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之魂

 

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2月的江苏视察和2015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首次提出“四个全面”重要战略思想，全面从严治党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一起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那么，怎样才能“全面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要大力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之魂。

一、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造

中国共产党成为先进政党不是与生俱来的，完全是建党以后不断探索如何改造自己，成为先进政党的结果。

近代以来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现代产业工人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陈腐落后守旧的思想意识几乎迷漫全社会。这种情况下，怎样建设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是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党的早期领袖和老一辈革命家做了许多努力，但真正解决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主要归功于毛泽东同志。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有完整的建党学说，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这“完整的一套”，就是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这一“伟大的工程”建设，进行了许多伟大的创造。其中，首要的伟大创造，就是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非常注重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高尚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党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凸显出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观念，共产党主要吸收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加入，他们掌握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思想意识和品质较多。在城市里，现代产业工人的比例相对较大，因而成为发展党员的首选对象。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党的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党将长期处在农村斗争环境中的这种状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这种情况下，党要发展壮大，不能不吸收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入党。由此，一方面，非无产阶级的成分会在党内占大多数；另一方面，要保证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质。那么，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在大城市上海的党中央没能解决，身处远离城市、远离中央，先是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随后转战赣南闽西进行游击战争的毛泽东同志解决了这个矛盾。

毛泽东同志读的马列主义本本并不多，但是，由于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并在革命斗争最前线，根据马列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依据农村和红军中党组织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率先提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并在工作中努力推动实现这一党建思想。1928年11月，毛泽东同志总结上井冈山一年多工农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强调“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29年9月，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肯定了这一正确论断，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此种农民固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系统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决议分析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办法，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出身所产生的种种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和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因而，“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决议还规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加入共产党的具体条件。这样，古田会议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的情况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党从政治建党转向思想建党，探索到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的新路径，也标志着毛泽东同志建党学说初步形成。此后，为了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毛泽东同志不断强调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一方面：靠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教育，包括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教育广大党员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实际核心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逐步成为全党共识。同年12月，瓦窑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强调发展壮大党的力量，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在旧中国，由于我们的经济落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弱中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地位。”在当前，“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塞维克的战士。”“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这里，根据中国国情做出的正确分析，批判了党的建设的唯成分论倾向，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关键是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把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熔炉。这些论述对毛泽东同志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做了十分精辟的阐发，也将思想建党的内涵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抗战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建设理论。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状况，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我们的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那时的“整风运动”就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开展的。“整风运动”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和党性教育，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成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

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强调了着重在思想上建党的思想，“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作为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提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就使我们党对思想建党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也是在“七大”，刘少奇同志在《论党》报告中阐述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的内容和意义，指出：由于党采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的“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份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党建思想的科学总结。毛泽东同志关于着重在思想上建设党的建党路线，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必须抓铁有痕地加强思想建党

“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本来是对共产党人应当具有的特殊品格，即其先进性、高尚性和优秀性的形象概括，也是对充分体现这样品格的那些令人无限敬佩的共产党员的一种褒奖。但是，近些年来，这句话却成为一些人吐槽的贬词。这里固然有那么些人对共产党的不善，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应当反思，为什么这样的吐槽会流传开来？不能不说，这与这些年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脱离群众的作风问题、特权问题和贪腐问题有密切关系。这些问题严重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因此，我们党必须加强思想建党，并且要抓铁有痕地加强思想建党，以重塑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可见，抓铁有痕地加强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具体来看，是由以下五个方面所决定的。

第一，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伊始，就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这里的表述，在用语上虽不那么标准，但基本表达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意思。到1945年党的“七大”，新制定的党章对党的先锋队性质有了明确表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更加明确地规范了党的先进性质，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直至“十八大”党章，我们始终如一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先锋队性质不变。而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这个先进性质，就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加强思想建党。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建党是由中国共产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这个本质特征决定的。

第二，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除了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私利。刘少奇同志讲到先锋队与它所代表的基础之间的关系说：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人民群众。否则，就可能脱离人民群众，“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刘少奇选集》上卷）我们党与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利益的关系也是这样。周恩来在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时曾经说过：党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某个时候发生了矛盾，我们党会调整自己的政策。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进一步明确表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如前述，要求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既然如此，那种处心积虑谋私利的任何企图和行为都是背离党的根本宗旨的。强调思想建党，就是要克服和摒弃种种谋私利的任何企图。

第三，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担当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担当的历史使命有一个逐渐明确和深化的历史过程。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对共产党历史使命的认识不那么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可是，从党的“二大”始，就将党的奋斗目标区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个部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我们的最高纲领是要“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在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又将党的“二大”讲的两个纲领，作了规范表述，并提出了分“两步走”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总结党的历史时，又将其逐渐归纳为两大历史使命，即：在民主革命时期担当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就要为实现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党的第一个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为实现第二个历史使命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党既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同时也犯了不少“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和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拨乱反正，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和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们国家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目前，我们党正在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更远的将来，还要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要实现这样诸多的既光荣而又异常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不保持其先进性、纯洁性，是不可胜任的。因此，加强思想建党是党担当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第四，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我们国家有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还有17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毫无疑问，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对这些历史基因是个沉重打击，但决不会随着反帝反封建政治革命的胜利，这些历史基因就会自然而然完全消逝。现实社会所见的那些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裙带关系、拉帮结派、讲究厚黑学和潜规则，乃至崇洋媚外思想，可以说是过去历史基因的滋生泛滥。这些都是与共产党的先进性质和崇高宗旨格格不入的，应当坚决清除和改革。这是思想建党应当解决的艰巨任务。

第五，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考验和存在的严重问题决定的。党的“十八大”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并且具体指出：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讲到，仅2014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68人，包括从副省部级直至中央政治局常委。2013年一年，对18万2千名党员进行了查处。习近平同志讲到:我们坚决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同志曾说：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刘少奇选集》上卷）这段话难道不值得我们深省吗！思想建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法宝。世界上有哪一个政党能像我们党这样进行思想建党呢？恐怕很难找到。为什么在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具有长期执政的资格呢？就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凝聚了中华民族各方面的精英和优秀人才，当然也会混进贪腐分子这样的败类，但是，我们所拥有的思想建党法宝，能不断清除这些败类，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高尚性和纯洁性，永远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从而赢得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其具有长期执政合法性的根据，因此，不断加强思想建党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首要前提。

三、思想建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思想建党是革命战争年代，党在农村处于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为解决如何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而采取的举措。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因此，思想建党的使命似已完成而成为历史，因而只是党史研究的课题，而不再是党建的现实任务。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世界已进入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党治国理政有共同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何必固守革命战争年代的陈旧思维定势呢？因此，思想建党“过时论”成为一种具有很大市场的隐性思想倾向。这是我们党深入持久地进行思想建党的主要障碍。

那么，思想建党是否已成为历史，而不适应现时代需要呢？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强调思想建党时指出：那些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在他们看来，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这里所讲不正是针对思想建党“过时论”的吗？那些贪腐分子不正是这里所讲的那种人吗？！在他们的头脑里，早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共产党员应当具有的先进性、高尚性和优秀性抛到九霄云外，肆无忌惮地进行权钱色交易，最大限度地捞取各种私利好处，灵魂深处肮脏透顶，没有丝毫的共产党员气味，最后的结局都将绳之以法，离开党和人民完事。此外，中国共产党毫无疑问会按照现代政党政治的普遍规律治国理政，但是，由于我国国情自身的特殊性，因而又要遵循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执政运作。尽管我们会与世界各国政党广泛接触，进行各种交往，但如果忘掉了自己的特殊党情，否认了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就会丧失我们党固有的先进性，沦为与其他政党没有本质区别的一般性政党。一些所谓照搬政党政治的普遍规律来看待中国共产党，并竭力否定中国共产党的特殊规律的议论，就是以此否定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这个法宝的。

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和“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都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这实际上讲的就是思想建党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具体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与思想建党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密切相关。思想建党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说到底，就是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总开关”问题。共产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之中。无论是正能量的社会关系还是负能量的社会关系，都会反映到共产党内来，影响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的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等等。思想建党就是要倡导和弘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克服和消除各种消极错误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及其负面影响。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党内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在所难免。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要经常打扫，镜子要经常照，衣冠要随时正，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虽然这里讲的是作风建设，但是，思想建党有整顿作风的任务。就此而言，思想建党无疑是长期的。

第二，这与改革开放根本方针的长期性密切相关。改革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鲜明的时代特点，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持续不断地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道。这是个长期性的方针。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不断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加以解决。但是，改革开放同任何事物一样，也具有两面效应，它在使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指出：“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还说：“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小平同志针对一部分干部日渐猖獗的经济犯罪活动和消极腐败现象，明确指出：“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至少是伴随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可见，思想建党的任务是长期的。

第三，这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双刃剑”效应密切相关。市场经济是配置产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手段、方法，其本质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无所谓姓“资”姓“社”，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服务；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服务。我们国家之所以采取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就在于在信息产业和高新科技飞速发展的条件下，相比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更能有效地解放生产力和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我国在1992年实行由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20多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是面双刃剑，其中有唯利是图的消极作用。我们党之所以要在市场经济的前面冠以“社会主义”四个字，即是起“紧箍咒”的作用，使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发挥其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作用，限制它危害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的消极作用。换言之，对利益、利润的追求要服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人民至上的根本利益。政府的宏观调节也要在这方面发挥导向作用。既然市场经济体制是把双刃剑，那么，不正当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渗透到党内来，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请君入瓮”了。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体制，为了博弈渗透到党内的不正当商品交换原则，我们党就必须长期坚持思想建党这个法宝。

 

第四，这与党的队伍不断新陈代谢、更迭流长密切相关。现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已是个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党，同时，它的队伍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中国共产党若要长期执政，就要不断对加入进来的新成员进行思想建党的洗礼，更何况我们党又是个拥有8600万党员的大党，今后还会继续发展壮大。尽管我们会不断提高入党门坎，严格党员标准，但是，社会上消极负面的东西会在我们党内发生影响，破坏党的肌体，乃至危害党的先进性。因此，中国共产党若要永葆先进性，就必须使思想建党成为“铁打营盘”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才能管住“流水的兵”。因此，思想建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基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意所在。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个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此后，党的领导人不断指出，制度建设对治理党和国家的重要性。习近平同志也多次强调这个问题。2013年4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5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2014年2月，习近平同志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班上讲话，继续指出：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是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制度治党问题，这就将过去长期讲的制度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么，习近平同志这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意何在呢？这个“全面”，不仅涵盖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应当说，这些内容在过去讲党的建设时也都涉及到一些，只是深度、力度不如现在鲜明和令人震撼），更重要的在于，它有了许多新的内涵，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五点：

一是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过去讲标本兼治，可是，没有明确一个时期的重点所在，结果治标并不突出，没能遏制令人揪心的腐败高发势头；治本不清晰，没有明确“本”是什么，怎么治本。这两年治标很明确，就是既拍苍蝇又打老虎，使高发势头得到了明显遏制，老百姓拍手称快。这也为治本赢得了群众基础，渐渐地明确了路线图和突破口。

二是集中教育活动和思想教育的常抓、细抓和实抓工作相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抓了两年，使党风明显好转。为防止集中教育活动结束后，不正之风的反弹，强调了作风建设是攻坚战、持久战，没有休止符。于是，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

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遵守政治规矩相结合。这是多年来没有认真抓，致使“潜规则”泛滥、贪腐成风的一个重要问题。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先进性而有区别于其他政党，就在于有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和明确的政治规矩。近年来，党中央鉴于重大贪腐案件往往具有集团性的特点，特别强调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四是发挥人民群众监督作用和落实追究领导责任相结合。强调各级干部要多沉下身子、走近群众，畅通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两个渠道，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同时，明确各级党委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建立党建工作责任制，加强对主要领导的责任追究。

五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思想建党的重点明确为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让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制度治党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增强制度执行力，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这一条是带根本性的、战略性的、管全局的。

（二）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两个须臾不可分离的重要环节。两者一柔一刚，犹如一车二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并且两者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一轮硬一轮软、一轮着力一轮不着力也不行。既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习近平同志指出，制度治党需要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在于务实管用。我们过去制度治党的不足，一是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宏观性约束制度；二是已制定的制度不健全，没成套，过于原则粗线条，漏洞大且多；三是缺乏严格的监督检查和刚性执行力，没有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往往在节点上抓一阵子，更多地是做表面文章，带有应付性，没想真正解决问题。现在，全面从严治党，落实思想建党，就必须狠抓、实抓、长抓制度治党。只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我们党才能强筋硬骨。

制度治党，特别是要抓带有根本性、管全局的宏观约束制度。比如党内权力制衡制度，目前推行纪委机关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就具有权力制衡性质。其实，还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党内既要权力高度集中又要使高度集中的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和制衡的这类制度。不要忌讳“制衡”二字，它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有名词。所谓“制衡”者，乃制约平衡高度集中的权力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笼子是高标号钢筋密扎的，而不是橡皮泥扎的软笼子，也不是“牛栏关猫”的缝隙很大的笼子。这里的权力不是带有选择性的，有的关，有的可以不关，而是所有一切公权力都统统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果健全和完善了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以有效形式监督一切公权力，让一切公权力完全在阳光下运行。这就是一种有效“制衡”。

加强制度治党，首要的是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度，既不能搞“九龙治水”似的多头领导，也不能搞家长制一言堂。这就需要广开言路，让人敢讲不同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择其善者而取之。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要树立对立面，要有魏徵，允许忠诚于党的谔谔之士唱对台戏。只有这样的宏观制衡制度建立、健全、完善起来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方能既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由此，制度治党实际上是制度强党，有了各种落实思想建党要求的钢铁般的制度，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惧怕任何挑战，因而就有了长期执政的更加牢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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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

责任编辑：李贤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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