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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义利观”体现中国外交新思维

2015年07月10日 10:02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是以理念创新带动概念创新,再以概念创新指引政策创新。这使得中国外交出现了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思想支撑,为从守御应对转向积极作为提供了逻辑基础。因而,不理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就不能正确理解当前中国外交的一系列新举措。其中,“正确义利观”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外交理念创新。早在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就在外访中提出了相关概念的雏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职以后,习近平先后多次在会议和访问场合中做出了相关论述,如“多予少取、先予后取”“欢迎搭车”等,并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这些理念和概念迅速转化为政策行动,融入周边外交、对非外交、“一带一路”战略、对外援助等政策之中。目前理论和舆论界对于相关政策的解读已经大量展开,但对正确义利观本身的研究尚且不多。然而,正确义利观并非简单的、天经地义的政治宣言,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对既有观念的扬弃和超越,同时其背后的误解和争议仍然存在。解决这些误解和争议的过程,是新一届政府深化改革、与时俱进的方针在外交领域的体现,代表着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守变合一:全球化时代的合和国际观

国际政治讲道义吗?这是关于国际关系的一道永恒之问。中国古哲就这个问题有法家和儒、墨之辩。西方对这个问题也有长期的争论。其中乐观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康德,相信国家可以像个人一样学习用善良和理性的方式行事。而马基雅维利则代表着另一派的观点。他认为国际政治中不能讲人在社会中的道德。如果非要说政治家有道德的话,那就是竭尽所能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如果政治家在外交中受困于一般性的道义,无疑是对本国人民的犯罪。

近代以来中国人看待国际问题大多数是马基雅维利式的。这是西方思想输入的结果。秦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法家的国际观从来没有占据主流。但是近代欧洲的国际关系,却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天堂。数百年间,西方国家围绕着领土、资源和利益进行残酷的丛林竞争,并通过殖民统治把这一套国际关系规则扩展到全世界。清末以后,中国被迫在殖民列强的炮火中“开眼看世界”,切身体会到的就是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反复听到的是西方政治家直言不讳的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强权即真理”,深深植入脑海中的就是一幅列强环伺、鱼肉中华的“时局图”。因而,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国家,一百多年来,中国外交的核心主题就是“维权”“护利”。在国际道义的问题上,中国人的看法普遍比较悲观。只有在“意识形态挂帅”的特殊时期,中国一度用革命的国际主义过度压倒了国家利益,还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经历了一些盟友的背叛和外交的混乱。国家利益至上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历史教训。

“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实际上再次抛出了这个重要理论命题:当今世界还跟过去一样,是一个赤裸裸的强权即真理的世界吗?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将长期进行。但大多数的理论家有一个基本共识:当代国际政治处在新老交替的变革阶段。这种变革不仅是新兴力量崛起引发的格局变化,也包括国际规则和文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和平初现曙光。如果说康德的预言被其后几百年的欧洲历史无情嘲弄,但至少在二战以后的欧洲国际关系中获得了初次的证明。看看今天欧洲国家间的关系,很难想象其一百年前的样子。人类社会在战争问题上似乎确实在向前进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是国家间的常态,和平是非常态。而对于今天的大多数国家来说,和平是常态,战争是非常态。当然,我们不可能立刻从马基雅维利的世界跨入康德的世界,中间还有许多曲折反复,对和平的威胁可能长期存在。正如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在以和平为主题的国际关系中,国际道义就有了重新认识和估值的前提。

二是国际合作成为主流。即便是对国际关系看法悲观的人,也承认今天的国际关系中有大量的合作存在。我们能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找出一百条领土纠纷、政治矛盾、利益摩擦,但也总能找出一千条每天都在推进、不断拓展的对外合作。在当今时代,国家间的合作不只是一种政治意志,更是全球化推动的客观结果,有时候甚至不再以政治意志为转移。从普遍的哲学意义上说,合作为道义提供了基础。合作性的国际关系,必然导致国际道义。比如,如果国家不讲基本信义,那么国家间的合作怎么能够持久进行呢?没有基本的国际道德规则,一切为国际合作而制定的制度,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法、贸易和金融机制都将无以为继。国际合作性的增强,必定意味着国际道义性的增强。

三是国际舆论力量的增强。斯诺登事件代表了当今国际政治的一种典型特征: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外交事务的秘密性和隔绝性被加速打破。信息很难被封闭,大大小小的外交政策,都可能要接受社会价值的检验和丈量。两百年前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疯狂掠夺、草菅人命,欧洲人只看到殖民统治给本国带来的好处,而对具体的暴行所知不多。即使丑闻暴露,还可以买通媒体、控制舆论。今天,跨国企业稍有不慎,一张图片传到网上,就可能产生舆论的风暴,甚至被本国人民所抛弃,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今天再要把所谓政治家的道德和普通人的道德分开是难以实行的。不能展现出普通人道德的政治家,根本就当不了政治家。

 

上述国际关系的和平与合作特征,正好可以合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合和”二字。正确义利观的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合和的世界观。在新的世界规则中,道义是必须,也是力量。而中国在这方面面临的形势尤其特殊。义利合一:中国传统的战略智慧在中国古代的话语体系中,“义”的含义非常广阔,甚至在英文中很难找到足以对应的翻译。一般翻译的“justice”只包含了“正义”的概念,“信义”“情义”“道义”等含义都没有被涵盖。但总体来说,“义者循理”“义者宜也”,是以“应该怎么办”而不是“需要怎么办”为核心。《论语》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明确把“义”“利”分立起来的。但儒家的义、利分立,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对立。因为对于在儒家观念中处于上层统治地位的“君子”来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是大大的不利,因而实际上是大利和小利的区别。而墨子则干脆说“义,利也”,把义利明确统一起来。习近平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在这个表述中,义是共同之利,利则包含应有之义。这种辩证统一的义利观,是对由西方发展起来的、以简单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代外交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要理解义利合一的辩证外交思想,根本上要理解的是国家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宏观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在这方面,中国外交面临一些特殊的形势,包括:

首先,从宏观上来看是硬实力增长的同时软实力滞后。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阶段。一方面由于国家间竞争继续存在,中国硬实力的增长必然引发一部分国家的猜疑、嫉妒甚至反制。但另一方面,由于软实力的缺失,中国尚不能充分把上升的实力转化为领导力,在周边、非洲等重要外交舞台上被西方妖魔化,矛盾多发、并发。中国要提升软实力,就必须在外交上超越“精致的利己主义”,多融利、分利、让利,才能交到更多的真朋友、获取深入的理解和尊重。习近平多次提到“亲诚惠容”“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亲”字,体现了中国的思想特色:对于宏观“关系”格局的重视要大于对眼前微观利益的关注。“重情义”就意味着关系决定利益,而不是利益决定关系。这是中国式的处世哲学在外交思想上的反映。

其次,从中观上来看是国际领导力和话语权的缺失。这集中体现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当前中国外交的一大特征是高度重视多边外交、积极推动国际创制。然而,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背后都有一套价值观在支撑;任何一种国际规则,都是对国际上现存问题的看法和相应解决方案。美国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领导创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中国要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不但要指出现存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之处,还要系统性地阐明当代“国际正义”的内涵,并创造性地提出其他国家能够普遍接受、共同获利的解决方案。中国外交要有价值观,才有话语权。“扬正义”“树道义”的过程,就是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过程。

最后,从微观来看还存在诚信不足和信誉缺口。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在遵守国际信誉方面几乎无可挑剔。但微观上,中国企业、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确实存在自身原因引发的声誉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这是把国内的诚信缺失带到了国外。另外也包括一些只顾自身利益、缺乏宏观和长远考虑的狭隘利己主义思维影响。在正确义利观中,讲信义是排在第一位的。没有信义,情义、道义、正义都难以取信于人。同时,信义也是一切合作的基石。中国外交要积极推进对外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竞争,讲信义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

在上述三个层次上,义与利在中国外交的客观形势和发展需求下实现统一。从长远和宏观来看,义、利不存在得失的分别。只有在具体和微观问题上,存在如何合理分配资源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中国外交要超越过度精打细算、狭隘的国家利益思想。对于强者来说,吃亏是福,甚至有时候“傻”一点,才更可亲可爱,是大国的风范和气度。

言行合一:国家形象的多维建构

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只是面子问题,更是活生生的利益问题。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纠纷,可能最终不取决于军事对抗,而要靠法理之争,背后是国家实力和话语权的比拼;中国在海外的投资,最大的障碍可能不是国家间的政治矛盾,而是当地社会的接纳和认同,中国企业才能摆脱“政府爪牙”偏见和产品卖不起价的困局;中美之间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两国政府即便达成了基本共识,社会之间还需要提升战略互信。近年来,中国大力提倡公共外交,领导人身体力行,希望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但不能把公共外交狭义地理解为宣传和传播工作。正确义利观实际上指明:中国要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不止要靠“讲好中国故事”,还要靠“做好中国实事”,把言与行结合起来。十八大以来,相关的政策实践已广泛开展,主要包括:

第一是扩大和深化对外援助。根据2014年最新发布的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在2010年至2012年对外援助资金893.4亿人民币。2012年十八大以后,随着新义利观的提出,中国的对外援助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进一步扩展。从援助方式看,从政府间援助向民间援助、多边组织援助扩展,更加重视深入国外基层,直接服务于国外民众和社区发展。援助的内容也从基础设施建设向农业、民生、教育等多方面发展。可以说,在正确义利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援助迎来了思想统一和战略协调的新时期。“多予少取”“先予后取”的外交方针通过援助工作贯彻执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措施的深入开展,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还将继续迈向更加成熟的阶段。

第二是维护国际正义、提供公共产品。十八大以后,中国在与本国利益相关不大的国际热点问题上开始更积极地作为,以维护国际正义和安全。叙利亚内战爆发以后,中国在第一时间派出特使,对冲突各方进行调解,并积极承担叙利亚化武的护航责任。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的护航常态化,与其他国家共同维护海洋秩序和航道安全。国家领导人在亚信峰会、博鳌论坛、APEC峰会等场合积极发出带有中国思想的和平和发展倡议。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金融机制等方面的慷慨出资,中国竭力为世界经济复苏和金融安全提供公共产品。

第三是规范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行为,要求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中国企业的人员派驻全球各地,产品深入千家万户,是中国国际责任的重要承载者,也是中国形象和文化的代表者。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首次出访,就在非洲国家领导人早餐会上提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社会责任问题,并在安哥拉专门宴请中资企业代表,要求企业维护中非友好、树立良好形象。此后,从政府主管部门到驻外使领馆,再到中资企业自身,对国际社会责任的重视都大大加强。政府和企业、政治和经济双管齐下,为正确义利观的贯彻落实插上了双翅。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710/82181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