勇认为，在农业文明中，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就是老人的任务和责任。如果老人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在农村会被“戳脊梁骨”。按照当地习俗，儿子结婚就意味着老人“大事完毕”，老人一生的主要事情都完成了。所以，即便因高额彩礼背上了沉重负担，大部分老人也都有苦说不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农村新人在结婚之前就约定好，婚前的全部债务由老人偿还。而老人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不惜借钱、贷款，甚至借高利贷。

这种风气害死人，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群体压力。沉重的负担将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和生活，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特别是将土地作为结婚彩礼的做法更是不可取的。在农村，如果老人没有土地，将会给养老问题留下很大隐患。失去了土地，农村养老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没有了。

面对水涨船高的结婚彩礼，许多村民都表示了无奈。农民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动辄十万元的结婚彩礼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多年的积蓄还不够举行一次婚礼的费用。他们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娶妻变“买”妻的现状，让结婚彩礼真正成为一个美满婚姻的见证，而不是给未来家庭和生活带来负担。

赵瑞政说，高额彩礼不仅束缚了婚姻，还束缚了人的自由。农村党员干部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不收彩礼，或者象征性收取少量财物，树立典型，做出榜样。要破除索要彩礼的旧习俗，需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社会新风尚。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额彩礼的风气在城市中并不多见，反倒是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相对落后的农村较为盛行。曲文勇建议，应加强对风俗习惯的正确引导，让人们树立一个正确的爱情观，让“婚姻文明”风吹遍农村。

 

【启示与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彩礼也是物化女性的婚居模式下男性相互竞争的一个自然结果。在当前男婚女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面对城市的吸引力与人口流动性的增强，适婚女性在农村是“稀缺资源”，农村家庭竞相通过更高的彩礼来吸引女性“嫁入”，实属无奈之举。

因为农村男性及其家庭不仅要和同在农村的男性竞争，更需要面对来自城市男性的有力竞争，这就需要以城市生活作为标准，通过房子、车子以及更高的彩礼，才可能在竞争中胜出，由此而带来的彩礼上涨在情理之中，客观上也助长了婚姻异化成交易的风气。

所以彩礼的暴涨，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女方家庭的漫天要价。彩礼习俗背后是以男性为本位的、不平等的婚居模式。而彩礼的暴涨，是被物化的农村女性作为“稀缺资源”在婚姻竞争中的一个自然结果，也是农村家庭在城乡差异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感慨彩礼暴涨、男性婚姻成本高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女性“消失的声音”，关注女性的权利平等、主体性和需求。只有打破男婚女嫁的强制性婚居模式，促进女性和男性一样，以平等主体的身份步入婚姻殿堂，共享平等权益和机会，共同担负起婚姻责任和双方家庭的养老等家庭义务，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彩礼异化为“交易”的荒谬逻辑，才能让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一步落到实处。

农村的婚俗习惯具有很强的惯性，一朝一夕凭借一己之力很难改变。婚姻关系中对于二者结合的未来认知和预期是最重要的，建议农村青年首选合适的人，不要受到眼前暂时的一些物质条件影响而导致选择错误。

农村基层应该有效发挥作用，对于“乡村爱情”中攀比铺张之风进行引导规范，移风易俗，使之回归婚姻的本质。最关键的是，农村要大力发展经济，这将改变农村女青年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尴尬局面，甚至能吸引城市姑娘到农村，从而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欢迎继续关注经典案例。

 （转载请注明来源：宣讲家网站71.cn，违者必究。）

责任编辑：佘小莉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709/82159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