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做有人民情怀的好干部

 

黄苇町 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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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接受北京市卫生局领导和同志们的邀请，就《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从严治党的论述》这个题目给大家做场报告。我的报告共分六个部分。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落实“四个全面”的灵魂

最近，“四个全面”是在媒体上出现最热的词汇之一。从2014年12月到今年2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习近平总书记先后11次谈到“四个全面”。特别是在2月2号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开班式上，习总书记明确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概括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有同志可能就问了，十八大强调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又宣誓要全面从严治党。每次会议精神我们都进行认真的学习领会了，习总书记现在把这“四个全面”联系起来讲，有什么特殊意义？我认为最少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

第一，“四个全面”是习近平同志潜心思考提出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主攻目标。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总书记之前，曾先后在福建、浙江、上海主持工作。这三个省市的人口达1亿5000万，占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而且经济也相对发达，发展后的问题和矛盾暴露地也比较早。十七大，习近平同志担任政治局常委以后又去过中西部很多省市调研，还主抓党建，一直潜心思考未来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主攻目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所积累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包括长期粗放式增长导致能源、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等。

（一）环境问题

例如，2014年10月11号，北京的PM2.5值曾经普遍达到400以上，有的地方浓度接近爆表，达到站在对面看不见人的程度。据说，有司机打电话到交通台，说：“我过了路口才发现已经闯了红灯，怎么办？”交通台的同志回答说，“你放心，这种情况下摄像头也拍不清你的车牌号。”去年两会前，在“群众最关注问题”的问卷调查中，环境治理问题已经超过腐败问题，排在大家最关注问题的第一位。所以总书记说，我们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二）发展不平衡与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均平均收入快速增长的背后，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也非常突出。例如北京，已经是全球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可在北京周边200公里范围内就有一些国家级贫困县。2014年的APEC会议期间，河北省关掉了40%的钢厂、60%的水泥厂和煤窑，非常不容易。所以要使APEC蓝成为新常态，就必须解决当地群众的生计和发展问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势在必行。

（三）改革爬坡期的考验

此外，当前改革正处于爬坡过坎儿的关键时期，考验我们的勇气和决心。民主法治有了长足进步，但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也还是随处可见。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但党内存在着党不管党的现象，以及“四风”和腐败等问题，也对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产生了很大的破坏性影响。所以习近平任总书记的头一个月就有四个重要动作。第一个是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第二是到深圳莲花山向小平铜像献花圈，表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决心。第三是在《1982年宪法》颁行30周年纪念大会上，重申依宪治国、依法执政。第四是主持中央政治局制定““八项规定””，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强力整风，高压反腐。

大家看看，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四个全面”的雏形指向了，只不过当时很少有人把它们联系到一起。而咱们党在一个一个提出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时也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清晰。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离不开改革开放这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要保证改革活而有序，活而不乱，就必须增强法治观念，做到于法有据。而由谁来把这一切落到实处？只能是我们党。所以习总书记在福建提出“三个全面”后，又在江苏考察调研时增加了一个“全面从严治党”。

显然，“四个全面”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经过两年多治国理政实践后确定的战略目标和实施的战略措施。也就是说，今后我们党和政府的所有工作都要围绕“四个全面”的要求来展开，来推进。

 

第二，“四个全面”是和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相一致的。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而习近平总书记从时代特点和我国实际出发，第一次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部分；第一次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把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了路径，要求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党的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这就实现了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当代实际的高度结合。

第三，“四个全面”是从治国理政全局出发进行的总体设计。

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有大思路、大视野、大战略，而建成小康社会，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所以把它们有机组合起来，不是各项工作的简单相加，而在驾驭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的广度、认识问题的深度，都有了质的飞跃。

第四，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新的时代表述。

大家都熟悉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针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来的，是对长期以来“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左”的发展道路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拨乱反正。当时，“四个现代化”和“GDP翻两番”的目标曾鼓舞了老、中、青三代人。如今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十八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为“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二者的共同点都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但后者不仅有经济指标，还有文化、社会、政治、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指标。这个“全面小康”不只有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翻番的指标，还必须是一个不分人群、不分地域，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这一系列论断都充分体现了要把13亿多人全部带进小康社会的坚定决心，这就是对我们以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拓展和深化。而原来的“两个基本点”，坚持改革开放拓展为全面深化改革，表明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升级换代的2.0时代。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从当前的工作重点出发，把它具体化为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所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战略目标”和“三大战略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所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提出来的。

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发展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展前少。如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初期和中期的理论创新，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则立足发展以后的中国实际，坚定中国自信，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可以说是发展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梦是“四个全面”的目标系统。

现在是2015年，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距离我们第二步目标的实现时间——2020年年底就剩五年半了，但是应该说这个目标也不是遥不可及，已经在我们的眼前逐步变为现实。

（一）城镇化

我国现在正在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过去30年间已经有3亿多农村人口进城定居，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已经有160个，超过500万的城市有14个，而且很多城市之间已经连成了片。我到江苏南部，长三角、珠三角，很多城市之间已经看不到界线，完全连成了片，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洛杉矶和旧金山。

（二）制造业

纵观大国的兴衰规律，世界经济中心其实一直是在围绕着制造业中心移动。现在，中国已经生产了全世界65%的鞋（其中每3双鞋中，就有2双是中国生产的）、70%的太阳能电池板、80%的空调（全世界的空调，每五台就有四台是中国造的），更重要的还有90%的个人电脑和移动电话，全球的政府机关、企业用的个人电脑，加上每个人用的手机，90%都生产自中国。

（三）人口素质

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超过700万，已经成为劳动者素质提高的最重要因素。我们国家的研发投入也是爆炸式增长，2009年超过欧洲，2010年超过日本，目前仅次于美国。

（四）消费

在互联网领域，虽然中国的互联网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处于世界第一，中国有将近7亿网民，每周上网的时间比美国用户还要多五到六个小时。所以我们正在引领着全世界互联网的消费浪潮，像腾讯、淘宝、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也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也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崛起中的消费群体。在整个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曾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如今这个引擎已经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越来越中产化，消费力量更令世界其他国家望洋兴叹。2014年一年，就有1亿多人次出境旅游，境外消费超过1万亿，成为世界第一旅游（消费）大国。

由于安倍政权否认侵略历史，中日关系不是很好，但经济低迷的日本对来自中国的购物大军是非常欢迎的。我们现在每年产销的汽车都在2000万辆以上，是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国，包括我国有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县也在向着家家有汽车的方向发展。

 

（五）医疗水平与健康状况

我国居民的医疗水平和健康状况也获得非常明显的改善。建国初期，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左右，那个时候一是婴儿死亡率非常高，另外很多老年人得了病得不到医治，所以死亡都很早。所以1953年制定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女工人退休年龄是50岁，女干部是55岁，男职工60岁。现在的人均预期寿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74.8岁，可我们现在还在执行着过去的退休制度，女同志还是50岁到55岁退休，而现在女同志普遍都能活到85岁以上。女同志活得还长，退得还早，非常不合理。

所以，今年两会已经出台了处级女干部和男干部一样60岁退休的制度，下一步还要扩大到所有职工。当然，有的女同志想早点退休回去带孙子例外，你可以打报告，现在也是这样。但总的来说，我们要按照男女平等，反对性别歧视的宪法原则，保证男女同志都有同等的工作权和就业权。总之，我们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全面深化改革和过去相比的三大特点

第一，强调综合配套。

以往单兵突进的改革比较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咱们是先解决吃饭问题，搞农村改革，后搞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我们首先是为了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在体制之外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后搞国企改制。而现在咱们要进行的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的改革，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突出顶层设计。

过去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不是这样了，要上下结合。既要在下面摸石头，又要在上面搞顶层设计。因为经过35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我们已经积累了深厚的改革经验，我们已经具备了对改革进行统筹规划、通盘思考的能力。

第三，强调攻坚克难。

改革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全是骨头，而且是最难啃的硬骨头。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就是每个人都能获得好处的改革已经越来越少，有得有失的利益调整型改革越来越不可回避。有的改革可能使一部分人丧失利益，一部分人得到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无法继续前进。

大家都看过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如果说那个时候来自党内对改革的阻力很多还属于“左”和“右”，是围绕改革是与非的观念之争。那么现在改革面临的阻力更多的已经不是是非之争，而是利益之争，这种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反映到党的领导层就使改革的复杂性大大增加。有些人想把在转型期形成的不合理的，但对自己有利的利益格局长期化、固定化。邓小平同志讲，“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现在是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他们摸到好处了，摸到宝贝他们还过什么河啊。如果说我们过去要冲破的是思想禁区，今天更需要冲破的是利益雷区，冲破利益雷区的难度和危险程度远远超过了思想禁区。

我们党为什么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通过转变作风，解决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的群众感情、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问题，消除党内一部分人对深化改革和利益调整的阻力。所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是孤立进行的，是中央一个大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重要的前奏。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批判“两个凡是”，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这个大战略开路，那我们今天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现在正在进行的“三严三实”活动，也都是要通过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宗旨意识，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全面深化改革和更大幅度的利益调整来开路。

多少年来在不少人心目中，改革就是敢于突破陈规，放开手脚，打破条条框框，有人甚至在无意间把改革和法治对立起来。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依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给世界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说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鸟之双翼，像鸟的两只翅膀，像车之双轮，像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个都不行，生动说明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四个全面”里，前三个全面很少有人公开反对。谁能公开反对建成全面小康？谁能反对全面深化改革？谁能反对全面依法治国？其实所有的争论都围绕着第四个全面，就是围绕着我们党的地位和作用来做文章，而且渗透在如何实现三个全面的所有争论里。例如，一提全面深化改革，有些西方人就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搞得很好，但政治改革滞后，现在需要的是加速政治改革，而他们所主张的政治改革，其实就是搞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同样，一提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国内有些受西方法治观念影响的人就提个问题，就是“党大还是法大”，是谁说了算。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总书记说了，改革有方向、立场、原则问题，有的需要改，有的永远不能改。党的领导不能改，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不能改。同样，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不是其他什么法治国家。我们的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们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属于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也是维护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

最后，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号召，也是我们党对13亿人民的承诺，党的领导自然义不容辞。所以我们说党的领导是完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龙头、主心骨或支柱。只有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才能保证党的蓬勃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就是适应这一形势和任务的要求提出来的。

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做到“四严”

今天，怎么才算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做到四严。

第一，责任要严。

各级党委首先要增强管党、治党的意识和责任。习总书记说，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来看，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他特别强调，如果我们党弱了、反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提出，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第二句也非常重要，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是管党的，我也可能是分管基建的，也可能分管后勤保障，也可能分管医疗，还有可能是分管科研的，但是即使你是做这些工作，同时对你的考核也有一条，你在抓党建上做了什么。也有这么一条权重。不能说你是管具体业务的就可以不抓党建，不是这样的。习总书记是什么意思？等于我们所有的党员领导干部都得抓党建。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都必须抓党建，在党的建设上做工作，这是考核你的重要一条，而且要加大权重。

 

第二，标准要严。

习总书记引用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句话，“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意思就是制定了高目标，可能只能达到中等水平，假如目标本来就是中等的，最后很可能只能达到低等水平。因为有些党组织中软弱、涣散、党不管党的现象由来已久，如果不下大力气，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这些现象。

习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坚持抓早抓小，对干部身上的问题要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事实证明，我们只要及时查处违纪问题，而且点名道姓地通报曝光，没有什么不良风气不能纠正的。咱们常说要让干部不敢腐，干部敢不敢腐，主要不是取决于我们惩罚多重能把他吓住。如果100个干部违纪违法，其实我们最后只能曝光和处理七八个，惩罚再重也会有很多人有侥幸心理，10个人有9个人都跑过去了。如果我们在他的违纪阶段就能够处理百分之七八十，即使仅仅给了党纪、政纪处分也能产生很大的威慑力。因为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是很要面子的，被点名道姓地公开曝光处理了，有的人会感到自己的脸皮被当中扒下来了，会感到无地自容。而在有些居心叵测想收买权力的人眼里，看到这干部被曝光处理了，犯错误了，政治前途也暗淡了，在他们的眼里他也就从潜力股变成了垃圾股，不再花这么大工夫去收买他们了。这反而可能会挽救我们这些有人格和党性缺陷的干部，使他们不至于发展到后来惊天大案的地步。

第三，制度要严。

习总书记讲，以前制度建设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些规定变成了稻草人，摆在那儿没用。而“八项规定”颁布两年来，我们党风政风出现了巨大变化，也和我们各级党委、纪委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了带电的高压线——分不开。过去整治不正之风的声势也很大，但能像落实“八项规定”这样毫不松懈，一抓抓两年多，而且实现了上至中央，下至村组的几千万党组干部全覆盖，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总书记早就讲，绝不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到现在已经有11万名党员干部因为违反“八项规定”受到处理，其中受到党纪、政绩处分的已经超过了35000人。而且中央和省纪委还创新了不定期的通报曝光典型问题的制度，发挥了从严执纪的正面引导和惩戒警示作用。尤其是今年“五一”节前夕，中纪委公布了两批违纪问题，其中又有开始公款大吃大喝的，请一顿饭花了好几万。还有的央企领导公款出去打高尔夫，打一次花了6000块钱，还有进入私人会所消费的，有些农村干部又开始操办收礼的，甚至还有在当时调整超标的时候，从大办公室搬到了小办公室，最近又重新从小办公室搬回大办公室去了。这次全部被点名处理了。

这些违纪干部的共同思想和作风特点是什么？就是公款消费、公车私用等行为。过去，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一种消费习惯，甚至生活方式。有的人甚至花公家钱已经花上了瘾，不知道普通老百姓花自己钱的日子该怎么过了。这两年贯彻 “八项规定”，把他们憋得够呛。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了，他们也认为紧崩的线可以松一松了，有的甚至认为可以回到旧日的好时光了，却没想到被逮个正着。

所以中央抓“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其实不仅是要解决一个作风问题，也是要以相对明显的作风问题作为突破口，解决一个更大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过去相当普遍存在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把中央的话当耳旁风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问题。所以“八项规定”的全面贯彻，要像一个烙印把“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要求深深地印在每个党员干部的脑海里，使之成为思维和行为方式，成为每个人自觉遵守的党性原则。

习近平讲，要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长抓抓出习惯，抓出长效。王岐山说，习总书记讲把“八项规定”的落实作为一个名片，一个业绩，是本届中央委员会向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交代。他说总书记讲完我就明白了，这事我得抓五年，也就是说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落实“八项规定”会始终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四，教育要严。

现在有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制度。认为定了制度，有了规章就万事大吉。我们承认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但制度要靠人来制定，人来执行。过去在有些政治生态恶化的地方，问题都不在于有没有制度，而在于有没有人去遵守制度，潜规则的力量超过了公开的规则。而我们党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重视干部教育，从来没有任何其他政党在干部教育上会做这样大的投入，包括组织在座的同志来学习。习总书记讲，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滑坡是最重要的病变，而思想教育最突出的重点就是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他特别强调，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其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同时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

所以从严治党既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是一柔一刚。制度是刚性的，教育是柔性的，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才能达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所以最近中央决定在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就是如此。

“三严三实”体现了三个统一，即道德、纪律和制度的统一，做人和做事的统一，谋大事和干实事的统一。专题教育方案还提出“三严三实”教育要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这是对“三严三实”要求的具体化。忠诚是政治品格，干净是做人底线，担当是为官素质。这三句话、十二个字，都是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安身立命的三要素。

 

三、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守纪律、讲规矩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从建党初期起就一直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咱们一大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比较简单，一共定了15条，其中有好几条重要的纪律规定，包括党员必须受到当地执委会的监督，对党员从事职业也做了一些限制，必须服从革命需要，公开职业收入。

一大选举陈独秀为党书记时，他正应陈炯明邀请在广东省当教育厅厅长，月薪是300块银元。后来党成立以后，中央就要求他辞职到上海专任党书记，每个月给他多少钱呢？给他30块钱的生活费，是他原来月薪的十分之一。而且由于我们党在刚成立时经费非常困难，他还不能把这30块钱全用于个人生活，要挤出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出版党的刊物。同志们可能想象不到，我们党的首任总书记生活最困窘的时候，夏天只着一件汗衫，喝两顿稀粥。

我们党在组织纪律的严密性上，还表现在要求党员必须保持和党组织的密切联系，党员迁徙要进行组织关系转移。现在我们有很多流动党员，包括下海经商的干部和农村进城打工的党员，有的一两年不过组织生活，不缴纳党费，这在过去的革命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共产党，我们有组织的党员由5万多人下降到1万人左右。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半年时间内就有30万人被杀，其中共产党员是27000人，占了我们党员总数的一半还要多，反动派甚至用满门抄斩这种封建社会的野蛮刑罚来对待共产党人。

井冈山斗争领导人何长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中组部等待分配工作时，有一次我陪老人去看他，他就跟我讲，当时他们全族都被满门抄斩这种封建社会最野蛮的刑罚杀害了。当时有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抱着刽子手的腿说，“叔叔，你别杀我了。”话还没落，孩子头就滚出去老远。何老的第一个妻子，还有他的大儿子都是在那次大屠杀中遇难的，他没有给我们多讲他的家里人，但是一谈到这个几岁的小男孩时他眼里就闪着泪光，他说我当共产党，你们杀了我老婆孩子也就罢了，为什么连只有三四岁和我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仅仅是一个姓何的一个小男孩都不放过，他为无辜群众因为自己遇难，而感到内疚。

他还跟我讲了当时武汉反革命屠杀达到的疯狂程度。我们有一个伪装成旅店的地下联络站被破获了，当时反动派一次就抓走了87个人，其中只有店主夫妻两个，还有交通员是党员，剩下的都是不知情的雇佣工人和住在旅店里的客人。开一个旅店总得雇一些工人，总得有客人来，这三个党员都被杀掉了，其他那些不知情的工人和客人也没放过，分别判了5年、8年、10年不等的徒刑。后来，那个法官就把审判结果交给了当时武汉的卫戍司令胡宗铎审批，他把名单接过来，看也不看就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圈，在旁边批了八字：一律枪决，以免麻烦。结果圈画得大了，把呈批法官的签名一块圈在了里面。我们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其实指的就是这个时期。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为了防止一个人出事牵连一片，都采取单线联系的办法。这就造成一个情况，假设一个党组织负责人或者党员联系人被捕牺牲了，就会导致他所联系的党员中断了和组织的关系，这个时候，中央要求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党？怎么找？一个是你知道哪儿有党组织和红军在活动，到那儿千方百计把党组织关系接上，再有就是通过过去一起工作过的熟人和同事，我知道他是党员，我们一起工作过，他和组织有联系，通过他那条线再把关系接过去。但在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两三年不见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找这个党员的时候，对我们这个找党的同志可能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不了解对方现在是个什么政治态度。如果他已经叛变了，你去找他接关系，就等于把自己送到敌人的刀口上去。可我们的党员同志都很明白，与自己可能遇到的危险相比，处在困境中的党组织更希望自己赶快归队。

有位建党时期的老同志跟我讲，他从1927年到1933年这六年间就曾五次中断了和党的联系。有时候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上了关系，组织关系刚接上没多久，他认识的同志就牺牲了，一切得从头开始，直到1933年以后才没有再中断和党的联系。所以我们党从成立起，绝大部分党员的组织观念都是非常强的，纪律观念非常强。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就讲，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即使独处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人监督都会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现在谍战片非常火，每天晚上打开电视，有几个频道在播谍战片。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一个是军统，特务头子是戴笠，戴老板，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还有一个是中统，在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里，陈宝国饰演国民党党通局代表，党通局其实就是中统，负责人的名字大家未必熟悉了，他叫徐恩曾。

 

除了秘密战线的英雄钱壮飞外，我们党还有个高级领导人也曾打入中统的核心，就是解放后任中央调查部长的李克农将军。他送出很多重要情报，使党的一些领导人免于被敌人捕杀。后来党中央出了叛徒顾顺章，周恩来通知李克农紧急撤退，直到李克农将军脱险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才恍然大悟，他拍桌子、砸板凳，懊恼得不得了。他说，我怎么光欣赏他能干了？怎么早没注意到，这个每天埋头工作十几个钟头，又不贪、又不奢、又不赌、又不嫖的人，怎么看都不太像“自己人”，而更像个“共产党”？

类似的还有打入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蒋介石准备闪击延安的计划就是他及时报给中央的。新华社往外一捅，蒋介石没法闪击了，戴笠在排查知情人士的时候很快就锁定了熊向晖，不是他什么地方暴露了，就一个人格原因，这个人在人格上太完美了，所以也太不正常了。会不会是又一个“李克农”？其实，这个时候胡宗南也已心知肚明，但是他不愿意从身边参与所有机密的亲信中揪出个共产党来，没法向蒋介石交代，就赶忙抢在戴笠下手前把他送到美国去学军事，把咱们的地下党又给送走了，这才有了后来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熊向晖。那个时候人民群众，包括很多自视甚高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心甘情愿跟党走？除了党代表他们的利益外，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让他们心悦诚服，无疑也是重要原因。

在2015年年初的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习总书记把守纪律、讲规矩上升到新高度。他指出，党的规矩其实包含四个方面：第一是党章。这是最高的规矩。第二是党纪。包括党制定的各项纪律。第三是法律。我们共产党带领人民制定法律，共产党员也要带头遵守法律。第四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

习总书记说，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没有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没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实际上，一个党员干部只要把党和人民摆在心中最高位置，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管有没有明文的纪律规定都会有基本的判断力。反之，如果有的人在行使权力时，做了损害党和人民利益，或有损党员形象的事，却推诿说在纪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一般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或者他本来就处心积虑地想钻纪律的空子来谋取私利。总书记说，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在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这些年来，相当一部分党组织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腐败上，认为只要这个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都不算什么，这个判断是非常错误的。包括有些人为了自己所谓的影响力，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习总书记一口气讲了“七个有之”，即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讲了“七个有之”，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习近平说对此必须高度重视，不能听之任之。

我们今天讲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还突出体现在对中央正风反腐的无保留支持上。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但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刻、社会反响最强烈的变化是什么？就是党中央以“八项规定”为突破口，强力纠风、高压反腐。2013年初，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疑虑。

在2013年第七期的《求是》杂志上，我就写了老百姓对我们有“五怕”。一怕中央的好政策落实不到自己身边；二怕我们的纠风，包括“八项规定”最后也变成一阵风；三怕我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四怕腐败的出生率大于死亡率；五怕特权难以真正触动。现在两年多过去了，我们党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兑现了取信于民的诺言，而且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坚决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

所以有国外媒体讲，当前中国的反腐败是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反腐败斗争。我认为说得非常到位。针对社会上“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打苍蝇多、打老虎少”的疑虑和议论，习总书记首先强调“要老虎苍蝇一起打”。他说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绝不是一句空话。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名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或结案处理。特别是周永康等大老虎被查，终结了“刑不上常委”的反腐上限论，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好评。

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党内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军队是拿枪杆子的，更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今年以来，解放军权威部门相继公布了两批，共30名军级以上干部的重大贪腐案件。最近又追加了几名，向世人证明了我党、我军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政治勇气和无私精神。

其实去年6月习总书记就讲，一年多来已经处理了几十个部级干部，比过去多了不少。但不要算这个帐，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反腐必反、除恶务尽。他还说，出现窝案也不可怕，要掌握节奏，一网打尽。

中央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决心反腐？用习总书记的话说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尽管对于腐败问题，人民群众的反响一直很强烈，党内也早有这样那样的议论和传闻，但很多案件在这两年被揭露出来以后，还是让人们大吃一惊。总书记说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从中都可以感受到，包括习总书记本人都是感到愤怒和震惊的。谁能想到北戴河供水公司经理这么个明显属于苍蝇级别的腐败分子，竟能被从家里搜出上亿的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还有一些更小的村官贪腐金额也都过亿。原萍乡市委书记为了提拔，先后向省委书记苏荣“进贡”了300多万，竟然因为送钱太少而根本没能排上队。

教书育人的高校也成了腐败的高发区。去年，成都中医药大学应届毕业生收到紧急通知，要求他们立刻送回校长签名盖章的毕业证书，因为校长范昕建在5月30号刚刚被抓了，学校就赶忙重新制作了毕业证，校领导的签名盖章换成了党委书记张中原。但让毕业生们郁闷的是，拿到新的毕业证书不到一个月，党委书记也被抓了。因为在国家投资10亿元的新校区建设里，他们两个人先后收受了工程承包商所送的财务达到1280多万元。

 

还有我们的石油工业，特别是大庆油田，是靠在冰天雪地里住、干打垒、吃干粮起家的。王进喜那句“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话至今言犹在耳。但周永康负责中石油后，竟然每次请客都不少于10万元，他们是在吃饭还是烧钱？而徐才厚、谷俊山等人的府邸，其豪华程度以及从中抄出堆积成山的现金和各种奇珍异宝，更超出了善良人们的最大想象力。与此相比的只有清朝嘉庆年间，从和珅家里抄出的相当于上亿两白银的财产，所以《军报》称其为“国妖”。

这些胆大妄为的腐败活动如果得不到惩处，善无善报，恶无恶报，就会产生很强的传染性。我们的党、国家、军队，就是金山银山也会被掏空，党心、军心、人心也会被他们掏空。到了那个时候，也许一个偶发事件就可以导致政权更迭，国家变色。这在发生剧变的东欧尤其明显，捷克政府要求原来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处级以上干部都要登记，从此打入另类，很多所谓和国家安全有关的行业都不准他们进入。还有东德的高校、党校的那些搞社会科学的老师都被扫除出门，共产党都垮台了，还要你们这些搞意识形态的干什么。

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的遗孀，刚开始能领到的养老金竟然只有24欧元，连吃饭都成问题，摆明要饿死他们。所以我们有个老同志就说如果不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意识，强力整风、高压反腐，为被“腐败”和“四风”严重撕裂的党群关系止血疗伤，重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政权，也许少则五年、十年，多则二十年就要出大问题。

所以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习近平成为我们党和军队的新领袖，并不是偶然的。这就如同毛泽东在革命成败的转折关头，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的彷徨时刻，成为党的新领袖一样，是历史的要求，是时代的呼唤，是人民的期盼。

四、全面从严治党要落实到谋事、创业、做人要实上

我们党作为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干部在“从严治党”上，首先要体现在谋事、创业、做人要实上。总书记说了，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这里反对形式主义尤其重要。有人说在整治四风的时候，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表现的危害相对比较明显，容易引起重视，唯有形式主义最难根除，因为这已经成为我们有些部门和有些干部的日常工作方式。形式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重口号、轻行动，重形式、轻内容，重数量、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在需要精细化时满足于差不多，在需要较真时在人情上抹不开，需要抓落实时却夸夸其谈，需要谨慎低调时却追求轰动效应。

有人说现在是“干得好不如讲得好，讲得好不如吹得好，群众说好不如领导说好”。这些都和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的风气不正有关，却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悖，而且势必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主张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和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所以谋事要实，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坚持真抓实干，否则就是假抓虚干。

什么是假抓虚干？一是“一般号召”代替“贯彻落实、虚张声势、摆花架子”。二是对容易看得见的政绩乐此不疲，对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视而不见。三是热衷于短平快出政绩，不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三五年后一走了之，包袱甩给银行，责任集体承担，难题留给后任，显然这种政绩是经不起实践、群众、历史检验的。四是有好处就干，没好处不干。把该市场管的事承揽到自己手里，该自己管的推给别人。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最近刊发了一起调查，发现对于作风问题建设，群众整体是满意的，但离群众的期望值还有一定距离，人们尤其对办事拖延、敷衍塞责、效率低下的问题意见很大。有人讲，我们过去有些机关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经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后，态度普遍都好了，现在有些部门变成了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比事难办还糟糕。有的是没好处就不干事，有的是怕瓜田李下有嫌疑，不敢涉足招商引资，不敢涉足项目建设。所以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源于不严不实。特别在当前，谋事要实尤其重要。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国，国际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影响非常大。

去年年初，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测，2014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可以达到1.1%。但到了年底，实际上全年增长只有0.8%，预测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1.4%，到了年底一盘算，才0.2%，基本就没增长。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中国游客去欧洲、日本，还有去韩国的旅游积极性大增？因为欧元、日元、韩元相对于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大家知道，过去欧元与我们的兑换率长期维持在1：10，现在是1：7左右。你到那儿全价买东西都等于打了个七折，所以大家都愿出去了，各方面消费全低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讲，这些国家，这些地区的经济长期不景气，就对我们外向型的企业冲击非常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平均每年对外贸易增长已经达到16%­—17%。去年年初，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把贸易增长目标降为7.5%，从16%—17%降到7.5%，但到年终盘算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进出口总额一共才增长多少？3.4%。下滑幅度非常大，而且利用外资情况也一样。2014年咱们实际使用外资额是1195.6亿美元，同比仅仅增长了1.7%，而去年咱们新增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达到了102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4.1%。我们现在吸引的外资和对外投资已经几乎拉平了，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已经明显减弱。

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咱们去年提出了7.5%的经济增长目标，最后实现了7.4%，就低了0.1个百分点，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国内有些体制机制的弊端和结构性矛盾也已经成为了发展的拦路虎，所以今后要适当放慢一点增长速度。今年中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为了优化发展环境，腾出时间和空间，是既立足当下，又更立足长远的明智选择。

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我们党员干部要切实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为党分忧，为国分忧。其中有一点尤其不能忽悠上级，忽悠中央。我们知道根据现代管理理论，党的领导机关的决策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决策、执行、反馈、修正、再决策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和系统。中央的正确决策依赖于执行后的信息反馈，你反馈的信息真实准确就有利于修正决策中的偏差，提高决策水平，反之就可能误导中央。在当前经济下行时，尤其要警惕有些地方为了完成增长目标，而搞数字造假的倾向。

过去，有些地方“对内一本账，对外又是一本账”，是公开的秘密。向上级汇报经济增长是一组数字，讲困难、搞扶贫、要转移支付时又出现另一组数字。有的县市在年终上报GDP增长时，四处打听临近的县市或竞争对手报了多少，再决定自己报多少，在数字上相互攀比。所以很多年来，国家统计局每年都要请专家对各地报来的经济增长数字进行分析，砍掉其中的虚假成分，做到这点其实也并不难，为什么？因为反映一个地区实体经济活动真实情况有三个最重要的指标。第一，工业用电量的增速。你这个厂子开工足不足，看你的工业用电量增加还是减少。第二，铁路货运量增速。尽管现在汽运在货运中占了很大比重，但是铁路毕竟是最经济、最方便的，首先体现的是在铁路上的增量，增速增了多少，你用了多少原材料拉进来，生产了多少商品要运出去，铁路货运量有没有增速。第三，银行中长期贷款的增速。且要发展，项目要上，就要增加贷款，这三个数字是相对比较客观的。如果说一个地方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数字和去年基本持平，甚至略有下降，银行建设贷款也没增长。在产业构成、技术构成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说增长达到两位数，一般都是虚报。现在很多外国统计学家早就发现了，对我们中国各地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加权汇总以后，比国家统计局宣布的增长数字经常要高出两到三个百分点。这就如同病人在体温表上做手脚一样，医生就没法正确判断病情，对症下药。当年，朱镕基总理对此就深恶痛绝。我去国家会计学院讲课时，门口有块大石头刻着他当年的题词——不要做假账。这大概是全世界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题词。反之，“谋事要实”则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战胜一切敌人的重要法宝。

 

《军报》曾经谈到过这么一段大家很熟悉的史实。1947年5月，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华东野战军组织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围歼了全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整编74师，击毙了中将师长张灵甫。在战斗结束清点战果时，粟裕副司令员发现，各纵队上报的歼敌数量加起来只有23000多人，而整编74师一共有3万多人，还有7000人不知去向。于是，他立刻下令，立刻停止打扫战场，迅速展开搜索，结果就在一个大山沟里发现了这7000多残敌。最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全歼了国民党这个王牌军。

当时，在孟良崮战役中咱们是多个纵队，十几万人参战，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统计出来的战果却如此精确。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我们的部队作风不实、虚报战果，大家都报多了，那这7000残敌就可能成为漏网之鱼，就可能跑掉了，你以为把它都消灭了，其实没都消灭。    反之，蒋介石就不敢完全相信他的将领们的报告。首先，军队的人数就是假的，因为吃空饷是长官们最重要的财源之一，越是杂牌军问题越严重。编制2万人的军队，实有人数可能连8000都不到。战报也是假的，因为按照各战区司令长官和军师长们报告的歼敌数字，我们党领导的朱毛红军被全部消灭好几次都有富余。就凭蒋介石这样“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他也得打败仗。

我们今天搞经济建设同样离不开这种“谋实”的精神。习总书记讲创业要实，就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现在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跟风创业、拍脑袋决策的现象很严重。特别是现在我们很多地方高新区、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一哄而上，遍地开花，大部分办得很好，对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办得不好的也不少。

我在调研时看到的空空荡荡的产业园区就不止一个。当初规划挺好，如今标准厂房早已经盖好，却没能招来商。还有的城郊土地已经征了好几年了，至今还荒在那儿没动工，有的地方荒草已经长到了齐腰那么深，而这些地方当年都是最好的菜地、水田和果园。在我们这么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国家，看了真让人心疼。还有些沿海城市，平均每建到100万平米新建筑，就要拆除30万到40万平米的老建筑，被拆除的很多都是在正常使用年限内，甚至刚建成不久的建筑，所以我们被人家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浪费国。

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惨痛教训，大家都认识到了政治上不能搞运动瞎折腾，但对于在经济建设上的瞎折腾所带来的危害，很多人还缺乏重视。包括有些地方搞的民生工程，不在于我们自己认为给老百姓干了多少好事，而在于老百姓对我们做的这些事是否认可，他们是否从中真正得到了实惠。所以我们创业要实，最根本的标准是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最根本的。

 做人要实，就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现在，我们有些干部把名利看得太重，干了一点事就希望得到回报，刚刚提拔就琢磨着怎么再上一个台阶，为什么有些干部的工作老没有起色，往往和他在谋官、谋人上用心太多，在谋事上的精力明显不足，分不开。我们常说经济结构不合理，需要调整，其实我们有些党员干部的知识结构、思想结构也存在需要调整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他说我们有些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怎么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对他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至于他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这种不正之风必然反映到用人上。

徐才厚案件发生以后，解放军也在大力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前不久，《解放军报》就尖锐地批评说，有的时候看似为官择人。我们这儿有个领导岗位，空缺出一个职位来，我们希望选择一个能够承担好这个领导重任的同志，一个德才兼备的干部能够上去承担这个责任，看似为官择人，其实是为人择官，想提拔谁早考虑好了，就看哪儿有空缺，赶快把他给顶上，能干不能干是次要的。

有的人嘴上讲任人唯贤，其实看来头、看背景，有关系的先用，有利益往来的先用，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先用。有的公开表态是讲五湖四海，其实是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非圈子成员不用。所以《解放军报》讲了，必须拿出有效举措来解决这些问题，要做到几个“确保”。确保什么？要确保“能者上，庸者下”。有能力的上，平庸的、没有能力的下。“钻战者用，胜战者上”。部队是要打仗的，钻研战术的上，钻营人际关系的下。会点兵的上，只会点菜的下。“会干事的上，会来事的下”。你看这里面就这么寥寥数语，但可以把我们用人上的一些弊病可以像点穴似的，点得非常准。

我在看到至今一些谈用人问题的文章中，还真没发现哪篇文章谈的比它更精准，非常精准，也非常辛辣。其实该用什么人，不该用什么人，老百姓心里像明镜一般。如果有人凭借长袖善舞，善于投领导所好，善于跑官要官，善于制造虚假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作风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还会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一个重要领导职务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我们退一步讲，如果我们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我们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那最大的危险也就为之不远了。

 

五、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执纪

习近平说，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当官就要担当，当官就要尽责，如果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遇见矛盾绕着走，碰见难题往后退，那就没有资格做党员干部，更没有资格做领导干部。总书记不仅是这样要求的，也是率先身体力行的。

大家都知道三中全会以后，他亲自担任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九个小组的组长。四中全会以后，他又亲自抓政法工作，担子非常重。特别是他亲自抓军队的改革反腐力度尤其大，包括他亲自领导了全军的清房、清车、清人。光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大军兵种就清出领导干部多占房8000多套，多占车25000多台。在职干部全都清退完了，有个别离退休干部不肯退，第一，我也没有什么官帽捏在你们手里。第二，我是老资格，你们这些人当年全是我的下属，谁朝我要我就骂人。怎么办？最后总书记亲自召集军委做出决定，离退休干部多占房不退的，按当地最高房价收取房租，在每个月的工资里直接扣除，而且中断对他的其它福利保障供给，看你退不退。

大家还要注意到，我们喊了多少年的中央机关的公车改革，现在已经真正开始全面启动了。中央领导还大幅度降低了不少过高的央企领导人员的年薪。有的一年接近几百万、上千万，在薪酬上和国际接轨了，在经济责任上却没和文化接轨。这里哪个不是人们诟病已久却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哪个不是动了强势既得利益者盘子里的奶酪？习总书记认为对于纠正党风、政风来说，一沓纲领不如一步行动。他说我的任务就是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用一分力量抓部署，我用九分力量去抓落实，光有部署没有落实是没有用的。

有人就担心了，说习总书记这样亲力亲为，固然有助于改革和反腐的强力推进，但也等于把自己推到了第一线。今后对这些领域改革的成败得失都要直接承担责任了，作为一个大党的领导人将来就缺乏回旋余地了。我认为这些同志都是好心，但是他们恰恰没有认识到总书记就是要以义无反顾，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态度来给各级领导干部做表率。习近平主席不是不知道他坚持改革和反腐会触动多少人的利益，也不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等着他犯错误。但总书记明白，如果在困难和矛盾面前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说轻点，会错失重要的改革发展机遇，说重点，会养痈遗患，甚至因为腐败而亡党亡国。他说领导就是责任，责任就是担当。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有历史担当意识，敢于探索，敢于负责，才能把改革反腐推向前进。

我们说大担当必有大情怀。这种大情怀就是对国家、对人民和对党的大忠大爱。我们从习近平的成长经历看，他这种很深的人民情怀是不奇怪的。他的母亲齐心在回忆习仲勋时曾谈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习仲勋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了，但他们家有个情况就是孩子特别多，一共有7个孩子。包括他前妻的孩子，还有齐心生的孩子，有上小学的，有上中学的，有上大学的，家庭负担并不是很轻。更重要的是他们夫妻两个对孩子家教非常严，给了每个孩子零花钱，你要说不出怎么用的，要面对着墙去罚站，什么时候能够说出你的钱怎么花的，哪些该花，哪些不该花，才允许你回来坐下吃饭。

他们家孩子穿的衣服都是大的穿完了传给小的，习近平一向很听话，但有一次他母亲让他接姐姐穿过的一双鞋他坚决不穿，非让他穿，他急得哭了，哭了也不肯穿，因为她姐姐穿的是一双花鞋。习近平想，我要是穿了这双鞋上学那不让老师、同学笑掉大牙？所以这双鞋怎么说他也不肯穿。最后他母亲没有办法，就到街上买了点染料，把这双鞋染成黑的，尽管仔细人还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双带扣的女孩鞋，但好歹鞋面染黑了，所以习近平就勉强接过来穿了。

那个时候中央领导人的孩子还有这么一项特权，就是可以在“五一”和“十一”晚上上天安门城楼去看焰火，天安门广场放烟花，他们可以在“五一”和“十一”晚上上天安门城楼看。习近平的兄弟姊妹又特别多，一去一大串，有的中央领导人看了就说了，“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穿得这么破？”了解的人说，“习家的呗”。当时习仲勋家的孩子穿衣服破在当时中央领导人里是有名的，大家都知道。

后来1962年，小说《刘志丹》出版以后不久，习仲勋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受到隔离审查，受到牵连。后来齐心在获准看望他的时候，习仲勋给她讲了这么一段话。“我现在唯一宽慰的就是我们家这几个孩子。我们从小没对他们娇生惯养，要求他们像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一样学会吃苦、节俭。现在家里遭到了这么大的变故，但我相信我的孩子们挺得过来。”这个时候习近平刚10岁。

前段时间有人问习总书记，说你的成长是不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很大？总书记说，家庭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也感受过世态炎凉。什么叫世态炎凉？就是他家出事以后，很多人对他们的脸就变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北京的学生面临毕业分配，按习近平的家庭情况，他既不可能当兵，也不可能招工，只能和很多同学一起下乡插队。当时，北京知识青年下乡插队主要是四个地方，内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农村、山西农村、陕北农村。如果咱们在座的家里人有老三届的，对这个都会比较清楚，当时最穷的就是陕北，为什么？因为共产党闹革命能够长期站得住的地方，多数都是所谓“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地方一旦是鱼米之乡，是商府，是税收源泉，反动派会拼命过来跟你抢，不会叫你长期站得住。陕北就是那么一个非常穷困的地方。为什么那时候我们要搞大生产运动？毛主席讲了，因为陕北打的粮食养活不了我们几万部队和机关，尽管我们当时连部队带机关一共才几万人，陕北老百姓打的粮食都养活不了。所以号召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派王震带359旅去南泥湾开荒，而且这种状况确实一直维持到解放后的很长时间。

 

后来在文革期间，有一次周总理去延安，当时说流泪了，说想不到当年哺育了我们革命的陕北还这么穷。习近平是到了离延安80里地的延川县插队的。他在去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讲，他也曾经有过一个多月没吃过一次肉的情况，看见生肉都想上去啃一口，饿肚子的事儿也不是没有过，但是他带了很多书去，晚上读书充实自己，白天就和乡亲们一起劳动来锻炼自己。他下乡插队时还不到16岁，几年锻炼下来，他已经能够把140斤重的担子挑着一口气跑十几里地不换肩，真像个农村大小伙子一样了。更重要的是乡亲们没有因为他是黑帮子弟就歧视他，在文革期间就发展他入了党，还推荐他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叫他放手工作。后来因为他表现很突出，因为他是北京下乡知识青年，北京市奖励了他一台挎斗摩托车，这在当地还是很稀罕的。他就用这个摩托车换了群众生产生活急需的抽水机、扬场机这些生产生活机器。1975年，他又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学习。

习近平说，临走那天早上，我刚睁开眼，就发现屋里屋外、院里院外早就站满了人，原来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给他送行，但是怕吵醒他，没有一个人发出一点声响。习近平说我当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当着乡亲们的面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鼻子。全村人送了他十里地远，最后有十几个小伙子用小跑，陪着马车把他一直送到几十里地外的县城，看着他上了汽车才离开。习近平说我下乡插队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条。第一条就是懂得了什么是实事求是。第二条就是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

他现在下去考察有两条最基本的要求：第一，我必须见真群众，而不能是经过地方培训、导演过的群众；第二，我必须摸真情况。他到考察的地方，你们哪怕在现场添一个新板凳都不行，那儿原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因为习近平当过大队书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对我们有的地方作风上的猫腻非常清楚，如果领导下来调研，见到的都是那些经过培训、导演的，只会给当地领导歌功颂德、凭空摆好的群众，如果看到的都是被临时粉饰一新，甚至家具家电都重新换过一遍的所谓新农村，你还怎么发现其中的问题，怎么了解群众的疾苦。所以他不断告诫各级干部，你们不要飘在上面装样子、做虚功、滥表功，而要求实、务实、落实，真的扎下心去给老百姓办点实事，求点实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的思想源头。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要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纪委纪检组要承担好监督责任。什么是主体责任？就是明确各级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这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湖南衡阳发生人大代表受贿案以后，开始我也挺纳闷，我说500多个人大代表，收了人家一两个亿，这送钱也够送一阵子，后来我发现是我out（落伍）了，人家把大会工作人员收买了，把送的钱直接装在每个代表的文件袋里。这个信封谁的，那个信封谁的，都有标志，全看得出来。而我们的人大代表手里拎着装着十几万现金的文件袋，他能脸不变色，心不跳，腿不软地走出去，说明很多人收钱不是第一回了。但客观地讲，我相信绝不是所有代表都想收这个钱，可能有不少代表都不想，甚至也不需要收这个钱。可在当时的形势下，别人都收了、拎着装着钱的鼓囊囊的文件袋走了，你要退回去也是需要勇气的。以后你在这个圈里还混不混了？

据说在这500多名代表中，一共只有30多个人没有受贿，绝大多数都是因为那天有事没去开会。后来我到广州军区做报告的时候，他们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个部队的干部也卷进这件事去了。什么原因？就是一个军分区政委他也是人大代表，但是因为他那天确实有事，没去开会，但是他很负责任，就委托了预备役师的政治部主任，也是个现役军人，请他代表他去开会。结果这个主任到那儿一领了文件，看里面有20万块，心里挺高兴的，说想不到我还能轮上这好事。开完了会，他把钱留下来了，把文件给领导送去了。后来有人说就是因为他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使领导没犯错误，他自己被开除党纪、开除军籍，复员处理。

还有最近大家知道，在南充发生的一个新的腐败案。南充这个案情节更恶劣，这回是选市委常委。按照咱们选举一般的规定，必须进行差额选举，所以比原定的人数多出两个人来，差额的。有一个人在差额选举里面就是陪选的，他们都管叫陪选的，因为论资历，论表现，论各方面他都不如人家，一般是选不上的，都排在最后。可是他一看自己作为差额被选人了，他就有点动脑子了，我能不能想点办法把别人给“差”下去啊？于是就开始送钱了，而且很低调，跟每一个人都说我知道我是陪选的，你们别让我输得太难看，你们给我投点票。他这次送款，第一，送的都是公款；第二，他行贿的对象是65位市委委员。这65个市委委员，除了市领导以外就是市直机关和区县的县委书记、纪委书记，市直机关的一把手，都是主要领导。结果他这一个案子一下子就拉了一大堆领导下水，这个案子现在还没处理完。

应该说衡阳的腐败案和南充的腐败案发生以后，习总书记非常生气。开始总书记就讲了，说衡阳的共产党员都哪儿去了？他说对那些领导不力、不抓不管，而且导致不正之风的腐败长期滋生蔓延，或者屡屡出现重大腐败问题不制止、不查处、不报告的，无论党委还是纪委，不管是谁，只要有责任都要实行一案双查。既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也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对于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负有领导责任的地方主官，当时任衡阳市委书记的童名谦，这时已经调到省里当了一年多的政协副主席了，也因为对贿选案的渎职行为被双开，不久前还以渎职罪被判了5年刑，使他成为了十八大以来第一个因为追责而落马，而且受到刑事追究的省部级干部。王岐山说了，没有问责，责任就落实不下去。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从今年起尤其要突出问责，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也严肃追究领导责任，所以今年也被称为领导干部问责年。就是我们在座的领导干部，你们不仅有职务，有权力，更重要的是有责任。如果我们失职、渎职，有时候不仅要承担党纪、政纪处分，实际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对干部要求各方面都更加严格，更加收紧。

 

那么我们党委领导的主体责任这么重，问责这么严，工作该怎么抓？总书记在《论述摘编》里就要言不烦地做了回答。他说，第一，要抓结合。把从严治党贯穿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第二，抓示范。第一责任人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对重要工作要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第三，要抓整改。包括对巡视整改落实的情况都要回头看，要建立销号制度，完成一件注销一件。我们只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抓好了，抓实了，心里不就踏实了吗？当然，由于人是复杂的，社会是复杂的，我们做到这三个方面也不能保证所有的不正之风和腐败活动都能被及时发现。但至少，不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现象，或者重大腐败问题接二连三出现的现象是可以得到有效制止的。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是新一届中央科学有效防治腐败的主要思路。大量事实证明，从严执纪固然可以遏制腐败，但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如果我们管不住权力，仅仅以各种具体的以权谋私行为来定制度、发禁令，必然是堵不胜堵，防不胜防。迫使咱们的纪律越定越多，条款越定越细。而相比随着形势不断变化，不断出现的各种花样翻新的以权谋私活动，咱们永远至少慢半拍。

所以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管住权力是根本。包括要对“一把手”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当分解。因为我们现在检察机关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里，“一把手”经常要占到30%左右。这里面“限权”比“监督权力”更重要，就是限制权力比监督权力更重要。如果他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你怎么监督得过来？首先要抓限制权力。现在我们要求各级政府都要有权力清单和权力边界。你这个部门管什么？管哪几十项？管到什么程度？你要有清单边界，对外公布。

我们现在对“一把手”也要求他有权力清单和权力边界。很多都明确规定了，“一把手”不要直接管干部、管财务、管项目。有的领导说我是“一把手”，我要负全责。你什么都不让我管，我怎么负全责？不是不让你管，而是不要由你来提出动议，由分管的副职提出动议，集体讨论，你来把关。不要你自己动议，自己批准，变成个人说了算。而且我们这次还突出强调了领导的末位表态制。如果会上讨论一个什么问题，主要领导先把自己的想法端出来了，大家看怎么样啊？那别人还怎么说话？特别是意见不同的同志还怎么说话？所以，一定是所有的人都发言完了，最后一个你自己去发言，最后一个发言，最后一个表态。而且最后的决定还不是以你的表态为准，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办，民主集中制。

我们现在也有比较明确的要求，如果这个事情，这个决策是主要领导力主做出的，会上通过的，是他力主通过的，发生了重大决策失误，首先追究主要领导的领导责任。如果这个决策是你原来就不同意的，但是班子多数同志同意这么做，你是按照多数人意见通过的决议，如果发生了重大决策失误，主要领导不承担主要责任，因为你是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做出的决定。这个情况下，你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这就比较客观，我们现在这样做不仅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也是要保护我们的主要领导干部。因为在一定形势下，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要培养一个能承担重任的干部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监督不好，垮起来就非常快。所以我们不要让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以为，搞定了“一把手”就搞定了一切，从而把他当成糖弹密集轰击，千方百计拉下水的对象。

同样，对于其他一些我刚才讲的检察院，30%左右的职务犯罪是“一把手”，剩下70%是谁？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权力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岗位的具体工作人员和分管领导，他的权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也照样要加强制约和监督。发达国家现在普遍有四只眼睛和六只眼睛原则，就是这个重要岗位，四只眼睛就是两个人一起管。六只眼睛就是三个人一起管。尽管大家有分工，但是这一个人不经过那两个人是办不成任何事的，至少要有三个人来管。这叫四只眼睛和六只眼睛。

还有一个是定期轮岗制度，定期轮岗制度一般是三年一换。这个人再重要，业务再精通，领导认为再离不开他，也最多比别人多干三年，六年必换。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防止一个人把持一个岗位时间久了，对这里面很多漏洞和问题摸得门儿清，最后在领导眼皮底下搞鬼你都发现不了。

北京前些年处理过一个户籍警，他长期一个人管户口，实际上是他管，他卖了几十个户口都没被发现，到后来一出来就成了大案。如果当时我们有四只眼睛或者六只眼睛的原则，他可能根本就卖不成。如果我们有三年一换，六年必换的原则，也不会让他卖这么久。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制度上，我们也是从过去一些漏洞中总结出来的，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中央还要求，要推动纪检监察体制工作的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因为现在一个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还有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强化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又保证了纪委监督权的独立行使，有利于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但纪检监察权也是一种公权力，纪委的权力大了，对于纪委工作人员的监督也必须加强。现在一个领导干部出事以后，被调查以后，家属和有牵连的人往往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想办法打听消息，疏通关系。

我们纪检监察干部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成为被公关的对象，并不奇怪。有的人抹不开亲情或人情，有的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出来帮助打探情况，也不奇怪。所以王岐山就批评，有的纪检干部是办案不行，抹案子很有办法，甚至跑风、漏气、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所以在去年的中纪委内设机构改革里，按照中央“打铁还要自身硬”的要求，新设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被大家称为纪委内部的纪委。刚才我讲了我们已经查处了11万名违反“八项规定”的干部和上百名省部级干部，其实在去年查处的纪检干部也是很多的。

去年被查处的违法的纪检监察干部是1575人，其中厅局级34个，县处级229个，包括有些中纪委的一线办案人员。我们过去常说“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把儿”，现在中纪委的刀也削自己的把儿，这种反腐败不管涉及谁都一查到底的决心，就对腐败活动产生很大的震慑力。

最近，上海市通过了《关于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好评，因为家族腐败历来是导致政权更迭的重要原因。俄罗斯社会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奥希波夫，他就对咱们社科院的李振明副院长讲，党的领导层首先想着把自己的儿孙辈安排好，把自己的家庭安排好，苏共的退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其实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层面就发生了。我认为他讲得非常深刻。如果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以为只要自己儿子、孙子完成了原始积累，就是共产党垮了也可以照样过人上人的生活，其实他们是大错特错。

 

罗马尼亚的奇奥赛斯库在台上的时候，全家人风光无限。但剧变发生以后，不仅他们夫妇两个被乱枪打死，就连他们的家人也被新的执政当局没收了全部财产。甚至连当时他们家里的女眷身上穿的、头上戴的、脚下踩的、手上挎的国际名牌奢侈品的服装、鞋帽和手袋，也被当场剥下来拿走，无一漏网。奇奥赛斯库的哥哥和姐姐都死于极度贫困，唯一的女儿卓娅没法维持生计，夫妻两人靠在大街上收空酒瓶子卖到酒厂或废品站换几个钱糊口，还藏藏躲躲，生怕被过去的熟人撞上。而偶尔认出他们的原罗共党员，看到前总书记的后人竟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也感到非常难受。所以我们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如果以为自己和家人的命运，可以和党的命运分开，那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党内精英阶层搞自我政变，这种情况在苏联可能，在中国则绝不可能。从谷俊山到周永康，哪个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在成了“一人垮台，全家进去”。

在最近五期巡视工作中进入央企的中央巡视组，发现最有普遍性的案件线索就是利益输送。有的央企领导人员对自己的子女、亲属、配偶办的同业竞争企业或者是关联企业搞利益输送。有的是采取交叉性的利益输送，你帮我的孩子，我照顾你的亲戚。还有的是高价收买一些亲属办的空壳企业，或者是资源枯竭型企业。当初都挺自鸣得意，近水楼台就得先得月，但现在发现是最容易被揪着狐狸尾巴的。我们现在查处的央企案件中很多人都是和关联交易有关系的。

还有针对海外同胞反映强烈的某些国内贪官，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一掷千金地购置豪宅，几百万美元一次付清。老婆、孩子早就拿绿卡了，甚至赃款也提前转移到了境外，自己怀揣几本护照留在国内当“裸官”，继续捞钱，一有风吹草动，拔脚就走。

所以现在中央提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过去我们常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他们把“庙”都给提前搬走了，对这些随时可能开溜的“和尚”，我们自然就得看紧点。所以现在首先中央明确，“裸官”不能作为考核选拔的对象，而且中组部还规定了《“裸官”任职管理办法》，有些重要的岗位是限入性岗位，“裸官”不能进去。“裸官”不一定是贪官，但是有些重要的岗位让你干，我们不放心，给你调换一个不太容易犯错误的岗位。所以在去年的申报中，全国有3100名县处以上干部申报了自己是“裸官”，其中有1000多人是在限入性岗位，就是咱们规定的不能干的岗位。而且他也讲了我老婆孩子回不来，你回来就可以继续干，最后这1000多名干部全部调整了工作。当然，咱们大家都明白，绝不可能才3100人，31000名也不止，这只是冰山一角。所以中央后来还补充了后面的规定，就是要加强社会监督，对于隐瞒“裸官”身份不报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因为你还多了一个问题，你欺骗组织，你该向组织申报你不申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今年以来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动作就是现在拓展了反腐败的国际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峰会，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还有出访的时候，走到哪儿都谈反腐败国际合作，而且获得了各方面热烈的反响。现在我们中国的外逃贪官最喜欢跑这么几个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都有什么特点？第一，这些国家是发达国家，生活比较好，而且富人也多。“大隐隐于市”。在那儿容易藏，不像你到一个小地方很显眼，另外这些地方金融体系又发达，来回转款也方便，所以说很多人都往那边跑。现在经过习总书记做了很多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在国际合作上有很大的进展。

一个是我们和加拿大正准备签订分成协议。什么叫分成协议？就是按照过去咱们原来的传统观念，国有资产被拐骗到外面，我们绝不能让它跑掉，一分一毫都得给追回来，原则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办不到。因为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假设人家给我们查获了10亿美元的赃款，你不能全拿回来，你最少得给人家留2亿当办案费用，人家也有成本，人家也得有利益才干。但是有些国家嫌少，现在美国在抓贩毒集团的时候，在追毒资的时候就面临这个问题，他找一些拉美国家给他追回毒资，有的国家就明确讲，咱们对半分成，你一半，我一半，美国也只能答应，为什么？它要不答应，那一半也拿不回来。

基于反腐败的工作需要，我们现在这方面也开始比以前更加灵活了。包括我们和加拿大定这个协议，不是有固定比例，而是说根据情况可以有浮动。包括对于个别的金额不是很高的，也许就几千万，但是案情比较复杂，办起来比较棘手的，我们现在最大允许浮动到“倒二八开”，你留80%，给我20%，把这人给我弄回来就行了。有的同志说那我们不是太吃亏了，我们的国有资产跑到外面给人家了。细算一下，这种情况也并不吃亏。第一，这种案件属于金额不是很高，案情复杂，人家比较费力，办起来不容易的。第二，实际是表示我们进行国际反腐的一个决心，我们付再大的代价也要把你外逃分子搞回来。这样首先可以有效地遏制国内一些腐败分子想携款外逃，你想逃，我真想弄你，我会下很大决心把你搞回来，可以有效地遏制现在的资金出逃，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另外现在我们和美国也达成协议，相互不能包庇犯罪分子，只要我们提出证据，它就要向我们提供对方在美国的帐户情况。我们也要负责向美国提供在中国的美国人的帐户情况。美国主要抓的是偷漏税，怕有的人在国外挣了钱不往国内存，不上税，政府靠税收很大。我们是要抓贪官。而且现在双方达成协议，就像当年遣返偷渡分子一样，贪官将来也是在美国抓到了中国贪官，抓多了也攒到一块用包机送回来。

中央最近发了红色通缉令，100个人。我们发了红色通缉令并不等于一定可以把他弄回来，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不同，你不一定马上能够把他给弄回来，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作用，我们的红色通缉令一发，这个人在那个国家，人家马上会把他列出黑名单，证明这个人是有犯罪前科的。被列入黑名单的人是寸步难行的，你买房，你干什么，你投资都寸步难行，都有人盯着你。而且有的甚至财产也被冻结，冻结以后等着和我们将来讨价还价，别让人卷跑了，马上会给他冻结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采取什么做法？我们派很多人去劝返，我们派人到那儿劝他回来。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我们不太好引渡回来，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像有的贪官到了国外就声称他是法轮功受迫害，什么是法轮功，他自己都不明白。但是他一套上这个名，他就可以往政治上去引。

中国死刑还没有被废除，所以死刑不引渡，所以这也是一个理由。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引渡起来有一定的麻烦，我们当然也承诺了，像余振东回来咱们就承诺不判死刑，引渡回来了。但劝返的作用很好在哪儿？他在那边已经走投无路了，我们再加大工作力度，你还不如自首回国，争取从宽处理。所以这样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实际上习总书记早就讲了，对那些证据确凿的要对外公布，使他们在世界任何角落都成为过街之鼠。他说对这些外逃分子，我们十年二十年也要把他们抓回来。总之，我们绝不能允许这些靠盗窃自己祖国暴富的人跑到境外去享受下半辈子。

所以下一步全国人大一项重要的立法工作就是要审议通过《国家反腐败法》，进一步和国际接轨，我们只有断了腐败分子外逃的退路，才有助于在国内根除腐败。

 

六、全面从严治党要做到个人干净

粉碎“四人帮”时，曾奉叶帅之命接管新华社的老一辈革命家——耿飚，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当过他的秘书。在耿飚的回忆录里曾谈到这么一件事，他退了以后，重返半个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陇东某县，晚饭以后忽然他住的招待所外面人声嘈杂，他就让秘书和工作人员出去看看外面这么乱，出了什么事啊？原来外面黑压压地来了一大群老百姓。他们听说中央来人了，都跑来告他们县里、乡里，甚至村干部的状，要求中央来的领导给主持公道。老百姓怎么劝说都不肯离开，这个县党群、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深受震动，也深为痛心。他就召集省地县的同志开了一次会，他讲话时没批评、没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他讲了一件什么往事？50多年前，耿飚任副旅长的八路军129师385旅就驻扎在这个县，有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还很严重，旅部就决定按纪律枪毙他，老百姓知道了，也是黑压压地来了一大群人替这个违纪的战士求情，耿飚对父老乡亲们说纪律是必须坚决执行的，这没得商量，八路军的纪律是铁的纪律。结果老百姓一下全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就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上前线多杀几个鬼子”。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搀扶那些跪在下面的老人起来，说你们别这么跪着，地下这么凉，你们跪着我承受不起，可老百姓一个都不肯起来。说如果你不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就算跪到明天天亮也不会起来，最后耿飚只得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

故事讲完了，耿飚激动地大声提了个问题，现在我要问问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都面有愧色。为什么这些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了“毛泽东热”？中国老百姓有句非常精辟的语言，“老鼠多了自然就会想到猫”。人们对毛泽东的怀念，其实是对社会公正的怀念，对干部廉洁的怀念。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国家要出问题，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所以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依法执政包含两个方面：既要求我们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规党纪管党治党，而且在标准上是党纪高于国法，在处理上是党纪严于国法。这是咱们党的先锋队性质所决定的。

大家都注意到了去年以来，中纪委在通报一些腐败官员案情的时候经常出现一个很刺眼的短句，就是“与他人长期通奸”。对于一般群众或党外人士来说，这种行为违反了社会道德，但还没有触犯刑律，但作为党员干部来说，出了这种事就为党的纪律所不容。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讲话里，就把有的干部作风不检点，甚至道德败坏、生活放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作为要整治的奢靡之风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这些年来栽倒在上面的领导干部确实越来越多。

有位曾经犯过错误的国企领导曾跟我谈到他在这事上的切身感受，我觉得他谈得很好。他说，透过感情的面纱，除了少数例外，所谓情人对包养她的领导干部一般是没有道德和信义的负担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她和你来往的功利性目的本来就十分明确。否则，人家一个20多岁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凭什么会看上我这个比他父亲岁数还大的老头呢？而且包养情妇的领导干部，在情妇们心中的安全感是绝对不高的。你可以冷淡自己的妻子，对地位上更要次之的她来说，也早晚会有厌倦的一天。而她们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捷径也是要抢抓机遇，尽可能从你身上榨取最多的利益和金钱，而你则会背上远超过自己还款能力的债务。你除了利用权力攫取非法收入外，没有别的出路。她知道你有四处死穴，一怕老婆知道，二怕组织过问，三怕对头利用，四怕网络曝光。抓住这四条你就会变成她的人质。当目的不能达到时，有时她们的出手之狠会使你感到像不认识她，她可以毁掉你的家庭、名誉，包括你几十年奋斗换来的一切。而那些精心策划要取你妻子的地位以代之的情人就更可怕。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答应和老婆离婚，和她结婚只是逢场作戏，随口说说而已，对于这样的承诺她一定会逼你兑现的。养小秘的成为老公，绝非偶然。这位领导干部对我说，让他最痛彻心扉，懊恼万分的感受，也可以浓缩为七个字：上手容易，脱手难。为了寻找年轻的感觉，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

他说，情妇和你的妻子不同，妻子是和你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一路走过来的。她再爱钱，也知道危害你、危害家庭儿女的事不能做。但情妇则不然，她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干你，可以完全不计后果。当你已失去利用价值时，她甚至在潜意识里认为把你送进监狱也不失为甩掉你重新投身他人怀抱的办法之一。因此，当你失去笼罩在身上的光环和权力地位时，不会弃你而去的只有你的妻子，这个世界上真正对你最好的人。我觉得要不是一个深受其害的人是说不出这么深刻的话来。当然他的感受也不是没有偏颇之处，就是有些重谈红颜祸水的老调，把责任全部推给了女方，问题首先还是要从我们领导干部自身去寻找。而且客观地讲，情妇中也同样有受害者。

2006年，深圳有个央企分公司的老总被带到北京“两规”。他高价收买了个别陪护人员替他打电话求救，他不想连累自己的妻子，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不想让她趟这趟浑水，万一她弄不好也进来了，那家就没人管了。他告诉的竟然是一个情妇的电话号码，想利用这个情妇替他冒险。可是后者接了电话以后，竟组织了男方的亲属和企业的员工一共十几个人来北京救人，还制定了三套营救方案，最后冒充送饭的撬开了门，控制了陪护人员，愣把他从“两规”的地方给抢回来。后来在逃亡的火车上被抓，这个“小三”作为这场劫狱闹剧的组织者自然也被判了刑。判决以后，记者问这个20多岁的湖南妹子，说你现在是不是感到后悔了？她淡淡地说，做都做了，有什么后悔的。于是很多网民都主张评选她为“200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这当然是调侃了。所以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至少都要知道自己不能逾越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古人讲，商场上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男女间的“发乎情，止乎礼”，其中的“道”和“礼”都是指道德底线对诱惑的抵制作用。习总书记最近一直号召大家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多次去曲阜，我们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虽然已经过了千百年，但对我们今天还是很有帮助的。

道教《妙真经》有这么一篇叫《修真养生篇》，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天下富贵者有三：贵莫大于无罪，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这段话什么意思？就是所谓人人都追求的“富贵”其实最重要就是三条。第一条，要无罪。行为上没有犯罪，心里也没有罪恶感。第二条，要无忧。不要有每天为之忧心忡忡的事，不要上级纪委的人一进会议室你就脸色发白，以为宣布你来了，也不要晚上一听警笛响就以为奔你们家去了。你要这么每天提心吊胆地活着，还不如赶快自首去算了。第三条，要知足。不要被金钱、美女和各种占有欲所支配，成为他们的奴隶。所以这三条其实讲的都是一点，人最大的富贵是自己身心的自由、精神活动的自由，也就是古人常说的“与其有乐于身，不若无忧于心”。如果一个人被对物质的占有欲所控制，所支配，以至于身不由己，甚至为其所累，就剥夺了自己的精神自由。一个被套上了枷锁的人，不管套在他身上的是有形枷锁，还是精神上的无形枷锁，我们说这个人都和富贵无缘。

现在咱们对干部警示教育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组织大家参观监狱，让被判了刑的过去的同事出来现身说法，我已经去过四次了。有个被评为明星企业家的原国企领导干部的忏悔书，虽然不长，却有很强的思想冲击力。他一开头就这么写的：“当我步入高墙、电网环绕的看守所，踏进武警把守的监狱大门，当我被剃成光头，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走进监号，映入我眼帘的是七八个坐成一排，脸色惨白，两眼闪着凶光的光头，心里‘咕咚’一下犹如掉入万丈深渊。”

对一个曾经一直备受尊敬，甚至让人仰望的领导干部，如今突然落到和抢劫犯、强奸犯这些社会渣子为伍的地步，甚至不得不白天听从他们的使唤，晚上睡在离马桶最近的地方，真是名副其实的万丈深渊。他说我被囚禁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仿佛煎熬般地度过了两年之久，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度日如年。他说此时我多么渴望自由，渴望外面美好的生活，渴望看见绿色，渴望能自由地沐浴阳光，渴望轻松地呼吸空气。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不会“渴望”这些，这些是我们每天都“拥有”的。

 

然而对于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来说，这就显得那么可贵。他们是监狱里今昔反差对比最大的人，往日的地位和尊严已经成了过眼云烟，温暖幸福的家庭生活，妻子在耳边的呢喃絮语，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声，年迈双亲慈祥而满意的目光，如今都不复存在了。他们有的快退休了，却失去了颐养天年的权利，有的还满头黑发，但已注定要在铁窗内度过下半生。他们本来希望用金钱给自己和家庭编织梦幻般的未来，可梦幻破得这么迅速。如今不仅他们希望得到的巨额存款、别墅、绿卡都成了泡影，就连已经拥有的一切也都失去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此刻就想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当一个摆地摊、擦皮鞋的下岗职工，当一个凭着自己在雨淋日晒里蹬三轮车来补贴家庭生计的退休老人，即便这样亦不可得。

 平心而论，我始终认为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者外，他们中绝大多数都不是坏人，他们都是在党和人民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有的还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甚至有过辉煌的过去。和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感情，也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羞耻感的坏人比，他们是有本质区别的。但他们有致命的弱点，就是在拜金大潮冲击下经不住诱惑，贪欲不断膨胀，最后导致自己堕入危险的，甚至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们中有些人只由于一念之差，走错了关键的一步或几步路，被别人牵住了鼻子，到后来想回头也不可能了。其实他们付出的远比得到的多，甚至可以说什么都付出了，却什么都没得到，这就是他们的最可悲之处。

所以我们党反腐败是动真格的，不仅是警钟长鸣，而且是利剑高悬。习近平说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不要心存侥幸，只有做到个人干净，才能在党和人民提供的舞台上做出成就，也铸就自己的无悔人生。

以上就是我学习习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论述的几点体会，不对的地方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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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玉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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