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视野看我国金融战略

 

美元战略大反攻与美国环环相扣的全球布局

随着美国华尔街运动的出现，2007年以来的这场金融危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已经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的危机，而是更多地表现为政治的危机。各国为了转嫁国内的压力，在国际上展开了一场博弈。我们先看看美国在金融危机期间在一些关键事件和长期战略上都做了哪些布局。

次贷危机刚爆发的时候，全球都在指责美元霸权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源头，国际社会呼吁进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美国不可能置之不理，从2009年10月开始全球战略大反攻。美元的反攻，概括起来就是强美元政策和弱美元政策。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同一个时间段采纳这两个相反的策略，主要是针对不同的经济体采取不同的美元策略。

针对相似经济体的欧元区，因为经济结构相似，所以他们在争夺全球资金市场上有竞争，都是资本顺差国，都是靠借债而生存的，能不能借到钱是最重要的。对于这样的经济体必须采取强美元政策。强美元政策会吸引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外汇储备大国去购买其国债和金融债。为了打击欧元区，美国以信用评级的方式导致了希腊债务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凭借信用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欧元之父蒙代尔曾经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欧债危机期间，世界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实际上起了落井下石的作用。

针对互补经济体的中国、日本、德国，都是贸易顺差国，必然在出口上有竞争。这样的经济体具备四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贸易顺差国。第三，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第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处于崛起阶段。对于这样的经济体必须采取弱美元政策。弱美元政策能够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打击制造业大国的出口。第二，通过美元贬值使最大债权国的货币升值，使其国家财富缩水。美国在历史上通过这个方法打压过德国马克和日元，现在一直在迫使人民币升值，从而抬高中国的复苏成本。

还有一种现象，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采取强美元政策打压资源型的国家，比如说俄罗斯。普京的强国梦是建立在油价不断上涨的基础上的，当油价被打压到每桶40到50美元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容易爆发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因此打压油价是美国遏制俄罗斯的重要手段。

经过这一场金融危机，我们看到的是美元一枝独霸，重新回归。

我们先回顾一个基本概念，那就是国际货币体系。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体系大致经历了金本位体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

在金本位体制下主要是英镑霸权，黄金是各国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英镑则是国际最主要的清算手段，黄金与英镑同时成为各国公认的国际储备。金本位解体以后，国际货币体系曾经出现一段非常混乱的阶段。“二战”结束之前，西方主要国家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

在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的财务状况陷入了极度困难。当美国财务状况陷入困难的时候，一般采取增发货币、美元贬值的方式来摆脱债务。但美元贬值使得那些持有美元的大国很不满意，纷纷要求把手中的美元兑成黄金。当时的尼克松总统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76年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会议，建立了牙买加体系。有的金融学家认为，所谓牙买加的体系，也就是说无体系的体系，美元只有乱发的权利，没有承兑黄金的义务，从此以后废除了用黄金清算国际债务的规定。

在长期战略上来说，美国正在进行着环环相扣的全球布局。

第一，美元稳定锚的切换。美元就是一种纸币，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标准一个锚产品才能稳定。什么叫锚产品？船靠岸要抛锚，抛锚才能稳定。美元的锚产品是不断变化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锚产品是黄金。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元的锚产品变成了石油和粮食。

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国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领头羊——沙特阿拉伯签订了协议，双方确定把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并得到OPEC其他成员国的同意。这也使得美元取代英镑获得了国际石油贸易计价货币的垄断地位。

但是石油美元计价体系有一个缺点，就是要看协约国愿不愿意配合。于是美国必须寻找另外一个锚产品——粮食。美国利用一系列的粮食战略，以低粮食价格打垮了其他粮食出口大国。这些粮食出口大国的老百姓失去了种粮的积极性，开始进口美国的粮食，甚至于粮食种子都要依赖美国。美国成为粮食输出大国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用美元来计价。

美元在牙买加体系下还具有另一个属性——生物能源属性。有人说粮食危机实际上是石油危机造成的，两者的价格走势高度一致，背后的逻辑就是美元贬值导致石油价格上涨，涨到一定高度，就会出现替代品，也就是生物能源。生物能源是从粮食里面提炼出来的，主要是玉米。将来种植玉米的土地增加，种植其他粮食作物的土地减少，总体来说粮食价格还是上涨趋势。

现在全球都在谈论气候变暖、低碳转型，在低碳主导体系下，美元的锚产品要变成碳排放权。碳排放权比石油和粮食还厉害，它不存在开采问题，也不存在种植问题，靠的是政治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一锤定音。这就是为什么以这次次贷危机为分界线，美国对于国际气候谈判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之前，美国签署又退出了《京都协议书》，因为当时的美国是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开始，美国不仅仅积极参与其中，而且还试图主导这场国际气候谈判，因为美国需要把锚产品变成碳排放权。锚产品带来了美国从金融霸权向工业霸权，再向生态霸权的转变。

第二，地球优势产业的切换。现在美国试图在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中把握主导权，欧洲也在极力争取，这场竞争非常激烈。美国通过页岩气革命和新能源革命，能够达到能源独立的目的，其战略意义有三点：第一，切断美国对于中东地区石油的长期依赖，有利于其重返亚太地区。第二，能够帮助美国减少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减少，财务状况就能够改善。第三，能够帮助美国降低制造业回归的成本。

第三，制造业的回归。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从制造业帝国向金融帝国转变。以这次次贷危机为分界线，美国意识到了虚拟经济不能长期脱离实体经济，要从金融帝国向制造业帝国转变，要让制造业回归，但这次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要走高端路线。

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要变革和发展制造业，制造业缺乏的国家很容易被制造业强势的国家控制。美国能够控制全球高端制造业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美国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将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就是高端制造业向欧洲和日本输出。因为这两大经济体的研发能力都很强，如果不利用高科技的产品，根本打不开这两大经济体的市场。美国这么做有两个目的：第一，要保持自己在全球高额垄断利润的地位，必须保持自己的创新能力。第二，要遏制这两大经济体的研发能力。值得反思的是，在我们不断向美国要求高科技技术革命解禁的同时，其实也意味着我们已经跟随在别人身后了。

另一种方式，将自己的边际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边际产业就是那些高劳动力成本、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在国内没有发展空间，就必须输出出去。美国只愿意在这方面跟发展中国家互动。

第四，重塑全球贸易版图。一切的布局必须通过规则来实现，在过去30多年，世界遵循的是WTO规则。为什么有了这个规则美国还要另起炉灶呢？因为在这种规则下，商品贸易大国都发展起来了，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发现WTO规则对自己越来越不利，于是着手制定新的贸易规则，我把它称为WTO2.0版，主要是美国的双洋战略。一个是美国在东半球的战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另一个是在西半球的合作，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这种规则对于那些生态环境做得好、服务业做得好、知识产权做得好、高标准劳务做得好的国家有优势，而这些恰恰是中国的短板。

 

欧洲欲利用低碳经济重获世界控制权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在全球布局的核心主线就是要深度修复美国的霸权。欧洲则围绕着低碳经济这条主线进行着财富规则制定、产业、能源、货币等一系列的争夺战。

“二战”之前，欧洲是非常强大的经济体。但是“二战”使欧洲经济遭受重创，经济复苏需要大量资金，这时美国出台了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经济注入了活力。“二战”之后，世界政治格局面临着重新划分。当时美国出台马歇尔计划主要是遏制前苏联对于欧洲的势力扩张。美国又通过成立北约，把整个欧洲的军事权全面控制起来。

随着欧盟的成立和欧元区的组建，欧洲不再满足于长期受控于美国的局面，想要夺回世界控制权，就要在全球推行新的世界主题，那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在全球建立一个认识共同体，在道义上得到全球人民的认可。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全球爆发了两次环保主义运动，一下子使欧洲明白，除了环境问题，再没有哪个问题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引起全人类的关注，与环境相关联的就是气候变暖问题。欧洲终于找到了全球认识共同体的切入点。

接下来就要有一个实现机制，这就是欧洲在全球的布局。第一，新能源技术全球推广机制。在过去的30多年，美国引领全球产业信息技术革命，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获得了巨额财富，比如我们都在使用的电脑系统，想要使用正版软件就必须付费。我通过研究发现，欧洲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拥有全球领先的高科技水平，却做不到像美国那样，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获得巨额的财富。因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并没有优先使用清洁能源。中国有煤，美国控制着全球三分之二的石油贸易，欧洲人发现这种格局对自己非常不利，于是想到了修改国际法。如果通过国际法的形式给世界各个经济体设置一个二氧化碳排放限制值，其他国家就不得不进行实质性的节能减排，就不得不使用清洁能源技术。于是欧洲积极推动了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和2007年的《巴厘路线图》。

第二，将欧元变成关键货币。欧元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国际化的问题，所谓货币国际化，简单说就是拥有某种货币的人和国家越来越多。货币国际化的直接利益就是能够赚到巨额的铸币税。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关键货币演变与能源有着高度的绑定关系。能源大国都非常善于把能源的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进而转化成货币优势。历史上荷兰盾的强大与荷兰有着丰富的泥炭资源是分不开的。当世界能源结构从泥炭变成煤炭，英国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霸主。有人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爆发，除了全球领先的技术创新以外，与英国的煤炭产量占着全球三分之二的比重是分不开的。当世界能源结构从煤炭变成石油的时候，美国的石油产量占了全球绝大部分比重。后来中东地区的石油被大量开采出来以后，国际社会建立了石油美元计价体系，就使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始终跟能源绑定在一起。未来哪种货币能跟新能源绑定在一起，跟碳排放权绑定在一起，就意味着哪种货币能够获得关键货币地位，这场争夺战是非常激烈的。

欧洲总是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让其国家战略落地。《京都议定书》设置了二氧化碳交易机制，有欧盟内部的二氧化碳排放交易机制，还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交易机制。比如说，德国是制造业大国，它的汽车制造业要想扩大再生产，但是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额度限制值不够用，就到中国买指标，不能用现金直接购买，必须以项目合资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一买一卖的过程中，欧洲的清洁能源技术得到了全球扩散，我们好像也达到了低碳转型的目的。但是，要注意欧洲的核心技术是绝对不会出口的。

中国国家金融策略的选择

如果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中国超越亚洲四小龙的机会，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则是中国大大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距离的机会。能否把握好这次机会，取决于中国参与世界财富分配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金融危机以来，除了军事外，世界财富分配主要是通过六个基本力量实现的，即主权货币全球运转能力、对全球资源控制能力、左右市场规则、引领全球产业能力、国家间的利益约定、具有全球感染力理论。因此，中国国家战略选择也应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

第一个战略，把握美元变动规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不断地切换强美元政策和弱美元政策，实际上是把增长留给了自己，把问题留给了全球。因为世界货币体系不公平性就在于，美联储相当于世界的中央银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改变只是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来进行改变，但是它的流动性却影响全球。美国发行的货币60%在海外流通，只有40%在本土流通。我们的人民币只有1%在海外流通，99%是在本土流通。我们的货币政策影响不了美国，但是它的货币政策却直接影响到我们。应该说，美元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阵地，看懂美元才能看懂一切。

通过1973年到2013 年这40 年间美元汇率走势的周期性特征分析，可以得出与美元变动相关的基本规律：

第一个规律，每当全球经济发生危机时，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呈升值状态；危机之后，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呈贬值状态。危机爆发，很多人都明白现金为王，捂紧口袋不要搞投资。现金在全球来说指的就是美元，这个时候持有美元成了备选资金的一个选择。

第二个规律，美元历次升值都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灾难性打击。每次美元贬值，都给世界某些角落带来泡沫。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么多年来不仅是被通缩，而且是被通胀。一种情况是美元贬值，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像是印钞机，带去的是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世界上爆发的四次大的通货膨胀都是美元贬值带来的。另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美元升值，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像是提款机，带去的是输入性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因为在美元升值阶段，最有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世界上爆发了一轮又一轮的新兴经济体危机，都是因为美元出现趋势性的走强。这背后的逻辑是，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全球资金的关键不在总量，而在流向。

第三个规律，美元是商品波动的“指挥棒”，美元指数是观察市场风险的风向标。分析某一个商品的价格，一定要有两个思维逻辑，一个是经济基本面的逻辑，一个是美元的逻辑。经济基本面逻辑就是供求分析，实体经济的走势。但光有这个思维逻辑是不够的，还要有美元的逻辑。因为这个世界80%的大宗商品是以美元来计价的，美元与大宗商品、原油、黄金、粮食以及新兴市场的股市指数往往有着高度相关的关系。

第四个规律，美元是引起资产波动的重要因素。与分析商品价格不同，我们在分析资产价格的时候，除了经济基本面逻辑和美元逻辑以外，还要有政策逻辑和市场预期。

在过去九年间，美元总是与新兴市场走势背道而驰，实际上就是高度的负相关。美元贬值，把资金输入新兴市场，带动新兴市场指数上升。把资金撤走，引起新兴市场指数下跌。但从去年开始，新兴市场与美元呈现出了一致的趋势，原因就是近期股票市场的波动。

这一轮股市的上涨，很多人理解不了，很多经济学家也找不到理论来解读。经济基本面这么糟糕，股票市场却这么繁荣，有的经济学家批判这是中国资本市场非预期的发展。但是我做了一个长周期的数据分析，上证指数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P（购买力平价指数，叠加在一起，发现近十年间我们国家发生了两次通货紧缩，期间都出现了股票市场的牛市。我把它定义为在通缩背景下的国家牛市。

实体经济不好，资金必然要找出路。如果房地产市场好，资金都流入房地产市场。如果股票市场好，资金必然流入到股票市场。资金是追逐利润的，这个时候政策出台就成了重大的风向标，我把它称为“心脏起搏器”。在政策没有变动之前，股票市场也没有改变，一旦政策改变了，再加上市场预期，牛市就是这么出现的。

第五个规律，美元走势呈政治经济周期，历届大选之前美元走强，之后美元呈贬值态势。美元每天的波动一定会按照市场规律，但是美元一旦趋势性走强或趋势性下跌，整个世界会爆发重大风险，在风险的同时还隐藏着战略机遇。2012年美国大选期间，美元上涨了一个多月了，但是从各种指标来看，美国的财务状况非常不好，解释不通。在大选结果宣布之后，美元开始下跌。

我认为，政治家的利益最大化就是选票的最大化。美国大选要符合中位选民理论，美国的中位选民就是中产阶级。美国中产阶级的生存状况直接影响美国大选的投票率，中产阶级对各方面状况都很满意，美元走强，就会吸引全球资金回流到美国。

第六个规律，每次美元走强都与美国新经济到来高度相关。美元有一个周期性的波动，一般都是10年左右的下跌，然后有5到7年左右的上涨。我判断，未来美元要经历一个长周期的上涨。奥巴马的新能源革命和页岩气革命，与里根时代的个人电脑革命和克林顿时代的互联网新经济有着共同之处，对美国经济复苏起着发动机的作用，它能够强有力地带动一大批产业链。

　把握美元变动规律，其重大意义在于：一是通过美元升贬的窗口了解世界经济变化趋势；二是把握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机遇期；三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二个战略，设计让美国独自承担汇率和通胀风险的特殊机制，规避美债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随着美元不断贬值，国家财富缩水。虽然美元最近在走强，未来几年可能会进入长周期上涨。但是在过去100年间美元的总体趋势是贬值的。

那么，中国持有美元国债的风险该如何化解？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主要有两大风险，一是对外贬值，即汇率风险；二是对内贬值，即通胀风险。解决美债风险的根本之策，是要设计一种让美国独自承担汇率风险和通胀风险的特殊机制。

特殊机制一：要求美国发行“奥巴马债券”以对抗汇率风险。“奥巴马债券”是一种以“非美元计价”的债券。此设计主要是借鉴“卡特债券”的历史经验。从“卡特债券”当年发行历史看，有其重要的特定背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冷战和长达15年的越南战争，使得卡特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提高；在国际收支方面，外围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大部分是美元资产，而美国则累积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美元对主要货币发生了恐慌性暴跌；在全球层面，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经济陷入了“滞胀”，卡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缓解国防开支压力，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通胀率进一步攀升；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当时欧洲货币共同体正在积极组建中。卡特政府当时意识到美元走跌的严重性，认为如果不拯救美元可能会丧失美国最核心利益。于是，出台了“拯救美元计划”，“卡特债券”就是该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拯救美元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欧洲国家的支持，为了获得资金和支持，美国必须承担更大的风险，即独自承担汇率风险。1978年，卡特政府发行了以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计价的美国债券，总价值为52亿美元。这种发债模式不仅为美国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也有效地促进了美国干预外汇市场的国际合作。

 

对比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美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上世纪70年代末情况极为相似。如果能够促成美国发行“奥巴马债券”，不仅有利于外汇储备持有国规避汇率风险、提高资产的多元化水平，而且有利于转变美国过度消费和过度借贷的增长模式，美国以承担汇率风险为代价促进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变。如果美国有发行“奥巴马债券”的意向，接下来中国可以提供两种可供选择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直接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这种方式可以将对外提供资金、规避汇率风险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结合起来。第二套方案是美国以其他币种如日元或瑞士法郎等发行债券，中国购买这类债券。这将直接提高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多元化水平，完善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

特殊机制二：要求美国将中国的存量美债置换成“通胀联动国债”以规避通胀风险。“通胀联动国债”是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一种根据通货膨胀指数调整收益率的债券类型，能够有效排除债券投资者因为美元通货膨胀蒙受的损失。在存在通货膨胀风险的条件下，将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与美国通货膨胀率挂钩，能够有效保护我国外汇财富不因通胀上升而缩水。美国政府虽于2009年8月4日开始就向中国承诺将继续发行通货膨胀保值债券（TIPS），但这只解决了增量问题，中国还有巨额的存量美债仍然存在贬值风险。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美元贬值引发的通胀风险，中国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国持有的存量美债置换成“通胀联动国债”，防止美债泡沫破灭的风险。

特殊机制三：将“债权变股权”投资美国实体经济。近年来，各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都在动态变化中，但其变化趋势是逐步从传统的政府债券投资演变到兼做股票投资。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从成立之初的3.54亿新加坡元增加到1640亿新加坡元，公司净值增加460多倍。其中，有38%的资产组合为金融类股权。成长为全球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投资管理风格日趋主动活跃，其资产分布不再集中于G7定息债券类工具，而是着眼于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我们可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的经验，通过把债权转换为股权，实现对欧美金融投资转换为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这既能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和保值增值问题，又能回避主权财富基金直接投资的敏感。目前，美国正致力于发展新能源、绿色环保、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为了实现“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美国正新建和改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电网等基础设施。中国以自身所持有的部分美国国债和金融债做抵押，以抵押贷款参股等多种方式投资于美国的新兴产业和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把中国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速铁路技术、装备、劳务输出到欧美发达国家。这样，不仅可以实现资本输出带动和扩大国内各种设备、技术、零配件、原材料的出口，创造出口需求，缓解中国相关产业和企业的产能过剩压力；还可以借此扩大劳务输出，促进中国的国内就业。

第三个战略，提高“制海权”和“制陆权”，保持贸易和能源安全通道。全球资源分配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海洋分配和大陆分配。中国是贸易大国和资源需求大国，保持贸易和能源安全通道，必须提高“制海权”和“制陆权”。

一是实施“海权金融”战略。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中国最大优势，海上贸易和金融的安全对中国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一旦发生战争，敌方会对华实施海上封锁，阻断中国大部分海上贸易。这一最大优势将会转变成中国军事上的一大劣势。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认为：以贸易(商品输出)立国的国家，必须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利益和海外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制海权，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主要因素。一百多年来，海权金融成为世界贸易、金融、政治和军事的核心，并诞生了诸如纽约、伦敦、香港、上海等世界或者区域金融中心。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一直以来，以进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每年需要从海外大量进口石油，马六甲海峡是主要的原油运输通道，海上贸易和金融的安全对中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二是实施“陆权金融”战略。“陆权金融”是对海权金融的补充。自贸区网络和新丝绸之路则是“陆权金融”的重要载体和依托。中国以自贸区网络破解美国双洋战略。一方面，与东盟和亚太各国建立广泛的自贸区，以应对美国的TPP挑战，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以及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另一方面，将“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结合在一起，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和问题，过去的平衡关系已经被打破，很多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建设缺乏资金的问题，而那些资本顺差国握有大量的资本需要寻求投资的地方。“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为三种类型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解决矛盾的平台。一是投资需求国，这些国家都面临着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需要引进投资。二是投资输出国，需要投资场所。三是资源输出国，因为投资需求国在经济建设中需要资源。

同时，建立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能够帮助中国解决自身的困难。第一，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冲突不断。任何一个大国崛起其实不完全取决于本国，还要取决于周边国家，如果周边国家不断骚扰，哪里还有心思发展自身。我们通过这个利益共同体能够将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变成合作的关系。第二，中国的“双过剩”，即外汇储备过剩和产能过剩将得到缓解。在过去发达国家解决自己的产能过剩有两种方式，要么通过战争的方式，要么将过剩的产能向国际转移。中国现在只能采取第二种方式，因此“一带一路”是我们进行产能国际转移的最好平台。第三，中国要实现从区域一体化到金融货币一体化的转变这一长期战略，必须要先依靠“一带一路”推动交通、港口、建筑、铁路、电力、通讯这六大基础设施产业走出去。

第四个战略，中国产能海外布局战略。一个国家的产业强大最终将转化为货币金融力量，重塑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刚刚开始的新能源革命中，一个国家能否迅速占领全球产业制高点，主要取决于对“新一代能源体系”如何设计。新一代能源体系应具备经济高效、能源替代、兼容利用和互动运转的特点。中国的“新一代能源体系”能否具备这些特点，关键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作好“四张网”的前期基础设计工作。第一张网，分布式能源网络。要进行能源利用体系的革命，即对国内能源“吃光用尽”，不浪费。目前，分布式能源网络是欧洲领先，而我国是“逆世界”潮流。第二张网，洲际兼容网络。也是要进行能源利用体系的革命，即能源网络设计要具有兼容性。目前，洲际兼容能源网络是欧洲领先，而我国也是“逆世界”潮流。第三张网，智能能源网络。进行能源运转体系的革命，实现能源“双向互动”，即新能源网络不仅要实现不同能源之间的互动，而且要实现生产端与消费端之间的互动，以解决“短缺”现象。目前，智能电网是美国领先，我国也能跟上世界潮流。第四，超导电网。进行能源效率体系的革命，即修建能源高速公路，跑得快。目前，超导电网是美国领先。2011年5月我国首座超导变电站，也是世界首座超导变电站，在甘肃省白银市建成并安全运行。

产能过剩和产业升级是所有制造业大国都面临的共性难题。通过产业国际转移是发达国家消化过剩产能的共性规律。产业海外布置国际上有两种模式，一是日本“边际产业”，二是美国“比较优势产业”转移模式。借鉴国际经验，中国产业海外拓展可走两种道路。一是低端道路，通过“边际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获得资源、合理避税、消化过剩产能和转移碳排放。二是高端道路，通过“优势产业”向欧美发达国家扩散，以获得技术、销售网络、规避“双反”和主权财富保值增值。

第五个战略，国家间的利益约定，即不挑战现存体系。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必须处理好与现在体系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能否找到一条与大国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当今世界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时说，我们都应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强国必然对古老的霸主发起挑战，从而触发世界范围的冲突，犹如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和斯巴达。冲突的结果也会是灾难性的，像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一样，两个强国都走向衰落。

西方学者总结出的“世纪性规律”值得我们思考。16世纪以来世界上出现过四个领导者和四个挑战者。16世纪的世界领导者是葡萄牙，盟友是荷兰，挑战者是西班牙。17世纪的世界领导者是荷兰，盟友是英国，挑战者是法国。18世纪的世界领导者是英国，盟友是俄国、美国，挑战者是法国。20世纪世界领导者是美国，挑战者是前苏联、德国和日本。世纪性的规律就是，盟友将成为下一个领导者，而挑战者必败。所以大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启示，尽量减少与现存世界体系正面冲突，不挑战霸权国家，以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打压中国？是因为中国是世界老二吗？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吗？地缘政治学已给出了答案。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认为：谁控制了世界岛(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整个世界。欧亚大陆板块有两个国家非常重要，中国和俄罗斯。只要美国有霸权思想，中国和俄罗斯永远是它打击和肢解的对象。

中国不称霸，不是策略选择。第一，没有这个可行性。第二，没有这个利益驱动。美国尽管在经济上走下坡路，但是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外交等方面都仍然是全球性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仅仅是经济上的全球性国家。总体来说，中国在全球战略体系的判断是美强我弱。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第一，要抓住战略机遇期，而且要努力把这个战略机遇期延长。第二，不能把美国的军事打击力量吸引到我方来。中国的战略是要避开美国的锋芒，寻找它的弱项。美国有两个不可控因素，一个是经济霸权在逐步丧失。这个趋势是历史性的和战略性的。“二战”之后，美国的GDP占全球比重的一半，现在只占五分之一，这个下滑的趋势不是中国造成的，而是美国自己造成的。当年一个马歇尔计划造就了欧洲的崛起，这个经济体一下子把世界经济总量切割掉了很大一部分；一个东方马歇尔计划成就了日本的强大；之后美国引领的全球化运动又带动了金砖国家的崛起。

另一个是美国的联盟战略逐渐失效。这分别表现在经济和外交两个领域，这恰恰是中国有所作为的领域。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在国家安全上他们希望搭上美国的战车，在经济发展上则希望搭上中国的快车。他们知道，在一个国家没有明确遭到军事打击之前，应该始终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在经济领域和外交领域采取战略攻势，我们在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在经济领域，第一，我们要与美国保持战略绑定关系。中国和美国拥有巨大的共同市场，对于美国来说，阻止中国的发展不仅成本太高，而且对美国的伤害不亚于对中国的伤害。第二，利用经济生态影响政治生态。美国在全球霸权根基是经济霸权，在经济领域多极化最可能尽快结束美国霸权。

第六个战略，建立全面强国理论体系。一个国家强大，往往是思想先行、理论先行。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强国就开始将其“经济理论”逐渐普遍化，向全球传播与渗透。那些政治上和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为了不断地开辟国际市场,以此来推行他们认同的经济理论,力图使之成为世界文化。这是强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上霸权的表现。弱国由于急于摆脱落后局面，认为强国所建立的经济理论是国家繁荣的真谛，于是强国的经济理论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新自由主义就是美国金融霸权主义理论基础。该理论的全球传播，成为世界范围的财富转移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发展范式首先在拉丁美洲国家得到实践，并扩展到东南亚和东亚各国，且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得益于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使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得到了巩固。在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世界的20多年中，世界上20%的富人与另外20%的穷人的贫富差距增加了280%。没有自己的强国金融理论，只能陷入意识形态的陷阱。

中国能不能就此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要看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科学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强国理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一个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强国理论，就如同没有主干的大榕树，即便是GDP总量全球第二，枝繁叶茂，那也只是短暂的繁荣。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如何实现中国的理论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金融危机期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祸首时，也强调了发展中国家要建立自己的全面强国的理论的必要性。那就是要将本国的“政治经济学说发展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这不仅适用于危机时刻，也适用于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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