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三严三实”在当前背景下的地位与作用

杨凤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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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 “三严三实”的地位、作用以及意义；另一个是“三严三实”与群众路线教育、“四个全面”的关系。

一、 “三严三实”的地位、作用及意义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他对党的建设最重视的是反官僚主义。“文革”前夕，他甚至认为党内可能会形成一个吸工人、农民血的特权阶层，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发动一次不同于以往运动的运动，也就是“文革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让群众自己自下而上，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现在看来这场运动其实是“体制病，运动治”。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执政党建设上，不拘泥于细节。在80年代初，他不断重复一个主题，什么是执政党？怎样做一名合格的执政党党员？这个问题背后有20多年严重的教训作支撑。

江泽民同志最主要的贡献是在其执政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时，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涌起了，中国不再是“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单一社会结构，而是多种经济结构基础上的利益多元化。我认为，这促使江泽民同志对中国共产党从战略上对自我定位做一个重新思考。

胡锦涛同志以党建科学化来总揽共产党的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为正确成功的党建原则和思想做了大总结。

在这个大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从严治党，首先抓的是党风廉政建设，具体体现就是群众路线教育和雷厉风行的反腐败。

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80年代就提出，执政党党风关系到党的形象,关系到人心向背,从而在根本上影响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之后，从江泽民同志到胡锦涛同志一直到习近平同志，对从严治党问题提出的频率非常高，但是党风却呈一种江河日下的局面，所以如何治理党风腐败顽疾，借此提振党心民心，这是习近平同志面临的主要问题。

理想的状态下，党风廉政应该标本兼治，但问题是如果连标都治不了，何谈治本？所以在重视治本的同时先来治标，借此来彰显共产党的决心和勇气。习近平同志以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为契机，以党风廉政建设为突破口和着力点，带动党建上了一个新台阶。

毛泽东同志从延安整顿党的作风开始，阐述了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让中国共产党成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政党，摆脱苏联的教条主义。现在又是以党风建设为重点，开展执政党建设，这里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它的性质不变，组织结构特征不变，目标、信仰、追求都没有变。

另外，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理想信念和制度建设，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也能说明理想信念和制度建设对于党的建设来说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新形势下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三严三实”以党风建设作为重点，实际上是对群众路线教育的深化和延续。

二、“三严三实”与群众路线教育、“四个全面”的关系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是内修，改造主观世界。创业要实、谋事要实、做人要事是外树，改造客观世界。这24个字以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为着力点。

严以修身就是党性修养，核心是理想信念。

严以用权包括两个方面，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严以律己是慎微慎独，防微杜渐。

谋事要实是要抓住机遇，破解工作和事业发展中的难题。

创业要实是敢于担当。

做人要实是对党忠诚、做人公道、踏实肯干。

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二届二次人大安徽代表团座谈时首次提出“三严三实”，当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做了宣传但是没有形成规模，主要原因在于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另一方面，习近平同志讲“三严三实”也是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出发，所以“三严三实”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不但目标要求一致，做法也相同，都是以上率下，领导率先垂范。在一些方面也有一些调整，比如说，纪委书记在这次活动中要带头讲党课是新要求；“三严三实”不分批次，不规定时间，要长期化等。所以，我认为“三严三实”是群众路线的深化和继续。

“三严三实”如果脱离了具有治国理政战略意义的“四个全面”，很容易变成空谈，所以必须与“四个全面”结合起来，要把“四个全面”作为“三严三实”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四个全面”就是要让干部意识到现在的执政思想、执政战略跟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所不同。邓小平同志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标志着执政理念由毛泽东同志追求的国强转变为国强和民富同等地位，到今天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小康社会的目标也随着社会发展在逐步前进，由过去单一的经济指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性指标。在小康社会刚提出时，特别重视经济发展速度，因为在贫穷的基础上，经济只有高速增长，才能发展起来，高投入、高消耗是当时时代背景下必须付出的代价。现在我们有了“新常态”，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也标志着从过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为实现共同富裕、公平正义放在第一位。所以，执政思想从最初提到现在已经发生变化，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变化，只有把它作为宏观背景才能把工作做到位。

全面深化改革同样如此，由原来粗放式的经济高歌猛进，其他方面跟进发展，到既要突出重点，又需要特别重视系统全面推进的新阶段；由提倡摸着石头过河，到更重视顶层设计的新阶段；由大刀阔斧粗放式的改革到攻坚克难深耕细作的新阶段；由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优先到思想解放和制度并重。现在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和30年前有区别，现在更重视系统性、全面性、协调性，更重视攻坚克难，顶层设计。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要壮士断腕，精耕细作，进行科学缜密的设计。解放思想固然重要，但制度规范的重大改革举措更重要。所以，现在要重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制度建设也要同样重视。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对法治与国家治理关系上的认识有两次飞跃。一是十五大报告依据邓小平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和总结新的实践经验，郑重地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和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确定下来。二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法治时期“五大体系”、“六项任务”、两个“三位一体”推进以及十八大提出的“新16字方针”。司法体制改革必须放在整体的战略思想中，它表明了法治中国的战略思想和具体举措，必须要调整创新，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李贤博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717/82291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