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入刑，正常医疗秩序的“重要防线”

 

【事件介绍】

聚焦刑法修正案草案：“医闹”情节严重或将入刑

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备受瞩目，其中“医闹”情节严重将入刑，成为此次修改的一大亮点。

草案二审稿拟将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有关专家表示，虽然从法律条文上只增加了“医疗”两个字，但这是在修改刑法过程中首次维护医疗秩序的表述，旨在强调法律对正常医疗秩序的维护，释放出防止“以闹取利”等不良风气滋长的强烈信号。

两字之增，第一次将“医闹”行为纳入刑法修改范围

医疗秩序是社会公共秩序的一部分。近年来，一些地方频频出现在医疗机构聚众滋事、扰乱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医闹”问题日趋严重，甚至出现职业“医闹”群体，严重侵害医护人员和广大患者的利益。

“这是第一次将‘医闹’行为纳入刑法修改的范围内。”参与刑(九)修订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秉志表示，“这表明了国家依靠法律打击‘医闹’行为、保护医院和医卫人员正当权益的决心。”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副教授彭新林认为，将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损失的“医闹”行为入刑，有助于严厉打击“医闹”行为，消解“医闹”行为的负面示范效应，防止“以闹取利”等不良风气的滋长，对于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为患者创造良好的就医环境，推动预防和处理医患纠纷工作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将产生促进作用。

步步收紧，对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坚决打击

究竟何为“医闹”？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麻壮认为，“医闹”行为指患者、患者亲属及受雇于患者方的群体或个人，以医疗纠纷等为借口，采取威胁、伤害医护人员人身安全、侮辱医护人员人格或现场滋事、扩大事态、制造负面影响等形式严重妨碍医疗秩序的行为。

“正常情况下的医患纠纷，即便出现一些激烈言辞，但不涉及违法犯罪的，一般不认为是‘医闹’。”麻壮认为。

最高检公诉厅副厅级检察员张凤艳表示，关于职业“医闹”和患者家属因与医院纠纷激化形成的“医闹”事件，各地检察机关依法办案时，会根据案件事实区别对待，对于职业“医闹”依法严惩。

“以往出台的规定都是以‘通告’‘意见’等红头文件形式下发的，效力较弱，执行中存在政策阻塞，部门间难以形成管理合力。”中南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吴晓林说，“由于没有上升到刑法层面，各地在给‘医闹’定罪量刑时缺乏明确的法条支持，既影响了判决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将扰乱医疗机构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明确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医闹’违法性和危害性的认识，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刑法的作用，打击涉医疗违法犯罪。”李晓兵说。

“医闹”入刑明确法律底线，畅通维权渠道健全赔偿解决机制

多位专家表示，“医闹”入刑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明确了法律底线，是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在促进医患关系方面，除了“底线思维”之外还要有“前端思维”，应该更多地在防止医患纠纷发生、疏解医患冲突上下功夫。

赵秉志认为，靠刑法惩治“医闹”是必要的，但这是治标的手段，单靠刑法不能营造出正常的医疗秩序，更不会解决医患矛盾的深层次问题。长远来看解决医疗纠纷频发、“医闹”横行的问题仍然要着眼于重构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闹’的产生一方面是一些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逼迫医院与其私下‘谈判’，进而索取高额赔偿。另一方面也由于目前医患之间沟通机制不顺畅，患者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医疗纠纷的难度较大。”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于晓光认为。

“解决医患纠纷，应该在矛盾发生的‘前端’下功夫，而不是等到恶性影响产生时再采取措施。”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建议，首先是要畅通患者维权渠道，在患者遭遇医疗事故、医生医德存在问题时能够及时有效保障自身合法权利。同时还要健全相应的赔偿和解决机制，应该改革各地处理医患纠纷的第三方机制，提高公信力和权威性，真正能够公平公正解决问题，而不是片面偏袒某一方。同时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利。

 

聚焦刑（九）修正案草案“两字之增”

虽然从法律条文上只增加了“医疗”两个字，但这是在修改刑法过程中首次维护医疗秩序的表述，旨在强调法律对正常医疗秩序的维护，释放出防止“以闹取利”等不良风气滋长的强烈信号。

两字之增首次将“医闹”纳入刑法修改范围医疗秩序是社会公共秩序的一部分。近年来，一些地方频频出现在医疗机构聚众滋事、扰乱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医闹”问题日趋严重，甚至出现职业“医闹”群体，严重侵害医护人员和广大患者的利益。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晓兵表示，近年来，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出台了《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关于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等规定，各地政府也纷纷部署严厉打击扰乱医疗秩序行为，但是在刑法层面，对聚众扰乱医疗秩序行为并没有明确提出。“这是第一次将‘医闹’行为纳入刑法修改的范围内。”参与刑（九）修订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秉志表示，“这表明了国家依靠法律打击‘医闹’行为、保护医院和医护人员正当权益的决心。”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副教授彭新林认为，将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损失的“医闹”行为入刑，有助于严厉打击“医闹”行为，消解“医闹”行为的负面示范效应，防止“以闹取利”等不良风气的滋长，对于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为患者创造良好的就医环境，推动预防和处理医患纠纷工作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将产生促进作用。

步步收紧坚决打击危害正常医疗秩序行为究竟何为“医闹”？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麻壮认为，“医闹”行为指患者、患者亲属及受雇于患者方的群体或个人，以医疗纠纷等为借口，采取威胁、伤害医护人员人身安全、侮辱医护人员人格或现场滋事、扩大事态、制造负面影响等形式严重妨碍医疗秩序的行为。“正常情况下的医患纠纷，即便出现一些激烈言辞，但不涉及违法犯罪的，一般不认为是‘医闹’。”麻壮认为。   

最高检公诉厅副厅级检察员张凤艳表示，关于职业“医闹”和患者家属因与医院纠纷激化形成的“医闹”事件，各地检察机关依法办案时，会根据案件事实区别对待，对于职业“医闹”依法严惩。“以往出台的规定都是以‘通告’‘意见’等红头文件形式下发的，效力较弱，执行中存在政策阻塞，部门间难以形成管理合力。”中南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吴晓林说，“由于没有上升到刑法层面，各地在给‘医闹’定罪量刑时缺乏明确的法条支持，既影响了判决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也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将扰乱医疗机构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明确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医闹’违法性和危害性的认识，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刑法的作用，打击涉医违法犯罪。”李晓兵说。

“医闹”入刑明确法律底线健全赔偿解决机制多位专家表示，“医闹”入刑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明确了法律底线，是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在促进医患关系方面，除了“底线思维”之外还要有“前端思维”，应该更多地在防止医患纠纷发生、疏解医患冲突上下功夫。   

赵秉志认为，靠刑法惩治“医闹”是必要的，但这是治标的手段，单靠刑法不能营造出正常的医疗秩序，更不会解决医患矛盾的深层次问题。长远来看解决医疗纠纷频发、“医闹”横行的问题仍然要着眼于重构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闹’的产生一方面是一些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逼迫医院与其私下‘谈判’，进而索取高额赔偿。另一方面也由于目前医患之间沟通机制不顺畅，患者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医疗纠纷的难度较大。”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于晓光认为。   

“解决医患纠纷，应该在矛盾发生的‘前端’下功夫，而不是等到恶性影响产生时再采取措施。”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建议，首先是要畅通患者维权渠道，在患者遭遇医疗事故、医生医德存在问题时能够及时有效保障自身合法权利。同时还要健全相应的赔偿和解决机制，应该改革各地处理医患纠纷的第三方机制，提高公信力和权威性，真正能够公平公正解决问题，而不是片面偏袒某一方。同时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利。

 

医闹入刑的“能”与“不能”

将聚众扰乱医疗秩序行为上升到立法层面进行刑法规制，更加凸显立法对于社会问题的回应。刑法不能改变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源，良好的医患关系构建则需要标本兼治。

难以调和的医患矛盾，日益激烈的医患冲突，严峻的社会现实使得刑法不得不作出回应，以保障最基本的医疗秩序。另据报道，最近，上海医患矛盾频发，7起医患冲突见诸报端，5名医生和3名护士在事件中遭受患者及其家属不同程度的伤害。而在此前，从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到最高法、最高检，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规定，严厉打击扰乱医疗秩序行为。即便如此，剧烈的医患冲突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在这种背景下，不少人对“医闹”入刑抱以厚望，期待刑法利剑能够及时出鞘，为医院和医生提供最强有力的秩序与权利保障。

从刑法任务上看，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是重要任务。按照刑法第290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及第291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规定，对于在医院聚众扰乱秩序情节后果严重的行为，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按照上述罪名进行定罪处罚。此次将聚众扰乱医疗秩序行为上升到立法层面进行刑法规制，更加凸显立法对于社会问题的回应，直接目的在于保障医院的公共秩序，为医生执业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同时也为其他患者就诊提供安全的秩序环境。

但人们更关心的是，这种基于秩序目的的“医闹”入刑，对于化解医患矛盾究竟能起多大作用？首先应当承认，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刑法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威力，“医闹”入刑在一些人心里还是能形成一定的震慑效应，避免更多的医患冲突走向非理性、有组织的暴力形态。在控制和稳定秩序的基础上，就有可能促进医患之间展开理性对话，过激的行为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制，从而将矛盾与纠纷更多引向法律途径，以更为理性平和的方式化解。

刑法在介入医患冲突时，也必须恪守法治原则和谦抑理性，而不能轻易扩大规制范围。刑法不以修复医患关系为己任，不能将打击范围延及正常的维权行为。更需要明白的是，刑法不能改变造成医患冲突的根源，“医闹”入刑也重在治标，良好的医患关系构建则需要标本兼治。我国医患双方的不信任由来已久。矛盾的调处无论多么周到细致，都不能从上游解决根本性的“病源”。忽略背后的种种社会性问题，如老百姓小病大看的不良习惯、医生职业训练过于迷恋技术、医院资源分配不合理、医疗体制市场化造成的营利性驱动等等，一味寻求刑法的“末端”治理，可能是刑法所难以承受的。

 

【启示与思考】

此次将“医闹”写入刑法，并不是增加一个新罪名，而是明确“医闹”适用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一次郑重的提醒，提醒“医闹”的组织者、参与者将会付出代价，同时提醒执法机关对于打击医闹，“有法可依”还要“有法必依”。

当然，严厉打击“医闹”，并不是阻止患者及家属表达诉求，缓和医患关系显然不能以牺牲患者的权益为代价。为此，在打击“医闹”的同时，还应健全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畅通患者维权渠道。打击“医闹”是“堵”，健全医患纠纷解决机制是“疏”，唯有疏通这个制度化出口，“医闹”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化解。

打击“医闹”，并不是阻止患者和家属表达诉求，缓和医患关系，不能以牺牲患者的权益为代价。这么说起来，入刑必不可少，但刑法也不是万能的，相比重罚，我们或许更需要健全、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保证患者可以通过法律渠道维权，不会“一闹就让步”，也不会“不闹不解决”。

总之，“医闹”入刑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明确了法律底线，是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在促进医患关系方面，除了“底线思维”之外还要有“前端思维”，应该更多地在防止医患纠纷发生、疏解医患冲突上下功夫。首先是要畅通患者维权渠道，在患者遭遇医疗事故、医生医德存在问题时能够及时有效保障自身合法权利；还要健全相应的赔偿和解决机制，应该改革各地处理医患纠纷的第三方机制，提高公信力和权威性，真正能够公平公正解决问题，而不是片面偏袒某一方；同时，应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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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佘小莉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709/82160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