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云祥：历史不容抹煞——日本战犯战后的审判

 

梁云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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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谈一下战后对日本改造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我们都知道，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特殊时期，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讲座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不忘历史，或者正视历史。当然，正视历史也是为了现在和未来，为了最终实现世界和平。战后几十年来，虽然日本经过美国的改造已经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民主的国家，但是其中还有一些政治家、社会上的政治势力在千方百计地否认或者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一定要强调不忘历史、正视历史，让正确的历史观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今天讲的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就是正视历史的一部分。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国际性的，在不同的国家也建立了很多特别军事法庭，但是我主要是讲和我们中国有关的。第一部分就是东京审判。

一、东京审判清算日本战争罪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德国的纽伦堡和日本的东京建立了两个国际军事法庭。这两个法庭主要是对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法西斯国家的战犯进行审判。这个审判的过程当然在战争将要结束之前实际上已经定下来，比如《波茨坦公告》里就提到，要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时也要惩罚战犯。正因为如此，围绕着战犯问题，日本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方面，也有很多很多的纠结。比如，1945年8月6号和8月9号，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给日本造成了重大的伤亡，但是日本实际上在8月9号被投放原子弹之后的晚上，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御前会议。当时，日本仍然坚持有条件的投降，所谓“有条件的投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说，战犯要由他们自己来惩罚，不需要盟国惩罚。当然这个要求最后被盟国拒绝。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没有办法，所以在8月14号晚上又一次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既然接受无条件投降，那也就意味着对战犯的审判、起诉完全是由盟国决定的。比如，决定谁是战犯，谁不是战犯，怎么惩罚，怎么审判，这都是盟国的事情，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1945年8月15号日本投降，紧接着在8月下旬，盟军就进驻了日本，名义上是盟军，但主要指的是美军。8月底，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到达了日本，这就意味着占领的开始。占领开始之后，9月2号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日本签署投降书仪式。当时，盟国各个国家的代表和日方代表共同签署了这份文件。这份文件的签署，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对日本改造的开始。

对日改造主要是由美国以盟军的名义主导的，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一个是民主化，一个是非军国主义化。非军国主义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惩罚、整肃战争罪犯。在改造过程中，1946年1月19号，盟国授权麦克阿瑟，当然说是盟国，实际上麦克阿瑟主要听美国政府的指令，总之是以盟国的名义发布了一个《特别通告》。《特别通告》宣布，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而且还宣布了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就是说，不但要成立军事法庭，而且军事法庭要有法可依。这种对战争罪犯进行的刑事审判，在国际关系史中，乃至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第一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在有关条款上提出对挑起一战的德皇威廉二世准备进行个人审判，但是最后因为德国国内发生了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实际上审判也并没有执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审判，一个是在德国的纽伦堡，一个是在日本的东京，这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真正是第一次对战争罪犯的审判，所以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

建立远东军事国际法庭之后，占领军就开始认定哪些人是战犯。实际上在这之前，就在整理哪些人应该对战争承担责任，所以在这期间陆陆续续地开始抓捕一些认定的战犯，可能有将近100名。在抓捕过程中，包括像东条英机这样的人，他们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所以有些人就自杀了。我们都知道，在卢沟桥事变时，曾经担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他对卢沟桥事变全面侵略中国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他当然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所以在还没有被抓捕的时候他就自杀了，东条英机也曾经想要自杀，但是自杀未遂。

1946年1月，国际军事法庭发布审理通告，1946年5月份第一次开庭。法庭一共由来自11个国家的11名法官组成，其中美国、中国、英国、法国、苏联是五个主要的国家，另外还有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菲律宾，一共是11个国家。11个国家的法官有一个庭长，是由澳大利亚人来担任，当然这完全是由美国人麦克阿瑟任命的，检察长由一个美国人来担任，另外其他国家都配备一个检察官，主要是对战犯的一些罪行进行起诉。总之，通过这个也能看得出来，当时主要对日作战的盟国基本上都参加了这个审判，但是其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是美国，因为庭长和检察长这两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位置都是由美国来任命的。

 

在这中间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些国家一些不同的观念，或者说不同的利益。比如说这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是美国，发挥最主导的作用，另外还有一些盟国，比如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利益方面都差不多，另外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基本上是跟着美国走，所以美国占主导地位。另外还有中国，中国在当时是国民政府，实际上和美国关系也不错，但是因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是一个主要的受害国，受到的损失非常大，因此在审判过程中，尤其是涉及到中国的案子，中国方面当然希望严惩，但是和西方国家的利益关系稍微有一些不同。另外还有苏联，苏联的态度实际上是最严厉的，因为他没有占领日本，而且当时他也希望经过改造，严厉惩罚日本，甚至提出比如“要审判日本天皇”这样的说法。另外还有印度，由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实际上没有牵涉到印度，而且在历史上，日、印两国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摩擦，所以印度的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实际上一直是比较同情日本的。

 在审判的过程中，我们确定了一些战犯，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天皇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日本近代以来，经过明治维新建立了近代天皇制，而且日本一系列的对外侵略扩张就是在天皇的旗号之下进行的，所以天皇或者说天皇制对发动侵略战争应该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是最后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天皇反而没有受到审判，而且天皇制也一直延续下来。这个我觉得应该这样来看，我们都看过有一个《东京审判》的电影，里边就涉及到一些天皇和占领军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影响了美国，影响了麦克阿瑟，实际上因为它是一个电影，有一些文学色彩。电影中有一个参谋人员，他有一个日本的女朋友，在战前，两国还没有爆发战争的时候，他们关系很好，最后通过他这个女朋友他了解了日本，了解了日本的天皇制，了解了当时战后日本民众的心理，他认为不应该取消天皇，不应该取消天皇制，这样可能感觉对日本民族是一种尊重，所以改造起来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当然这是一个文学故事，我觉得这里边不完全和历史一致。但是不管怎么说，天皇到最后之所以没有受到惩罚，我觉得一是个人情感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当时美国的政治需要。

从个人情感来说，麦克阿瑟作为当时美国占领军的最高首脑，他个人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天皇是日本国家的一个代表，尤其是在近代天皇制下，天皇的权力非常非常大，但天皇本人的权力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具有争论性质的问题。比如，很多决策天皇不一定参与，但是至少按照《明治宪法》的规定，天皇有无限的权力，甚至包括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司法权力，还有统帅军队的权力，甚至可以随意解散国会。日本的执政者们，虽然作为一个集体，但是都是在天皇的旗号下，有了天皇就有号召力，日本国民也很信奉天皇。因为天皇当时已经被神化了，所以日本的军队被称为皇军，是天皇的军队，而且他们很自豪，所以在外面打仗的时候非常非常顽强，宁可自杀也不投降，就是觉得为天皇而战。所以从某种程度讲，天皇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但是为什么麦克阿瑟能够从个人情感上接受天皇？麦克阿瑟和天皇这两个人有一定的关系。1946年，麦克阿瑟带领美军进驻日本之后，本来当时有一些日本的参谋人员觉得我们打败了日本，日本过去很坏，所以要让日本的元首来向我们下跪道歉，但是当时麦克阿瑟说不着急，因为麦克阿瑟也研究过日本，研究过东方人，他认为东方人比较婉转，不那么直接，而且他认为天皇对日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至少要再等待一段时间，不要很着急地去侮辱天皇，否则侮辱天皇可能就意味着是对一个民族的侮辱，对占领改造可能是不利的。现在回头来看麦克阿瑟的政策还是比较对的，至少他没有通过侮辱天皇来激怒整个日本民族。

天皇和麦克阿瑟相处得还是比较顺畅的，天皇作为一个战败国的最高元首，在这之后不久就主动拜会了麦克阿瑟。我们都知道在1946年拜会的时候有一个照片，麦克阿瑟插着腰高高在上，个子本来就高，日本天皇像一个小孩似的站在旁边，这个就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过去天皇被神化了，但是麦克阿瑟故意从政治的角度一定要贬低天皇，不能仍然让天皇在日本国民心目中至高无上。因为日本很多国民根本就没有见过天皇，他只是一个被神化的存在，所以通过照片一公布，这样一来，显得他在美国占领军面前像个小学生似的，所以这个确实在政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天皇的神化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

但是同时从个人角度来说，天皇丝毫没有为自己辩解，反而是大包大揽，说他要对这场战争承担全部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反而使麦克阿瑟认为天皇这个人的个人品德并不坏，据说两个人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天皇毕竟受过教育，这个问题处理得还是不错的，和占领军的指挥官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所以这也是麦克阿瑟决定保留天皇以及天皇制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同时也不能完全由个人感情来决定一个国家的政策，还涉及到美国的政治需要。

我们都知道有一本书叫《菊与刀》。这本书是战前美国一个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描述了日本民族的一些特点，其中就涉及到天皇。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天皇是日本国家的一个代表，甚至在日本这个国家长期就把天皇看成一个家长，国民都是他的子民，天皇非常非常的神圣。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民众对天皇也没有太多的抱怨或埋怨。

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为了顺利改造日本，对日本实行了间接统治，所谓间接统治就和德国不一样。比如德国被打败之后，由四国分区占领，实行直接统领，德国就没有政府，完全由盟国来统治军政府。但是，日本政府当时还没有战败就投降了，没有打到最后，总之日本政府还存在，天皇也存在。所以后来麦克阿瑟意识到，或者说美国政府意识到，通过天皇改造日本要容易得多，如果是直接改造，尤其是如果你触动了天皇，那可能日本民众反抗的情绪就会很强烈。所以当时美国认为保留天皇的代价是值得的，最后保留了天皇，甚至也没有起诉天皇。在一些重大的罪行上，天皇本人好像是没有参与，或者说当时的细节他并不清楚，至少是做这样的辩解，主要就是美国占领军或者麦克阿瑟发挥的作用。

另外，天皇这种制度也很独特，日本民众长期以来所受的教育也好，习惯也好，已经把天皇看成他们的家长一样，因此即使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去怪罪天皇。他们就觉得即使是有罪也应该自己去承担。这个在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中，实际上也能看得非常清楚，比如像东条英机这些重大的战犯，尽管他们在审判的过程中不断为自己辩解，认为自己没有罪，基本上直接承认自己有罪的并不多，他们总是说我们是在为国家做事，当时即使错，也是国家的政策错了，作为个人来说并没有错。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天皇，那么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往自己身上揽罪，也就是说，日本人长期受的教育就是天皇是神圣，天皇就是他们的家长，即使有罪，他们宁可放到自己身上，也不能放到天皇身上。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说，占领军对天皇有好感，而且出于一种政治需要，需要他这么一个象征的存在来更顺利地改造日本，同时，日本的这些战犯在审判的过程中也没有涉及到天皇。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说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溥仪作为罪犯也曾经在东京审判的时候去作证，去作为证人。所谓两个皇上见面，实际上在伪满洲国时期，溥仪访问过日本，那时候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皇帝和昭和天皇见过面，当然天皇并没有在法庭出现，但是他也作证。但是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无论日本战犯也好，还是溥仪也好，他们都对天皇罪行指责的并不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天皇实际上是很有利的。战后，天皇以及天皇制一直保留，尽管按照1946年的宪法，天皇已经没有实际的权力，只是一个日本民族和国家的象征，但是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天皇到底有没有罪？实际上一直到现在，在日本国内，尤其是国际社会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声音说天皇应该承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责任。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现在再重新对天皇进行审判，也不现实。但是不管怎么说，虽然美国居于主导地位，但从当时美国的对日政策来看，还是主张严惩日本军国主义，所以当时审判战犯的过程还是比较不错的，尽管现在回头来看确实还有很多审判不彻底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审判不彻底的情况？某种程度上讲是因为冷战的开始，一会儿我们再谈这个问题。

具体的审判是从1946年5月3号开始的。5月3号第一次开庭，1948年11月12号结束，差不多历经了两年半的时间，共开庭818次，因为涉及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谁是策划者、主持者、实施者，都要找大量的证人、证据来进行不断的审理。还有成立伪满洲国的过程、七七事变的前因后果、南京大屠杀等事件，这些都和我们中国有关。另外，还有偷袭珍珠港事件、进攻南洋，以及虐待和屠杀平民、俘虏这些罪行。两年半的时间，历经800多次开庭，不断审理这样一些具体案件。在这个过程中，有400多名证人出庭作证，提供证据4300多份，审判记录将近5万页，可见这个工作量有多大。

1948年11月12日审判结束，最后的判决书很长，经过审判，尽量要把前后的证据链连接起来，所以最后的判决书长达1231页，整整念了一个星期，因为太长了。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当时把战犯分成了A、B、C三级，翻译成汉语就是甲、乙、丙，而东京国际法庭审判的主要是A级战犯，也就是甲级战犯。在当时的审判过程中，一共有28个甲级战犯在法庭接受审判，但是最后有审判结果的只有25个人，也就是说在审判过程中，有两个人病死了，因此被免予起诉。另外还有一个是精神错乱，所以最后在判决书上一共提到了25个人，这25个人都是罪行严重的甲级战犯，其中有7个人罪行最为严重。我们都知道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这些人大部分都和中国有关。比如土肥原贤二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和实施者，还有松井石根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另外还有太平洋战争，还有占领南洋之后进行大屠杀。总之这些人都是一些比较高层的，对日本走向战争进行决策或者实施了某些国际重大罪行的一些人，最后这7个人被判处绞刑。11月12号宣布审判结果以后，12月23号凌晨，实际上就是12月22号的零点，东条英机等7个人被送上绞刑架，受到了正义的审判，这是其中最主要的。

我们现在经常谈到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现在被摆在靖国神社里边。为什么要把东条英机定为头号战犯？实际上我觉得这也体现了美国人在审判中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说实际上美国人可能最恨的就是东条英机，因为日本是在东条英机做首相以及陆军大臣，最有权力的时候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所以美国把他列为头号战犯。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东条英机已经不是首相了，甚至都没有实质的权力，尽管如此，因为他发动太平洋战争，在美国人看起来他是罪大恶极的，所以把东条英机定为头号战犯。其实东条英机也和中国有点关系，比如他曾经在关东军做过参谋长，对侵略中国当然也有罪行，但是主要是发动太平洋战争。总之，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在不同的地方犯了一些重大的国际罪行，所以被判绞刑。

另外还有16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其中主要是军人，但同时也有一些大臣，还有当时日本天皇的顾问，虽然是文官，但是也对战争的策划，以及推动日本走向战争或者法西斯化负有重大的责任。另外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曾经担任日本外相的东乡茂德，还有就是当时的外相重光葵，均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个判了20年，一个判了7年。1954年，重光葵出狱之后又出任了日本外相，所以这也显示出了当时审判战犯工作的不彻底。后来，很多战犯重新进入日本政界，当然，这和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发生变化是有重大关系的。总之，这25个人都受到了正义的审判，多多少少虽然审判的程度不一样，但是都进行了审判。

这个审判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一定的关系。1948年审判就结束了，但实际上在1947年后半年，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一点一点地倾斜，所谓的倾斜就是本来当时按照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考虑，是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能够作为美国的盟国在东亚起到主要的平衡和主导作用，但是很多事情不是美国人可以决定的。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1946年中国大陆就发生了内战，内战的爆发导致战犯审判工作在1947年下半年开始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比如在这之前，美国人一直援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但是国民党不但没有消灭共产党，反而在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中国内战从此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也就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共产党开始处于主导地位，开始反攻。所以美国人感觉到中国已经靠不住了，所以对日政策也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真正的变化是在1948年，正好是在审判的过程中。1948年，美国开始把削弱日本变为扶植日本，过去本来想让中国承担的这个角色，后来准备让日本来承担，要把日本建成一个在东亚地区能够抵抗共产主义的堡垒。这个重大的政策转变给审判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也就是说美国人过去想严厉惩罚日本，现在对日本的态度开始变得缓和。因为当时对美国人来说，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恐惧，而且经过一定时期的改造，包括民主化的改造，美国人认为日本已经不是他的最大威胁，反而共产主义、苏联是他的最大威胁，而且在中国内战中，他觉得共产党有可能执政也是一个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审判工作不了了之。

 审判的过程中虽然对战犯进行了正义的惩罚，但总体上，应该说对日本的这些战犯还是比较宽容的，能不惩罚就不惩罚，能不追究就不追究。当时中国的法官梅汝璈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对审判结果有很多很多的不满，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很多罪行就应该受到惩罚，但美国人就把它放过去了，因为他在审判过程中占主导作用，所以也没有办法。

就像现在为什么要谈战后审判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想要继续仇视日本，实际上我们70周年的纪念，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不忘历史，要恢复到过去，比如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让这个历史不要重演，所以就是要正视历史，不但我们自己要正视历史，同时也要让日本方面正视历史。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因为战后日本社会对历史的实际发展，对战争的认识确实不够深刻。由于美国改造的不彻底以及冷战的爆发，当时日本很多，包括战犯在内的这些保守势力重新进入日本政界，所以他们又统治了日本政治几十年，所以造成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正视历史，甚至还美化历史，所以我们就更需要去强调正视历史，而且要还原史实。

另外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强调一定要让日本人正视历史，日本政府有一部分人确实不能正视历史，一般都体现在很多很多历史认识问题上。比如说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修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慰安妇的问题等等就很多了，尤其是靖国神社的问题。我们都知道靖国神社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政府对外战略战争的主要的一个象征。一般来说为天皇而死的人，为明治政府而死的军人，才能够进靖国神社。因此，在战争时期他们把靖国神社作为非常神圣的地方，甚至很多军人在出发的时候和家人就说靖国神社见，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日本人去参拜靖国神社？一方面是他们很多家人都在这场战争中死掉了，因此走的时候他们就说在靖国神社见，所以他们要去。另外就是日本的政治家们想通过参拜靖国神社来重新唤起日本民众所谓的爱国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情绪。我们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社会经过民主化改造，军国主义基本上被消除，所以靖国神社也作为一个军国主义的一个象征，从日本政府政教分离，成为一个民间的神社。

按说日本神社在日本社会到处都有，它是日本民众的一个生活习惯，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是靖国神社和一般的神社不一样，他只是利用日本国民对神道教的这种信仰，然后和政治相结合，和当时的天皇制相结合，和战争相结合，所以我们说靖国神社和一般的神社也就不一样，它已经有了很强烈的政治意味。尤其日本在70年代又把东条英机等这些甲级战犯的牌位挪进去，因此参拜靖国神社就更有了一些不同的意味。因为通过东京审判，已经对这些罪犯进行了定性，如果现在参拜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肯定是在价值判断上为这些人歌功颂德，或者说至少不认为他们是罪犯，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对今天的日本社会有重大的影响。他们对那场战争的反思可能就不会很深刻。当然，我们又很担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历史是不是就会重演，所以这种担忧是有理由的。

后来到日本恢复独立之后，虽然很多战犯原本是被判处的无期徒刑，应该终身监禁，但实际上从1952年日本就已经完全成为美国的盟国。1958年4月，所有不管是出狱的，还是没出狱的战犯都被赦免了，有些人甚至重新进入了日本政界。本来一开始惩处战犯，一方面是要严厉，再一方面就是严格规定这些战犯不能进入政界、新闻界、教育界，但是这个时候这些限制都没有了。比如说，安倍晋三的姥爷就是一个战犯，比如岸信介，尽管他是文官，但是他当时也被定为战犯，只不过是没有受到审判。1957年，岸信介又重新进入政界，而且当选为日本首相，所以这对今天的日本政治，以及战后整个日本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日本没有反省历史，其实和这是有极大关系的，对审判战犯的不彻底，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很多都是不彻底的。日本一些和战争有关的人重新进入政界主导日本的政治，他们自己怎么可能否定自己呢？所以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总体上说，我们对东京审判应该做一个正面的评价，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审判很不彻底。

另外，由于有很多很多的战犯，除了在东京建立国际军事法庭之外，当时还规定乙级战犯以及丙级战犯都交给各个盟国自己来审判，所以当时除了在东京有国际法庭之外，在中国的南京、菲律宾的马尼拉，还有新加坡、缅甸的仰光、越南的西贡、苏联的伯力等远东地区也设立了一系列的特别军事法庭对B级和C级的战犯进行审判。据统计，这些国家的法庭总计对5420多人进行了起诉，都被认定为战犯，最后被判刑的包括死刑、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在这么惨烈的一场战争中，战胜国建立法庭一共审判了5000多人，被判刑的有4220多个人，其中被判死刑的是940多个人，不到1000人。这是对日本战犯进行国际性审判的总体情况。

 

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样，我刚才谈到是世界史上第一次，所以意义非常非常重大。因为过去即使是在国际法上，针对个人进行刑事审判，没有任何有关的条文和先例，但是通过东京审判以及德国纽伦堡审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确定了国家和个人都需要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法规则。理论上我们确立了很多很多具体的规则。比如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还有《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是有效的，都是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同时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这两个法庭也对日本和德国战犯实际进行了审判，尽管在审判的过程中，也有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辩护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狡辩，认为他们是在为国家出力，所以即使是犯罪那也应该是国家犯罪的，作为个人来说是不应该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但是最后审判结果宣判他们有罪，他们应当承担国际刑事责任。虽然种种罪行都和国家有关，但是他们这些人本身也是有罪的，并不是说这个国家有罪随便找几个人，也就说必须是对战争负有策划、实施、推动，或者有具体的一些犯罪行为，这不完全是国家行为，和他们个人的品性，或者说是人性也是有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国际法一个巨大的进步。通过这两个审判，从理论和实践上都确立了个人在某些国家行为中也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同时我们也一再地说，这个审判也留有一些遗憾。之所以遗憾，主要就是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形势有关。审判主要体现了美国的意志，也就说美国和当时占有主导地位的一些西方国家，在审判后期为了对付共产主义，对日本战犯应该说是比较宽容的。虽然也审判、惩罚了一部分人，但是总体上好像显得不够。比如说保留了天皇制度、天皇免受惩罚、对一些战犯能不审的尽量不审。这么大的一场战争，这些判决实际上是比较轻的，而且日本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不断地进行侵略、扩张，罪行应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最后实际上只有7个人受到了绞刑的处分，其他人虽然判了无期，但是实际上也就坐了十几年牢就出狱了，在日本社会也没有受到严重的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义虽然得到了伸张，但是是远远不够的。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因为利益不同，对审判日本战犯的态度也不同。比如印度一直很同情日本，甚至在最后的宣判书上投票时投的是否决票。正因为如此，一直到现在，日本一说起来对印度都非常感激。总之，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虽然有积极意义，但确实也有一些遗憾，有一些不足。这是第一大问题，东京审判。

二、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

再一个就涉及到我们中国。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主要国家，尤其作为在二战东方战场中做出重大牺牲、遭受最大损失的国家，中国当然也应该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因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就爆发了内战，1949年政权更替，所以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政权下的战犯审判问题，一个是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再一个就是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我们先来看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随着东京国际法庭的建立，1946年2月15号，中国也建立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国民党在中国各个地方一共抓捕了2350多名日本战犯，也就是要对这2000多人进行审判。同时，除了在南京建立军事法庭之外，国民政府国防部还在中国的很多城市，比如上海、海口、广州、太原、徐州、济南、沈阳，还有台湾的台北，都建立了军事法庭，这都是被日本占领过的地方，因此战犯也被关押在各地。

最后经过审判，也就是到1947年5月，实际上国民政府的审判要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结束得还早、还快。从这个当然也能看出来，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也是比较浮皮潦草的，不是特别得认真，这和当时内战爆发有一定的关系。我们都知道1946年内战爆发，所以审判战犯的时候正好是国共爆发内战的时期，所以也影响到对战犯的审判，各地的审判都不是特别认真。比如说，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对抗共产党，所以就接收了一部分日本军队，甚至包括为了让日本战犯能够有所谓的“立功”，就让他们训练国民党军队，或者参加国民党军队，然后和共产党作战，这也是有历史事实依据的。

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和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有非常深刻的关系。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接收了很多日本军人，甚至包括当时的一些战犯。有一本书叫《白团》，当时有一个日本校级军官，姓白，所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也就是当时抗战结束之后，日本的很多战犯就受到宽大处理。当时日本驻华总司令叫冈村宁次，但是冈村宁次最后被无罪释放，而且是蒋介石亲自接见他，然后认为他没罪。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就和刚才提到的“白团”有一定关系。当时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已经准备和共产党发生内战，所以就利用日本军队中的一些军人，为了报答蒋介石对他们的宽容，他们就留下来成立了一个白团，这个白团后来一直帮助国民军队打仗。比如，1949年有一个著名的金门之战，据说金门之战就是白团设计和指挥的，最后实际结果金门之战是共产党的军队失败了，据说白团直到60年代才被撤销。

同时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曾经当过八路军的日本人的回忆，披露的历史越来越多。当时不仅仅是国民党军队，实际上在抗战结束之后，共产党也接收了很多日本军人，尤其是一些技术人员、医务人员、炮兵，还有一些搞无线电的，因为当时共产党的军队里边这些技术人员很少，所以也接收了很多日本人参加八路军，后来叫解放军。

国共内战时期，实际上现在回头来看，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双方军队里面都有很多日本人在为自己服务。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看到，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对日本这些军人的处理。也就是说，当时国内的政治敌对远远超过对日本罪犯的仇恨，所以在后来处理日本战犯的过程中，双方都非常非常得宽容。

 

基于这种考虑，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应该说也是比较宽容的，各地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显示，从1931年到1945年的十几年间，一共只有30多名战犯被执行死刑。如果再往前追溯，比如说甲午战争占领我们台湾的澎湖列岛，日本应该说对中国已经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在2300多名受审战犯中，中国最后审判的结果是只有30多名战犯被执行死刑，另外还有200多人被判徒刑，合起来不到300，另外1000多人基本上都被无罪释放，不但无罪释放，大部分还都给他们路费，帮助他们回到日本。而且当时因为内战爆发，国民党实际上是希望和日本搞好关系，所以把这些人基本都释放了，而且都遣返回国，给他们提供路费，正因为如此，日本后来一直对国民政府非常感激。我们都知道在1945年日本刚刚战败的时候，蒋介石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以德报怨”。当时，蒋介石有一个讲话，后来被称为“以德报怨”的一个讲话，说我们应该把日本一小部分军国主义分子作为敌人，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所以我们不应该记恨他们，总之对日本能宽容的就宽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一方面我们在说中国人宽容大度的美德，但实际上也应该考虑到在国共内战时期，国民政府反而认为共产党成为了他的主要威胁，日本人反而已经不是他的最大威胁，所以他反而对日本人很宽容，甚至通过利用一些日本人来打共产党，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的。这是国民政府的审判。

 三、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我们宽容错了么？

另外，还有新中国的审判。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日本投降时，苏联打败日本关东军也俘虏了一些日本人，另外二战后，有些日本人又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过程中，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人员也被我们解放军俘虏，这其中有很多是日本人。总之，新中国政权手里也控制着一部分日本战犯。当时在押的日本战犯一共有1060多个人，但是在关押期间有些人就死掉了，死掉40多个人。1956年，因为新中国刚建立，有很多事情要做，也没来得及管这些人，就把他们作为战犯先关在监狱里，后来又爆发了朝鲜战争，这个事就多了。一直到1956年，我们都知道1956年正好是社会主义改造，战争基本平息下来了，然后开始进行国内建设，在这个时候可能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1956年4月2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这个时候，中国和日本实际上并没有外交关系，我们知道在1952年的时候，日本选择了台湾，当时在冷战的情况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日本最终选择了台湾，1952年和台湾签订了所谓的《日华和平条件》，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新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

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新中国政府对在押的日本战犯总得处理，尽管没有外交条件，所以有这么一个《决定》。根据这个《决定》，1956年，新中国政府在山西的太原和辽宁的沈阳建立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为什么要在这两个地方建立法庭？因为当时日本关东军被打败之后，大部分都被苏联军队俘虏，后来移交给中国政府，他们主要集中在东北，所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着大批的日本战犯，在沈阳因为就近。为什么要在太原？实际上，当时山西也是日本人占据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抗战结束之后，大批的日本军队被阎锡山整编，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也有很多日本人参加了国民党军队，然后和共产党打仗，在打仗过程中有很多人被俘，就关在山西，所以在太原和沈阳建立了两个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这两个法庭对1000多名战犯进行了审判，主要是东北比较多，山西稍微少一点。这两个法庭对日本战犯分别进行审判，最后一共判处44个人，1000多人只判了44个人，这44个人一个都没有杀，只判处了有期徒刑，最低的是12年，最高的是20年。也就说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仍然是非常非常宽容的。到了60年代中期，也就是1964年的时候，全部日本战犯都被释放回国，有的减刑了，有的即使判了20年，如果从40年代算起，到这个时候服刑时间也够了，总之也就处理了。除了被判处的这44个人，其余1000多人被分成几批，因为一共有1060多个人，在50年代后期，基本上都被宽大处理释放回国。

那个时候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怎么办？实际上是通过中日两国的红十字会进行遣返的。我们都知道在50年代，1952年日本选择与台湾建交之后，中国和日本两国，既没有官方关系，关系也并不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完全断绝，所以在50年代以后，中日两国的民间外交，通过一些非政府机构处理了很多本来应该由政府处理的事情，其中就包括遣返日本战犯。50年代中期，通过中日两国的红十字会把这1000多人遣送回了日本。当然，这1000多战犯，甚至包括被判刑的这44个人，大部分在经过中国的教育、改造、释放回国之后，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大部分都比较认罪，对中国的宽宏大量也比较感恩。就我所知，在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很多当时被无罪释放回国的战犯都在日本国内成立了一些组织。改革开放之后，大批来到中国，又给中国一些援助，一方面反省自己，再一方面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该说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的。

总之不管是国民政府的宽容，还是新中国政府的宽容，应该说从人性的角度，我们对这批战犯的改造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当时不管是国民政府也好，新中国政府也好，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应该说非常非常宽容，至于这种宽容有没有好处，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总体上彰显了人类的正义原则和中国人的宽容大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一方面罪恶的东西一定要受到审判，否则的话人类就没有正义。同时，中国实际上从近代以来，多次受到日本的侵略、欺负，但是到最后，中国作为战胜国非常非常得宽容大度，不但没有要战争赔款，而且对这些战犯的审判，不管是国民政府，还是新中国政府，实际上都非常非常得宽容，一共才杀了30多个人，这还是国民政府期间，新中国政府到最后实际上一个都没杀，只是判刑，而且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很快释放回国，确实显示了中国人的宽容大度。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也有一定的问题，就是说当时由于国共两党内战导致了我们虽然是战胜国，但是在面对日本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所谓弱势，就是第一，经过内战我们彼此的力量都被削弱了；同时，当时两岸是处于一个敌对的关系，所以反而都争前恐后地向日本显示善意，在处理日本这些问题上都表现得有点过于大度。比如说今天我们经常说日本有些人不正视历史，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日本人一般是比较感激美国的，可能我们觉得很奇怪，美国是他主要的战争对手，不但把他打败，而且还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扔了两颗原子弹，对吧？日本人应该是更仇恨美国才对，但是为什么反而对美国很感激呢？因为日本认为他是真正败给了美国，这是一个。再一个，经过美国的占领、美国的改造，比如美国给日本带来了民主、自由、人权，那么过去日本人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东西，在军国主义专制体制之下他们根本不懂这些，所以美国人给他带来这些，把专制给废除了，实行民主制度，而且后来又给他很多援助，日本的经济也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下腾飞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一直很感激美国。

 

但是对于中国，他总觉得当时中国很弱，并不是中国打败他，主要是美国打败了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在对待中国的时候，他反而觉得中国当时太弱，所以是一个弱者的宽容，在我看来，“一个弱者的宽容”的意义不太大，而美国作为一个强者的宽容，日本反而很感激，觉得美国本来很强，对他还不错。而我们虽然对日本很宽容，但是他可能觉得你确实很弱，讨价还价的余地本来就很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结果，也给今天留下了一些问题。

总之，审判虽然显示了正义，但是过度的宽容大度，一直到今天的中日关系上，实际上还遗留了一些问题，因为当时日本可以有更多讨价还价的余地。比如在1952年他选择台湾的时候，实际上台湾当局当时是要求赔偿的，但是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反而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所以他当时认为台湾在战争时期实际上并没有打仗，要赔也应该赔大陆。但是当时台湾当局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大陆，因此最后台湾当局担心日本和中国大陆政权交好，所以他很快就让步了。

我们都知道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政策考虑的，一个是从战略上来主要继续和苏联对抗，所以希望和日本，和美国这样的欧洲西方国家搞好关系，来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同时，当时我们两岸关系也不好，也比较紧张，所以为了孤立台湾，希望和日本改善关系。在这种战略思考之下，比如什么战争赔偿问题、历史问题显得都不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些问题应该说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说我们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但是这个结果在今天实际上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中日民间赔偿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问题。

总之战争罪犯的审判问题就是这些。不管是国际上的审判，还是国内的审判，总体上是积极的，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确实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我们应该肯定这个审判。但是与此同时也应该意识到，由于我们惩罚得不彻底，日本国内长期以来，实际上从50年代开始，这些战犯先后进入日本政界，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对东京审判也好，其他国家的审判也好，实际上也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有时候甚至可能有一些极右翼的人出来挑战这些审判。比如说日本的一些政治家经常就说东京审判，他们认为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一个审判，并不完全符合国际法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别的说法想要否定这个审判，包括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实际上是从侧面否定这个审判。

我们都知道对东条英机这些人的审判肯定是正义的。但是，靖国神社在1978年又把东条英机这些人的牌位挪进去，尽管靖国神社原本作为一个民用的神社，并不代表政府，但是作为对这场战争基本的认识，作为一个社会，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社会比较混乱。在靖国神社中树立这些牌位，很多日本人都去参拜，甚至包括一些日本的政治家、日本的首相、外相等这些代表日本政府的人员也去参拜，这就有了政治意味，也就意味着在他们心目中，东条英机这些人并不是有罪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才要坚决反对日本政治人物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到正义的问题，涉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实际上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国际社会应该有正义。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东西是错的，不能把错的说成对的，把对的说成错的。对我们今天、对未来珍视和平、不忘历史，应该有非常大的意义。

好，这就是我想要讲的内容，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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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玉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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