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西斯罪行事实揭露之人间地狱的敌占区

 

现在，让我们的眼睛转到敌占区看看吧！

自从侵略战争发动的第一天起，日本法西斯匪徒就摆着伪善的面孔，告诉全世界说：他们侵占中国是为了“宣扬文明”；说：他们已经在满洲、华北、以至全部占领区建设了“王道乐土”。但究竟这是些怎么的“乐土”呢？

露骨的掠夺

只要稍微有点正义感的人们，一踏进敌占区便可以看到，在那里统治着的是露骨的掠夺和无厌的诛求。七年多以来，敌占区的矿山全被霸占了。一九四二年以后，每年有千万吨的煤和二百万吨的铁被运回日本。大城小镇的商店，在粉饰着的景气下面，度着悲惨的岁月。人们几乎无法预测下一秒钟自己和自己财产的命运。举几个较近的例子：

晋东南某县城内晋元公司等四大商号突被没收，存货二百余万元全部被洗劫，经理被扣押，勒赎巨款。

济南恒丰布庄（全部资产值二千万元）、锦市东街元盛染店（资产二百余万元）及福康街某布庄（资产千余万元），都在一九四三年被没收。

南京附近栖霞山的江南水泥厂——我国大水泥厂之一，一九四三年被迫将全部机器拆卸，自费运至伪“满”，损失了机器，还要出大批运费，厂主只有将一把辛酸泪咽进肚里，而对于这样的盗匪行为，日本法西斯匪徒却制造了许多特异的语汇：或者是“××密谋抗日”，或者是“军事需要”，“借用”，更可笑的是“恐将来遭英美空袭，致受损失”！

在上海，许多外商都在“委托经营”的名义下，被变相没收，计有：上海造船厂，马勒造船厂，黄埔机器造船厂，永备电筒厂，留声机械制造厂，慎昌公司工厂，华懋工业制造厂，白礼氏洋烛公司，利华肥皂公司，永光公司，平和洋行酒精厂，颐中烟草公司，怡和啤酒厂，昌华玻璃厂，上海皮革厂，上海啤酒公司等十六家，还有些是用“指定管理”方式没收的，如：安迪生电料公司，五洲固本肥皂厂，中国化学工业社，江苏药水厂，美光火柴厂，中国纸板制品公司，正广和汽水公司，海宁洋行，上海电力公司，沪西电力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电车公司，上海制造电气公司等。

一九四三年夏天，在所谓“对华新政策”的幌子下面，敌人高唱“发还工厂”，“物资开放”，成立“全国商业统制协会”，把金城银行总经理周逆作民和前交通银行董事长唐逆寿民拉进去，说是“中国人办中国事”。工厂由“中日合股”开办，规定日资只占百分之四十九，华资占百分之五十一，这在表面上似乎提高了那些大汉奸财阀的地位，（他们的确也在经济上得到些好处，因为敌人给他们一些剥削中下层民众的机会！）但敌人的锦囊妙计，是为了吸取敌占区的资金，先叫这些大资产者积极起来，为敌人服务，让他们自己也相当发展，等到适当时机，就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这好像是叫猪仔吃得肥肥胖胖的，然后整个儿的杀掉一样，无怪上海人称之日“喂猪猡政策”！

敌人的“新政策”失败了。因为“交还”的工厂，号称百余家，而这些工厂的重要设备已在敌“军管”期间被抢走了，各厂家如果开工，先得出一部资本，恢复工厂设备，加之工业原料全部为敌独占，物资通行权掌握在敌特务机关手里，这些，“猪猡”们都是很清楚的，比如周作民、唐寿民等以伪币四千万元，组织蚕丝公司，估计可以大赚钱；但敌之“华中蚕丝组合”，即出面向周等警告不要下乡收茧子。他们要茧子，日方组合可以供给，并且可以比市价便宜些。但不让他们和农村直接发生关系，免起“竞争”。日方独占江泰一带茧子来源，压低茧子价格，周逆等觉得前途困难，只得将公司规模缩小，职员均半薪留职，每月减为五百元。

工商业的命运如此，一般民众的负担更是惊人！捐税名目，日新月异，各地亦不同。请看一个铁路爱护村的账单（一九四三年二三月）：

招待费（包括大米白面、酒肉、各种菜蔬、油盐酱醋、烟卷等）——  44 831.6元；送礼费（包括话匣针、庆祝新加城陷落、“皇军”生日、婚丧、被  服、子弹等）——4 970. 35元；购置费（内32项，从略）——12 827. 45元：  各炮楼用费（内喂狗费等四项）-5 233.7元；办公费（内开会、受训、照相  等十六项）——14 085.2元；派款（内黑款、薪金等四项）——

50 547. 35元：  雇人费（雇治安军等六项）——83 066.5元；米（三项）——443 832.5元；建  仓费（内四项）-63 714.7元；杂支（买电线、唱戏等四项）-3 463.67  元。

合计：726 662. 95元。

而这还只是临时的负担；正式的损税则有（例如在大同）：房捐，地亩捐，门牌捐，户口捐，户别捐，牲畜捐，屠宰捐，斗捐，称捐，碾磨捐，井捐，锅，狗牌捐，车税，大烟税，营业税，烟酒税，婚姻换贴捐，入葬捐，衣服捐，被服税等。平定榆次一带，还有饭捐，金牙捐，平头（理发）捐，劳动税等。根据邓小平同志的估计，敌占区民众的负担较重的超过其收入的三倍。民众不得不鬻地卖产，勉强支持，如冀南某县小王村一个地主，一顷地已快卖光了。

敌人对粮食的掠夺，愈来愈露骨，在“日满华粮食自给体制”的口号下，一九四二年在华北抢粮二千万石，一九四三年动员了华北敌伪全部力量，抢粮数目，更为惊人，仅山西一省即强派二万四千吨。采取的办法是软硬兼施，首先强制摊派（主要的是给敌军就地解决给养）：河北平山敌规定每两银子（田赋）征麦四十斤，各堡垒敌又就地按每两银子勒索二十斤；灵寿敌规定每亩征麦一斗五升；而实际掠夺的数量是不受这些规定的限制的。另一个办法是低价收买——这是敌人抢粮的主要方式，由华北敌酋亲自主持的，规定价格往往不及市价二十分之一，而收买的数量常常超过产量三分之二；再加上他们使用特制的大称和意外的敲诈，给的钱又是伪钞和不兑现的“物资交换券”，因此，实际“收买”的数量便更无限制了。阳曲敌占区人口不过六万，征麦四百二十万斤，交城覃村全村麦收最多不过三十五石，被征小麦一万零九百二十斤，大麦六千五百八十斤，还要杂粮五万零五百六十八斤。因此，有八户农民，情愿将全部麦田交给伪村公所。

在掠夺的目的没有达到的时候，敌人便露出了更加狰狞的面目。交城敌用开会名义诱捕伪村长，用毒刑强逼他们写信，叫老百姓交粮；静乐敌实行绑票，抓走一个大人要用二百斤米去赎，小孩一百斤；太原敌每日出发各村，先将村子包围，将伪村长逮捕拷打，然后逼着他带到各家去搜查。太行区内丘县在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伪村长被逼上吊、投井者就有二十四个。敌人曾经派大军包围过清（源）太（谷）徐（水）三县旧城，换户搜索，所有粮食均被查封，限三日内送进仓库，第二天，三城不见炊烟，居民扶老携幼，啼饥号寒，相率向我根据地逃亡。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上半年间，太行敌占区边缘，由于大批民群逃入我根据地，出现了“无人区”。昔（阳）西敌占区之“无人区”宽达三四十里，冀西一带“无人区”亦宽达十里至二十里，满目荒凉，野草遍地，凄惨已极。

 

无限制的徭役

在“王道乐土”上统治着的是奴隶的劳动和无限制的徭役。法西斯匪徒在占领区建筑了新的“万里长城”——铁路和公路两旁的一丈多宽的护路沟以及隔绝我根据地与敌占区的无数的封锁沟墙。华北敌人挖的封锁沟共长一万一千余公里——比“万里长城”还长四倍，有地球周长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上万的碉堡。这样毁掉的耕地约占全华北耕地面积的百分之4. 65，仅冀中一地即达九十余万亩，冀南约十三万五千亩。当然，这是没有支付任何代价的。而修筑这些封锁沟墙碉堡所驱使的劳力，数目实在庞大得惊人。以太行区之邢台、沙河二县为例：大柏沟，一九四零年二月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390天）共被敌征服劳役12 237工。崔家庄等共35户，1 1 6人，同时期内共出6238工。沙河西赵村1 30户，523人，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二日至七月十三日，共出2230工；纸坊210户，980人，同时期内共出1 6 740工。这四个村每天都有八分之一的人口给敌寇做苦工。如果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口（敌人规定的支差年龄）占全人口十分之三，那么，每个在这个年龄内的男人，平均每个月就有十五天为敌寇作了无代价的劳役。

在公路、据点附近的村庄，被征服劳役的时间还要更多，晋西北方山，一九四二年四月份内，有不少村庄每人每月作了二十天以上的苦工，七八月间，霪雨连绵，公路多被水冲坏，七月份，公路旁边的村庄竞有每人为敌人做了二十七天苦工的。

除了修公路、沟墙、炮楼之外，还有“支长差”，“受训”，守电线杆，“扫荡”时搬运子弹等劳役，所谓“支长差”，多数是派到敌炮楼内去做工，敌人的碉堡炮楼多在山顶上，交通不便，柴水两缺，于是就强迫附近村庄每天给他出多少民夫，执行这些劳役。如邢台土岭据点，经常要五匹牲口支差（五个人，三天一换），专从城里运给养，买东西。另外，每天还要八十个民夫担水、打柴，二十五个民夫劈柴烧火，而这些却是每天一换，自己带吃的。在“扫荡”时，例如一九四二年五月，敌突击沙河，曾强迫邢台、永年、沙河三县，派出壮丁一万三千余人，“随军服役”，先后四十多天，打死、累死、饿死及被敌杀死的共一千二百余人。一九四四年冬天，敌人向山西阳城要三千民夫运铁，规定自带十多天粮，老百姓原来就闹饥荒，这一来，就只好变卖田地房屋，买点米糠，有的甚至饿着肚子去送，阳（城）晋（城）大道上，饿死一百九十多，病了三十多个。

矿区附近的老百姓，还要被强派到矿坑里工作，井陉煤矿，在青石岭以西十二个村里强征了一千四百民夫；仅南寨一村就有二百三十五人。敌人规定两月一换，实际上常延长三四个月仍不放还。

除征派临时的民夫外，还大量的捕捉壮丁，运到关外去做苦工。据敌人透露出来的数字：一九四二年一月至八月，华北送出关外的壮丁共1028377人，五年来出关的总数已达五百六十万人以上。因为生活上的虐待和过度的劳动，工人死亡率极大，需要不断的补充，于是，伪“满”成了填不满的杀人的陷阱。

敌人抓捕壮丁的办法，可谓“花样翻新”：或者化装便衣，四处捕捉，或则在集会场所包围抓捕。一九四四年二月底，宿迁敌人关闭城门，抓捕壮丁一百三十余人；三月中旬某夜，苏北新浦敌伪特务，在戏院客满时，突然登台叫喊：“我们有重要东西被人偷去，大家不要惊慌，一个一个出去，让我们检查一下”，所有壮丁都被“检查”去了。敌据点全椒城，现经常发生老太婆找儿子、妻子寻丈夫的事情，这些失踪的人都是被鬼子偷偷拉去，到了夜间，以戒严为名，把他们用汽车押送出境。这些事实是笔不胜书的。

饥饿，死亡，人吃人！

敌占区的大多数人民都是生活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上。汾阳陈家庄地主梁宫，困为交不出款子，被灌冷水和狗咬，回家自杀了。沙沟郭某，摊不起款，把儿子杀了，自己也上了吊。沙河县一些老百姓被逼得饮砒霜自杀。

食粮和布匹用品都是“配给”的，食粮方面，过去在“配给”最多的上海，全年每人也不过米三斗四升，白面粉二十九斤半，豆四斤，玉米粉二斤——还不足所需的十分之一。而自今年起，敌人实施所谓“重点配给”制，除伪警察、保安队、公务员、医院、报社还可享受“重点配给权”外，其余的人民连吃不饱饿不死的少量“配给”米粮也不可能得到了。山西交城一个老汉，在街上跑了一天，买不到米，悲痛自尽，全家都跟着自杀了！

北平，这个在沦陷前的宁静的古都，如今，大多数人只能吃“假粮食”——就是豆饼麸子、豆腐渣、榆皮面和几十种草根树皮做成的杂合面，而这样的粮食也难买到，市民常常天一亮就出去，等着买粮食，等了一天，还是空  手回来。有的人家，丈夫出去买“配给”粮，一去几天，妻子已经在家里活活  的饿死了！洋车夫往往拉到半路就昏倒死了。

一九四二年冬天，市内冻饿而死的每天有一百多，起先伪“实报”社还假仁假义的施棺材，后来施不起了，便登了一则启事：“请仁人君子多多捐助棺材。”连齐逆燮元也不得不承认：“京市日前时有饿殍载道情事。”一九四三年，竞发生人吃马粪的惨剧。据王逆荫泰自供：在北平近郊日本兵营附近，“营内军  马吃大麦豆子没有消化，拉出来的粪，被老百姓抢去，洗了充饥！”

太原市内，大街小巷，商店多关门闭户，街上穷人乞丐占十之八九。一九四  三年旧历十一月十七日，天气转寒，一日之内，冻饿而死的达三百余人。

上海大小工厂被迫停业的结果，失业工人饿死的很多。大世界路旁，常常跪着很多蹲在尸体旁要钱的乞丐。大马路上，常有人用麻绳系着自己亲人的尸体，像拖死狗一样的边走边哭，向路人行乞，特别是去年冬天奇寒，街道上冻饿而死的日以数百计，许多都一丝不挂地裸露在街头。丝厂女工则沦为旅馆里的“向导女”（变相的妓女），全沪有三千余名，她们每小时只能收入二十六元，如果每天做两小时，能赚五十二元，其中付旅馆茶房十三元，另加送头十三元，向导社老板十三元，来回车费数元，伪方捐税五元，旅馆娘姨一元，向导社茶房一元，收支相等，如无外赏，则还要自陪饭钱胭指花粉等费！

去年（一九四四年）五月，在山西晋城（敌占）发生了一件最悲惨的事情：城内有家肉铺出卖人肉人油，肉铺在一九四三年七月间开张时，收养街头无衣无食的难民，关人黑房，到夜晚口塞棉花，砍下头，劈开四肢，挖去五藏，下人锅内炖熟，剥肉凝结，叫做“五香牛肉”，炼出的人油叫“日本鱼油”，贱价出卖。五月二十日，一妇去该铺买肉，在后院中看见小伙计正拿着一条人胳膊剥肉，她很害怕，出街就传开来，一下子惊动全城，好多人挤到肉铺里去看，发现床下筐中有人头二十七颗，黑房中关有养胖的小孩五个，老百姓气愤不过，到伪县署去告状，县署拒绝不理。后来才知道肉铺是城里大汉奸的妻舅夫妇买通敌人开的黑店！

毒化，奴化！

除了把中国人民束缚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而外，敌人还施行了最卑恶的毒化奴化政策，为了毁灭中国人民的精神。例如在太原，敌人将飞机场变成了一所毒品批售处兼秘密杀人场，总计太原市的料面店有416家，日以继夜，门庭如市，料面的来源都是从“飞机场”的修理间里批发的。隔不上十天，就要从天津飞来一架运输机，里面满载着“××会社出品”等字样的火印木箱，箱里全装满了包封精致的料面。日本浪人在“尊重中国主权”的欺骗政策下，就得将这些料面秘密运进城去。秘密手段，凡是日本人能想得出的，就能做得出。去年五月间，有一个日本浪人批发了一大包（内有几十个小包）料面，看见飞机场旁，有一个五岁的小孩在玩耍。这个暴徒竞“妙想天开”地跑去把他的小嘴塞住，悄悄地抱到偏僻无人的凹地里，把孩子的肚子剖开，掏出心肝五脏，然后将小包包的料面，装进肚里去，把衣服扣好就抱着走了。此时，孩子的父母正慌乱地到处叫喊着寻找，恰见这个日本浪人抱着死孩子匆忙地走过，两夫妇就急奔上前，将他拉住，逼近一看，孩子死了！女人当时就昏过去了，她丈夫死命的扯住那个浪人，引起了过路人的愤恨，大家一涌上前将浪人扭到伪警察局去，但伪局长竞把浪人放走，若无其事地说：“飞机场是日本大皇军的秘密要地，谁叫你管教不严，让孩子跑到那里去呢？走，滚走！”

对知识青年，敌人一方面是欺骗、奴化，改篡学校课本，高中以上，国文都是读古文，教授日语，组织赴日“观光团”，用鸦片、女人使青年堕落。加强特务统治，各学校均由敌宪兵队特务机关派日本教官、教务、训育掌管一切；一方面则是残酷的镇压，每班派特务，以抗日面目出现，诱捕进步青年，送人“反省院”，或就地处死，敌人对凡是住过中学大学的知识分子，起初都是勾引他们加入伪组织，以亲戚朋友关系拉拢，用金钱地位收买：如初中程度者给以乡长职位，高中程度者给以股长科长等衔。如不愿工作就施行威胁使其上钩；然后经常进行思想检查，利用座谈会形式，以国内外大事为主题，强迫发言，稍有不妥，就被送到特务机关。大同曾经发生了好几次“坑儒”案件。一九四三年初，大同敌宪兵司令部假请客名义，活埋了三百九十七个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懂得英文，被认为是“亲英美派”。同年十月三十一日又捕杀了一百数十名，据说是“怀有热烈抗日思想的分子”。又如浮山、翼城之敌，一九四三年，曾包围青城四、五两区，捕杀小学教员达百余人。总之，敌人是一只手拿着金钱、美女、地位，另一只手拿着屠刀来施行他的奴化政策的。

走狗也不能幸免

敌人为了巩固占领区的血腥统治，防止伪军伪组织的离心倾向，于是采取“杀鸡警猴”的办法，常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捕杀伪军伪组织人员。如冀南七乡的伪村长，因拒绝敌人强奸他的家属，被毒打昏死三次；昔（阳）西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因“通匪”罪大批伪组织人员被捕；华泉伪闾长胡策山，被脱光衣服绑起来，用开水从头烫到脚，全身皮开肉绽，里思村情报员刘毛科，被迫将裤带解开，将头弯进裤内，用绳捆住，投入深潭，名日“虾公见龙王”，到落水后，数度挣扎，浮出水面，仍被敌人用乱石打死。潞城敌于十一月十三、十四两天，捕伪组织人员十人，把他们当作肉靶，叫新兵刺杀。这样的事实也是没法说完的，而且，更多的事实的罗列是不必要的，人们已经可以得到这样的概念：日本法西斯匪徒统治的地方，不会有一片干净土，他们所宣传的“王道乐土”是用成千成万中国人的眼泪、汗、血、骷髅所建造起来和哺养着的；而他们所宣扬的“文明”就是“中世纪的黑暗”的代名词。

——摘自宣讲家网《八路军总政治部控诉敌寇暴行材料（1945年）》

责任编辑：李丹华

文章来源：http://www.71.cn/2015/0901/8349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