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医托”赚取更多黑心钱

 

【事件介绍】

疯狂医托组团坑人 患者消费万元医托提成七千

当你千里迢迢来京求医，刚下火车，一两名“工作人员”或“热情老乡”就主动询问你的病情，并“好心”带你找“专家”看病，然后狠狠宰你一笔。这些人，就是混迹于北京西站地区的医托。

近期，记者在北京西站暗访发现，医托们在这里“组团忽悠”来京就医的患者。他们自制车站工作证、身穿蓝色制服，组团形成连环骗局，骗外地来京就医者到一家名为“百德堂”的中医诊所就诊。同样在北京站、积水潭医院、协和医院、阜外医院、301医院也是医托的重灾区。行内人士揭秘，此况已存在近20年。医托跟小医院倒三七分成，患者消费1万元，医托拿走7000元，而这些都是患者的“救命钱”。

百德堂看名医 近百患者称受骗

“希望再也不要有无辜的人上当受骗了！”“百德堂医托害人！”“病没看好，白搭5000元！”……新京报记者统计，仅在百度搜索中，就有上百人自述在北京“百德堂”中医诊所受骗的经历。

来自西安的刘婷2013年6月来北京协和医院看“月经不调”，在大厅等待挂号时，一位妇女和她搭讪并称自己之前也患此病多年，后来在平安里附近的“百德堂”中医诊所看好了。今天正好有协和医院的专家在百德堂义诊，而且人少不需要排队，建议她去看看。刘婷初来北京，听说专家义诊便心动了。后来她跟随妇女前往百德堂诊所，一位60岁左右的老太太给她号了下脉后便写出了方子，同时还拒绝了刘婷带来的在大医院做的化验报告等。就这样，她稀里糊涂地花了5000元买药。

刘婷回去后，同事均认为她被骗了，她上网搜索“百德堂被骗”等关键字，发现了很多人和她有同样的遭遇。

记者随机采访了近百位投诉者，发现他们均是来京就医的外地患者，受骗地点集中北京西站、北京站、积水潭医院、协和医院、阜外医院、301医院。受骗过程也几乎都可以概括为看病、医托介绍再高价拿药。

其中河南的何震今年4月带着儿子来看甲亢，他买了5000元的中药和中成药，儿子吃了一天后就开始拉肚子，全身无力。他拿着中药找正规医院医生鉴定，对方说这包药成本最多20元，成色也不好。同样看甲亢的李刚回家收到邮寄到家的药后，发现“甲亢灵”还有一天就要过期，他给百德堂打电话，对方劝他安心吃药，“没问题”。

刚下火车，就被“医托”盯上

众多患者来京看病被医托领至“百德堂”，这是巧合吗？近期，与一名老人扮作外地来京看病的母子，刚下火车，就被“医托”盯上。层层被忽悠后两人最终被带进“百德堂”。

6月20日，早上7时46分，由涿州到北京西的列车进站，不一会儿大批乘客从北二出站口涌出。记者及闫春芳（化名）老人刚到出口就遇人搭讪。“你们坐几号线？”一名寸头男子拦住记者，他灰色T恤上挂着的“北京西站工作证”很是显眼。

得知记者要去朝阳医院看糖尿病，“寸头”旁边的一位长发女孩也上来搭话儿，直言朝阳医院看糖尿病不专业，建议去“中国中医研究院”看中医，“这个病（糖尿病）西医看不好”，并指出乘坐63路公交可到达。

顺着长发女孩指的方向出站，走出不到两百米，又出现一名白色T恤男子，称与记者同路，他也去“中国中医研究院”，并热心表示愿意给记者带路。而后，带着记者在北京西站内绕圈，数分钟后在站内一拐角处与两名中年女子接头。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这两名手拿北京地图扮导游的女子，听说记者要去中国中医研究院，瞬间转换身份，再次送给记者一个“惊喜”，称她们也是来北京看糖尿病的，更巧的是跟记者去同一家医院。

不由分说，其中一名女子就带着记者一块儿乘地铁。路上还主动透露，“中国中医研究院”虽然不大，但都是专家，糖尿病只要6000元就能看好。为了让记者相信，女子还称，看病的李教授是她亲戚。

一路上女子对闫春芳的病情格外关心，并劝说“来北京看病，不要怕贵。”在4号线平安里站D口附近百米左右，即为医托所称的中医诊所。这幢二层小楼，门窗均为木质镂空雕花，门口挂着“北京百德堂中医门诊”牌匾，并无医托口中的“中国中医研究院”标示。

北京市卫生信息网上显示，“百德堂”中医门诊是一家有资质的医疗机构。但它却和“中国中医研究院”搭不上任何干系。据悉，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于1955年，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属的集科研、医疗、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早在2005年已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所以目前已不存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这样的机构。

 

“神医”两分钟看出糖尿病

想见李教授很简单，只要交50元挂号费即可，北京西站出现的中年女子会全程陪伴。看病也很简单，号脉两分钟即能确诊“糖尿病”。但是患者花了钱之后，不能拿走处方，也没有发票。

6月20日上午，百德堂二楼“李教授”诊室门外。一名戴着金链子的男子询问记者是否来看糖尿病，并称自己患糖尿病已经七八年，在这里吃了两个月中药后病情明显好转，当天是来复诊的。中年妇女插话问男子需要花费多少，在得到一个疗程至少需4000元药费后，她劝告记者“能看好就行”。

诊室内，戴眼镜、身穿白大褂的“李教授”和一名男子对桌而坐。李教授给闫春芳左右胳膊各号脉几十秒，接着询问她是否有口干等症状。闫春芳说经常感到口干，“李教授”点头认同，接着拿出两张印有各种药名的A4纸，看了后便开出中药方子，并在病历上写下闫春芳患糖尿病二型。前后不足两分钟。

此时，李教授对面的男子开口了，“只要三个疗程”花费约八千元，保证有效。记者称只带了1000元，这时，中年妇女突然进入诊室，称1000元太少，至少要拿3000元的药。否则不予开药。

而后这名带着记者来的中年女子借口自己不看病了，随之溜掉。两日后，记者带钱来“百德堂”取药。巧合的是几名在北京西站指路的男男女女也出现在这里。按照李教授的“处方”，记者共花费2298元，发票由“北京市医疗服务门诊收费收据”代替。该收据显示2298元药费共两部分，中成药1300元，中草药998元。收据上的印章模糊，难以辨认盖章单位。

约15分钟后，几名男子从地下室拿出用编织袋装着的十盒“辽源誉隆亚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制造的“糖尿乐胶囊”及十包用中药袋包装的中草药。“中药每天一包，吃完再汇钱”。

根据收据，糖尿乐胶囊每盒130元，但据生产厂家“辽源誉隆亚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报价，同样规格的糖尿乐胶囊每盒60元。那么10包中药里都有啥？记者将在百德堂开出的中药，拿到中医院咨询。一名从业五年的中药师仔细分辨后，排列出焦山楂、焦神曲、山萸肉、鸡内金、泽泻等18味药，其中一味药还掺杂着鞭炮屑。他称这些药品相劣质，不值钱。在该医院配齐这18味药仅需20多元。

多位中医医生还表示，糖尿病类型是西医说法，判断必须依靠西医相关检测结果。仅通过号脉不能判断糖尿病是一型，或者二型。这些医托分工明确，与人搭讪的叫“清点”，领人就医的叫“带点”。他们“上班”也有规律，一般早上5点左右，蹲守在出站口，直到上午11点多才“下班”。

王伟（化名）是北京西站一家公司的老板，对附近医托较熟。王伟称，这些医托常年盘踞在北京西站，规模约60人，从周一到周五，每天蹲守在西站北2出口。

他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遇到看上去像是病人的乘客，哪几个医托上前搭讪，哪几个医托把病人送到地铁站，哪几个医托负责把病人领进小医院、诊所，都有分工。大的团伙，甚至会分出专门的人在旁边盯梢，以防被监管部门抓现行。

“医托们眼很贼！”王伟说，医托在出站口蹲守，一眼就能看出来京者是不是看病，“比如老人，或家长带孩子。”在医托行业内，这叫“清点”，这也是医托忽悠人的第一步。医托挑选目标后，第一拨人先是询问，胸前佩戴车站或地铁工作人员“胸卡”，这是他们自制的假胸牌，往身上一夹，摇身一变成为地铁工作人员，给外地来京看病者“指路”。“他的目标是套话，问你去哪？并引导你怎么去医院。”王伟说。选择目标后，这时第二拨人出现，这叫“带点”。

王伟称，套出话后，第二拨医托就上前说“我们家有个亲戚，跟你病一样，就在某个专科医院看好了。”然后，医托就给看病者写一个地址，第三拨人就自称同样到这家医院看病，然后带着看病者坐地铁一起前往医院。

患者没到医院专家已知啥病

“老中医专家把脉，这边病人还没到，医托就提前打电话给医院专家，告知带来的人患什么病。”王伟还表示，不是医托带过去的病人，医院根本不给看病。

一位医托曾跟王伟表述，百德堂中医院不大，但“包治百病”。比如皮肤病、癫痫病和白癜风，甚至不孕不育都能治，“不论治什么病，就是开中药。”每一个疗程5000元。

王伟记得，去年，他见过一名到北京看病的患者，被医托领着买回一包中药。他拎着草药，再次回到西站坐车时，突然清醒过来了，哭着就走了，“他知道中药是假的，直接扔进了垃圾桶。”“看病者到医院后，不住院，只开中药。”王伟说，这些看病者刚下车，头脑晕乎，又人生地不熟，而且看病心切，就很容易被医托忽悠过去。王伟说，平时，百德堂医院里有四五十个人去看病，一半是托，一半是真病人，“不是医托带过去的，医院根本不给看”。

6月初，记者曾试图进入百德堂，但是没有医托带进门，百德堂门口坐着的几个人直接制止记者进入，“这儿不看病。”到了医院后，医托也装作是病人，同样拿药。为表演真实，医托先拿药，看病者一看，医托都拿药了，看病者也就拿了。

病人消费一万 医托拿走七千

这些医托盘踞在北京西站出站口已近20年。一名医疗行业的知情者透露，这些医托基本都是湖南籍，规模大概七八十人，以前是往各小医院、诊所拉人，大概五年前，这些人开始固定往百德堂拉病人。

“现在，医托分成的行情是三七开。”7月3日，南三环一家民营医院，老板刘金生（化名）透露，现在很多小医院、诊所跟医托分成比例是“三七开”，而且是“倒三七”，也就是说，医托每引过来一个病人，病人在医院消费1万元，医托拿走7000元，医院只留3000元。

刘金生在北京开小医院10多年，也是靠医托活下来的。他说，医托这行以湖南籍和河北籍为多，两股医托势力都是靠老乡关系发展起来的，除了老乡介绍，外人万难加入，河北籍医托群体中，有部分是东北籍人。

“别的人根本插不进去。”刘金生透露，很多医托常年固守一个地方，周围的关系也打点得很好，如果有入侵者贸然进入“势力范围”，根本不用医托动手，会有人出面驱逐。

在刘金生看来，这些年，医托分钱的比例也是越来越高，医托生意最好的时候是暑假期间，现在有的医院和诊所给医托75%的分成。纵然如此，刘金生称，在北京大医院看病的多是得了疑难杂症或大病的外地人，一些小医院如果不使手段，压根儿就不可能有很多病人来就诊。有了医托，一个三四百平米的小医院，每天流水能达到三十多万元，除去给医托分成，一年下来，也能落下几百万元。

 

医托组团坑人，“商机”背后的真问题

专骗弱者和弱势群体的医托，其行为是极端恶劣的。因各种原因，千里迢迢或带着孩子、或带着老人，来首都北京找寻希望的人，多半都是弱势群体。他们手中为数不多的钱，可能是借遍亲戚朋友拼凑来的救命钱。欺骗他们的钱，简直就是在谋财害命。

不难想象，在被报道曝光的“百德堂”中医诊所之外，肯定还有类似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医疗机构，和疯狂的医托们沆瀣一气，欺骗进京看病人员。所以面对媒体报道的“举报信”，当地卫生管理部门当迅速介入严查严惩。而疯狂医托组团坑人20年不绝，也给那些去大中城市看病的患者一个善意的提醒：出门看病别有侥幸心理，别在车站等地轻信陌生人。

在个案之外，更应引起关注的，还是医疗资源严重分配不公的背景下，北京被戏称为“全国看病中心”多年仍未得到改变的现实。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统计和抽样测算，2013年北京市内三级医院外来就诊患者达3036万人次，外来就医流动人口日均70万左右。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地方因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大量病人涌入北京。如此这般，注定导致资源紧张与资源浪费并存：在北京三级医院就诊的病人中，起码有30%～40%并非疑难杂症，在基层医院其实就可解决。以此而言，北京市疯狂医托组团坑人“充满商机”，和医疗资源区域不合理布局，大有关系。

所以，具体到疯狂医托的个案，期望北京市卫生管理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能严查严惩，净化当地的从医以及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正如有关人士建议的那样，应在明确首都北京医疗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推进首都医疗资源向周边省市疏解，切实提升周边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同时，通过推进分级诊疗、医保跨省转移等措施，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标本兼治缓解就医难。如今，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医保政策规定家庭医生（社区医生）首诊后转诊到大医院，医保才给报销。时下在全国不少地方，分级诊疗制度已在稳步推进。辅之以医疗资源的日趋均衡分配，患者的疾病在近在身边的城市都能得到较好治疗，他们还用不远千万里去北京吗？

为什么中国才有坑人的“医托”？

近期媒体集中报道了骇人的“医托”现象：北京医托组团坑人，患者消费万元医托能提成七千。北京警方做出回应，查处了一起特大“医托”案，150人落网。然而翻查旧闻，全国各地对医托的报道一直都有，监管部门也一直在打击，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托现象依然兴盛，原因在哪？

一、坑人的医托由来已久，但打击乏力

1、防不胜防的医托，坑的往往是穷人的救命钱，影响最为恶劣

所谓医托，指的是一些医疗骗子，长期活跃在大城市的火车站、地铁口、医院门口、挂号处，现在甚至网上也有很多。他们用欺骗的方法引诱通常来自小城市或者农村的患者，把他们骗到一些偏僻的、甚至无医疗资格的小医院、小诊所去看病，然后与“医疗人员”合伙骗取高额诊疗和药物的费用。

这种行为就跟酒托一样，但着了酒托的道还可以说有自身不检点的原因，被骗取的财物可能也不甚紧要。但医托骗的往往是急需治疗的穷人，骗的经常都是救命钱，因此影响尤其恶劣。

我们也很难责怪患者太过轻易上当，人生地不熟等原因且不说，仔细察看媒体对北京医托的调查，可以发现医托们的骗术实在是相当高明，“他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遇到看上去像是病人的乘客，哪几个医托上前搭讪，哪几个医托把病人送到地铁站，哪几个医托负责把病人领进小医院、诊所，都有分工。大的团伙，甚至会分出专门的人在旁边盯梢，以防被监管部门抓现行。”医托在勾引人上当时，还有很多具体的技巧，例如老乡专门骗老乡，假扮本地居民，甚至送锦旗给“医生”演戏给病患看，等等。

医托团伙作案，受害者则防备意识较差，甚至有心防范也会被算计（例如医托上来就告诉你“有很多医托”，但他是“真心帮你忙”），而且医托骗术不断升级变化，只为骗财毫无同情心。这让很多外地来的病患确实防不胜防。

2、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加强打击力度，但多年来的打击并没有多少效果

那么，治理医托的办法，首先容易想到的就是让相关部门加强监管，让执法部门加强打击力度。但要知道的是，医托现象由来已久，全国各地尤其大城市往往都有，执法部门也不是近年来才开始打击，但效果并不明显。就以媒体报道的北京西客站医托而言，据说这些医托盘踞在北京西站出站口已近20年，“这些医托基本都是湖南籍，规模大概七八十人，以前是往各小医院、诊所拉人，大概五年前，这些人开始固定往百德堂拉病人。”

2005年的时候，北京也有一波“医托猖獗”的报道，当时北京同仁医院保卫处工作人员称“我们医院附近潜伏的医托有一百二三十人，仅上个月我们就抓到50多人，估算他们骗取患者的救命钱超过10万元，许多病重患者一生的血汗钱全部被他们骗光，非常可怜。”北京儿童医院保卫处处长则称，“今年（2005年）7月份我们医院保卫处和月坛派出所，仅仅一天就抓到13名医托，帮患者追回被骗款1.3万元。”

而国家卫计委去年底曾公布，为期一年多的联合多部门打击非法行医的专项行动，全国共查处了医托行骗案件966起。这表明，虽然对医托现象一直有打击，但作用有限。原因有多方面，例如打击行动不能常态化，经常死灰复燃；医托行骗手段高明，不容易留下破案线索；等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医托行骗利润空间巨大，骗子们愿意打点“周围的关系”，从而保证能常年固守一个地方行骗。据一家民营医院老板透露，如果有入侵者贸然进入医托的“势力范围”，根本不用医托动手，会有人出面驱逐。

在这样的情况下，多年来医托始终猖獗就不难理解了，再呼吁加强打击，恐怕效果还是有限。还有人从卫生医疗管理的角度，主张严格管理小医院、小诊所，甚至严格限制民营医疗单位的办理资格。但能不能严管且不知，就算严管了就能杜绝黑医院黑诊所吗？恐怕也不容易。不能否认，一些市场化医疗机构对一些医疗乱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整体上来讲，还是起到了分流就诊人员的作用，加强管理往往容易“一管就死”，未必是好办法。

3、仅靠更平均地分配医疗资源，恐怕也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有人提出，之所以有医托，是因为有太多来到大城市寻医问药的外地病患，要解决医托现象，要让外地病患在本地就能治好病，因此主张在小城市和乡镇加大医疗资源的投入，甚至主张缩减大城市的医疗资源，让医疗资源平均分配。

这个想法不能说没有作用，但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鉴于我国医疗服务行业总体水准的良莠不齐，尽可能地平均分配医疗资源，可能会导致医疗服务水平的整体下降，因为大医院的管理水平不是小地方的小医院可以比拟的，要治疗疑难杂症和应对民众日益提升的医疗服务需求，大医院也往往有必要做大做强。当然现在确实有大城市的大医院承担职能过重的问题，县域医院的资源投入确实需要加强，但一来需要时间，二来也不能解决小地方病患得了大病非得去大医院的问题。

4、强化宣传，提醒防骗，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还有人提出，既然医托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医院等附近出没，那是不是可以效仿银行，用各种文字和语音持续提醒公众警惕诈骗？如铁路部门在进京列车抵达北京之前，广播多次提醒旅客警惕医托，或者点明医托诈骗术，又如北京西站广播也持续提醒游客防备医托，是否又能起作用？

不太看好这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方法能起到作用，因为这些提醒无助于解决病患的病痛，但医托却善于从这个角度骗取患者的信任，而且骗术真的是在不断升级，难以防备。要想真正根治医托，还得找到更深的根源。

二、治理医托，关键要搞明白为何医托是中国特色

1、“医托现象”的产生，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

医疗服务市场是一个很特殊的市场，特殊就特殊在买卖双方之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病患对疾病尤其是重大疾病往往缺少了解，而只有医生才是权威。这样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就会出现市场失灵。举一个典型例子，一个小地方的患者生了重病，没有人能够向他提供治病信息的指引，甚至当地医院也提供不了帮助，病患就只好来到大城市，却依然由于排队等各种原因无法及时得到正规治疗，这就给了医托骗子可乘之机，他们加入了这个医疗服务市场，利用患者对医疗信息了解不足，诱骗他们以高昂价格只得到效用为负的治疗，这就导致了市场失灵。

按经济学的说法，这种信息不对称是一种外部性，需要由政府解决这种外部性，才能让“医托”现象消失。

2、国外难觅“医托”，关键在于社区首诊和严格的转诊制度，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事实上，“医托”这个词基本上只在国内出现，几乎找不到发达国家存在医托的报道，发达国家的医疗诈骗，往往是“患者假生病”骗取医疗保险，而不是被医托坑。

之所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不存在医托，是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方法是建立社区首诊和严格的转诊制度，所谓“社区首诊”和“严格的转诊”，以英国为例，是指居民要想享受国家免费医疗，在患病时（重大伤害等立即威胁生命的状况除外），就必须首先由社区或家庭的全科医师诊治，并根据病情逐级转诊，病情控制后再转回至全科医师处进行后续性治疗。医院不接待没有任何医师或医疗机构推荐转诊的病人。这种制度就保证了患者在患病后，对病情有初步的了解，并知道该如何进行下一步。而不是像无头苍蝇那样

3、中国要想根治医托现象，就必须花力气建设好社区首诊制度和转诊制度

中国要想根治医托，就也得建立类似国外的社区首诊制度和严格的转诊制度。有了健全的社区首诊，能让很多不需要跑到大医院的患者留在小医院或诊所、甚至家里进行处理。更重要的是，就算是大病，配合规范的转诊制度，也能够让患者在大城市树立明确医疗方向，能够尽快获得有针对性的医疗，减少了在陌生环境停留的时间，也就自然减少了被医托侵扰的机会。

然而从本世纪初中国卫生当局就说要建立社区首诊制度和转诊制度，效果却非常不佳。例如，2012年北京市医院门诊总诊疗人次为1.97亿，其中基层医疗机构5905.8万人次，占总量的 29.9%，超过七成的门诊依旧由大医院承担。另外，由耶鲁大学、辅仁大学、厦门大学联合完成的调查表明，北京、上海、厦门3个城市的5000多个家庭、18889个家庭成员里，仅有12.28%的居民愿意首选社区医院。

而相比之下，在英国，90%的门急诊由家庭医生首诊，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没有进行转诊，由全科医师完成治疗，98%的门诊处方药由全科医生开出。美国每年12亿人次的就诊量，其中81%发生在医院外的医生诊所（Physician offices）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我们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个比重也均超过80%。这就是为什么国外没有医托，而国内医托如此兴盛。

 

【启示与思考】

我们不忍心指责这些被骗的患者过于轻信陌生人。他们千里迢迢来京求医，多是遇到了疑难杂症，在病急乱投医思维支配下，最容易上当受骗；更何况人生地不熟，骗子花言巧语，连哄带吓，精心布下陷阱，让人防不胜防。

医托赚取的黑心钱越多，患者就越悲苦。救命钱被骗，如何治病？如果再因此错过最佳治疗时间，更会人财两失。从这个角度说，医托不只是谋财，还是在害命。因此，对医托必须严厉查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医托竟能盘踞西客站近20年。不只是北京西站，北京站、积水潭医院、协和医院、阜外医院、301医院也是医托的重灾区。医托公然行骗，难道没人管，或者管不了？

其实，执法部门一直在打击。然而，从记者暗访可知，医托仍然灰色化生存，面对打击，他们要么避开风头，过阵子就死灰复燃，要么换个地方继续行骗。可见，打击医托，不能是猫捉老鼠的游戏，而应该常态化，不能给医托骗人的机会。

此外，除了打击医托，还应该严管与医托有业务往来的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也是医托的合谋者。可以说，没有它们的配合，医托们即便找到了“猎物”，也无法获利。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医托沆瀣一气的医疗机构并不都是黑诊所，比如报道中提到的“百德堂”中医门诊，就是一家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这种正规机构显然更具欺骗性。

要取得真正的治理效果，除了打击医托及违法医疗机构，还应考虑医托为何盛行。比如，与优质医疗资源短缺和不均衡是否有关系？与有些医院人性化服务不够是否有关系？打击与建设共进，才可能不断减少医托的生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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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佘小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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