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政治部控诉敌寇暴行材料（1945年）

 

控诉敌寇暴行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编    

控诉敌寇暴行目次

一、写在前面

二、几次骇人听闻的暴行实录    

三、平原上的血迹

四、敌寇对根据地经济文化的破坏

五、虐杀战俘、火焚医院、淫辱妇女、放毒传疫    

六、虐待盟国侨民

七、人间地狱的敌占区    

八、附录（略）

一、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日军暴行座谈”    

二、我们所亲眼看到的日本军部的野兽面目    

三、上田正雄、佐藤的控诉书

 

一、写在前面

中国有句俗话“天下老鸦一般黑”，这句话也适合说明世界法西斯——不论德寇或日寇——残暴性是一样的。日本法西斯强盗，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已经八年，特别是冈村宁次这个罪魁提出“三光政策”以来，兽蹄所至，庐舍为墟。日本法西斯匪徒的残暴，达到了文明人脑子所无法设想的程度！我们现在无法完全罗列日本强盗所制造的每件罪行，下面揭露的事实，也许是大海中的涓滴吧，然而，就这些，难道还不足使全世界正义人士看清日本法西斯匪徒的狰狞的真相吗？

爱契尔博士（联合国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委员）说：“这一回，战争罪行并不是个别人物由于战争而有心理上或道德上的不平衡，因此而发生的孤立的行动。这一回，罪行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要是感染一种罪恶传染病的人们的行动。这种传染病，叫做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因此，为了那些无辜受害的善良人民，为了那些失掉慈母的孤儿，为了千万无家可归者，并且，为了整个文明世界，我们必须早日扑灭这种传染病——法西斯主义！

在苏联及某些欧洲解放国家，已经有不少战争罪犯被人民的法庭所裁决。我们要警告日寇法西斯凶犯：你们决无法逃脱最终的审判的日子。那时候，你们将会懂得：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

二、几次骇人听闻的罪行实录    

①由毁灭人性的“扫荡”

日本法西斯强盗，在侵略中国战争中所制造的惨案，实无法完全统计。仅一九四四年九月至十二月对晋察冀的一次大“扫荡”，据不完全统计：在二十一个县份约一百万人口的地区，惨杀我平民六千六百七十四人（内负伤者九百七十六人），烧毁房屋五万四千七百七十九间，抢掠与烧毁人民食粮二千九百三十四万斤，抢走耕畜一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头，猪羊五万七千八百七十九只，抢毁农具十七万二千六百二十五件，衣被四十八万七干五百三十件，其他如日常用品、窖藏物品，在敌寇蹂躏地区，所余实在无几。许多村庄变成瓦砾，大小杂物尽成灰烬。日寇野蛮下贱的百般凌虐妇女，任意污辱和轮奸，甚至逼迫我同胞子奸其母，父奸其女，驱使男女裸体，集体性交。他们凶恶残暴的刺杀方法，有百种以上，有刺杀、打靶、砸死、活埋、肢解、剥皮、剜心、凿眼、灌水涨死、毒气毒死、铡死、碾死、烙、锯、喂洋狗、腰斩、悬崖摔死、煮死……敌人称这次“扫荡”为“毁灭”扫荡，实际是毁灭人性的“扫荡”。我们在这里只举出几个较大的惨案：

平阳惨案：平阳是阜平县属的一个行政村。十月十八日，日寇在平阳南山土洞里搜出二十四个妇女和小孩，逼问：“八路军哪里去了？粮食枪枝藏在哪里？”大家一齐都说：“不知道。”敌人从一个女孩身上找出一片字纸，狞笑一声，便把她的头砍下来了，把人头放在椅子上，叫大家围着椅子跪着，说：“你们看好不好？”叫妇女们去拿，大家都哭了，敌人用刺刀威胁着打着，最后女孩母亲去拿它，敌人知道这五十多岁的老太婆是女孩子的母亲，便把她也砍了。敌人挑下五个青年妇女，把其余的妇女和小孩赶回洞里完全烧死。十月二十四日，平阳西沟露水峪的土洞里，十六个公民也完全被敌人烧死。十二月四日，荒井从贾口开会回来，一天内即命“红部”——敌寇的杀人队——将被捕的平民一百四十人杀死。十二月九日，敌人撤退的前夜，集合了六十多个妇女，问道：“你们愿意跟着，还是愿意回家？”结果敌人把她们都脱光了砍了头，因为她们答的是：“想回家”。敌人把捉去的男人和妇女脱光了衣服逼迫跳“秧歌舞”，更强迫他们公开性交，稍微不愿，屠刀就砍到头上；山咀头十五个公民是被敌人把头装在裤子里踢下山坡滚死的；土门李小更等几个平民的心肝，被敌人挖出炒吃了，并且强迫捉去的妇女们共吃；罗峪刘耀梅拒绝敌人奸污，敌人割下她腿上的肉，然后砍了头，扔在井里。她腿上的肉被敌人用来包饺子吃了。一个妇女抱着孩子，敌人先逼她把孩子抛下深崖，最后把她也踢下崖去。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被敌人轮奸一夜，皮肉肿烂以致毙命。最惨的是一个怀孕的妇女，敌人把她按在一个红漆棺材里，叫二十多个妇女脱光衣服围在她旁边，敌人用刺刀剥开了她胸前的皮肉，撕到奶旁，开了她的膛，摘出她的心，破了她的肚，挑出肚内的胎儿，血流满了棺材底。二十多个妇女不忍看，敌人威胁她们说：“你们若要回家！这样杀了的，心炒了吃的！”……当八路军把敌人赶出了平阳，井里没有人敢去打水，  因为井里满是尸体。井边的菜园，白的萝卜上染遍了殷红的血迹。另一个院子里，满地鲜血，和土凝结成了一寸厚的血层。

易县寨头惨案：敌人在寨头村外挖了十个大坑，十一月九日黄昏，用绳子把所有被捕的人赶到一片广场里，说：“不愿意跟皇军想回家的到这边来！”大家都过去了。敌兵用刺刀皮鞋和怒骂把一百二十一个平民（内有许多妇女）赶到挖好的坑前，先把妇女们奸淫，然后把所有的人用刺刀挑到坑里去。人们的呼号怒骂声乱成一片，最后终被一个个处死。一个孩子未满三岁，在母亲怀中高喊：“妈妈！”被敌人将母子两人一齐用刺刀挑下坑去，那个孩子挑在空中，打了几个转，才掉进坑中。其他法西斯凶手们向坑里填土，砸着大石头。

平山县岗南惨案：十二月十二日拂晓，全村人被敌包围，有十七个平民被敌人带到村东，叫他们自己解开纽扣，立时反缚两手，推人一条宽纵五尺的沟内，寇军便对他们居高临下刺起来。内有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被刺死后扔在附近的一堆火里。另有几十个人被敌人大队捉到离堡垒五里的上家湾村东，叫他们背高粱秸去，敌人把高粱秸投入洼地，并将他们推人一丈多深三丈多宽的洼地中，活活烧死，或先刺死再烧成灰。

 

灵寿县大寨惨案：十月二十二日，敌在大寨抓住未及逃出之村民十五人（内有小孩数人及妇女数人，包括十八岁之妇救会主任白进兰），野兽们把他们带到一座悬崖边，面向十几丈深的崖底，逼他们出卖自己的同胞。白进兰号召大家不要丧了良心，五个野兽过来，要强奸她，她拼命抵抗，敌将她杀死后，用粉笔塞进她阴户，掷下崖去。其余人也都被摔下崖去跌死了。

井陉县黑水坪惨案：黑水坪一家房梁上，倒吊着一个被烧死的人，破墙角躺着一个老太婆的死尸，阴户里塞进一根木棍。另外还有些尸体，有的是被开水从头上浇下烫死的，有的是被石头砸死的，有的是被砍了头的。老虎窝有一百几十个无辜同胞，死在国际法所禁用的糜烂性的毒气瓦斯弹下，肌肤变成紫色腐烂了，化成了血水。

平山县焦家庄等村浩劫：敌人在焦家庄盘据一月，先后杀死平民二百余，大部以铡刀铡死。敌寇退走后，铡人所用门板血迹尚殷殷未干，凝血厚达一寸，两个水井填满断头缺肢的死尸。苏家庄敌盘据三月，先后杀人三百余，敌退走后，尚在河滩上、大街上、猪圈中发现三十多个死尸，全系刺死或砍杀的。十二月六日，敌一个大队拂晓合击柏叶沟，把全沟的人全绑走了，一次屠杀一百一十多人，使柏叶沟村庄断了人烟。关（阜）平柏崖村有两个婴儿，及平山蒿田里两个妇女（被轮奸后），都被活活煮死。

刀锋转向山阴游击区：代县敌军队长白彦、伪警备队教官和田宝男（被称为白阎王、和阎王）从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至二十日，大发兽性。五日至七日，在阳明堡、川下、雁门关一带“扫荡”八个村子，平民一人被杀，妇女二人重伤。九、十两日，山底平民十二人被杀（四男八女，内有十一岁儿童一人被刺死，一八十岁老太婆，被用柴禾围捆，活活点了“人油蜡”），十二人受伤（四男八女），被烧被抢甚多。

阿家梁这个小村黑夜被围，九个平民男子被刺死。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五个儿子被杀了四个，哭得哑不成声。另有某村被俘去平民（男子）六人，押到离城五里的韩曲，四个逃回，二个被杀死。

日本法西斯强盗这些滔天罪行，完全是按照其军部计划进行的。冈村宁次是这些罪行的主谋者。六十五师团长野副昌德、六十七旅团长柳、六十六旅团长田中信勇、八十二旅团长清水田、六十三旅团长津田义武、独立第三混成旅团长毛利未广、二十六师团佐伯、十一联队七排、十三联队长安尾、百十师团长林芳太郎、一六三联队长上板凸、一三九联队长枝龙男、一一零联队长黑须穴之助、独立第一旅团长山松奇及其他参加此次“毁灭扫荡”的军官，是直接杀人放火的凶手。特别是制造平阳惨案的荒井，他是执行东条、冈村杀人阴谋最疯狂的一个。

②血洗潘家峪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旧历除夕的前夜），天明后不久，敌寇突然包围了冀东的潘家峪。

乡长的全家，先被杀光了。全村一千多村民，被赶到村西头的“西坑”去。这是一个一亩多大的干涸了的水池。

在庄头石桥边，潘惠林家大院有坚固的洋灰门墙，院里由兽军们收集了柴火，玉蜀秸、松木板，各式各样的燃料，平屋上架了两架机枪，房上墙上站满了兽兵，拿手榴弹伏着。敌守备队长在“西坑”训了话后，就把人们赶进这所大院，开起机枪。墙外兽军把小孩往里面扔。硫磺弹引着了火，悲惨的呼号响成一片。到下午七时，全村都着了火。

当滦迁（滦县、迁安）县政府事后派人到潘家峪调查时，一个负伤的妇女——潘李氏叙述她这次死里逃生的经过：“我娘儿三个跳进猪圈躲着，火炭直往跟前落。我搂着四岁的四头。鬼子的机关枪，把大儿锁头的左胳膊打了两个透眼。墙外的鬼子，还把烧着的玉米秸子往里扔，锁头赶紧踩着一捆没点着的玉米秸子，爬墙逃出去了。一直到天上出星星，我才紧抱烧得快死的四头冲出火堆”。

潘喜宝十三岁的闺女金东子，背着三岁的小兄弟，在机枪密集射击中躲来躲去，不幸小兄弟中弹死了，她丢了兄弟就跑，一颗子弹又射中她的腿骨。她说，当她爬出大院的时候“哭喊的声音听不见了，只看见通红的炭火，烧着人肉！”她的亲戚说：“这孩子一夜睁着眼叫唤着，她的伤口太痛了。”

当敌人骑了潘家峪牲口，抢了东西走后，附近村庄的村民赶来救火，满村烟火与腥臭，火焰仍在烧着。在村东平房里，居然救出三四十个活人。他们是在敌人放枪放火的时候，披着浸湿的褂子躲进去的。敌人锁了门，想把他们烧死。幸喜火没有把这间房子烧着。

潘贵全家都死了，只剩一个七岁女孩，名叫炳子，她是第二天人们认尸的时候，从她爸爸的尸首下翻出来的，满脸是血，以后夜里总是说梦话：“爸爸！啊，别压着我。”

第二天，院里火苗还旺，人肉烧着吱吱叫，烧得剩了断肢残腿，认尸也无法认了。有的尸体一拿起，骨头就酥酥落落往下掉。

共计全村被杀平民1035人（内妇女及儿童658名）；负重伤者84人；其余下落不明及幸免于死者，合计只303人。全家死绝者三十余家。毁房一千一百余间，只剩未塌的焦房一百三十五间。这样“血洗”整个村庄是常有的事，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③由小渠大屠杀及其他

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敌寇在冀鲁豫九分区的“扫荡”中，向我濮阳、滑县地区合围，我被围民兵突围而去，敌将被围群众压缩在前后小渠，敌强迫群众集合讲话，六百多老百姓全跪在场里，敌先用刺刀、砍刀屠杀了一部分，将尸首扔在村北水井中，最后把未死者用柴火围起，放火焚烧，平民尽遭毒手。

敌向北进至外路砦，将村庄包围，滑县五区民兵与之对抗，毙敌十六名，经五小时，民兵三十余名战死。敌进村后放火烧房，屠杀和平居民一百三十余人。二十日，敌骑兵又一度回到上堤沙区，在井店、千口、聂固一带，见人就杀，见房就烧。

在晋西北的暴行：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晋西北临县的三交敌人，杀死坪头村和平居民一百余人。同年冬季，敌对三、八分区的“扫荡”中，将翟家庄二十几个男女，拉到一个土窑里，刺死以后，每人身上还压了一块大石头。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贺家湾（临县南）老弱妇孺躲在洞中避难者二百余人，被敌人用棉花掺上煤油，放了辣椒末，在洞口点着，全皆熏死。二月十日晨，敌到宁静区（宁武、静乐）的磨管峪大肆烧杀，将杨孩儿婆姨的手上的娃娃（三岁）夺去丢人沸水锅中，父亲去救，也被推人，结果子死父伤。王贵家的半岁孩儿被摔死，杨二仁（抱该孩儿的）被刺伤。五十余岁的赵雪被砍头。在黑土塔搜寻山洞，斧劈六三老人，强奸孙贵德婆姨不遂，将她脸上肉割走一块。在任家村枪杀二妇女。二月十二日，包围双路村，杀平民十余。在杜家村，火烧煤窑口，企图熏死在内的八百多老弱妇孺，未成功。

戈山厂惨案：一九四五年我光复旧水后，敌老羞成怒，于二月五日拂晓以三百多鬼子附炮五门，重机枪二，轻机枪百挺，进攻戈山厂（在山东邹县），居民奋起抗击，敌人从晓至午，屡攻不逞。午后一时，始冲进围子，开始疯狂屠杀，所有牲畜、家具、房屋全烧毁，未及逃出的老弱妇孺，被集中在三个场上，轮番的射死。谭凤发一家五口，烧死在一间房子里。李凡瑞被敌人剖腹而死，三个小孩被扔到火里去，另一小孩被劈成两段，田付成和他四岁孩子一起被烧死。凡未逃出的，无一幸免。

敌寇对太行、太岳区的烧杀部分统计：

（一） 一九四零年“百团大战”后，敌报复“扫荡”中的破坏：    

太行八个县不完全统计：

惨杀平民1782人，伤135人，烧房62765间，窑洞4676孔，抢走及毁坏粮食32000余石，抢及杀耕畜1372头，猪羊2073只，毁农具40000件。

太岳区五个县统计：

惨杀平民4381人，伤258人，烧房165500间，窑洞3310孔，抢毁粮食166800余石，抢杀牲畜2800余头，猪羊鸡9100余只，毁农具车辆15600余件。    

（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月等三次“扫荡”中，太行区的损失：

惨杀平民4541人，伤848人，烧房32760间，抢杀牲畜5658头，猪羊

12000余只，抢毁平民粮食80000余石，毁农具30000余件。

（三）此外，就个别县份举例，如太行黎城县，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之间，被毁房间45000余间，抢毁平民粮食35000余石，抢掠牲畜800余头，毁农具约值100万元（按当时物价计算），黎城县平均每人在四年中损失六百元（亦按当时物价）。

一九四二年二月初，敌寇一万四千余，发动对晋东南太行区的“扫荡”，反复搜山，逢人便杀。辽县桐峪街市上被杀老弱妇孺即达八十余人，后庄、王家峪村民全遭惨杀，武（乡）东县石门村，一百余居民皆杀死，只逃脱了一匹牲口。敌以蜡烛油浇在被俘民众的头上，点火烧死。当时石门村长被捕去，随走随割，真正到了体无完肤，倒毙路旁。武东二区拴马村捉住一个留有长发的居民，敌人用绳索拴住他的头发吊在树上，扭动他使之旋转，最后头发一根根拔断，倒地而死。在交口地方，敌人将刺刀刺人小孩腹中，高举绕场而行，看两只小手挣扎而死。又武东二区滨庄一个窑内，被敌熏死十九人，洪水附近一窑洞内被烧死五十多人。武乡大有镇被杀四十六人，其中一人被剥了皮。潞城县有三个小贩，被洋狗活活咬死，据说这是“军犬教育”。损失最重的武（乡）东县，被屠杀者数千人。

三、平原上的血迹

冀中平原上的人民，是经历过多次血的灾难的，而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四二年“五一”“扫荡”。敌寇在这次“扫荡”中，杀人之多及其残暴为以前所未有，造成了平原上居民“无家不带孝，处处闻哭声”的惨状。而北坦村惨案，尤其。晾人。五日二十八日，敌人三百多向定南北坦村方向大举进犯，北坦附近的南坦、东西赵庄、东西城村及马策平等十余村庄的人民，纷纷跑到北坦以北的地道内躲避，敌人包围了北坦，将大量窒息性瓦斯放入地道，八百余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全部毙命！

“五一”“扫荡”以后，敌人对冀中平原，又曾经采取了以建立“联庄”为中心的对我“突击”进攻。这是敌人在其军事“清剿”与堡垒政策失败后对我进攻的新花样。敌人计划从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到十一月，作为“联庄势态整备期”，十一月中到十一月末，为“联庄本格展开期”；一九四四年一月初到三月末，为“联庄组织完成扩充期”；而以任丘、高阳在潴龙河两岸的地区，作为它的“突击示范区”。这个“突击示范”，就是最残酷的屠杀镇压。这是一个狂风暴雨，要把潴龙河两岸地点变为血腥世界。

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敌寇“华北派遣军”和“剿共委员会”，在敌酋冈村宁次直接指派之下，由一个特务头目山奇带领的“政治工作队”三十余名，到豆，了高阳的旧城。这一批穿着“中国服装”的日本特务和高丽流氓，就是向任丘、击j高阳地区我广大同胞进行屠杀抢掠的刽子手。与它们“协同动作”的，还有北移平“新民会总会”和保定“新民会”的汉奸狗腿们。那个日本特务头目山奇，一‘据说只是一个“中尉”，但是驻在任丘、高阳地区的敌军第六十三师团六十六联里队一百三十七大队的有马大队长和他所属的部队，都要听从山奇的调遣。这也说明了敌人对于这个地区的一切行动，都以特务为中心。它们在各县组织了“清  白剿班”，从保定拥来一部分机动兵力，首先向高阳开始了“突击”，进行了一次  J“扫荡”，用高度的镇压手段，在群众中造成恐怖，然后施展其政治上的阴谋。  

十月八日，敌人增兵到高阳的旧城。第二天就到良村捕杀群众，捕走二、三十人。第二次又到雍城杀人，并且抓走几十个。第三天又到西畏各村破坏地洞，捉去几个人。当他们突然包围这些村庄的时候，都要强迫全村群众集合开会，逼问村干部姓名。找地洞，找八路军坚壁物资的地方，不说就打，说了打得更凶，继续拷问，有的当场被刺刀挑死，会后把青年壮丁捕走，并且预告“十八号要到城里开反共誓约大会，不去就来讨伐”。同时又叫汉奸欺骗群众说：“要是去了，会也可以不开，只是不去的可就不行。”

 

山奇指挥的一群走卒，急忙忙的要实现它们的阴谋计划，要伪组织人员“一体协力”，却又怕他们不尽心，于是先来一个“清内”工作，把高阳、任丘伪组织中科员科长以上的人员及伪小学教员，都召集去开会，鬼子在会场上大骂：“你们统统是通八路的，要赶快自首反共！”并且当场打了高阳伪县长一个耳光，骂他“办事不力”。两三天以后，任丘、高阳边渡口、旧城等各重要据点，又纷纷召开伪村长和伪连络员的会议，许多伪村长和连络员都受了毒打，说他们“不尽心替皇军作事”。任丘县的伪连络员开会时，被饿了一天，不准吃饭，打瞌睡的也要挨打，闹了一天一夜，他们头晕眼花的听鬼子最后在叫唤：“混蛋，你们的脖子早离开了的，以后一天要送一次情报，谁没有送的，脑袋的没有！皇军讨伐不许跑的。”会后分发了许多反共传单和誓约表册、回心条例等，限定各村都要派人去城里参加十八日的“反共誓约大会”。三百户以上的村庄，至少要去一百五十人，二百户以上的至少一百人，一百户以上的至少五十人。同时发动“谣言攻势”，威胁各村的群众说：“去开会什么事情也没有，不去的就要烧光杀光。”高阳敌伪在十七日就叫人去开会。有一部分村庄的群众去了，敌伪认为人数太少，给去的人手上打了印记放回来，继续诱骗其他群众，十八日去开会。许多群众因为没有及时的认清敌人的阴谋，没有接受抗日团体的劝阻，去了七千多人。任丘的老百姓虽然经过抗日团体与武装的劝阻，叫他们不要去上敌人的当，但大多数群众在敌伪的威胁与欺骗之下，对敌人的狠毒阴谋仍然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也去了一万八千余人，只有一部分被游击队抢救回来。有一部分人走到半路，听到敌人确有阴谋计划，才跑回来。那些进了高阳、任丘城里去“开会”的老百姓，却没有一个回来，全部都被敌人扣押起来了。

山奇的翻译官恒尾，这个父亲日本人母亲台湾人的杂种混蛋，狰狞地向被扣的群众喊叫：“我看你们都是鬼呀，没有一个是人呀！你们都是没有脑瓜了的。几年来没有骗到你们，这回可骗到了！哈！哈！”“你们骗皇军，现在皇军可骗着你们了。”“五六年来皇军打八路军老打不完，都因为有你们老百姓，八路军有保障，我们一点没有保障，八路军是鱼，你们是水，这回要把水熬干了才好打鱼。”“你们任丘、高阳的老百姓，都是八路，皇军现在只讲强化，不讲治安了。”群众当时才知道自己完全上了敌人的当。大家心里都是悔恨自己不听抗日团体和干部的劝告，现在后悔也晚了。他们变成了愤恨。敌人强迫他们十三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在“反共誓约”上都填了名字打了手印，还说：“以后皇军到你们村里讨伐，谁要是背不上誓约，就挑死谁。”接着把他们都关起来，不给他们吃饭喝水，一直把那两万多人饿了五天五夜。家里有些去送饭的。年纪老的被打了回来，年青的也就被扣进去了，送去的饭也不给吃。任丘、高阳两个城里，先后饿死了五十多人，有的渴得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尿盛起来喝。在这种情形下，敌人对他们轮番加紧拷问：“什么地方有地洞？”“哪里有八路军？”“哪里有坚壁的东西？”“村干部是谁？”群众坚决不说，许多青年遭了毒打。

有一部分人开始被敌人从城里驱送出来了。敌人曾经威胁利诱他们，要他们回村进行各种的破坏活动，并掺杂了个别的特务分子在他们当中，充当以后配合敌人“清剿”“示范”时的内应。后来老头和小的也被放了出来。最终只剩下了一部分精壮的青年壮丁，任丘有三千多人，高阳有二千多人，敌人把他们一起送进所谓“感化院”里去了。

敌人企图用进一步的威胁利诱来“感化”这些人，强迫他们听讲，讲的是“反共”。要在这些人当中“树立新民思想”。山奇的翻译官对他们说：“将来皇军到你们村里去，不准跑，协助皇军捉干部。”“你去，要成立情报网，成立武装剿共委员会，两小时送一次情报，不许不送”。“每个村要组织一个搜索班，搜索附近村庄道沟和坟地，看看有没有八路军，协助皇军搜查。”“皇军派去的人和协助皇军的一切人员到你们村里，要保护，不保护的要杀头。”“抗日干部到村，马上要报告皇军知道。”“回去马上要照皇军说的去办，皇军实行连座法，十人一甲，百人一保，你们如谁不照办的，一村人都要杀死的。”这样的“感化”之后，每人给了一张证明书，就要他们回去组织什么“武装反共委员会”，并且也仿照抗日团体的形式成立伪“儿童团”、“老年队”、“青年队”、“壮年队”等等。敌人特务机关夸称他的这种政策叫做“一切抗日组织向后转”作为他的进一步“清剿”“突击”的准备。于是那些人们，都被遣送回村了，他们大部分见到抗日团体和抗日政权的干部，痛哭流涕的说：“我们干了没出息的事了，可恨自己的糊涂，上了鬼子的当了。”青年的人们更是气愤填膺，都喊起来了：“咱们赶快作堡垒吧，从此不见鬼子的面了。大家一条心，拼他们的！”第二天敌人要召集“清剿大会”，再找不到人了。就大骂伪连络员：“该死的，老百姓到哪里去了？八路军捉去的？你的该死！”但是这个时候，敌人计划中的“联庄势态准备”的时期已经结束了。

十一月三十日，山奇集中起他的“政治工作队”，连同敌伪军二百余人，在旧城又召集了任丘、高阳两伪县长、伪保安队和“新民会”的喽罗们，一连开了三天会。山奇气的直跳：“怎么的，态势整备得好，现在时候到了联庄本格展开！你们要协力的！”他在会上咆哮了起来。它们派了一架飞机，每天在旧城附近盘旋，要造成一种恐怖的空气。九日，各村伪村长和联络员又被叫去了，敌人正式宣布成立“联庄”，以所谓“武装反共委员会”为“联庄”，的基本组织，要各村指定一个“主任”和“老年队”、“壮年队”、“青年队”的正副队长、班长，规定昼夜巡逻，搜索村庄。设立“情报室”，每两小时送达情报一次，要风雨不停。设立“偷听组”，夜间到各村偷听有什么人谈话和点灯。此外还设立了“通讯侦察组”，打听八路军和干部的活动。还要每村派三个识字的青年，随着敌人“参观突击示范”。要各村交村落详图和七七事变以后到最近的抗日团体名单。第二天，宣布首先在旧城地区开始“示范”。召集各村代表，每村要三人，检查“反共誓约”。从十一日到二十四日，先后到东留各庄、小庄、博士庄、博家庄、傅家营、西留各庄、陈庄、南北坎苇、石庄、齐王庄、三龙化、石氏、良村、雍城、小王果庄、李各庄、皇亲庄、贺庄、高庄、尹庄、于堤、王福、张果庄、出岸、庞口等村庄疯狂“突击”，进行血腥的“示范”。

每到一个村庄，敌人先通知该村伪联络员等，要他们准备，随后就大举出动包围村落，由伪军先行，敌军和“政治工作队”等特务分子随后，带着一些“参观人”，由伪警察充当后卫，山奇及翻译官等也都出马指挥。在村边，先挖下埋人的大坑，然后把群众搜捕到一起，进村看不到人，就封闭房子；看见人就是打和杀。用种种借口活埋老百姓。并采取无奇不有的“刑罚”。

这是一幕最残酷的斗争。敌人宣传“只要听皇军的话，一定叫你们安居乐业”，但是敌人到留各庄的时候，叫群众背“反共誓约”，很多背过了之后，有的却被活埋了，大多数都遭到毒刑。敌人说是：“八路军叫你们背的。”同时在南北坎苇村，又因为群众不会背“反共誓约”而被毒打。伪村长被活埋了。许多村庄的老百姓，一听到敌人来，都跑了。敌人就到处捉人，小庄被捉到的人活埋一个，打死九个。博士庄跑了一部分人，就有一百多户被封门了。三龙化庄人们全跑了，敌人就拆毁了村里的房屋。有的村庄人们没有跑，敌人就把他们围起来，加以惨无人道的蹂躏，称为“开会”，但是那会场却成了伤心惨目的刑场，有的老头子被强迫去爬长绳的梯子，掉下来就打死。有的爬房檐，跌下来要打，打过再爬。有的被捆起来，头向下，抛进井里去，叫做“打洋井”。有的被脱光了，拿冷水从头浇下，在那样的冬天，放在房底下冻着。张果庄等村的人们，还被推进村口潴龙河里去“洗澡”。至于王老头顶着拆下的屋梁或大车，直到头破血流昏倒下去，以及用砖石砸脑袋等等，那就更多了。

 

敌人用尽了一切血腥的办法来发泄它那残酷的兽性，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怖与悲惨的场面。那几天，各村活埋了的已有六十二人之多。各村口的人坑里，都填满了尸首。到处可以听到哭叫的声音。有一天，敌人要活埋陈庄的一个伪村长，当时他的家属和许多群众，一起都跳到人坑里去，哭喊着“我们一起死吧！”良村的伪甲长听见敌人通知要到他村里来“示范”，把妻子推下井去，自己也上吊了。还有许多老百姓自杀了。恐怖的空气更迅速的扩展了起来。敌人的“联庄”也就在这血腥的恐怖中宣告“成立”，并且很快从旧城向四周蔓延。’到十二月初，整个高阳与任丘两县以旧城和边渡口为中心，逐渐都轮到了。敌寇这种血腥的“突击”地区圈外，列为“特别匪区”，那是准备进行新的“清剿”“扫荡”的地区。敌人着重在“实验区”进行“联防突击示范”，它的口号是实行“淘水战术”，因为它认定了“八路军光打不行，不淘水就打不到鱼”。因此他要向群众“突击”，以极端恐怖的手段企图使群众与八路军分离，造成一个“绝缘体”。

任丘、高阳的许多村庄，在敌人的突击之后，几乎变成了坟场。高阳南龙化全村被拆毁了十分之八的房屋。任丘西八方全村被烧掉房子二千八百间。许多人被活埋，许多人自杀，许多村连鸡狗都杀光。任丘某村一个老太婆还剩下两个老母鸡，因为不甘心为敌人杀光，索性自己杀掉吃了。老百姓所遭到的痛苦是不堪言状的，特别在旧城周围，敌人已经建立了“联庄”的村庄里，老百姓晚上睡觉都不能脱衣服，白天不能吃饭，每天晚上总有五次被迫跑步到旧城去集合，去得晚了，头上没有汗珠子，就得挨到敌人的毒打。各村每二小时要向旧城送一次情报，因此路上络绎不绝，都是跑来跑去送情报的人，老百姓实在没有一刻能够安生。村里人一见到抗日的干部，就不禁放声大哭起来了。青年们不愿遭受敌人的屠杀，纷纷向外逃跑。某村有一个青年要逃跑，他的父亲抱住他痛哭的说：“你跑了就没有爹了”。那青年含泪答道：“我要是在家，你就没有儿子了”。父子们终于抱头大哭：“难道全家都等死吗？”在敌人的屠杀之下，就连伪村长、伪甲长等都逃跑了，没有人敢出头。雍城有一个伪联络员被敌人杀死，把血淋淋的头颅包起来，沿途转送到他的家里，吓得谁也不敢和敌人见面了。敌人在西良淀村，就曾经因为找不见人，把全村房子都拆毁了。从村外捉到一个瞎子，敌人就要请他担任伪村长。

敌人建立“联庄”的计划，虽然十分残暴与毒辣；但在冀中子弟兵与群众的配合行动下，终于被打垮了。山奇只好狼狈的逃回北平去。

四、敌寇对根据地经济文化的破坏    

1．敌人对我根据地之经济破坏

敌人对我根据地之破坏，穷凶极恶，除在大“扫荡”中企图摧毁我根据地人民的生存条件，使我全体根据地军民冻饿而死外，还有许多破坏方法。兹列举其较大者如下：

制造灾荒：日本法西斯有计划制造灾荒，已非一次。远者如一九三九年河北平原的大水灾，乃由于敌人掘破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沙河等河的堤防，造成空前水灾。以时间论，此次水灾自七月起至十月中，绵延四个多月；以地域论，冀中区（共三十九县）被灾者达三十余县，被灾面积153 852顷，被灾村庄6 725个；冀南区被灾亦达三十余县，被冲三千余村，被灾面积55 096顷。以人口计，冀中灾民达1 912 800人；冀南区直接间接被灾难民2 500 000人以上，入春陷于饥饿者尚有250 000人。难民被迫以麦苗、棉花子、糠、野草充饥。生命财产之损失无法统计。该地政府与军队实行赈济，着手治河挖渠，调济粮食，发动移民，以工代赈，渡过了严重灾荒。以上乃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无庸赘述。    

又如一九四四年之河南大蝗灾。在我根据地，经全体军民抢救突击，太行区达到了肃清蝗虫。河南林县以北地区未收复时，敌人不叫人民打蝗，使河南三十几县田禾受严重损失，济源、孟县、沁阳、温县这些地区及平汉路两侧，一片荒芜，赤地千里，高达六尺的黄蒿，从田野长到村中，人民草根树皮吃尽，弄得互吃人肉。太行区自三月至六月，努力剿蝗，刚大功告成，宣告肃清，八月中旬，敌人又驱来大批飞蝗，情形严重，超过今夏，广及十余县，少则一股，多则三股，每股占面积十至七八十方里不等。经我军民全体动员剿除，始将该蝗消灭。    

破坏生产：凡春耕时，敌必发动“扫荡”，破坏春耕，名日“春耕扫荡”：凡秋收时，敌必发动“扫荡”，破坏秋收并抢粮，名日“抢粮扫荡”。这是一贯如此的。自一九四三年敌对晋察冀“毁灭扫荡”后，手段更为毒辣，着重在抢掠耕牛、破坏农具，使人民无法从事生产。“扫荡”以后，许多村庄耕牛、农具，种籽被抢光，若不是政府救济，势须（必）坐以待毙。一九四四年一月，敌寇计划在山东全省强征“收买”耕牛一百万头，掠夺机关为伪“山东牲畜运销合作社”。这一计划，虽被我军打破，然可看到敌人之毒辣。一九四四年春耕时，临沭敌人即四出抢牲口。又一九四四年五月间，晋西北五寨敌，派大批密探到根据地，企图抢走全部牲口，民兵提出“保卫耕牛”的口号，到处袭击敌人，夺回耕牛。其他对农具之破坏，更无法统计。

抢毁粮食：敌之抢粮与我之护粮，是个严重的斗争。以晋察冀四分区为例，该分区为边区之粮食，产麦甚富，一九四四年，敌计划在该区抢麦三千五百二十吨，单行唐一县，就要抢1080吨。多半在半夜分路包围村庄，警戒派在村沿，沿家搜索。有时假意撤退，等村民都放心回来时，突然回头，找地洞挖粮窟。或以骑兵远袭，各村来回搜查，造成恐怖与混乱。这种抢粮，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且规模相当大，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太行区辽县敌于十七日于黄土川抢去粮五十石，牛三十五头，驴五头；十八日又在南梁铺一带抢去粮食二百七十多石，牛驴二十头；二十五日，和顺敌带驴子三百头到和顺西抢粮。一九四四年二月，绥远西部游击区，以载重汽车及骑兵大批抢粮，对在场未打，不及载走的禾谷，就付之一炬。冀中区也发生敌人烧毁大批已熟麦禾，未割即成灰烬。类此事实几乎在每县每区每村都有，不胜枚举。如太岳区晋城敌人，于一九四四年旧历正月初，一月出发抢粮五次，一次比一次抢得多。第五次，到三潘河、瓮山一带，抢去一百四十余石。晋察冀四分区的贾木护麦战（一九四四年七月）中，上下庄的老乡，因麦子被敌抢去，无以为生，想跳井自杀，幸我军夺回粮食，如数交还老乡，才救了他。四分区群众，特别是麦主，敌人常将他抓去，勒令用麦子赎取。其他如河北平原地区，也通行此种绑票行为。如一九四三年十月，敌在冀中的任丘、高阳两县，扣押了当地人民一万七干人，当地居民缴了大批粮食，赎回了一万五千多，其余二干，没粮食去赎，就陷入了可悲的命运——送命。    

抓捕壮丁：日本法西斯强盗复活了奴隶制度，在根据地及游击区大批抓丁，抓去以后，即作为奴隶，或当炮灰，或当苦力。抓丁计划，甚为庞大，一九四四年十月，山东区缴获了敌济南陆军联络部“战时重要紧急动员对策”之密令，得悉：敌企图自一九四四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在华北各地抓捕壮丁二十万，（山东十万，河北八万，其他二万），驱使壮丁至日本及伪满作工。现已由日本军、日本大使馆、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全体动员，并直接指示伪“新民会”、伪“华北劳工协会”开始进行。

山东隋形，如日照郯城等地，一九四四年一月已经第三期抓丁，在敌占区普遍登记，不登记不“配给”洋火；在解放区的边缘区，则于拂晓包围村庄，抓捕拉捆。有的就地编伪军，有的送往南京。山西敌抓丁，则用“急进建设团”名义，成立“干备队”，欺骗青年去“受训”。一到太原，就当了兵或当了苦力。伪山西省公署成立“征集委员会”。凡十八岁至二十五岁青年，皆须登记，分批征调。另外，在冀南十三县也大批抓丁。华中如安徽无为民众，六十余人上街去“领盐”，全部被捉；铜陵伪大队长以派夫为名，捉去一千余人。其他办法，如太行区昔东冶头敌于一九四四年旧历新年乔装八路军，奔袭南百岩、小东峪，俘去平民五十余，押回凤居据点，要把他们活埋，幸被八路军解救。又有于集上突然围捕，于大路上乱抓，伪称“开会”，召集居民载上汽车开走，不一而足。抓走壮丁，一是补充伪军，一是送南洋充当“工兵”，一是送人矿场做苦役，也有被当肉靶做为训练新兵刺杀用的。被捕者有反抗，即杀头、剥皮或喂了洋狗。    

 

2．敌人对我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

日本法西斯强盗，对我解放区教育最为仇视。华北敌人起初仿效亡韩故技，计划将十二岁至十五岁间的中小学生一万人，载回日本施以奴隶教育，再驱之回国，以便为虎作伥，因此，各地小孩常有失踪者，或被敌人捕捉者。对我根据地小学教员，大批屠杀，更属常事。在冀中区，敌人将学龄儿童集中在堡垒中，实行奴化教育，并常常测验他们，如儿童稍有抗日思想，即遭杀害。所用课本，是四书五经，“新民课本”。山东某据点日寇问一小学生：“你将来长大干什么？”答：“当八路军。”问：“当八路军干什么？”答：“打日本”。该敌大怒，即将学生及其家长全处死。北平伪报，有所谓征文的把戏，以极大悬赏金为铒，诱青年投稿，限定注明真实地址。敌伪在徽文中检查思想，据调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止，因征文被捕者已达七百名之多。

至于以后敌人对根据地的毁灭扫荡中，见人就杀，更不论是否小学生；见房就烧，不论是否小学校。这就更不必说了。

敌人在“治安强化运动”中，进行思想战，无非也是残杀。最典型的例子：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北支派遣军政治工作队”到了冀中，开到旧城，向村民宣布：凡背不了“反共誓约”的人受罚，不实行的就活埋。在旧城活埋了一人，十一日到东留梁庄，“开会”进行欺骗宣传，活埋了二人。十二日到小庄，活埋了一人，九人被摔死。以后又到皇亲庄，大家都背出了“反共誓约”，敌人说，不行，也得活埋一个，叫大家一定“选举”一个。结果老村长挺身而出，代乡亲受死，乡亲中有人愿代他，敌人狞笑话（说）：  “不要客气，谁来都一样！”结果把村长活埋了。敌走后，村民将他挖出，已死了。这就是日寇的“思想战”。

摧残宗教：山西五台（佛教圣地）被敌人占领后，大寺院如青岩寺、台麓寺、昭提寺、普济寺、益受寺等都成废墟，大小佛像，支离破碎，名贵遗物被劫一室。北山寺五丈长的金字塔，菩萨顶的金佛，八宝藏经和古金刚经等稀世珍藏，也在“中日佛教一体化”的名义下被劫走。僧人和尼姑遭到了凌辱和屠杀。冀中献县之敌，曾将张庄、云台等地的天主堂捣毁，捕捉神父、修女及学生数百人，掠夺了教堂财产，修女被强奸，并迫令她们嫁给汉奸。另一个村子的神父、被敌人枭首示众。太行区武乡上司村的教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间，也被敌捣毁，劫去财产，教徒被毒打。武乡南虹桥教堂被封闭，财物没收，教徒十八人被驱人旱井中活埋了。冀中献县的一个回教清真寺，遭敌人在该处杀猪的污辱，回民恨之入骨，冀中回民支队，杀敌最勇敢，也是这个缘故。以上只是一斑，类似罪行不胜枚举。

五、虐杀战俘、火焚医院、淫辱妇女、放毒传疫

敌人费尽脑力，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处死战俘，因为他们认为消耗一粒子弹在中国俘虏身上是很不值得的（除非他们为了训练新兵练习射击）!

他们或是用刀割，或是用烧红的火筷刺，或是活埋，或是“训练军犬”……这些都是惯用的办法。其他的刑罚还多得很。

一九四二年三月间，灵寿某村有个游击小组长被俘，敌人灌他许多冷水，肚子膨胀大了，然后仰卧在地上，用板子来压，压得肚子里的水从口中射出，这种刑罚被叫做“人造自来水”；还有一种刑罚叫“睡钉床”，是在木板上钉满尖头的铁钉，受刑者裸身躺在上面，用皮鞭抽，使他乱滚；另外有种叫“拉蛤蟆弓”的刑罚，在地上插把长刺刀，刀尖向上，使受刑者弯腰，刺刀紧接着肚皮，两手垂下，拉着手榴弹的火绳，人如支持不了时，稍一向下，刺刀即刺进肚皮，稍一向上，手榴弹就被拉响。一九四一年冬天，阜平敌人普遍实行水牢，把被捕者全身脱光，吊在九尺多深的坑中，坑中灌了一半水，因为气候严寒，经过一夜，人便活活冻死在水里……

敌寇这些残杀战俘的罪行是很多的，后面的附录一、二、三有许多目击者的详尽的叙述，就不必在这里重复了。

但野兽们不仅惨杀战俘，他还捕捉了许多和平居民当作“军事俘虏”。太行名为“工程队”的俘虏营中，有七百多人，真正的士兵只占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二的老百姓中，老弱又占一半，还有许多妇女。他们被捕去之后，刚进大门，身上所有的财物就全被搜光，稍为值钱的衣服也被剥光，不管天气怎么冷，只发一床又薄又脏，虱子布满了的破毯。一天两顿吃不饱的饭和臭酸菜，卧病的经常有二百多，每天都有三五个死尸拉出去。年轻力壮的被强迫无限制的输血，多数都因抽血过量而死了。没有被饿死或被虐待死的，最终还是被成群地拉出去屠杀了。据逃回的俘虏说：每十天左右即有一批“俘虏”（多数是老百姓）被押到城东北乱坟岗去，把手捉捆绑，衣服剥光，当做肉靶子，让新兵练习刺杀。这件事情，日本同志月田曾加以证实，他在太原时，一个月内曾目击这样刺杀的俘虏就有二百余人，而这个罪行是冈村宁次大将亲自主持的！

活着的俘虏，每天被拉到太原街上做苦工，或被卖到山西、河北的矿坑里或东北去做苦工，过去曾有部分身体硕长，体格强壮，年在十七至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被运到德国去换军火。

日本法西斯匪徒对医院的破坏和对伤病员的残酷，在程度上甚至还超过他西欧的盟兄——希特勒匪徒。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就是一个最残暴的凶徒，他曾在一九三八年八月攻陷武汉时，把一个野战医院的数百名重病号都用铁铣和枪打死了。华北曾发生过无数次这样的惨剧。譬如：混成八旅团的田中中校，在一九三九年“扫荡”晋察冀的时候，曾袭击高悬着红十字旗的八路军医院，把病人钉在墙上，挖掉眼睛，割掉鼻子、耳朵、生殖器，然后烧死。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一一零师团上板上校，在河北省满城县，把八路军的医院和病人都烧了。

 

日本法西斯匪徒对妇女的兽行，特别令人发指！他们对于中国妇女不仅仅是屠杀，似乎这还不足以发泄他们的兽欲，他们要用尽各种意想不到的办法，残酷的凌辱她们，以获得兽性的满足。这些兽行，除上面已经提到一些以外，在这里我们还要作更多的揭露。

敌人占领上寨的时候，曾经强奸妇女二百人，占全村妇女总数的十分之八。曾经有一个妇女，被四十三个野兽轮奸过。在焦烂沟，敌人奸死了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九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亦难幸免。有二个妇女，为保持贞操，被野兽们刺死了。被强奸过的妇女，半数被传染了梅毒。

敌驻灵寿“清剿”时，强奸了河西的一个妇女，又用打气筒塞人阴户内打气，把肚子涨裂了。白石一个妇女，一日遇到二十个鬼子的队伍三群，每次都被轮奸。

在牛城村，曾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妇被三个兽兵轮奸后，割去一个奶子，然后才死去，三个禽兽还将割去的奶子挑在刺刀尖上，一边跑一边狂笑狂喊：“大大的葡萄哇！大大的葡萄哇！”行唐西瓦仁村一个老乡说：他们村里有个七十一岁的老婆子，也被五个鬼子轮奸而死。

一九四一年秋末冬初，兽蹄踏进了平山，在冷泉村，四十个妇女被剥光了衣服来跳舞，野兽们在旁大乐一阵以后，用刺刀把她们一个一个从胸到腹开了膛。在北洋沟，敌兵百余轮奸了三十个妇女之后，其中有一部分也用同样的方法送了性命，另外的则被关在一个堆有木柴的窑洞内，点着的草把从洞外掷进去，她们被烧炙得扭成一团，最后仅剩下红的和白的颤动着的肉块，也黏结成堆。

去年“扫荡”太行时，涉县有妇女八人，被强奸后复遭杀害。姚门口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被几个敌人轮奸后，又刺了三刀，没有死，辗转呻吟于半山草丛中。偏城北区，野兽们将一孕妇的肚子剖开，用血淋淋的刺刀将胎儿挑出来。涉县江沟有一个带着乳儿的妇人，被敌人割去一个乳房，正要割第二个时，身边的孩子哭喊道：“不要割，我要吃的奶奶！”

去年五月间，敌人“扫荡”山东清河区，向广（饶）北进犯时，路上碰见个老汉，带着他十四岁的闺女，七个鬼子就将这个女孩强奸了，老汉上前拦阻，当场就被杀死了。栖（霞）东夏季“扫荡”时，三个村被强奸了五十五个妇女，其中一个十四岁的幼女曾被三个法西斯野兽轮奸，一个产后才七天的产妇也被轮奸。东齐一个妇女，敌人将她强奸后，又将萝卜插进阴户中，衣服剥得精光，四肢绑起来，挂在村外。牟平双格庄，有九岁至十二岁的女孩十二人被强奸了。    

冀中“扫荡”时，敌曾将妇女多人绑在树上，用手榴弹塞人阴户内，然后在六丈来远的地方拉线，炸死她们。

去年“扫荡”晋察冀时，敌安达中将在狼牙山搜出五十名避难的妇女，将她们剥得精光，强逼着送水，送弹药，并于强奸后枪毙了。

晋西北去冬三、八分区“扫荡”中，在交城西三道川中庄，敌人搜出二十多个女人，用刺刀强迫她们脱光衣服，每人刺了四刺刀，然后推到一个土坑内，用石头砸烂。二道川有三个妇女被几十个敌人从山里搜出，轮奸后，把衣服脱得光光的，绑在树上，活活冻死了。

白草庄四个妇女，被轮奸后，用刺刀剖开肚子，把肠子拉出来，挂在树枝上。

野兽们的丑恶的罪行，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他强迫父亲奸淫自己亲生的女儿，哥哥玷污自己的妹妹，强迫儿子去淫辱自己的母亲，不从就立刻残杀，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兽行呵！

在灵寿南文城，敌人强迫公媳俩脱光衣服在街上碰。东金山二青年男女，被迫脱光衣服拉手游街，敌兵跟在后面，鼓掌欢笑。昔阳马场“留置场”被监禁的男女，每日下午四时被迫出外“游戏”，脱光衣服，围成一圈，拉几个老汉和媳妇闺女，进行“猫捉老鼠”，“瞎子找拐子”等“游戏”，野兽们围在外圈狂呼大笑。

日本法西斯匪徒将俘虏的妇女奸污后当作商品出卖。太行区武安去年夏季“扫荡”中，被敌掳去的妇女，强奸后，将姿色较好的留下，继续践踏，姿色中等的贱价出卖。平定的敌人曾将劫去的妇女，不分老少美丑，一律用麻袋装好，卖给伪军做老婆，并且出卖“彩票”，每张五元，凭号领“彩”。井陉敌人将掳得的妇女用苇席卷了出卖，有一伪军花了三百元买一个老婆，揭开苇席一看，原来是自己的母亲，两人抱头痛哭。

 

谁无妻子？谁无慈母？敌人的毁灭人性的行为，造成怎样悲惨的结果呵！

此外敌人对平民曾经施放毒气，传播鼠疫。这一项罪恶日寇比起希特勒更为毒辣，因为希特勒企图放毒，况且受到盟国的警告，而日寇对我却肆无忌惮呵！    敌人对我军施放毒气，已无数次。举其大者，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将军，即于一九三九年冀中的河间战斗中中毒，其余旅长、团长中毒者不计其数，如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桑梓桥战斗，敌放毒气，我三八五旅旅长陈锡联将军中毒。抗战以来，中毒官兵至少有三千六百人以上。最惨无人道者莫如对平民施放毒气，大批屠杀。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冀中的驻蠡县、张登、大百尺敌人二百余，到城北十五六里的车里营、王辛庄、林堡、潘营等五村，将村包围，一部分老百姓被敌人赶至王辛庄一家院内，八十多壮丁在三个屋内，被敌人用窒息性瓦斯毒死，死者六十余人，余负伤。这是开始的一次。一九四二年冀中百坦村惨案，是最严重的一次放毒案件，已如前述。一九四二年敌“扫荡”晋东南太行区，撤退时，到处放毒药及毒瓦斯。涉县河南店一水井内，敌人放了毒药，喝了这水立即毙命。此外，还施放了糜烂性毒汁，中毒者全身红肿，接着糜烂。敌人还留下一些放毒了的纸烟、大米、罐头、军器、服装、鞋袜等物，涉县东崖底民众中毒者多人，后经化验证明为“芥子毒气”。吸了含毒纸烟的人，开始恶心，几天后呼吸困难，肺部水肿而死。某些村子居民，有因中毒而全家毙命的。太行区武乡县柳沟、东堡、桥南塔等十一村，中毒死的更多。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日，冀中河间肃宁间，我军伏击俘敌伪百五十人，敌于二十六日出动报复，正午突然包围我前后丰梁堡村，当时该村四面涨水，青壮年已跳水逃走，老弱妇孺未及逃走，敌进村，见一人杀一人，将不满周岁的婴儿，投入水中淹死。在后梁丰堡捕和平居民七十余，全赶进一间房内，随即锁门放毒气，将七十余人毒死后，又放火焚烧，半天中，杀人八十二，烧房三百余间，又决提九处。火延烧三日未息。

“扫荡”冀中的敌人，曾在油坊及韩口等地留下鼠疫及投下鼠疫菌，猪传染后，号呼不止而死，有猫八只吃了病鼠，全身发红斑后死亡。“扫荡”太行区时，敌人也曾在武乡等地放菌，冀南及冀鲁豫地区也放过该菌。在沦陷区，敌人曾向老百姓征鼠，规定每亩田赋缴活鼠两只，企图大规模制造鼠疫，以毁灭根据地人民。

六、虐待盟国侨民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寇即派遣特务，监视在中国各地的英美侨民。对英美教会，日本特务往往假装中国信徒，混到里面去，侦察英美人的行动，详细调查他们的财产，作为以后压榨和掠夺的准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即把英美侨民通通拘禁起来，把英美人开办的一切教会、银行、工厂、商店等都贴上“大日本皇军管理”的封条，在那些洋楼的屋顶上插上了太阳旗。

平津一带的集中营

日寇把平津的英美侨民拘留以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被送到山东潍县的集中营，一部分是由于老弱或其他原因拘留在北平。被拘留在北平的英美人士，很早就与其他的外国人隔绝了。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居住行动的自由。有一个时期，只允许他们可以买东西或到医院去看病——但也得在左臂上缠上一块写着“英，，或“米”（美）国字的红布，以表明他们是敌性国家的人民。

大约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在平北红十字会尼波尔博士那里，有人曾遇见从前协和医校的建筑师奥斯顿先生，他是负责管理拘禁在英国大使馆内的十八位英国人士。

据他说，这些被拘禁的人们是连对一般外国人应有的配给也得不到的，他们玻迫至黑市上去买二等的面粉吃，价格要比配给面高两倍半（去年七月份配给面价每袋八十元，黑市价二百元）。他们的经济来源，说是通过红十字会的帮助人他们本国搞来的，这笔款项是算做同盟国政府借给个别的私人，战后再偿还。旦是日寇在兑换上故意和他们为难，硬要以美金一元伪钞一元来兑换，以致这些芝难人士的生活陷人不可想象的窘状。这种僵局一直拖延好几个月，都得不到合理解决。

 

至于日寇对待几个特殊人士是更严厉的，这几位盟邦人士是包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协和医校校长鲁文博士，助理胡顿先生，这三位人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被监禁在北平东城三条胡同内一所协和医院的住宅内，他们被禁绝一切的来往。据说鲁文博士，由于长期拘禁的结果，现已神经失常，病势极可忧虑。在北平同盟国人士比较自由的，只有门头沟煤矿给敌人服务的柯汉先生。另外在开滦矿务局，听说还有一些比利时人和英国人士被拘禁着。

潍县集中营

山东潍县城东三里有一个“乐道院”，该院原为美国房产，内设教堂、医  院、中学、小学、住房等。在那里被拘禁的美国人最多，英国人次之，此外尚有荷比等国侨民共约千余人（这些被拘盟国侨民多是由平津、青岛、烟台等地送去的）。由日寇驻潍领事馆派遣的三四十个武装警察管理和监视。这些侨民，长  年被关于“乐道院”不能外出。敌寇每月每人发给生活费五百元。但所需食物及日用品，都是由看守者卖给他们，其价格常常高于市价三倍至五倍，所以生活极度困难。于是他们不得不在日警的严密监视下，冒险向墙外的小贩买食物。以后小贩们因日警的开枪射击，白天都不敢再到墙外卖东西了，只好夜间悄悄的爬过电网，向院里大批的运送白糖、鸡蛋等食物。那些被囚的侨民，在墙下接到了东西，便马上分散，严密收藏。偶而为日警所查获除将物品没收外，还要罚坐黑房。这些盟国侨民在外面的小贩中有很好的信用，他们互相通信做买卖。此外，他们并得到教会中中国教友的资助，否则仅凭日寇所发的生活费，加以日人从中克扣，要想吃饱是很困难的。一九四三年夏季以后，由于物价飞涨，他们的  余款越来越少，不够贴补，而日寇又不分昼夜的严禁小贩不准和他们发生买卖关  系，并把他们和北平等处被拘留的盟国侨民经常对调，所以侨民自己的组织团体也就因此被拆散，与外面的联系也就慢慢被断绝了。现在他们都处于半饥饿状态  中。敌寇近来为防范游击队和侨民的“不规行动”，在周围约二里长的高大墙地上，架起很高电线，四个墙角上高高悬起探照灯，墙外约四五尺的地方，掘成一丈余深、七八尺宽的壕沟，大门前的东西交通大道已被阻塞，不能通行，守卫的日警像警犬一样吆喝着一切，人不许走近门口。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有两个盟侨  （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在夜间越墙逃走了，从此敌人警戒更严。

上海外侨情形

上海大非昔比了。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犹太人以及其他盟国友人，都同样尝到日寇法西斯的无比残酷、阴险和毒辣的滋味。亲眼看到他们扮演的各种丑剧。

最刺目的是一连串插在外滩洋楼上的太阳旗。有一个时期，在马路上的人丛中，还可以看见几个缠着红臂章的英美人；但在去年三月一日以后，他们也绝迹了，因为都被赶进集中营里去了，只有绝少数的医院的大医师、技师，还能继续服务，因为敌人一时找不到代替人的原故。

同时，犹太人也遭了同样的命运。敌人规定他们的区域是虹口，并要把他们的生命线——开设在租界的商店一律“退让”了。

同样的厄运也落在意大利侨民身上。去年五月五日早晨七时，意大利领事馆接到巴多格里奥的命令，七时零五分，一只著名豪华的意大利邮船“康梭瓦地”便沉人黄浦江底了。这消息如疾风播起上海人民的兴奋。下一天，意大利人便失却了自由，挂着意大利旗帜的三北公司轮船，全部给敌人没收了。

屠杀教徒

日寇在大都市中对盟国侨民的虐待既如上述，对穷乡僻壤中的教会和传教师更是尽情破坏和随便屠杀。如一九四二年一月间，敌在长治某村就杀死十个荷兰籍的传教师，没收教堂财产，并将教堂中的妇女儿童标价拍卖。其他各地教堂被捣毁，修女被强奸，财物被没收，神父被捕捉或屠杀之事是屡见不鲜的。

 

七、人间地狱的敌占区

现在，让我们的眼睛转到敌占区看看吧！

自从侵略战争发动的第一天起，日本法西斯匪徒就摆着伪善的面孔，告诉全世界说：他们侵占中国是为了“宣扬文明”；说：他们已经在满洲、华北、以至全部占领区建设了“王道乐土”。但究竟这是些怎么的“乐土”呢？

露骨的掠夺

只要稍微有点正义感的人们，一踏进敌占区便可以看到，在那里统治着的是露骨的掠夺和无厌的诛求。七年多以来，敌占区的矿山全被霸占了。一九四二年以后，每年有千万吨的煤和二百万吨的铁被运回日本。大城小镇的商店，在粉饰着的景气下面，度着悲惨的岁月。人们几乎无法预测下一秒钟自己和自己财产的命运。举几个较近的例子：

晋东南某县城内晋元公司等四大商号突被没收，存货二百余万元全部被洗劫，经理被扣押，勒赎巨款。

济南恒丰布庄（全部资产值二千万元）、锦市东街元盛染店（资产二百余万元）及福康街某布庄（资产千余万元），都在一九四三年被没收。

南京附近栖霞山的江南水泥厂——我国大水泥厂之一，一九四三年被迫将全部机器拆卸，自费运至伪“满”，损失了机器，还要出大批运费，厂主只有将一把辛酸泪咽进肚里，而对于这样的盗匪行为，日本法西斯匪徒却制造了许多特异的语汇：或者是“××密谋抗日”，或者是“军事需要”，“借用”，更可笑的是“恐将来遭英美空袭，致受损失”！

在上海，许多外商都在“委托经营”的名义下，被变相没收，计有：上海造船厂，马勒造船厂，黄埔机器造船厂，永备电筒厂，留声机械制造厂，慎昌公司工厂，华懋工业制造厂，白礼氏洋烛公司，利华肥皂公司，永光公司，平和洋行酒精厂，颐中烟草公司，怡和啤酒厂，昌华玻璃厂，上海皮革厂，上海啤酒公司等十六家，还有些是用“指定管理”方式没收的，如：安迪生电料公司，五洲固本肥皂厂，中国化学工业社，江苏药水厂，美光火柴厂，中国纸板制品公司，正广和汽水公司，海宁洋行，上海电力公司，沪西电力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电车公司，上海制造电气公司等。

一九四三年夏天，在所谓“对华新政策”的幌子下面，敌人高唱“发还工厂”，“物资开放”，成立“全国商业统制协会”，把金城银行总经理周逆作民和前交通银行董事长唐逆寿民拉进去，说是“中国人办中国事”。工厂由“中日合股”开办，规定日资只占百分之四十九，华资占百分之五十一，这在表面上似乎提高了那些大汉奸财阀的地位，（他们的确也在经济上得到些好处，因为敌人给他们一些剥削中下层民众的机会！）但敌人的锦囊妙计，是为了吸取敌占区的资金，先叫这些大资产者积极起来，为敌人服务，让他们自己也相当发展，等到适当时机，就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这好像是叫猪仔吃得肥肥胖胖的，然后整个儿的杀掉一样，无怪上海人称之日“喂猪猡政策”！

敌人的“新政策”失败了。因为“交还”的工厂，号称百余家，而这些工厂的重要设备已在敌“军管”期间被抢走了，各厂家如果开工，先得出一部资本，恢复工厂设备，加之工业原料全部为敌独占，物资通行权掌握在敌特务机关手里，这些，“猪猡”们都是很清楚的，比如周作民、唐寿民等以伪币四千万元，组织蚕丝公司，估计可以大赚钱；但敌之“华中蚕丝组合”，即出面向周等警告不要下乡收茧子。他们要茧子，日方组合可以供给，并且可以比市价便宜些。但不让他们和农村直接发生关系，免起“竞争”。日方独占江泰一带茧子来源，压低茧子价格，周逆等觉得前途困难，只得将公司规模缩小，职员均半薪留职，每月减为五百元。

工商业的命运如此，一般民众的负担更是惊人！捐税名目，日新月异，各地亦不同。请看一个铁路爱护村的账单（一九四三年二三月）：

招待费（包括大米白面、酒肉、各种菜蔬、油盐酱醋、烟卷等）——  44 831.6元；送礼费（包括话匣针、庆祝新加城陷落、“皇军”生日、婚丧、被  服、子弹等）——4 970. 35元；购置费（内32项，从略）——12 827. 45元：  各炮楼用费（内喂狗费等四项）-5 233.7元；办公费（内开会、受训、照相  等十六项）——14 085.2元；派款（内黑款、薪金等四项）——

50 547. 35元：  雇人费（雇治安军等六项）——83 066.5元；米（三项）——443 832.5元；建  仓费（内四项）-63 714.7元；杂支（买电线、唱戏等四项）-3 463.67  元。

合计：726 662. 95元。

 

而这还只是临时的负担；正式的损税则有（例如在大同）：房捐，地亩捐，门牌捐，户口捐，户别捐，牲畜捐，屠宰捐，斗捐，称捐，碾磨捐，井捐，锅，狗牌捐，车税，大烟税，营业税，烟酒税，婚姻换贴捐，入葬捐，衣服捐，被服税等。平定榆次一带，还有饭捐，金牙捐，平头（理发）捐，劳动税等。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估计，敌占区民众的负担较重的超过其收入的三倍。民众不得不鬻地卖产，勉强支持，如冀南某县小王村一个地主，一顷地已快卖光了。

敌人对粮食的掠夺，愈来愈露骨，在“日满华粮食自给体制”的口号下，一九四二年在华北抢粮二千万石，一九四三年动员了华北敌伪全部力量，抢粮数目，更为惊人，仅山西一省即强派二万四千吨。采取的办法是软硬兼施，首先强制摊派（主要的是给敌军就地解决给养）：河北平山敌规定每两银子（田赋）征麦四十斤，各堡垒敌又就地按每两银子勒索二十斤；灵寿敌规定每亩征麦一斗五升；而实际掠夺的数量是不受这些规定的限制的。另一个办法是低价收买——这是敌人抢粮的主要方式，由华北敌酋亲自主持的，规定价格往往不及市价二十分之一，而收买的数量常常超过产量三分之二；再加上他们使用特制的大称和意外的敲诈，给的钱又是伪钞和不兑现的“物资交换券”，因此，实际“收买”的数量便更无限制了。阳曲敌占区人口不过六万，征麦四百二十万斤，交城覃村全村麦收最多不过三十五石，被征小麦一万零九百二十斤，大麦六千五百八十斤，还要杂粮五万零五百六十八斤。因此，有八户农民，情愿将全部麦田交给伪村公所。

在掠夺的目的没有达到的时候，敌人便露出了更加狰狞的面目。交城敌用开会名义诱捕伪村长，用毒刑强逼他们写信，叫老百姓交粮；静乐敌实行绑票，抓走一个大人要用二百斤米去赎，小孩一百斤；太原敌每日出发各村，先将村子包围，将伪村长逮捕拷打，然后逼着他带到各家去搜查。太行区内丘县在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伪村长被逼上吊、投井者就有二十四个。敌人曾经派大军包围过清（源）太（谷）徐（水）三县旧城，换户搜索，所有粮食均被查封，限三日内送进仓库，第二天，三城不见炊烟，居民扶老携幼，啼饥号寒，相率向我根据地逃亡。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上半年间，太行敌占区边缘，由于大批民群逃入我根据地，出现了“无人区”。昔（阳）西敌占区之“无人区”宽达三四十里，冀西一带“无人区”亦宽达十里至二十里，满目荒凉，野草遍地，凄惨已极。

无限制的徭役

在“王道乐土”上统治着的是奴隶的劳动和无限制的徭役。法西斯匪徒在占领区建筑了新的“万里长城”——铁路和公路两旁的一丈多宽的护路沟以及隔绝我根据地与敌占区的无数的封锁沟墙。华北敌人挖的封锁沟共长一万一千余公里——比“万里长城”还长四倍，有地球周长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上万的碉堡。这样毁掉的耕地约占全华北耕地面积的百分之4. 65，仅冀中一地即达九十余万亩，冀南约十三万五千亩。当然，这是没有支付任何代价的。而修筑这些封锁沟墙碉堡所驱使的劳力，数目实在庞大得惊人。以太行区之邢台、沙河二县为例：大柏沟，一九四零年二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390天）共被敌征服劳役12 237工。崔家庄等共35户，1 1 6人，同时期内共出6238工。沙河西赵村1 30户，523人，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至七月十三日，共出2230工；纸坊210户，980人，同时期内共出1 6 740工。这四个村每天都有八分之一的人口给敌寇做苦工。如果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口（敌人规定的支差年龄）占全人口十分之三，那么，每个在这个年龄内的男人，平均每个月就有十五天为敌寇作了无代价的劳役。

在公路、据点附近的村庄，被征服劳役的时间还要更多，晋西北方山，一九四二年四月份内，有不少村庄每人每月作了二十天以上的苦工，七八月间，霪雨连绵，公路多被水冲坏，七月份，公路旁边的村庄竞有每人为敌人做了二十七天苦工的。

除了修公路、沟墙、炮楼之外，还有“支长差”，“受训”，守电线杆，“扫荡”时搬运子弹等劳役，所谓“支长差”，多数是派到敌炮楼内去做工，敌人的碉堡炮楼多在山顶上，交通不便，柴水两缺，于是就强迫附近村庄每天给他出多少民夫，执行这些劳役。如邢台土岭据点，经常要五匹牲口支差（五个人，三天一换），专从城里运给养，买东西。另外，每天还要八十个民夫担水、打柴，二十五个民夫劈柴烧火，而这些却是每天一换，自己带吃的。在“扫荡”时，例如一九四二年五月，敌突击沙河，曾强迫邢台、永年、沙河三县，派出壮丁一万三千余人，“随军服役”，先后四十多天，打死、累死、饿死及被敌杀死的共一千二百余人。一九四四年冬天，敌人向山西阳城要三千民夫运铁，规定自带十多天粮，老百姓原来就闹饥荒，这一来，就只好变卖田地房屋，买点米糠，有的甚至饿着肚子去送，阳（城）晋（城）大道上，饿死一百九十多，病了三十多个。

矿区附近的老百姓，还要被强派到矿坑里工作，井陉煤矿，在青石岭以西十二个村里强征了一千四百民夫；仅南寨一村就有二百三十五人。敌人规定两月一换，实际上常延长三四个月仍不放还。

除征派临时的民夫外，还大量的捕捉壮丁，运到关外去做苦工。据敌人透露出来的数字：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八月，华北送出关外的壮丁共1028377人，五年来出关的总数已达五百六十万人以上。因为生活上的虐待和过度的劳动，工人死亡率极大，需要不断的补充，于是，伪“满”成了填不满的杀人的陷阱。

 

敌人抓捕壮丁的办法，可谓“花样翻新”：或者化装便衣，四处捕捉，或则在集会场所包围抓捕。一九四四年二月底，宿迁敌人关闭城门，抓捕壮丁一百三十余人；三月中旬某夜，苏北新浦敌伪特务，在戏院客满时，突然登台叫喊：“我们有重要东西被人偷去，大家不要惊慌，一个一个出去，让我们检查一下”，所有壮丁都被“检查”去了。敌据点全椒城，现经常发生老太婆找儿子、妻子寻丈夫的事情，这些失踪的人都是被鬼子偷偷拉去，到了夜间，以戒严为名，把他们用汽车押送出境。这些事实是笔不胜书的。

饥饿，死亡，人吃人！

敌占区的大多数人民都是生活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上。汾阳陈家庄地主梁宫，困为交不出款子，被灌冷水和狗咬，回家自杀了。沙沟郭某，摊不起款，把儿子杀了，自己也上了吊。沙河县一些老百姓被逼得饮砒霜自杀。

食粮和布匹用品都是“配给”的，食粮方面，过去在“配给”最多的上海，全年每人也不过米三斗四升，白面粉二十九斤半，豆四斤，玉米粉二斤——还不足所需的十分之一。而自今年起，敌人实施所谓“重点配给”制，除伪警察、保安队、公务员、医院、报社还可享受“重点配给权”外，其余的人民连吃不饱饿不死的少量“配给”米粮也不可能得到了。山西交城一个老汉，在街上跑了一天，买不到米，悲痛自尽，全家都跟着自杀了！

北平，这个在沦陷前的宁静的古都，如今，大多数人只能吃“假粮食”——就是豆饼麸子、豆腐渣、榆皮面和几十种草根树皮做成的杂合面，而这样的粮食也难买到，市民常常天一亮就出去，等着买粮食，等了一天，还是空  手回来。有的人家，丈夫出去买“配给”粮，一去几天，妻子已经在家里活活  的饿死了！洋车夫往往拉到半路就昏倒死了。

一九四二年冬天，市内冻饿而死的每天有一百多，起先伪“实报”社还假仁假义的施棺材，后来施不起了，便登了一则启事：“请仁人君子多多捐助棺材。”连齐逆燮元也不得不承认：“京市日前时有饿殍载道情事。”一九四三年，竞发生人吃马粪的惨剧。据王逆荫泰自供：在北平近郊日本兵营附近，“营内军  马吃大麦豆子没有消化，拉出来的粪，被老百姓抢去，洗了充饥！”

太原市内，大街小巷，商店多关门闭户，街上穷人乞丐占十之八九。一九四  三年旧历十一月十七日，天气转寒，一日之内，冻饿而死的达三百余人。

上海大小工厂被迫停业的结果，失业工人饿死的很多。大世界路旁，常常跪着很多蹲在尸体旁要钱的乞丐。大马路上，常有人用麻绳系着自己亲人的尸体，像拖死狗一样的边走边哭，向路人行乞，特别是去年冬天奇寒，街道上冻饿而死的日以数百计，许多都一丝不挂地裸露在街头。丝厂女工则沦为旅馆里的“向导女”（变相的妓女），全沪有三千余名，她们每小时只能收入二十六元，如果每天做两小时，能赚五十二元，其中付旅馆茶房十三元，另加送头十三元，向导社老板十三元，来回车费数元，伪方捐税五元，旅馆娘姨一元，向导社茶房一元，收支相等，如无外赏，则还要自陪饭钱胭指花粉等费！

去年（一九四四年）五月，在山西晋城（敌占）发生了一件最悲惨的事情：城内有家肉铺出卖人肉人油，肉铺在一九四三年七月间开张时，收养街头无衣无食的难民，关人黑房，到夜晚口塞棉花，砍下头，劈开四肢，挖去五藏，下人锅内炖熟，剥肉凝结，叫做“五香牛肉”，炼出的人油叫“日本鱼油”，贱价出卖。五月二十日，一妇去该铺买肉，在后院中看见小伙计正拿着一条人胳膊剥肉，她很害怕，出街就传开来，一下子惊动全城，好多人挤到肉铺里去看，发现床下筐中有人头二十七颗，黑房中关有养胖的小孩五个，老百姓气愤不过，到伪县署去告状，县署拒绝不理。后来才知道肉铺是城里大汉奸的妻舅夫妇买通敌人开的黑店！

毒化，奴化！

除了把中国人民束缚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而外，敌人还施行了最卑恶的毒化奴化政策，为了毁灭中国人民的精神。例如在太原，敌人将飞机场变成了一所毒品批售处兼秘密杀人场，总计太原市的料面店有416家，日以继夜，门庭如市，料面的来源都是从“飞机场”的修理间里批发的。隔不上十天，就要从天津飞来一架运输机，里面满载着“××会社出品”等字样的火印木箱，箱里全装满了包封精致的料面。日本浪人在“尊重中国主权”的欺骗政策下，就得将这些料面秘密运进城去。秘密手段，凡是日本人能想得出的，就能做得出。去年五月间，有一个日本浪人批发了一大包（内有几十个小包）料面，看见飞机场旁，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在玩耍。这个暴徒竞“妙想天开”地跑去把他的小嘴塞住，悄悄地抱到偏僻无人的凹地里，把孩子的肚子剖开，掏出心肝五脏，然后将小包包的料面，装进肚里去，把衣服扣好就抱着走了。此时，孩子的父母正慌乱地到处叫喊着寻找，恰见这个日本浪人抱着死孩子匆忙地走过，两夫妇就急奔上前，将他拉住，逼近一看，孩子死了！女人当时就昏过去了，她丈夫死命的扯住那个浪人，引起了过路人的愤恨，大家一涌上前将浪人扭到伪警察局去，但伪局长竞把浪人放走，若无其事地说：“飞机场是日本大皇军的秘密要地，谁叫你管教不严，让孩子跑到那里去呢？走，滚走！”

对知识青年，敌人一方面是欺骗、奴化，改篡学校课本，高中以上，国文都是读古文，教授日语，组织赴日“观光团”，用鸦片、女人使青年堕落。加强特务统治，各学校均由敌宪兵队特务机关派日本教官、教务、训育掌管一切；一方面则是残酷的镇压，每班派特务，以抗日面目出现，诱捕进步青年，送人“反省院”，或就地处死，敌人对凡是住过中学大学的知识分子，起初都是勾引他们加入伪组织，以亲戚朋友关系拉拢，用金钱地位收买：如初中程度者给以乡长职位，高中程度者给以股长科长等衔。如不愿工作就施行威胁使其上钩；然后经常进行思想检查，利用座谈会形式，以国内外大事为主题，强迫发言，稍有不妥，就被送到特务机关。大同曾经发生了好几次“坑儒”案件。一九四三年初，大同敌宪兵司令部假请客名义，活埋了三百九十七个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懂得英文，被认为是“亲英美派”。同年十月三十一日又捕杀了一百数十名，据说是“怀有热烈抗日思想的分子”。又如浮山、翼城之敌，一九四三年，曾包围青城四、五两区，捕杀小学教员达百余人。总之，敌人是一只手拿着金钱、美女、地位，另一只手拿着屠刀来施行他的奴化政策的。

 

走狗也不能幸免

敌人为了巩固占领区的血腥统治，防止伪军伪组织的离心倾向，于是采取“杀鸡警猴”的办法，常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捕杀伪军伪组织人员。如冀南七乡的伪村长，因拒绝敌人强奸他的家属，被毒打昏死三次；昔（阳）西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因“通匪”罪大批伪组织人员被捕；华泉伪闾长胡策山，被脱光衣服绑起来，用开水从头烫到脚，全身皮开肉绽，里思村情报员刘毛科，被迫将裤带解开，将头弯进裤内，用绳捆住，投入深潭，名日“虾公见龙王”，到落水后，数度挣扎，浮出水面，仍被敌人用乱石打死。潞城敌于十一月十三、十四两天，捕伪组织人员十人，把他们当作肉靶，叫新兵刺杀。这样的事实也是没法说完的，而且，更多的事实的罗列是不必要的，人们已经可以得到这样的概念：日本法西斯匪徒统治的地方，不会有一片干净土，他们所宣传的“王道乐土”是用成千成万中国人的眼泪、汗、血、骷髅所建造起来和哺养着的；而他们所宣扬的“文明”就是“中世纪的黑暗”的代名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

责任编辑：刘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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